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我们已经失去了对情况的控制。”珀西瓦尔·高德里曼说。

弗雷德里克·布劳格斯点点头表示同意，又补充了一句：“这怪我。”

高德里曼心想，小伙子看起来很疲乏。他面带倦容已经快一年了，是他妻子的尸体被从住宅的瓦砾堆中抱出来那天夜里开始的。

“我对责任归属问题不感兴趣。”高德里曼爽快地说，“在莱斯特广场你失去那金发男子踪迹的那一会儿，一定出现了什么情况。”

“你看见他们接上头了吗？”

“可能。”

“等他回到斯托克威尔，我们又盯上他时，我认为他已经放弃了当天的接头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会在昨天和今天再设法接头才对。”高德里曼在他的办公桌上用火柴摆着图案，这种帮助思考的办法已经养成了习惯。

“在那栋住宅里还没有动静吗？”

“没有。他已经在屋里待了四十八个小时了。”布劳格斯又说了一遍，“这怪我。”

“别啰唆了，老弟。”高德里曼说，“是我决定放他跑的，以便能把另外的人引出来，我仍然认为这一招没错。”

布劳格斯一动也不动地坐着，表情茫然，双手插在雨衣的口袋里。

“如果他们已经接过头，我们就不能耽搁，立刻把那金发的家伙抓起来，弄清他的任务。”

“那样的话，我们就失去了机会，没法跟踪‘金发人’找到真正危险的人了。”

“你决定吧。”

高德里曼用火柴摆了一座教堂。他瞪着那图案看了一会儿，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半便士硬币，往空中一扔。

“背面。”他盯着说，“再放他二十四小时。”

房东是个来自克莱尔郡利斯敦瓦纳的中年人，他是爱尔兰共和党分子，暗中希望德国人赢得这场战争，以便绿宝石岛永远摆脱英国人的压迫。他拖着犯关节炎的腿，一瘸一瘸地围着那栋旧住宅转，收每周的房租，脾气很坏。

在第一层，他敲响那老人的门。这个房客总是很高兴见到他。老人大概见到谁都高兴。他说：“喂，莱利先生，你想喝一杯茶吗？”

“今天没时间。”

“噢，好吧。”那老人把钱递过来，“我以为你已经看到厨房的窗子了。”

“没有，我没到那儿去。”

“噢！是嘛，那儿有块玻璃不见了。我用遮光窗帘把那儿蒙上了，但是还是透风。”

“谁把玻璃打碎了？”房东问。

“说来有意思，玻璃没打碎，就在草地上平放着呢。我想是油灰太老，自己掉了。要是你能弄点油灰来的话，我可以自己把它修好的。”

你这老傻瓜，房东心里想，但他说：“我看你没想到你可能被窃了吧？”

那老人面露惊异：“我从来没想到这个。”

“没人丢失什么值钱的东西吧？”

“没人跟我说起过。”

房东向门口走去。

“好吧，我下去的时候看看好了。”

那老人跟着他走了出去。

“我觉得新来的那家伙不在，楼上那个，”他说，“我有两天没听到动静了。”

房东嗅了嗅。

“他在房间开伙吗？”

“我可不知道，莱利先生。”

两个人上了楼梯。那老人说：“要是他在家的话，可够安静的。”

“不管他做的是什么菜，不能让他再做了。这气味真他妈的糟透了。”

房东敲起门。没人应答。他打开门，走了进去，那老人跟着他。

“哎哟哟，”老警官热衷地说，“我看你们这儿死了人了。”他站在门口，扫视着房间。

“你碰过什么东西了吗，帕迪？”

“没有，”房东回答，“另外，请称呼我莱利先生。”

老警官不理他。

“不过，死的时间不算长。我嗅到过比这更糟的味道。”他查看了旧五斗柜、矮柜上的箱子、那块褪色的地毯、天窗上的旧窗帘和屋角皱巴巴的床。没有搏斗过的迹象。

他走到床前。那年轻人的面部平静，双手搭在胸前。

“要不是他这么年轻，我就会怀疑他是心脏病发。”没有可以表明他是自杀的空安眠药瓶子。他拿起五斗柜上面的皮夹，把里面翻了一遍。有一张身份证和一张配给证，还有相当厚的一叠钱。

“文件都整整齐齐，他没有被窃。”

“他住到这儿只有一个星期左右，”房东大着胆子说。

“我对他一点不了解。只知道他从北威尔士来，在一家工厂做工。”

警官评论着说：“如果他像他外表这样健康的话，他应该在部队服役的。”他打开了桌上的箱子。

“见他妈的鬼，这是什么玩意儿？”

房东和那老人这时都挤进了屋里。房东说：“这是无线电电台。”那老人忽然说：“他身上有血！”

“别碰尸体！”老警官说。

“他肚子上挨了一刀。”老人坚持说。

警官小心地把死者的一只手从胸前举起，露出一小块血痂。

“他原先淌过血。”他说，“离这最近的电话在哪儿？”

“再过去五户人家。”房东告诉他。

“把房间锁上，在外面等我回来。”

警官离开了这栋房子，敲响有电话的那家邻居的门。一位妇女开了门。

“早安，夫人。我可以用一下您的电话吗？”

“请进。”她指给他放在厅里的一个立架上的电话。

“出什么事了——发生了什么让人震惊的事情吗？”

“就在这条路旁边一家出租公寓的一个房客死了。”他一边拨电话一边告诉她。

“被谋杀的吗？”她睁大眼睛看。

“这要由专家来下结论。喂？请琼斯局长听电话。我是坎特。”他看着那女人。

“我可以请您在我向上司报告时到厨房回避一下吗？”她失望地走开了。

“喂，局长。这具尸体挨了一刀，他还有一部手提发报机。”

“再说一遍地址好吗，警官？”

坎特警官告诉了他。

“对，他就是他们监视的那个人。这是军情五处管的案子，警官。到四十二号去，把你发现的情况告诉监视小组。我也同时通知他们的负责人。快去吧。”

坎特谢过那女人，便穿过街道。他很激动：在他三十一年任大都会警察的生涯中，这才是他遇到的第二件谋杀案，原来还牵扯到间谍！他可能会就此晋升成警长。

他敲起四十二号的门。门开了，两个男人站在门里。

坎特警官说：“你们是军情五处的特工吗？”

布劳格斯和特警处的探长哈里斯同时到达，布劳格斯在苏格兰场当警官时就和他认识了。坎特领他们看了那具尸体。

他们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看着蓄着金色胡须的年轻人平和的面孔。

哈里斯说：“他是谁？”

“代号叫‘金发人’，”布劳格斯告诉他，“我们认为他是两周前跳伞来的。我们截获了发给另一个间谍、要与他接头的电报。我们知道那密码，所以能监视接头地点。原本希望‘金发人’会把我们引向一名潜伏间谍，那家伙要危险得多呢。”

“这么说，这儿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哈里斯看着那间谍胸口上的伤。

“锥形匕首？”

“好像是。干得干净利落。从肋骨下边捅进去，向上一下刺进心脏。很快。”

“这么死算是痛苦少的了。”

坎特警官说：“你们想不想看一看进来的办法？”

他引着他们下楼到了厨房。他们看了那个空窗框和平放在早地上完整无缺的玻璃。

坎特说：“还有，卧室的门锁是撬开的。”

他们坐在厨房的桌边，坎特煮了茶。布劳格斯说：“这次谋杀就发生在我在莱斯特广场把他跟丢了的当天夜里。全怪我把事情办砸了。”

哈里斯说：“世界上没有完人嘛。”

他们默默地喝了一会儿茶。哈里斯问：“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你很少到苏格兰场来了。”

“太忙。”

“克里斯琴好吗？”

“给炸死了。”

哈里斯的眼睛瞪大了。

“你这个可怜的家伙。”

“你都好吗？”

“我弟弟在北非送了命。你以前见过约翰尼吗？”

“没有。”

“他还是个孩子。可要是喝起酒来，你从没见过那样子的。他把钱都花在酒上了，娶不起亲啦——反正都一样，就是这么回事。”

“大多数人都失去了亲人。”

“找个星期天到我们那儿去吃顿晚饭吧。”

“谢谢，现在我星期日也工作。”

哈里斯点点头。

“什么时候都可以。”

一名警探从门外探进头来，对哈里斯说：“我们可以开始收拾那些证据了吗？头儿？”

哈里斯看着布劳格斯。

“我的事情办完了。”布劳格斯说。

“好吧，孩子，动手吧。”哈里斯告诉那警探。

布劳格斯说：“假定在我跟丢了他之后，他接上了头，并安排那个潜伏间谍到这里来。那个潜伏间谍可能怀疑是个圈套——这可以解释他穿窗而进和撬锁的原因。”

“这表明他是个凶残狡诈的坏蛋。”哈里斯评论说。

“这可能正是我们始终抓不到他的原因。不过，既然他进了‘金发人’的房间，还把他叫醒了，那他就应该知道这不是圈套了，对吧？”

“对。”

“那么，他为什么要干掉‘金发人’呢？”

“也许他们吵架了。”

“这儿没有搏斗过的迹象。”

哈里斯冲着他的空杯子皱着眉。

“大概他观察到‘金发人’正受到监视，担心我们会抓住那小子，让他把真话吐出来。”

布劳格斯说：“这表明他冷酷无情。”

“这可能是我们从来没抓到他的原因。”

“请进。坐下。我刚刚接到军情六处的电话。卡纳里斯被解职了。”

布劳格斯走进来，坐下，说：“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

“很坏的消息。”高德里曼悦，“发生在最不该发生的时刻。”

“我可以听听为什么吗？”

高德里曼眯起眼睛瞄着他，然后说：“我认为你有必要知道。此刻，我们有四十名双重间谍向汉馒发出有关盟军即将登陆法国的假情报。”

布劳格斯吹了声口哨。

“我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我猜这些双重间谍会对德方说，我们要在瑟堡登陆，实际却是在加来，或者反过来。”

“差不多吧。显然，我不需要知道细节。反正他们没有告诉我。不过，整个事情处于危险之中。我们了解卡纳里斯；我们知道他一直被我们蒙在鼓里。但一个新上任的家伙可能不信任他前任的特工。

“再说，去年我们犯了个大错误，把一个叫埃里克·卡尔的德国人遣返回德国。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德国情报机构的间谍——一个真正的间谍。当他被关押在马恩岛时，可能已听说了，两个双重间谍的事。

“假如再有一个潜伏在英国的德国间谍得知了有关‘坚韧’——那是我们兵力伪装计划的代号——的情况，整个登陆计划就岌岌可危了。说句老实话，这有可能会让我们输掉这场鸟战争。”

布劳格斯强忍着没笑：他记得有一段时间，高德里曼教授还不懂得这种粗话的意思呢。

教授继续说：“双十委员会已经把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们期待我能保证，在英国境内没有一个德国情报机构的干练间谍。”

“上星期我们本来还挺自信，以为没有呢。”布劳格斯说。

“现在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个。”

“而且我们让他从我们的指缝间溜掉了。”

“因此，眼下我们非重新找到他不可。”

“我可没把握。”布劳格斯愁着眉苦着脸说，“我们不知道他在国内的哪个地方活动，我们一点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他实在狡猾，发报时我们用三角测向法也抓不到他。我们连他的代号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从何人手呢？”

“从那些没破的案件。”高德里曼说，“你要晓得，一个间谍很难说不干些违法的勾当。他要伪造证件，要偷窃汽车和弹药，要逃避检查关卡，要私闯禁区，要偷拍照片，一旦被人发觉，他还要杀人灭口。警察局肯定有一些这类犯罪记录。只要我们查阅战争开始以来的这类未破的罪案，就会找到蛛丝马迹。”

“你难道不知多数罪案都没破吗？”布劳格斯用怀疑的口吻说，“那些卷宗能装满阿尔伯特大教堂！”

高德里曼耸了耸肩。

“这样吧，我们把范围缩小到伦敦，而且先从谋杀案入手。”

他们在查找的第一天，就发现了他们要找的线索。

刚好是高德里曼看到的，起初他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那是一九四〇年在海格的一位叫尤娜·加顿太太的谋杀案。她的喉咙被割破，并遭到猥亵，但没有被强奸。她是在一个房客的卧室被发现的，血液中含有大量的酒精。当时的情景很清楚：她和那房客幽会，他的进一步要求超出了她准备允许他的程度，他们争执起来，他就杀死了她，这下抵消了他的情欲。但警察从没有找到那个房客。

高德里曼本来打算放过这宗案子了：间谍是不会卷入奸杀案件的。但他是个十分重视资料记录的人，所以还是仔细阅读了档案中的每一个字，结果却发现，倒霉的加顿太太除了喉头那致命重伤外，背部还有用锥形匕首捅的伤口。

高德里曼和布劳格斯在老苏格兰场的档案室里，面对面地坐在一张木桌的两侧。高德里曼把卷宗推过桌子，说：“我看就是了。”

布劳格斯从头看了一遍，说：“锥形匕首。”

他们签字调走了那份卷宗，回到不远的陆军部。他们回到高德里曼的办公室时，桌上摆着一份破译的电报，他随便看了一眼，激动地一拍桌子：“就是他！”

布劳格斯读道：“命令收悉。向威廉致意。”

“还记得他吗？”高德里曼说。

“‘针’？”

“记得，”布劳格斯迟疑地说。

“针。不过这里没什么信息。”

“想一想嘛！一把锥形匕首像是一根针。是同一个人：加顿太太的遇害，一九四〇年那些我们追踪不到的无线电信号，同‘金发人’的接头……”

“可能。”布劳格斯沉思着。

“我能加以证明，”高德里曼说，“记得我到这儿来的第一天，你给我看的关于向芬兰派远征军的电报吗？就是发到一半中断的那一份？”

“记得。”布劳格斯到档案堆里找到了那份资料。

“如果我的记忆力还不错的话，那份电报的发报时间和这次谋杀的日期是一致的……而且我敢打赌，谋杀的时间与发报中断的时间也恰好相同。”

布劳格斯看了一眼档案里的电文：“两者的时间相同。”

“是啊！”

“他在伦敦活动了至少有五年了，直到现在我们才逮住他的狐狸尾巴。”布劳格斯恍然说，“要抓他可不容易啊！”

高德里曼的表情突然凶狠起来。

“他可能很聪明，但聪明不过我，”他狠狠地说，“我他妈的要把他钉死在墙上。”

布劳格斯放声大笑：“我的天，你变了，教授。”

高德里曼说：“你意识到没有，这是你一年来第一次开怀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