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们应该闯进去。”利亚姆的声音像尖锐的汽笛刺破夜的宁静，“应该用石头砸碎窗户。例如那块石头！妈妈，瞧见了吗？”

“嘘……”苔丝做出手势，“小声一点。”她已经敲了很久的门。

无人回应。

此刻是夜晚十一点，苔丝带着利亚姆站在母亲门外。屋内一片黑暗，百叶窗合得严严实实。这屋子看上去似乎无人居住。事实上，整条街都笼罩在古怪的寂静中。难道这条街上没人有看晚间新闻的习惯吗？今夜无星无月，眼前唯一的亮光来自街角的路灯，耳边唯一的声音是树上的蝉鸣和远处的行车声。在这个位置，苔丝能嗅到母亲花园里飘来的阵阵花香。苔丝的手机电量已耗尽，打不出一个电话，甚至无法约出租车送他们去旅店。或许他们真应该像利亚姆说的，闯进去。不过近年来母亲的安全意识增强了许多，若现在闯了进去，会不会有警报声响起？想到这里，苔丝仿佛感觉到刺耳的警报声已经响起，引得邻居们纷纷起身查看。

真不敢相信会发生这种事。

苔丝没想到这种情况。她本该提前给母亲打个电话，然而当时实在有太多繁杂琐事。要订机票，收拾行李，赶往机场，找到登机口。利亚姆小跑着跟在母亲身后，一路上都在唧唧喳喳。他实在太兴奋了，在飞机上根本闭不上嘴。而现在，他已是疲乏至极。

利亚姆还以为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拯救外婆”的秘密行动呢。

“外婆跌伤了脚踝，”苔丝对他说，“所以我们得去照顾她一阵子。”

“那学校怎么办？”

“你可以暂时不去上学。”说完这话，苔丝看到儿子眼睛一亮，甚至亮过闪耀的圣诞树。很显然，苔丝并没有提到新学校的事。

费莉希蒂已经离开。苔丝收拾行李时，威尔溜进了房间。他神色苍白，带着哭腔。

二人好不容易单独相处时，苔丝正匆忙地把衣服塞进包里。威尔想和她说几句话，苔丝却背过身子。像只挺起身子、吐着信子、露出毒牙的眼镜蛇，苔丝愤怒地说：“离我远一点。”

“对不起。”威尔说着后退了一步，“真对不起。”

他和费莉希蒂目前为止已经说了不下五百句“对不起”。

“我向你保证，我们从没有一起睡过。”威尔压低声音，不希望这话被利亚姆听见。

“看来，我还得感谢你的克制隐忍。”苔丝回答，“真不明白你为何觉得说明这点会对我们的关系有帮助。其实它让事情更糟！你已经说很多遍了，威尔。我从没想过你们能这样。我是说，看在上帝的分上……”

她的声音颤抖了。

“对不起。”威尔说着用手背抹了下鼻子。

在利亚姆面前，他表现得一如往常，丝毫不露破绽。威尔在床底找到儿子最爱的棒球帽。把帽子递给他的时候，威尔弯下膝盖，半挽着他，又开玩笑似的想把他推倒。父子间的温情苔丝时刻看在眼里。她突然明白了威尔为什么能瞒自己这么长时间。他已经掌握了这个三口之家的节奏，如同跳舞一样，即使心思在别处，仍然能记得熟悉的舞步。

此时的苔丝和她昏昏欲睡的六岁儿子一同搁浅在这早已睡去的悉尼北岸郊区。

“好吧，”她小心地对利亚姆说，“我想我们应该……”

应该怎么办？把邻居们都吵醒？冒险试试有没有防盗警报？

“等等！”利亚姆把手指放在嘴边，水汪汪的大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芒，“我好像听到里面有声音。”

他把耳朵贴在门上，苔丝也学着他的样子把耳朵贴了上去。

“听见了吗？”

她还真听见门内传来规律的砰砰声。

“一定是外婆的拐杖声。”

可怜的母亲，她这时候或许早就睡了。她的卧室在房子的另一头。该死的威尔！该死的费莉希蒂！都怪他们，她才把可怜的老母亲从床上拽下来。

他们俩的事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变化发生是否有个具体的时间点？苔丝每天都能见到他们，为什么连一点点蛛丝马迹都没察觉？上周五费莉希蒂和他们一同吃晚饭，威尔比平日稍显安静。苔丝还以为他因为太过劳累而背痛发作呢。他们这段时间忙得不可开交，费莉希蒂却仍然精神奕奕，光彩照人。苔丝盯着她看了几回。费莉希蒂如今的美貌对苔丝而言还算新鲜，这新鲜感让她显得更为动人，连她的笑容和声音都平添了几分吸引力。

那时的苔丝实在不够警觉，居然愚蠢地认为威尔对自己的爱是无条件的。她怡然地穿着旧牛仔裤和那件威尔不喜欢的黑色T恤，还安心地嘲笑威尔的愠怒。收拾碗碟时，威尔还用茶巾轻轻抽打了一下苔丝的臀部。

周末时他们没有见到费莉希蒂，这挺不寻常，不过她一直说忙得很，天气又冷，还下着雨。合理的解释。苔丝一家三口一同看电视，玩卡片游戏，做煎饼。其实是个不错的周末，不是吗？

苔丝后知后觉，周五那晚的费莉希蒂之所以明艳动人，是因为她恋爱了。

这时房门打开，一缕光从门廊内倾泻而出。

“究竟发生了什么？”苔丝的母亲错愕地问。她穿着一件蓝色棉质睡袍，半个身子都倚在拐棍上。她努力眨着眼睛想看得更清楚，脸却因为痛苦暴露了疲惫。

苔丝低头看见母亲裹着绷带的脚踝，想象她挣扎着起身，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睡袍和拐棍的样子。

“噢，妈妈。”苔丝脱口而出，“对不起。”

“有什么好对不起的？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们是来……”苔丝已发不出声音。

“是来帮助您的，外婆！”利亚姆喊道，“因为您摔坏了脚踝，所以即便这么晚了，我们还飞来看望您！”

“你可真贴心，我的小宝贝。”苔丝的母亲挪到一边让母子俩进屋，“快进来。真不好意思，让你们等了这么久。没想到这该死的柺棍居然这么麻烦。我以为自己能搞定它，谁知道一把这东西放在胳膊下就完全忘了该怎么走路。利亚姆，快把厨房的灯打开，让我们来些热牛奶和肉桂吐司。”

“酷！”利亚姆跑向厨房，抬起手脚，模仿起了机器人，“搜索！搜索！锁定目标——肉桂吐司！”

苔丝将行李拿进屋里。

“抱歉，”她抬头看着母亲，“我本该提前打个招呼。您的脚踝是不是疼得厉害？”

“到底怎么了？”母亲问。

“没什么。”

“胡扯。”

“是威尔。”苔丝欲言又止。

“我可怜的乖女儿。”母亲想要伸手安慰女儿，却因为突然没了拐杖差点摔倒。

“您可别把另一条腿也摔坏了。”苔丝扶稳母亲，她身上有牙膏、肥皂和脸霜混合的味道，那是母亲的味道。母亲身后走廊的墙上挂着一张苔丝与费莉希蒂的合影，那时的费莉希蒂只有七岁。她们身着带花边的白色圣餐服，双手虔诚地摆在胸前做出领取圣餐的姿势。这照片是玛丽阿姨无意间拍到的，拍摄地点正是现在挂照片的走廊。如今的费莉希蒂成了无神论者，苔丝总说她这是堕落的表现。

“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露西问道。

“威尔，”苔丝又试了一回，“他……”还是说不下去。

“费莉希蒂。”母亲说，“我说得对吗？”她抬起手臂，拐棍重重地敲在地面上，墙上的照片因此震动了几下。“这个小荡妇。”

1961年，冷战正处于冰点。成千上万的人从东德逃往西德。“政府并没有在东西德国间建造一堵墙的打算。”人们听了这话纷纷扬起眉毛面面相觑。什么？有人提到要建一堵墙？又有成千上万人开始收拾行李。

澳大利亚，悉尼。一位名叫瑞秋·费雪的姑娘坐在高墙上，一边晃着双腿，一边俯瞰曼利海滩。她的男友艾德·克劳利目不转睛地读着一份《悉尼先驱晨报》。报里有一篇关于欧洲未来发展的文章，不过艾德与瑞秋对欧洲没什么兴趣。

艾德终于开了口。“嘿，瑞秋，我们何不买这个？”他指着眼前的报纸说。

瑞秋的目光漫不经心地从他肩头掠过。艾德眼前的报纸是一整版珠宝广告，他的手指正停留在一枚订婚戒指上。要不是他紧紧抓住瑞秋的手臂，这姑娘早就翻下矮墙奔向海滩了。

孩子们都走了，瑞秋一人坐在床上。她打开电视，往大腿上放了本《女性周刊》。床头柜上摆着一杯红茶，茶杯旁是一只盛有杏仁饼的托盘。这杏仁饼是罗兰买的，瑞秋本打算今晚与大家分享，却把这事忘了。她也许是故意为之：瑞秋永远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么不喜欢她的媳妇，也许不仅仅是不喜欢，瑞秋恨她。

为什么你不一个人去纽约，亲爱的姑娘？去过两年的“罗兰时光”？

瑞秋把托盘放到眼前，看着里头颜色过分华丽的饼干。对于爱追赶潮流的人而言，它们可是眼下最时兴的东西。有什么特别的吗？人们排上几小时队就为了买几块小饼干。一群傻瓜。他们难道没正事可干了？罗兰看上去不像会排几小时队只为买小饼干的人，毕竟她比任何人要忙的正事都多。瑞秋的直觉告诉她，这杏仁饼的来源有个特别的故事，然而她并没有留意任何雅各之外的话题。

瑞秋选了一块红色杏仁饼，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

“噢，上帝啊。”没过一会儿瑞秋便惊呼道。这小饼干美妙的味道让她想到了性，她已记不清上次想到这事是什么时候。她又咬了一大口。“圣母玛利亚。”瑞秋大笑道。无怪乎人们为它排起长队。这杏仁饼简直让人回味无穷。奶油里覆盆子的香味像柔软的指尖触碰着她的肌肤。饼上的蛋白霜又薄又软，像是一口咬在云上。

等会儿。这话有谁说过？

“妈妈你看，我把云朵吃进了嘴里！”那是一张迷人的小脸。

是珍妮。她那时大约四岁。她第一次吃到棉花糖是在——月神公园？教堂宴会？瑞秋记不清那么久远的事了。

珍妮一定会喜欢这杏仁饼。

杏仁饼没预兆地从瑞秋指尖滑落。她蜷缩成一团，想要避开这突然而至的悲伤。无奈瑞秋躲闪不及，悲伤瞬间击中她。瑞秋已很久没感到如此难过了。绵长而熟悉的钝痛袭上心头，感觉与当年分毫不差。事情发生的第一年，每日醒来时，瑞秋总有一瞬间误以为自己忘记悲剧的发生。直到她注意到房间里不再有珍妮的影子，不见她把体香剂一股脑儿地往身上喷，不见她往自己十七岁的脸蛋上涂抹化妆品，不见她随着麦当娜的歌声起舞。还是当年的感觉，瑞秋像被一记重拳击中。

这不公平！强烈痛感绞碎了她的心。我的乖女儿一定喜欢这些愚蠢的饼干。我的乖女儿也会有自己的事业，她也能去纽约。

瑞秋觉得自己的心头像被一把钢钳钳住，窒息，她只得拼命喘气想吸进更多氧气。然而在这慌乱之下，瑞秋却能听见自己心里疲倦而冷静的声音：

“你曾经经历过同样的感受。这窒息感杀不死你。你以为自己不能呼吸实际上却一直在呼吸，你以为自己永远无法停止流泪，但终有一天你不会再为此流泪。”

最后，慢慢的，一点点的，钳在瑞秋心尖的钢钳松开，她又能自由呼吸了。她很久以前便接受了这个事实，可是这感觉却一直未能走远。瑞秋不愿让这悲伤走远，那似乎会抹煞珍妮的存在。终有一天，她将带着悲伤离世。

瑞秋想起那年的圣诞卡片。

亲爱的瑞秋、艾德与罗布，我们祝愿你们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第一次，上面没有珍妮的名字。这几个名字里再插不进珍妮的位置。“还快乐？”这帮人愚蠢的脑子里都想些什么？每打开一张圣诞卡片，看一眼里面的内容，瑞秋就会愤愤然地将它们撕成碎片。

“妈妈，给他们一点时间吧，他们只不过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罗布曾劝母亲。那年他十五岁，一张带有痤疮的悲伤，苍白得像五十岁老头的脸。

瑞秋用手背把饼干屑从床单上扫下去。艾德若看见这些，一定会惊呼：“饼干屑！天哪，快看看这饼干屑。”艾德认为在床上吃东西是邪恶的。同样，他若看到瑞秋把电视摆在五斗柜上，一定会大发脾气。他认为把电视放进卧室的人和可卡因上瘾者一样，既懦弱又堕落。在艾德眼中，卧室最首要的任务是用来做祷告，虔诚的祈祷者们跪在床边，脑袋放在双手间，嘴里快速念出祷文。然后是性（最好每晚都有），最后才是睡觉。

瑞秋拾起遥控器换频道。

一份关于柏林墙的文件解密？

不，这内容太伤感了。

一场犯罪调查的节目？

她才不看。

家庭情景喜剧？

瑞秋让画面停留了一小会儿，看到一对夫妇正大喊着指责对方，他们的音调高得可怕。

最后，瑞秋让画面停留在一个烹饪节目上，把声音调小。自从她独居起，坐在床上看电视成了一种习惯。电视里闪烁的画面和让人舒服的低语能帮她赶走时不时来偷袭她的恐惧。

瑞秋躺下闭上眼睛。她睡觉时也开着灯，自珍妮离世后，她和艾德再也忍受不了黑暗。他们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入睡，不得不时时安慰自己，假装他们不会睡着。

朦胧中，她仿佛看到了雅各，他正在纽约街头学步。他穿着牛仔布工装裤，用胖胖的小手扶着膝盖慢慢蹲下，俯身查看通风口里冒出的蒸汽。那蒸汽会不会烫伤他？

瑞秋是否真为珍妮哭泣过，又是否为雅各哭泣过？她只知道，雅各一旦被带走，她的生活又将回到难以忍受的状态。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更糟糕的是她必须忍受下去。雅各的离开并不能杀死她，她还得一日日活下去，一个人看珍妮再也看不到的日出日落。

珍妮？你有没有呼唤过我？

这问题像是插在她心上的匕首。

瑞秋不记得从哪里读到过，受伤的战士临死前祈求最多的是吗啡和他们的妈妈。特别是意大利士兵，他们会高喊：“妈妈，妈妈。”

瑞秋突然扭过身子，穿着艾德的睡衣从床上跳下来（自艾德去世后，瑞秋每晚都穿着他的睡衣，从未改变过。这睡衣上早已没了艾德的味道，瑞秋却仿佛还能闻到）。

瑞秋在五斗柜旁跪下，从里面翻出一本封面已有些退色的绿色相簿。

她又坐回床头，仔细翻看相簿里的相片。

哈哈大笑的珍妮，翩翩起舞的珍妮，埋头吃东西的珍妮，和朋友们在一起的珍妮。

还有他，那个男孩不看镜头而是看着珍妮，珍妮似乎说了些机智有趣的话。她说了什么？瑞秋每次都会好奇。你对他说了什么，珍妮？

瑞秋将手指放在男孩的长着雀斑的笑脸上，看着自己患了轻微关节炎、满是岁月痕迹的双手狠狠地攥成拳头。

1984年4月6日

四月的清晨，寒冷。

珍妮·克劳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椅子抵在门把手下，以防父母突然闯入。接下来她跪在床边，掀起床垫的一角，从中拿出一只浅蓝色的盒子。一粒黄色药片躺在里面。她把药片捏在指尖端详。它所代表的含义，珍妮很清楚，她虔诚地把它放在舌间，好像含着一块圣饼。把盒子再次藏进床垫后，珍妮跳回温暖的床上，穿好外套，打开收音机。收音机里传来麦当娜的《Like a virgin》。

小药片有些甜，满是罪恶的香味。

“要把你的童贞当作珍贵的礼物，可别把它轻易送出去。”珍妮的母亲曾用拉家常的语气对她说。母亲想要表现得冷静随意，假装婚前性行为没什么大不了，假装父亲不会一想到有人会染指他纯洁的小女儿就忍不住要跪下连续祷告九天，念上千遍祷告词。

珍妮没想过把她的童贞随意送人，这事一定得有个筛选过程。而今天便是她通知突围者的日子。

收音机里的歌曲换成了新闻。大多数新闻都无聊且讨厌，珍妮的大脑会自动过滤它们。这些和她有什么关系呢？唯一吸引她注意的是，加拿大的第一个试管婴儿出生了！而澳大利亚在此之前已经有了试管婴儿！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赢了，加拿大！哈哈哈（珍妮有几个加拿大表亲，他们总表现得高人一等。自以为见多识广，还洋洋自得于他们不那么“美式”的英语）。

珍妮坐起身子，拿出日记本，在上面画了一根装着婴儿的长长试管。婴儿们双手按着玻璃壁，嘴巴半张着，好像在说：“让我出去，快放我出去！”这有趣的画让人笑出声！不过，珍妮合上了日记本，试管婴儿的想法突然让她觉得有些反胃。她想起科学老师给学生们讲到的“卵子”。

真——恶——心！最糟糕的部分是什么？科学老师是个男人！一个男人谈论女性卵子？这也太不合适了。珍妮和朋友们都气疯了。他很可能想要瞧一瞧女学生衣服下都有什么。女生们从没抓住过他的现行，却能感受到他邪恶的欲望。

可惜的是，珍妮的生命将在八个小时内终结，而这一切不过因为她不再是最好的自己。

珍妮曾是个可爱惹人疼爱的女婴，迷人娇俏的小姑娘，甜美害羞的少女，然而上个月她十七岁生日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她朦胧地感觉到了自己的不足。这其实不是她的错。珍妮对一切都感到畏惧（上大学，独自驾车，打电话预约发型师），紊乱的荷尔蒙使她变得疯狂。

很多男孩开始表现出对珍妮的兴趣，这本是件好事，珍妮却困惑不已。每当她望着镜子里的人影，令人生厌的脸和极度瘦长的身子，太普通了。她看上去活像只螳螂。一个女同学曾这样评价过珍妮，她的感觉完全正确。珍妮的四肢的确太长，尤其是胳膊，完全不合比例。

还有，珍妮的母亲近来也有些奇怪。她近来不再关心珍妮，只一门心思处理自己的狂躁情绪。（母亲今年四十岁了！她的人生中还能有什么趣事？）长久以来一直聚焦在身上的聚光灯毫无预兆地灭了，这一定让珍妮感觉很不安，很受伤。可是，珍妮却没必要承认这一点，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受了伤害。

如果珍妮还活着，她会等到母亲回归正常，再次感受她对自己的关注。再过上两年，珍妮也将变回那可爱的女儿。她和母亲的关系会越来越亲近。最终，会是女儿含泪送走母亲，而不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如果珍妮还活着，她可能会尝试水软毒品和坏男孩、水中有氧运动和园艺、肉毒杆菌和密宗性爱。在她的一生中，可能经历三次微型交通事故，三十四次重感冒和两场大手术。她可能成为一名小有成就的平面设计师，勇敢的潜水员，发牢骚的露营者，满怀热情的丛林徒步者，最早的一批果粉。

如果珍妮还活着，她可能与第一任丈夫离婚，与第二任丈夫生下一对试管双胞胎，还会把孩子的照片贴到脸谱网上，然后想起当年对试管婴儿的看法而觉得好笑。二十岁时，她可能会把名字改成简，三十岁再改回来。

如果珍妮·克劳利还活着，她也会环球旅行，努力节食，学习跳舞和烹饪，她会欢笑，流泪，会看很多电视。

如果珍妮·克劳利还活着，她会用最好的状态活着。

然而这一切都没能发生，因为这个寒冷的早晨是她生命中最后一个清晨。珍妮愿意看到那帮涂着眼影的朋友重新审视自我，一个个紧牵着手，在她的墓前痛快流泪，肆意悲伤。然而她更愿意去发现，她没来得及实现的人生依然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