多诺万走进公寓，在餐厅的桌边坐下。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材料在面前摊开来，举止间带有一种抑制着的兴奋。他花了几个星期，打了几十个电话，跑了很多腿，才搜集到眼下正要仔细翻看的这份资料。

一开始的时候，调查着实令人气馁；实际上，从纯粹的数字统计来看，调查注定是要失败的。露安·泰勒失踪的那年，肯尼迪国际机场安排有7万多次国际客运航班。认为她逃跑的那一天有200班，或者说，每小时10班，因为在凌晨1点到6点之间没有班机。多诺万将搜寻范围缩小，调查了10年前记者招待会举行之日登上国际航班的20至30岁之间的女性，时间则限定在下午7时至凌晨1点之间。记者招待会开到6点30分，多诺万怀疑她是否能赶上7点的班机，但也说不定班机晚点了，他不能有半点大意。

这就意味着要调查60次航班约1.5万名乘客。多诺万在调查中得知，大部分班机保留着最近5年的乘客记录，再早些的就存档了。这使他的调查似乎显得容易了一些，因为70年代中期大部分航班记录都已输入了计算机。然而，在寻找10年前的乘客记录时，多诺万碰到了障碍。从联邦调查局可以得到那些记录，他们告诉他，但一般还得通过发传票。

调查局里有个熟人欠他一个人情，多诺万可以找人帮忙。用不着提及详情或者说出人名，多诺万就跟他的熟人讲清了他的调查范围，并且指出他要找的人可能用的是新办的护照，而且带着个婴儿旅行。就这将范围缩小多了。只有三个人对得上这些很窄的条件，现在他正在看这三个人的名单以及她们最后为人所知的住址。

接下来，多诺万打开他的通讯录。他要拨打的电话号码是一家名为贝斯特·达塔的公司，它是家全国有名的资信核查机构。这些年来，这家公司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收集了姓名、住址，还有更为重要的社会保障号。该机构为很多征询这类信息的公司服务过，包括募捐机构以及核查借贷人信用的银行等。多诺万将这三个人名及最后所知住址告知了贝斯塔·达塔的工作人员，同时给出了自己的信用卡号码以支付费用。5分钟之内，他便得到了这三个人的社会保障号、所知的最后住址，还有5个相邻者或者邻居的地址。他将这些信息与航班记录进行了对照。两个女人搬了家；鉴于她们10年前的那个年纪，这一点并不奇怪；这期间，她们或许因工作或结婚的原因而搬迁了。不过，另外一个女人没有改变住址。查询单标明凯瑟琳·萨维奇仍住在弗吉尼亚。多诺万打电话给弗吉尼亚的电话号码查询服务台，但并没有被告知那个姓名地址相对应的电话号码。他没有灰心，又打电话到弗吉尼亚机动车辆管理局，报上那女人的姓名、最后所知住址，还有社会保障号，这社会保障号在弗吉尼亚同时也是驾驶执照号。管理局的人只愿意告诉多诺万她有一张现在仍有效的弗吉尼亚驾驶执照，但不愿透露执照是什么时候颁发的，也不肯说出那女人现在的住址。的确不走运，但多诺万已经从一堆乱麻里寻出了很多线索。至少他知道她现在住在弗吉尼亚，或者，至少她拥有一张弗吉尼亚州的驾驶执照。现在问题是她究竟在弗吉尼亚州的哪个地方？他有办法查出来，但同时又决定再挖掘更多一些有关这女人的背景材料。他回到办公室。在报社里他开了一个上网账户，可以接到网上社会保障总署的个人收人与救济金估算报表数据库。在调查方法上，多诺万是很守旧的，但即便是他，偶尔也会半生不熟地做点网上冲浪。要调查一个人，只需查出这人的社会保障号，其母亲婚前的姓，还有其本人的出生地点。多诺万手中已经掌握了这些资料。露安·泰勒出生在佐治亚，这个他能肯定。然而，凯瑟琳·萨维奇的社会保障号的前三位数字表明她出生在弗吉尼亚。如果露安·泰勒与凯瑟琳·萨维奇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泰勒就是弄了个假的社会保障号。这个手脚并不难做，但他不敢肯定这女人有这样的门路。个人收入与救济金估算报表列出始自50年代初一个人的个人收入，其对社会保障基金所贡献的数额，以及根据其贡献在退休后可望享有的补助金。这些为通常所列的信息。然而，多诺万看到的却是一面空白的屏幕。凯瑟琳·萨维奇没有任何个人收入历史。露安·泰勒工作过，多诺万知道这一点。她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货车站的餐馆里。她要是拿了薪水，她的老板们就应该扣下工资税，包括社会保障金。看来不是老板没交，就是露安·泰勒根本就没有社会保障号。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他再次打电话给贝斯特·达塔公司，又同样查询了一回。然而，这次给的答复却不一样。对社会保障总署而言，露安·泰勒并不存在。她根本就没有社会保障号。在那里已得不到更多的信息。现在该是多诺万采取重大步骤的时候了。

那天晚上，多诺万回到家里，打开一个文件夹，取出一张国内收人署2848号表格。表格名为“代理权力与代理人声明”。就国内收入署的文件来说，这算是一张比较简单的表格，但却具有很大的权力。凭着它，多诺万可以获取他调查对象的各种保密税收单据。的确，填表时他得歪曲一点事实，伪造一下签名，但他的动机是纯正的，因而，他的良心很安宁。再说，多诺万知道，国内收入署一年能接到上千万例纳税人索要关于他们报税情况的请求。伪造签名的人也并不是没有，而是大有人在。多诺万微笑了。这种概率甚至要比中奖的概率大些。他开始填表格，填入那女人的姓名、所知的最后住址、她的社会保障号。他把自己填作她的纳税代理人，索要她前3年的联邦纳税申报单。填好后，他将表格寄了出去。

他等了两个月，打了无数个电话去催，但他没有空等。国内收入署的邮件最终等来了，他急不可耐地读着寄来的材料。凯瑟琳·萨维奇是个极其富有的女人。她去年的纳税申报单长达满满的40页，这表明了她富有的程度以及这种高收入所牵涉的复杂的财务关系。他索要的是她前三年的纳税申报单，但国内收入署只寄来一年的，原因很简单，她只提交了一次纳税申报单。这个谜团很快就解开了，因为作为凯瑟琳·萨维奇的纳税代理人，多诺万有权和国内收入署联系，并且可以询问他想知道的有关他纳税人的所有问题。多诺万了解到，凯瑟琳·萨维奇的纳税情形一开始激发了国内收入署的极大兴趣。一位美国公民享有这等高水平的收入，并且30岁才首次提交纳税申报单，这事儿足以让最懒散的税务官惊得跳起来去查个究竟。100万以上定居国外的美国人干脆从来就不提交纳税申报表，使得政府损失了几十亿应得的税收，因而，这方面就一直为国内收人署所关注。不过，他们起初的兴趣很快就消失了，因为税务官询问的每个问题都得到了答复，而且所有答复都有充分的文件证据。多诺万是这样被告知的。

多诺万看着他与国内收入署税务官的谈话笔记。凯瑟琳·萨维奇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县，实际上，当她还是个少女时，就离开了美国，因为。她父亲由于生意上的关系移居了国外。在法国，她长成了年轻女子，邂逅并且嫁给了一个富有的德国商人，那时他侨居摩洛哥。两年多以前，他去世了，财产顺理成章地留给了他的遗孀。这些全属于无息的、非劳动收入。现在，作为一位掌握自己财产的美国公民，她开始向自己的祖国交纳收入所得税。国内收入署税务官向多诺万保证，案卷里的文件很多而且都合法。一切都光明正大。在国内收入署看来，凯瑟琳·萨维奇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尽管侨居国外，仍旧依法纳税。

多诺万靠在椅背上，双手抱在脑后，注视着天花板。那位税务官还告诉了多诺万另外一条有趣的消息。国内收入署最近收到凯瑟琳·萨维奇的地址变更表。她现在人在美国。事实上，她回到了她的出生地：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县。至少根据她的档案上看是这样的。夏洛茨维尔正是露安·泰勒母亲的出生地。对多诺万来说，这恐怕绝不会是巧合。

根据手中这么多信息，多诺万对一件事已经相当肯定：露安·泰勒最终回国了。既然他对她生平的每一层面几乎都已了如指掌，多诺万觉得该到他们真正会面的时候了。他开始考虑的是怎么以及在哪里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