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多诺万坐在《华盛顿论坛报》忙乱的新闻编辑室里，盯着面前的电脑屏幕。在他那乱糟糟的小隔间里，好多家权威机构颁发的奖品、奖状点缀着墙壁及书架，其中包括他30岁前荣获的普利策奖。多诺万现年五十出头，但仍保留着他年轻时的干劲与热情。像大多数调查记者一样，他对世态人情极尽嬉笑怒骂，这恐怕不光是因为他看到的黑暗面太糟。眼下，他手头上正调查的一件事，令他极为痛恨。

他正浏览着笔记，一道影子投在了他的桌上。“多诺万先生？”

多诺万抬起头，看见是信件收发室的一个年轻人。“什么事？”

“这是刚送来的。我想是你要的研究资料。”

多诺万谢了他，接过袋子。他埋头读起来，显然兴趣很高。

他正在调查的抽奖之事很有挖掘潜力。他已做了大量研究。国家大抽奖每年获利几十亿美元，而且，利润还在以每年20％的比率增长着。政府每年付出约一半的收益作为奖金，10％左右支付彩票销售人的酬金以及用于其他运作开支，40％留为利润。这么大的赚头让大多数的公司为之瞠目。多年来也进行了很多调查，探讨抽奖是否相当于一种递减税收，输家主要是穷人。围绕这一问题，学者们也一直争论不休。政府声称，从人口统计上来看，穷人在这一游戏上投入的花费与他们的收入并不是不相称。多诺万对这些争论并不满意。他知道，事实上，成千上万玩彩票的人生活在贫困线边缘，他们孤注一掷，抛出社会保障金、食品券以及手里的一切东西，去购买可能发财的机会，却不知这机率渺茫到荒唐可笑的地步。而政府在详细说明机率问题时，其广告中的言辞又大大叫人误解。还不止这些。多诺万还发现，令人吃惊的是，中奖人的破产率每年高达75％。每年12位中奖人中有9位先后宣告破产。他着眼的报道角度是财务管理公司和其他一些老谋深算的组织控制了这些可怜的人，基本上将他们搜刮一空。慈善机构对他们穷追不舍。形形色色兜售奢华物品的商贩子将他们并不需要的东西卖给他们，还口口声声说他们的商品是暴发户们标志身份所“必不可缺”的。只不过磨磨嘴皮子，他们的要价便翻了10倍。问题还不仅仅如此。由于贪婪压倒了理智，突如其来的财富使得家庭瓦解，多年的友情破裂。

多诺万觉得，对于这些财政崩溃，政府同样该受谴责。约在12年前，他们授予头奖一大笔巨款，缓征税一年，以吸引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广告对此大肆渲染，以大号铅字鼓吹奖金为“免税”的，却在下面用小号铅字告知公众奖金实际上只是缓税，而且只有一年时间。以前，奖金是事后分阶段支付的，而且政府自动扣掉税金。现在，就纳税而言，中奖人得自己安排。多诺万得知，有些人以为自己不欠税，就大手大脚地花钱。由本金所挣的收入同样得缴名目繁多的税收，税额也很高。政府只是拍拍中奖人的肩膀，冲他们笑笑，然后便将他们搁在那儿不闻不问了。如果他们不够精明，没有建立起复杂的会计与财务体系，收税人就会假托种种惩处与权利政策，追在身后，从他们身上掏走最后一个子儿，弄得他们比原先还要潦倒。

这种游戏的企图实际上是最终毁掉中奖人。政府假意造福人民，实际上却在作恶。这是魔鬼的游戏，而我们自己的政府却在跟我们玩这样的游戏，多诺万坚信这一点。政府这么做只出于一个动机，唯一的动机，那就是金钱。跟所有的人一样。他看过有些资料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粉饰。一旦有媒体真正攻击或曝光这个问题，政府彩票官员就立妈即拿来大堆大堆的统计数据，表明彩票的钱派了多少好用场，以此压下风声。公众以为钱被指定用于教育、公路保养等公益事业，但实际上，一大部分归人了一般目的资金，最终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地方，远不是用来买课本或填路上的坑洼。彩票官员拿到了大笔的薪水支票和更为丰厚的红利。支持彩票事业的政客看到大笔大笔的资金流进他们管辖的领地。一切腐败透顶，多诺万觉得该是暴露真相的时候了。他要用笔保护那些不够幸运的人们，就像他在他整个记者生涯中一直所致力去做的那样。不说别的，多诺万至少得羞辱一番政府，让它重新考虑一下这一庞大财政来源的道德问题。也许什么也改变不了，但他要尽力而为。

他把注意力又重新集中到那袋文件上。他已经就前5年的情况检验了他的破产理论。手里的这份文件给他提供了再往前7年的结果。他一页页翻看着历年中奖人的资料，结果几乎完全相同，个人宣告破产的比率保持在大致每年9比12。令人震惊。他开心地翻着纸页。他的直觉分毫不差。这可不是侥幸碰上的。

突然，他停住了，目光盯在一页纸上，不见了笑容。这页纸上列的恰好是10年前的12位中奖人。这不可能。一定是弄错了。多诺万拿起电话，打电话给他做这项调查所约请的研究服务中心。不，没有错误，服务中心告诉他，破产档案属于公开记录。

多诺万慢慢挂上电话，重又盯着这一页纸。名单上列着：赫尔曼·鲁迪，博比·乔·雷诺兹，露安·泰勒等连续12位中奖人。他们没有一个宣布破产。一个也没有。每12个月为一期的抽奖当中结果总有9个人破产，唯独这一期没有。

大部分像托马斯·多诺万这般有能耐的记者依赖的是两种内在的素质：坚韧与直觉。直觉告诉他，他要抓住的这件事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着眼或许也同样精彩，就跟正在修改的文章一样，不时有奇思妙想闪现。

他要去查些资料。他想私下里做，新闻编辑室过于嘈杂了。他将文件扔进破旧的公文包，很快离开了办公室。因为不是上下班交通高峰期，他20分钟后便回到了他在弗吉尼亚的那套小公寓。多诺万离过两次婚，没有孩子，精力便完全放在了工作上。他正和艾丽西亚·克兰交往，两人感情慢慢深厚起来。她是华盛顿的社会名流，家庭富有，曾一度与政界高官有密切联系。在这些交往圈里，他从来没有如鱼得水的感觉。不过，艾丽西亚支持他，对他忠心耿耿。说实话，傍着锦衣玉食的她倒也不坏。

他在家中的办公室里坐下，拿起电话。肯定有办法查到人家的资料，尤其是有钱人，不管他们如何谨守秘密。他给国内收入署里一个多年的线人打了个电话。他将那先后12位未宣布破产的中奖人姓名报给了那个人。两个小时后来了回电。他边听电话，边在名单上做记号进行核对。他又问了几个问题，谢过朋友后，挂上了电话。他低头看着名单。除了一个外，所有的名字都被划去了。据这位线人说，这11位中奖人每年都按时提交了税收申报单。不过，这条线只愿告诉他这些。他不愿告诉多诺万详细情况，只是补充说这11位中奖人的税收申报单上所报的收入额高得惊人。过去10年里，他们是如何避免了破产，并且发达起来的呢？这问题强烈地吸引着多诺万，而与此同时，又冒出了一个更让他迷惑不解的问题。

他低头注视着唯一那个没被划掉的中奖人的姓名。据他的线人说，这个人没有提交过税收申报单，至少没用自己的姓名提交过。事实上，这个人根本就是失踪了。多诺万隐约想起她失踪的原因。两人谋杀案，一个是她在佐治亚乡郊的男朋友，还有另外一个男人。涉及到毒品。10年前，他对这件事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兴趣。那女人刚刚赢了一亿美元就失踪了，而巨款也跟她一起失踪了，要不是这个，他根本就想不起这回事了。看着名单上那个特别的名字，露安·泰勒，他的好奇心大起。她一定是为逃脱谋杀的指控而改变了身份。凭着中奖的奖金，她可以轻而易举地编织出一个崭新的生活。

多诺万笑了，他突然想到或许有办法查出露安·泰勒的新身份。也许还有更多的名堂。至少他可以试试。

第二天，多诺万给佐治亚州瑞克斯维尔县的治安官打了个电话。那里是露安的家乡。罗伊·韦默5年前去世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任治官安比利·哈维是杜安的叔叔。一谈起露安的问题，哈维便对多诺万打开了话匣子。

“她杀了杜安。”他愤恨地说道，“毫无疑问，她使杜安卷入了毒品案。哈维家族虽不富有，但我们有我们的自尊。”

“过去这10年里，你得到过她的什么消息吗？”多诺万问道。比利·哈维停顿了很长一会儿。“嗯，她曾寄过一些钱。”

“钱？”

“寄给杜安家里的人。他们没跟她要过钱，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

“他们收了？”

“嗨，他们年纪大了，又穷得要命。对那样大笔的钱，你不可能不动心的。”

“有多少呢？”

“20万美元。如果这还不表明露安问心有愧的话，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多诺万悄悄吹了声口哨，“你们试着追查过钱是从哪里寄来的吗？”

“我那时还不是治安官，但罗伊·韦默追查了。他甚至还找了些当地的联邦特工来帮忙，但是一无所获。我还帮助了周围的其他一些人。但从他们那里，我们也无从追寻到她的下落。她就像个幽灵似的。”

“还有别的什么吗？”

“噢，你要是能见到她，你告诉她哈维家族没有忘记这笔账，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谋杀逮捕令依然有效。我们要让她回佐治亚来，好好把她奉为座上宾。我是说，至少判她20年以上的徒刑，或是终生监禁。谋杀罪没有时效条令。我说的对吗？”

“我会告诉她的，治安官，谢谢你。哦，不知道你是否能送我一份这个案件的档案。尸体剖检报告啦，调查记录啦，诉讼状啦，诸如此类的？”

“你真认为这么久之后还能找到她？”

“30年来，我一直在做这类事情，这方面我很在行。我肯定要试一下的。”

“那好吧，我给你寄去，多诺刀先生。”

多诺万给哈维留下了《论坛报》的联邦特快专递号码和地址，然后挂上电话，做了些笔记。泰勒换了名字，这是肯定的。就算只为开始追寻她的踪迹，他也得查出她的新名字。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他调查了露安生平的方方面面，他从《瑞克斯维尔报》上弄到了她父母讣告的复印件。讣告里总有些有意思的东西：出生地、亲属以及其他能提供有价值信息的内容。她母亲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县。多诺万跟讣告里所列出的亲属中如今还活着的少数几位谈了话，但没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露安从没和他们联系过。

接着，多诺万竭尽所能，尽量全面地发掘了露安在国内最后一天的活动情况。多诺万和纽约警署及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的人员谈了话。治安官韦默在电视上一看见她就立即通知纽约警方，告诉他们露安是佐治亚州通缉在案的嫌疑犯，涉及两人谋杀案与非法毒品买卖。他们随即在汽车站、火车站，还有机场布下了天罗地网。在一个700万人口的城市里，这是他们所能采取的最佳措施了；他们又不能去设置路障。然而，却没有那个女人的踪影。这让联邦调查局大惑不解。有一位熟悉档案的特工，多诺万曾和他谈过话，据他说，联邦调查局弄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来自佐治亚乡下的年轻女人能轻而易举地逃出他们布下的网，况且她不过二十来岁，七年级就辍了学，怀里还抱着个婴儿。她不可能乔装改扮以及伪造证件，或者说他们是这么认为的。她在全国电视网上露面不过半小时，警方就撒下了网。没有人行动这么迅速。而且钱也一起失踪了。当时，联邦调查局有些人怀疑她是否得到了帮助。但这条线没有追下去，因为其他一些对国家更具影响力的危机事件占去了调查局的时间与人力。他们正式下的结论是，露安。泰勒没有离开美国。只不过是开车离开了纽约，或者坐地铁去了某个郊区，然后隐居在国内的什么地方，或者也许去了加拿大。纽约警方向治安官韦默报告了布控的失败，事情就这么了结了。一直到现在。现在，多诺万兴趣大起。直觉告诉他，露安·泰勒离开了这个国家。不知怎的，她逃脱了法网。若是她上了飞机，那么他可有好东西挖掘了。

不论怎样，名单范围可以缩小了。他要调查特定的某一天，甚至那一天的几个钟头。他将按照他定下的前提开始追查，这个前提就是，露安·泰勒逃出了美国。他将集中调查10年前在那一段时间里飞离肯尼迪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班。假如肯尼迪国际机场的记录里找不到任何线索，他将把注意力放到拉瓜迪亚和纽瓦克国际机场。至少这是个开头。国际航班比国内航班要少得多。假如他必须调查国内航班，他明白他的报道将另换个角度。可报道的角度着实太多了。他正要开始着手工作时，治安官哈维寄的包裹到了。

多诺万在工作间里一边大口嚼着三明治，一边读着档案。尸检照片看上去自然是很吓人，然而，这吓不倒这位久经沙场的老记者。他在他的记者生涯里见过更恐怖的。读了一个钟头后，他将档案放到一边，做了些笔记。从情形上来看，他相信露安·泰勒是清白的，哈维指控她并据此要逮捕她的罪名是站不住脚的。他也亲自在佐治亚州瑞克斯维尔县做了些个人调查。实际上，据所有人说，杜安·哈维是个懒惰成性、游手好闲的家伙。他无所用心，成日里不过是喝啤酒，追女人，对人类贡献不了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相反，几个熟悉露安·泰勒的人都告诉他，露安勤劳、朴实，是个有爱心的母亲，对她的小女儿无微不至。她十几岁时就没了父母，日子虽然艰辛，但还是努力撑持着。多诺万看过她的照片，甚至还找到一盒10年前公布她为中奖人时的录像带。她确实是个美人，但在她的美貌之下还潜藏着某些东西。她并非仅仅是凭着漂亮的外表挨过这些年的。

多诺万吃完了三明治，喝了口咖啡。杜安·哈维身受致命的刀伤。另外那个人，奥蒂斯·伯恩斯，同样死于上身的刀伤。他的头部也严重受创，但并不足以致命，这显然表明有过一场搏斗。碎裂的电话听筒上发现了露安的指纹，而且活动住房里到处都有她的指纹。但既然她住在这儿，这就并不足以为奇。有一个证人作证说那天早上看见她在奥蒂斯·伯恩斯的车里。经过调查，多诺万相信杜安才是家里贩毒的人，他揩了油，结果被发现了，尽管治安官哈维坚持相反意见。伯恩斯可能是给杜安提供毒品的人。他在邻近的格威奈特县有一份很长的犯罪档案，都与毒品有关。伯恩斯可能是来找杜安算账的。谁也说不准露安·泰勒究竟知不知道杜安贩毒的事情。她一直都在货车站餐馆工作，直到她买了彩票后不见了踪影，只在纽约短暂地露了一下面。所以，就算她知道杜安所从事的副业，她也没从中获得多少利益。那天早上她是否在活动住房里，与那两人的死亡是否有干系，也是没弄清楚的问题。多诺万对此实际上并不关心。他没理由去同情杜安·哈维或是奥蒂斯·伯恩斯。这时候，他还弄不清自己对露安·泰勒有什么样的感觉。但他很清楚，他想找到她。他非常想找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