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德里曼和布劳格斯并肩走在一条被轰炸过的商店街道上。他们是外形很不相称的一对：教授戴着水晶眼镜、叼着烟斗，鸟似的弓腰驼背，也不看路，只迈着碎步；布劳格斯金发碧眼，身穿侦探喜欢的风衣，头戴式样夸张的便帽，步伐坚定稳健。

高德里曼说：“依我看，‘针’大有来头。”

“为什么？”

“不然的话，他不能如此胆大妄为又不受惩罚。就是那行‘向威廉致意’，准是指的卡纳里斯。”

“你认为他是卡纳里斯的心腹吗？”

“反正他是某个人的亲信——也许是比卡纳里斯更有权势的人呢。”

“我觉得这条线索会给我们一些什么。”

“有来头的人一般是在中学、大学或者军校里建立起来的关系。看看那个”

他们正好在一家商店外面，原先的玻璃橱窗如今成了一个大空洞。一个粗制滥造的招牌，钉在窗框上，上面一行用手写的字：“比先前更开放。”

布格劳斯哈哈大笑，说：“我在一个挨了炸弹的派出所外面看到过一个牌子：‘乖一点，我们还在办公’。”

“这倒成了一门小型艺术了。”

他们继续走着。布劳格斯说：“这么说来，如果‘针’确实与某个高层人物同过学，又怎么样么？”

“上学的时候，人们总喜欢合影。在肯辛顿的地下室——那栋房子战前是军情六处的办公室——米德温特收集了成千张德国军官的照片：在学校的留影、军官聚会的合影、毕业检阅典礼、和希特勒握手、报纸上刊登的照片——应有尽有。”

“我懂啦，”布劳格斯说，“如果你是对的，而且‘针’上过德国的伊顿和桑赫斯特这类学校，我们很可能找得到他的照片。”

“几乎可以肯定找得到。间谍通常忌讳照相，但他们在成年当上间谍之前不会。我们在米德温特的档案里找到的将是一个年轻时的‘针’。”

布劳格斯说：“但我们怎么认出来他呢？谁也没见过他啊。”

“不，有人见过。加顿太太的房客对他很熟。”

那幢维多利亚式的红砖住宅矗立在俯瞰伦敦的一座小山上。布劳格斯认为，那样子像是忿忿然地盯视着希特勒对它的城市造成的破坏。住宅高高在上，是发射电波的好地方。

“针”大概是住过顶层。

布劳格斯想不出，在一九四〇年的黑暗日子里，“针”从这里向汉堡发过什么秘密情报：飞机工厂和炼钢厂的地图参数？海岸布防详情？政治传闻？防毒面具？防空洞和沙包？英国人的士气？轰炸破坏报告？

“干得好啊，老兄，你们终于把克里斯琴·布劳格斯给炸死了——”别想了。

一个身穿黑色上装和条纹裤子的老年人打开了门。

“早安，我是苏格兰场的布劳格斯探长。我要和屋主说句话，劳驾啦。”

布劳格斯看到那人的眼睛里跳动着恐惧，随后门洞里出现了一位年轻妇女，说：“请进来吧。”

地面铺着花砖的门厅泛着地板蜡的气味。布劳格斯把他的帽子和外衣挂到一个立架上。老人消失在房子的深处，女人领着布劳格斯进了一间客厅。屋里摆着贵重的家具，有一种旧式陈设的富丽。在一辆小推车上有一瓶瓶的威士忌、杜松子酒和雪利酒，全都是未打开过的。那女人坐到一把雕花的扶手椅上，架起二郎腿。

布劳格斯说：“那个老人为什么害怕警察？”

“我公公是个德国犹太人。他在一九三五年为了逃避希特勒的迫害来到这里，一九四〇年你们却把他关进了集中营。我婆婆见前途无望，就自杀了。他刚刚才从马恩岛被释放出来。他有一封国王给他的信，对给他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布劳格斯说：“我们没有集中营。”

“集中营确实是我们英国人发明。在南非。你难道不知道吗？我们埋首研究自己的历史，却老是忘记历史中的点点滴滴。我们实在善于对不愉快的事实眼不见为净。”

“那也不见得是件坏事。”

“怎么说？”

“一九三九年，我们何尝不是对这样一个不愉快的事实眼不见为净：我们不可能打赢一场与德国人的战争——但看看后来的演变。”

“我公公也是这么说的。他不像我那么犬儒主义。我们能帮苏格兰场做些什么？”

布劳格斯很喜欢和这位女士像这样谈话，但现在他不得不把注意力回归到工作上。

“是有关四年前在这里发生的一宗谋杀案。”

“都那么久以前的事了！”

“冒出来了一些新的证据。”

“我当然知道那宗谋杀案。这里原先的房主被一个房客谋杀了。她没有继承人，我丈夫从她的遗嘱执行人手里买下了这栋房子。”

“我想找当年的房客问问情况。”

“好的。”那女人的敌意消失了，她那张聪慧的脸上现出正在努力回想的表情。

“我们刚搬进来时，原先住在这儿的三个房客还在：一名退役的海军军官、一位推销员和一个约克郡的小伙子。那个小伙子后来参了军——他还给我们写信。那位推销员应征入伍，死在了海上。我了解这些情况，因为他的五位太太中有两位与我们还有联系！至于那退役军官，现在还住在这儿。”

“还住在这儿！”真是好运气。

“我想见见他，劳驾。”

“没问题。”她站起身，“他有一把年纪了。我来带你到他的房间去吧。”

他们走上铺了地毯的楼梯，来到二楼。她说：“你先跟他聊聊，我去找参军的那小伙子最近来的那封信。”

她敲起门。布劳格斯苦笑想着，我的房东太太才懒得为自己找这种麻烦。

一个声音在屋里回答：“门开着呢。”布劳格斯走了进去。

那位退役军官坐在窗边的一把椅子上，膝上裹着一条毯子。他穿着一件运动夹克，戴着衬领，打着领带，架着眼镜。他的头发稀疏，胡子灰白，曾经很坚毅的脸上如今皮肤松弛，布满皱纹。这房间成了一个靠回忆度日的男人的家：有几幅航船的绘画、一台六分仪和一架望远镜，还有他本人年轻时在“文契斯特号”军舰上的留影。

“你瞧瞧这个，”他头也不回地说，“告诉我那小子为什么不参加海军。”

布劳格斯走到窗口。屋外路边上停着一辆马拉的面包店送货车。那个所谓的“小子”是个穿裤子留短金发的女人。她有着硕大的胸脯。布劳格斯笑了。

“那是个穿裤子的女人。”他说。

“哎呀，果然是！”那军官转过身来，“你知道，这年头是男是女可真说不准。女人居然穿裤子！”

布劳格斯作了自我介绍。

“我们重新审理了一九四〇年在这里发生的一宗谋杀案。我相信你和那个叫亨利·费伯的凶嫌，曾经同时住在这儿。”

“没错！我能帮什么忙吗？”

“你对那个费伯记得清楚吗？”

“清楚极了。高大的个子，深色的头发，谈吐文雅，举止安详。穿得相当破旧——你要是以服装取人，可就要看走眼了。我也不是不喜欢他，只是我没那份心思去好好了解他，而且他似乎不想让人了解。我估算他的年纪大概和你相仿。”

布劳格斯忍住没笑：他已经习惯人们只因为他是警探就把他的年纪估计得偏大了。

那军官又补充说：“我肯定他没干那事。你知道，我对人的性格还有点了解——你不学点这方面的本领，是没法指挥一艘军舰的——那个人要是色情狂的话，我就是赫尔曼·戈林了。”

布劳格斯突然联想到，这老头儿把穿裤子的金发女人误认为男人，还错估了他的年龄，肯定是不中用了，不禁感到失望。

他说：“你知道，你总该要求看一看警察的证件的。”

那老军官有点吃惊：“那好吧，咱们看看吧。”

布劳格斯把打开皮夹，把克里斯琴的相片给他看：“请看。”

老军官端详了一会，然后说：“拍得真不错。”

布劳格斯叹了口气。老头子的眼睛几乎全瞎了。

他站起身。“这次就谈这些吧。”他说，“谢谢你。”

“欢迎你随时来，我一定尽力相助。如今我对英格兰没有多少价值了——连国民军都不要的人，确实够不中用的了，唉。”

“再见。”布劳格斯向外走。

那女人在楼下的客厅里。她递给布劳格斯一封信。

“地址是一个军队信箱号码，”她说，“毫无疑问，你能找得到他在哪儿。”

“你知道，老军官没什么用啦。”布劳格斯说。

“我猜也是。不过，有个客人，他这一天过得总算有点意思。”她打开门。

布劳格斯一时冲动，说：“你肯赏光和我一起吃顿晚饭吗？”

她脸上掠过一道阴影。

“我丈夫还在马恩岛呢。”

“对不起——我原以为——”

“没关系。我感到荣幸。”

“我想请你放心，我们不是盖世太保。”

“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孤单的女人难免会变得刻薄。”

布劳格斯说：“我妻子死在空袭中。”

“那你应该了解，战争会引起一个人的恨意。”

“对，”布劳格斯说，“它会引起一个人的恨意。”

他走下台阶。门在他身后关上了。开始下雨了。

克里斯琴死的那天也有雨。布劳格斯因为和高德里曼翻阅一些新资料，回家晚了，他拼命往家里赶，希望可以在克里斯琴出去开救护车之前，和她一起待上半小时。天黑了，雨已经下起来了。

布劳格斯为她感到骄傲，很骄傲。和她一起工作的人都说，她这样的一个女人胜过两个男人。她在灯火管制的伦敦街上开车驰骋，像个老兵似的拐弯时只用两轮着地，尽管这城市四处起火，她却吹着口哨，谈笑风生地穿行其间。人们都说她无所畏惧。布劳格斯比他们更了解她：她心里是害怕的，只是不表露出来罢了。他之所以会知道，是因为早晨他起床而她上床时，他看到了她的眼睛。这种时候，夜里的可怕情景已经过去了几小时，她也不用再那么强撑着了。他知道，她并非不害怕，但却勇气十足，他感到骄傲的正是这个。

他从火车上下来时，雨下得更大了。他向下拉了拉帽子，把衣领竖起来。他在一个商店给克里斯琴买了香烟——她像很多妇女一样，最近也抽起烟来了。店主只卖给他五包烟，因为货源短缺。

一名警察拦住了他，要验看他的证件——又耽搁了两分钟。一辆救护车驶过他身边，很像是克里斯琴开的那辆，那是一辆征用来的水果运输卡车，漆成了灰色。

他走进家门时，心情开始紧张起来。爆炸声听着越发近了，而且他还能清楚地听到飞机声。今天夜里，东区又会伤痕累累，看来他又得要在莫瑞森防空洞睡觉了。很近的地方又有一次爆炸，他加快了步伐。他连晚饭也要在防空洞里吃了。

他拐进自己那条街，看到了许多辆救护车和救火车，赶紧拔腿跑起来。

有炸弹落在了他家的街上，离街的中央部位不远，应该就在他家附近。老天爷，可千万不要是我家，不要——

屋顶上被直接命中，房子彻底被炸平了。他向人群冲过去，那儿聚着邻居、消防队员和志愿人员。

“我太太没事吧？她出来了吗？她还在里面吗？”

一名消防队员同情地看着他：“没人出来，老兄。”

救护人员在翻着瓦砾堆。突然，一个人叫道：“在这儿了！”随后他又说：“倒大霉啦，是无所畏惧的克里斯琴！”

布劳格斯冲到那人身前。克里斯琴在一大堆砖头下面。可以看得见她的脸；她双眼紧闭。

那个救护人员叫着：“吊车，哥儿们，赶快。”

克里斯琴呻吟了一声，动了动。布劳格斯说：“她还活着！”他跪到她身边，把手伸到一块大砖垛的下面。

那个救护人员说：“你抬不动的，孩子。”但那块砖垛却被抬了起来。

那个救护人员说：“天哪，你会砸死自己的。”一边说一边赶紧弯腰来帮忙。

大砖垛抬起离地面两英尺高时，他们用肩膀扛住了它。现在重量不再压住克里斯琴身上了。又来了一个人，再来了一个。四个人一起把大砖垛撑了起来。

布劳格斯说：“我把她抬出来。”

他爬到斜坡砖顶的下面，把妻子搂在怀里。

有人叫道：“该死，往下滑啦！”

布劳格斯把克里斯琴紧紧搂在胸前，赶紧往外爬。他刚刚出来，那几个救护人员就松开了砖垛，跳到了一边。砖垛落在地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布劳格斯意识到，这块大砖垛刚才就是这样落到克里斯琴身上的，心里明白她是没救了。

他把她抬到救护车上，车子马上开走了。她死前又睁了一次眼，并且说：“你们只好靠自己来赢这场战争，我可帮不上忙了，孩子们。”

一年多后，当他从海格特顺着下坡走到伦敦市区时，泪水又涌了出来，和落到脸上的雨水交织在一起，他想起刚才女主人说的那句至理名言：战争会引起一个人的恨意。

十八岁的比利·帕金，本该在他父亲开在斯卡伯罗的皮革厂中当学徒，却因为战争的需要被军队按二十一岁接收，并一路被提升为中士。现在，帕金正受命率领他的先遣班穿过一座燥热的树林，向一个尘土飞扬的意大利村庄前进。

意大利人已经投降，但德国人还没有，正是德国人在意大利抵御着英美联军。联军在向罗马挺进，对帕金中士这个班来说，这是一次长途行军。

他们在一座山顶上走出树林，卧倒在地，观察位在山脚下的村庄。帕金取出他的望远镜，说：“我现在他妈的要是能喝上一杯茶该有多好。”他学会了喝酒、吸烟、睡女人，说的话和其他当兵的人没两样，也不再参加祈祷会了。

这些意大利的村庄有的有设防，有的没设防。既然不知道哪里有设防哪里没设防，在接近这些村庄时就一概得小心翼翼。这得消耗掉不少时间。

山的下坡上没有多少隐蔽之处——只有几片灌木丛。村子的外围有几栋白色的房合，然后是一条河，河上有座木桥，然后是更多的房子，中间有个小广场，边上有镇公所和钟楼。从钟楼到木桥视野开阔：如果这里驻有敌人，一定在办公所里。

周围的田地里有几个人影在干活。天晓得他们是谁：可能是地道的农民，也可能是法西斯党徒、黑手党分子、游击队员、共产党人……甚至可能是德国人。在没有开火之前，你根本无法知道他们会站在哪一边。

帕金说：“上吧，下士。”

五分钟之后，瓦特金斯下士踏在通往村庄的土路上，头上戴了一顶便帽，军装外面裹了一条肮脏的旧毯子。他肩上扛着一个包袱，里面装的什么东西说不上，从一口袋洋葱到一只死兔子都可能。他跌跌撞撞地，不像是在走路。到了林边，消失在一座低矮的农舍黑乎乎的屋里。

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贴墙站着，这样从村子方向便看不到他了。他向山顶上的士兵们望过去，挥起手：一次，两次，三次。

全班爬下山坡，进了村子。

瓦特金斯说：“所有的房子都是空的，中士。”帕金点点头。

他们从房子之间运动到河边。帕金说：“该你了，哈德森。把这条小河当作密西西比河游过去吧。”

二等兵哈德森把他的装备整齐地堆放在一起，摘下钢盔，脱下皮靴和紧身军上衣，溜进窄窄的溪流。

他在对岸露出水面，爬上岸去，消失在房舍中间。这次等候的时间长些，因为要察看的范围更大。

最后，哈德森走回木桥这边。“要是这儿有德国人，他们也都藏着呢，”他说。

他重新装备整齐，全班通过木桥，进入村子。他们靠着街道两侧，向广场前进。

一只鸟从一间屋顶上飞起，惊动了帕金。他们经过一座座房舍时，有人踢开了一些房门。里面没有人。

他们站在广场边上。帕金向办公所点了下头。

“你到那里边去过了吗，哈德森？”

“去了，长官。”

“这样看来，这村子是我们的了。”

“是的，长官。”

帕金向前走，准备通过广场，这时，猛烈射击爆发了。随着枪声大作，子弹冰雹般落在他的周围。有人尖叫了一声。

帕金躲闪着，弯腰低头地奔跑着，在他前面的瓦特金斯用手掐着腿，痛得直叫；帕金把他抱了起来。一颗子弹“砰”的一响，掠过他的钢盔。他冲向最近的一间房舍，撞开门，摔进了屋里。

射击停止了。帕金冒险向门外窥视。有一个人受伤倒在广场上：是哈德森。真不公平。哈德森动了一下，跟着就响了一枪。随后他便不动了。

帕金说：“这些该死的杂种。”

瓦特金斯叫着：“唔！”随后龇牙一笑，举起了什么东西，“不在里面了。”

帕金又向外面看去。

“他们在钟楼里，”他说，“那儿没大空间，不会有很多人的。”

“不过他们可是会开枪的。”

“是啊，他们把我们困在这儿了。”帕金皱了皱眉，“有炸药吗？”

“嗯。”

“咱们看看。”帕金打开瓦特金斯的背囊，取出了炸药。

“有了。给我装一支十秒钟的引信。”

其余的战士在街道对面的那栋房子里。帕金向他们叫着：“哎！”

那门口露出一张脸。

“中士？”

“我打算扔个番茄。我一声令下，你们立刻开枪掩护我。”

“好的。”

帕金点燃一支香烟。瓦特金斯递给他一包炸药。

帕金大叫：“开火！”

他用香烟点着引信，跨到街上，抡开手臂，把炸药投向钟楼，然后立即转身，钻回屋里。自己人的火力在他耳中轰轰作响。一个子弹擦过门框，激起的木屑擦着了他的下巴。继而是炸药的爆炸声。

没等他看，街对面就有人喊：“炸个正着！”

帕金走出屋外。那座古老的钟楼坍塌了。就在烟尘落到废墟上时，听到了一声不合时宜的钟声。

瓦特金斯说：“你以前是打板球的吧？那一下掷得可真他妈的准。”

帕金走到广场的中央。看来，那些被炸得七零八碎的尸体，拼凑起来刚好是三个德国人。

他说：“这钟楼也实在太不结实了。就算我们一块朝它打喷嚏，大概也会震塌的。”他转过身去，说道：“多活一天，多赚一天的美金。”这是美国大兵的俚语。

“中士，您的电话。”通讯员说。

帕金走回来，从他手中接过话筒。

“喂，我是帕金中士。”

“我是罗伯茨少校，中士。从现在起解除你的实际职务。”

“为什么？”帕金的第一个念头是，他们发现了他的真实年龄。

“上面要你回伦敦。别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把你的班交给你的下士负责，返回基地来。路上有车接你。”

“是的，长官。”

“命令还说，你绝对不准以任何理由拿你的生命冒险。懂了吗？”

帕金咧嘴一笑，想到了钟楼和炸药。

“懂了。”

“好吧。上路吧。你这个走运的小子。”

布劳格斯想，别人之所以都叫帕金小子，是因为他们认识他，都是在他参军之前。毫无疑问，帕金如今已道道地地是个男人了。他迈着优雅和自信的步伐，用锐利的目光四下张望，与上级军官在一起不卑不亢。布劳格斯知道他在年龄上撒了谎。倒不是因为他的模样和举止，而是由于每当提及年龄时他流露出来的细小反应——那种小反应，像布劳格斯那样经验丰富的刑讯官，会出于职业习惯一下子注意到的。

他们刚告诉他要他看一些照片时，他还挺开心。现在，他到米德温特先生在肯辛顿布满灰尘的地下室里的第三天，那种开心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乏味。最让他烦恼的则是不准吸烟的规定。

其实，布劳格斯更烦，因为他不得不坐在旁边看着帕金。

有一天，帕金说：“你们不会把我从意大利叫回来帮着破一宗四年前的谋杀案吧？那完全可以等到打完仗再说。还有，这些照片大多是德国军官。要是这宗案子需要我守口如瓶，你们最好告诉我。”

“你的确该守口如瓶。”布劳格斯说。

帕金又回去看照片了。

那些照片全是些旧照片，大多数都已发黄、褪色，许多还是从书籍、报刊上剪下来的。有时候，帕金还要使用米德温特先生周到地提供的放大镜，更仔细地辨认合影中的小面孔；每逢这种时候，布劳格斯的心就怦怦直跳，直到帕金把放大镜放在一旁，拿起另一幅照片时，他的心跳才缓和下来。

他们到附近的一家酒馆去吃午饭。和战时的大多数啤酒一样，这儿的啤酒很淡，但布劳格斯依然认为，应该明智点，只让年轻的帕金喝上两品脱——要是任他喝，他会一口气灌下个一加仑的。

“费伯先生是个不爱多说话的人。”帕金说，“你不会认为他有那种动机。跟你说，女房东长得不错，而且她还想干那种事。回想起来，要是我当时懂得怎么上手，搞不好我自己就会把她占有啦。嘿，我当年只有——十八岁。”

他们吃了面包和起司，帕金吞下了一打腌洋葱。他们回去时，在大门外停留了一阵子，以便帕金再抽一支香烟。

“他是个大个子，长相漂亮，谈吐优雅。但我们都没怎么重视他，主要是因为他的衣着很差，骑着一辆自行车，而且也没钱。我猜想这可能是一种巧妙的伪装。”他带着询问的意味，扬起了眉毛。

“可能吧。”布劳格斯说。

当天下午，帕金足足找出了三张费伯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九年前才拍的。米德温特先生把这几张照片翻拍了。

海因里希·鲁道夫·汉斯·冯·穆勒-古德（“咱们还是叫他费伯好了。”高德里曼说着，笑了一声）于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出生于西普鲁士一个叫做奥伦的村子里。他家世代都是当地殷实的领主，父亲是家中的次子，他本人也是次子。次子都是要做军官的。他母亲是第二帝国一位高级军官之女，生来就受到教育，要做贵族夫人，也果真如愿以偿。

他十三岁的时候，进入了巴登的卡尔斯鲁赫军校，两年后转入柏林附近更有名望的格罗斯-李奇特菲尔德军校。两所军校都以艰苦训练、纪律严明著称，学员的思想是靠藤条、冷水澡和粗劣的食物来磨炼的。海因里希在那里学会了讲英语和法语，还学习了历史，最后以本世纪以来的最高分通过了毕业考试。

在他就学的经历里，只有另外三条记录：在一个严寒的冬天，他反抗当局，直至半夜溜出校门，步行一百五十英里到了他姑妈家；在一次训练中，折断了他的摔跤教官的手臂，还因为不服从上级挨过鞭子。

一九二〇年，他作为见习军官，在韦塞尔附近的腓特烈菲尔德中立区短期服役，一九二一年在梅兹的军校接受军官训练，并于一九二二年被授予少尉军衔。

（“你那次用的什么字眼？”高德里曼问布劳格斯，“‘相当于伊顿和桑赫斯特的德国贵族学校’，对不对？”）

随后的几年里，他在五六处地方短期执勤。他也是个成绩出众的田径运动员，尤其是在长跑项目上。

他和人从不深交，从未结过婚，还拒不参加纳粹党。由于国防部一位中校军官的女儿怀孕这件事，不明不白地牵连到他，他晋升为中尉一事被延迟了，但最终在一九二八年，他还是当上了中尉。他和上级军官谈话时仿佛是同级，这一习惯之所以得到接受和原谅，是因为他是个步步高升的年轻军官，而且是普鲁士的贵族。

二十年代末，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校成为海因里希的伯父奥托的挚友，并多次在他家的奥伦庄园中度假。一九三一年，还没上台当总理的阿道夫·希特勒曾是那里的座上客。

一九三一年，海因里希晋升为上尉，并到柏林执行秘密使命。这是他最后一张照片拍摄的时间。

大约从那时起，他似乎就不复存在了。

“剩下的我们可以推测，”珀西瓦尔·高德里曼说。

“德国情报机构训练他掌握了无线电发报、使用密码、测绘地图、盗窃、讹诈、破坏和暗杀。他在一九三七年前后来到伦敦，有充分时间为自己弄到可靠的掩护身份也许是两个。他的孤独习性，是间谍生涯磨炼出来的。战争一爆发，他就认为已获准杀人了。”

他看着他办公桌上的照片。

“他是个挺帅的家伙。”

那是第十汉诺威狙击营长跑队的合影。费伯的位置居中，举着一只奖杯。他有着高高的额头和长长的下巴，蓄着短短的头发，一张小嘴上缀着窄窄的胡须。

高德里曼把照片递给比利·帕金。

“他变化大吗？”

“他的样子要老多了，不过也可能是他……装的。”他沉思着端详着那照片，“他的头发现在长多了，胡须也不见了。”他隔着桌子把照片递过去。

“不过这就是他，没错。”

“档案里还有两条，都是推断。”高德里曼说，“第一，他们说他可能在一九三三年进入了情报机构——一名军官的履历没有明显的原因而中断时，一般都会这么猜测。第二条是谣传，未经任何可靠来源证实，说他当过几年的斯大林亲信顾问，用的名字是瓦西里·赞可夫。”

“这难以置信。”布劳格斯说，“我不相信。”

高德里曼耸了耸肩。

“在希特勒上台的那段时间，有人劝说斯大林处决了他的军官中的精英。”

布劳格斯摇了摇头，换了个话题：“我们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呢？”

高德里曼想了想。

“咱们把帕金中士调过来。他是我们所知唯一一个亲眼见过‘针’的人，他了解的情况很多，我们不能让他在前线冒险了。另外，把这幅照片好好复制一下，由一位修版师把他的头发加厚，把胡须去掉。然后我们就把照片分发下去。”

“我们要大张旗鼓地通缉他吗？”布劳格斯疑惑地说。

“不，目前我们要悄悄地动手。如果我们一登报，他就会闻风而遁。当前只要把照片送到警察部队就可以了。”

“只做这些？”

“我想就这些。除非你另有主意。”

帕金清了清喉咙。

“长官？”

“嗯。”

“我当真宁愿回部队去，我不适合做行政工作。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中士。在这个斗争的舞台上，多一个少一个意大利村庄没有什么不同——但这个叫费伯的人，却可能使我们输掉这场战争。用美国人的话说：‘我不是在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