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始于柏林墙。

要不是因为柏林墙，塞西莉亚永远不会发现那封信，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坐在餐桌旁，强忍着打开它的冲动。

信封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正面有蓝色圆珠笔潦草写下的一行字。笔迹那么熟悉，熟悉得像是塞西莉亚自己写下的。她将信封翻过一面，看到信封背面已用黄色胶带封好。这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几年前？无从确定。感觉已经很久了。

塞西莉亚不打算将它打开，很显然她不应该那样做。塞西莉亚可是天底下最固执的人，既然已经决定了不打开它，那就没必要再想。

然而说真的，她打开了信又怎样呢？有什么大不了的，换做任何女人都会不假思索地把信打开。塞西莉亚在心里列举出自己的朋友，想象着她们可能给出的建议。

米利恩·欧本：“没错，打开它！”

艾丽卡·埃及克里夫：“开什么玩笑？现在就打开啊！”

劳拉·马克思：“没错，你应该打开它，还应该大声地把信的内容读给我听。”

莎拉·萨克斯。其实没必要问莎拉，她永远做不了决定，总是紧皱眉心纠结着各种选择，就连要杯咖啡还是要杯茶的问题都能让她思考上一分钟，然后回答：“咖啡！不，等会儿，还是来杯茶好了！”这个问题也不会例外。

马哈里亚·拉马钱德兰：“绝对不行！这样做太不尊重你丈夫了，你可千万别打开。”在道德是非方面，马哈里亚有着自己的严格标准。

塞西莉亚把信留在桌上，起身去烧水。

该死的柏林墙，该死的冷战，还有那个40年代日日盘算着怎样对付那帮忘恩负义的德国佬的家伙。好吧，管它是哪个年代，总之，那家伙有一天打个响指便生出了个新点子：“好家伙，我知道怎么办了！不如我们造一堵又高又大的围墙，把那帮坏家伙围进去！”

好吧，权当那家伙没操着一口英国军士长的口音。

假如以斯帖知道是谁想出了建造柏林墙的点子，多半会连他的出生日期一起告诉你。一定是个男人。只有男人才能想出这么残忍的法子，如此愚蠢却还算得上有效的法子。

这算不算性别歧视？

她灌好水壶，打着火，用纸巾擦干水槽里溅出的水滴，把水槽擦得发亮。

孩子学校里有位母亲，她的三个儿子和塞西莉亚的三个女儿差不多大。上个礼拜节日委员会开会前，她曾说塞西莉亚有丁丁点点的性别歧视。塞西莉亚记不清她到底说了些什么，只当她在说笑。无论怎样，难道女人就不能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性别歧视吗？像过去的男人对待女人那样，他们已经亏欠女人太多了。

也许她真是个性别歧视者。

水已经烧开了。塞西莉亚搅拌着一杯格雷伯爵茶，看着墨汁般的黑色茶水打转。这世上还有比性别歧视者更糟糕的人。比如，那些说“丁丁点点”时就会做作地把手指捏在一起的人。

塞西莉亚望着杯里的茶水叹了口气。这时候要来杯酒才好，可她得为大斋节忌酒，还有六天才可以结束。塞西莉亚有瓶上好的设拉子葡萄酒，就等着复活节那天打开呢。到时会有35个大人和23个孩子来吃午饭，因此她可得把酒好好留着。在款待设宴方面塞西莉亚可是老手，复活节，母亲节，父亲节，圣诞节……她都会摆上宴席。鲍·约翰有五个弟弟，全都结了婚生了孩子，所以宴会那天一定会拥挤。提前计划是关键。精细周密地计划。

塞西莉亚端起茶杯又将它放在桌上。为什么非得为大斋节忌酒呢？在这个问题上波利更聪明，她所忌的不过是草莓果酱。一直以来波利对草莓果酱都没什么长久的兴趣，可现在她却总是站在打开的冰箱前渴望地盯着它们。这就是节制的力量。

“以斯帖！”塞西莉亚喊道。

以斯帖正在隔壁房间和姐妹们一起看《超级减肥王》，边看边拥着一大包数月前澳洲国庆日时留下的薯片。塞西莉亚不晓得她那三个苗条的女儿为什么爱看一帮胖子流汗、流泪、挨饿。这节目似乎没教会她们什么健康的饮食习惯。塞西莉亚本该进去把薯片没收，可是为了让三个姑娘晚餐时毫无怨言地吃掉鲑鱼和花椰菜，她可没勇气在这时引起争执。

她听到高音量的电视里传来一个声音：“这世上没什么是可以不劳而获的。”

说得没错，塞西莉亚很清楚。不过事实上，她还是不愿看到年轻姑娘们的小脸蛋上偶尔闪过的厌恶。一直以来她都很小心，不在女儿面前挑剔他人的身材，事实上她在朋友们面前也甚少如此。那天马哈里亚超大声地抱怨了一句：“上帝啊，快看看我的肚子！”边说还边捏着肚子上的肉，好像那是什么可耻的东西。她那敏感的女儿们都听见了。马哈里亚，你可真行，还嫌姑娘们每天听到的关于身材的负面信息不够似的。

事实上马哈里亚的腹部的确是变胖了一些。

“以斯帖！”塞西莉亚又喊了一声。

“怎么了？”以斯帖的回应耐心而无奈，像是对妈妈的无意模仿。

“建造柏林墙的主意是谁想出来的？”

“大伙儿都认为是尼基塔·赫鲁晓夫！”以斯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这个外国名字在以斯帖嘴里被冠上了她自己理解的俄国口音，读起来别有风味，“他好像是俄国总理什么的，而且——”

以斯帖的姐妹们以一贯的“礼貌”打断了她：

“闭嘴，以斯帖！”

“以斯帖！我听不见电视的声音了！”

“谢谢，亲爱的！”塞西莉亚喝了口茶，想象赫鲁晓夫做决定时的样子。

不，赫鲁晓夫先生，您用不着建那样一堵墙。我明白资本主义不是这世界的终极要义，只要瞧瞧我上一张信用卡账单就能明白。不过您真该三思而行。

那样的话，十五年后的今天，塞西莉亚就不会找到这封让她如此……那个词怎么说来着？

心神不宁。没错，如此让她心神不宁的信。

塞西莉亚喜欢宁静专注的感觉，事实上她还为自己宁静专注的本事颇为骄傲。她的日常生活由千百件琐碎小事构成——“要买香菜了”，“记得带伊莎贝尔去理发”，“陪以斯帖参加言语治疗的时候谁领波利上芭蕾课”。她的生活就像是伊莎贝尔每天玩的拼图。不同的是，塞西莉亚可没耐心思考怎样拼图，她早知道自己琐碎的生活拼图要怎么拼，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塞西莉亚的生活没什么特殊之处。她有几个在上学的孩子，她会在特百惠做兼职顾问，她不是什么演员、精算师，也不是家住福蒙特州的女诗人。塞西莉亚最近发现自己的高中同学利兹·布罗根已成了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知名诗人，现在就住在福蒙特州。那个爱吃芝士和蔬菜三明治，还老是赶不上校车的利兹？塞西莉亚花了好大工夫才接受这讨厌的事实。她倒不想当什么诗人，不过她早该想到，同学中若有谁能过上精彩的日子，那人一定是利兹·布罗根。

事实上，塞西莉亚最想做的还是普通人。“我就是我，一个典型的城郊妈妈。”她有时会这样想，好像有人会因为她不愿成为一个不平凡的女人而指责她。

其他妈妈每每谈到生活的重负，谈到自己无法专注地做好一件事时，总会不约而同地感叹：“塞西莉亚，你是怎么做到的？”塞西莉亚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根本不明白，专注究竟算什么难事。

可是，出于某些原因，塞西莉亚此刻怎样都无法专注。这不合逻辑。

也许这一切和那封信没什么关系，全是荷尔蒙作祟。按照亚瑟医生的话来说，她这会儿正处在更年期。（“哦，我才没有！”塞西莉亚当时不假思索地反驳，把他的话当作不靠谱的玩笑。）

也许这就是一些女人经历过的焦虑症。那些女人。塞西莉亚一直觉得人们紧张焦虑的样子很可爱，特别是像萨莎·萨克斯那种爱紧张的人，让人忍不住想轻轻拍一拍她们装满担忧的脑袋。

也许打开了信也无法帮她找回专注感。她还有很多事要干呢，两筐衣服要叠，三通紧急电话要打，要为校园网项目组的组员们烘焙无谷蛋白烤片，明天就是项目组开会的日子了。

还有许多信之外的事能让塞西莉亚感到焦虑。

例如，性事。这事最近一直在她脑中挥之不去。

塞西莉亚皱着眉头摸摸自己的腰间，就是普拉提老师所说的“外斜肌”。瞧瞧，性事根本算不了什么，她现在已经不再想了。她努力不让自己想，只是这努力看似没什么结果。

去年的那个早晨，塞西莉亚感受到了自己生活的脆弱，这种围着厨房和洗衣间转的生活脆弱得仿佛能在一瞬间被偷走。平凡的生活会转眼间消失，你突然成了一个双膝跪地仰面望天的女人。一些女人开始奔走呼救，另一些却把头扭向一边。人们什么话都没说，你却能感受到他们想说什么：“可别让这厄运降临到我身上！”

塞西莉亚脑中闪现过上千次的场景又一次再现：小蜘蛛侠飞了出去。她是众多奔跑呼救的女人中的一员。她拉开车门，心中十分确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不是她的学校，不是她的社区也不是她的教区。她的女儿们从没和这个小男孩一块儿玩过，她也没和那个跪地的女人共饮过咖啡。事故发生的时候，那女人只是碰巧站在十字路口的另一边。一个年约五岁的小男孩，穿着红蓝色的蜘蛛侠套装，牵着妈妈的手等在马路一旁。那天是儿童图书周，小男孩大概为此好好打扮了一番。塞西莉亚当时看着他还想：“看，蜘蛛侠可不是书里的人物。”她怎么会想到小男孩会突然松开妈妈的手跑进车流中。塞西莉亚尖叫一声，她还记得自己本能地猛按喇叭。

要是再晚来一会儿塞西莉亚就不会看见这惨剧发生了。只要再晚上十分钟，男孩的死对她而言就只是一场普通的路面封锁。而现在，它却成了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就因为这个，她的孙儿们有一天可能会对她抱怨：“你把我的手牵太紧了，奶奶。”

显然，小蜘蛛侠和这封信没有任何联系。他总在一些奇怪的时候溜进她的脑子。

塞西莉亚用手指弹了弹信封，又拾起以斯帖从图书馆借的书：《柏林墙的兴衰》。

柏林墙。真是好极了。直到今天早餐时塞西莉亚才知道柏林墙将成为自己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那时候餐桌前只坐着塞西莉亚和以斯帖。鲍·约翰还在芝加哥，这周五才能回来，伊莎贝尔和波利还在睡觉。

大多数早晨塞西莉亚都不会坐下。她通常会边站着吃早餐，边忙着其他的事情，比如准备午餐，鼓捣洗碗机，用iPad查看特百惠订单以及给客户发短信。她很少有机会能和自己古怪又可爱的二女儿独处。她端着麦片粥坐下，等以斯帖泡好自己的早餐。

塞西莉亚很清楚该如何与女儿们相处。什么都别说，什么都别问，到了一定时候她们自然会告诉你她们的想法。这个过程就像钓鱼，要的是安静和耐心。（至少人们口中的钓鱼就是这样。塞西莉亚宁愿把钉子敲进额头也不愿去钓鱼。）

安静的感觉让塞西莉亚有些不自在，一直以来她都是个健谈的人。“说真的，你那嘴是不是永远都闭不上？”她的一个前男友曾这样说过。她紧张的时候更会滔滔不绝，说这话的前男友一定是让她紧张了。不过，她开心时话也挺多。

今天早晨，塞西莉亚什么都没说。她确信以斯帖会先开口，她边吃边等。

“妈妈，”以斯帖苍白的嘴唇里吐出有些沙哑的声音，“你知不知道，有些人乘着他们自制的热气球逃出了柏林墙？”

“这我可不知道。”塞西莉亚这样回答道，虽说她可能早就知道。

“再见，泰坦尼克号；你好，柏林墙。”塞西莉亚在心里默念。

她更希望以斯帖能同自己分享她此刻的真实感觉，分享她的烦恼，不论是关于学校的还是朋友的，她希望以斯帖能把自己想问的问出来，甚至包括对性的问题。不过，柏林墙也可以谈。

以斯帖三岁起就对这些事有了兴趣，更准确地说，她痴迷于这一类问题。她的第一个兴趣是恐龙。当然，很多孩子都对恐龙感兴趣，但以斯帖对恐龙的痴迷程度夸张得有些古怪。除了恐龙，任何东西都没法儿引起她的兴趣。她会画恐龙，和恐龙玩偶一起玩，打扮得也像只恐龙。“我不是以斯帖，”她会说，“我是霸王龙。”她的每个睡前故事都是关于恐龙的，与她的每次对话或多或少都和恐龙有关。可是，塞西莉亚对恐龙的热情只有五分钟。（它们早就灭绝了！有什么好说的！）幸运的是鲍·约翰对恐龙挺有兴趣，他会领着以斯帖去博物馆，还会给她带相关的书，聊到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时他们能聊上4个小时。

即恐龙之后，云霄飞车、甘蔗蟾蜍都成为过以斯帖的“兴趣点”，最近的则是泰坦尼克号。她今年10岁了，已经可以在图书馆和互联网上搜索自己想知道的信息。她搜集到的信息时常让塞西莉亚惊讶不已。哪个10岁小孩睡前会举着一本又大又厚，重得几乎抬不起来的历史书看呢？

“要多多鼓励她！”以斯帖的老师们说。不过有时候，塞西莉亚也会感到有些担忧。在她看来，以斯帖或许有点自闭症，至少和自闭症人群有相似之处。当塞西莉亚谈到自己的担忧时，她的母亲大笑着回答：“但以斯帖像极了你从前的样子！”（这才不是真的。将芭比娃娃们整整齐齐摆放好同这个可不一样。）

“事实上我有一块柏林墙的墙砖。”塞西莉亚突然想起这事。她看到以斯帖的眼神开始放光。“柏林墙被摧毁时我正在德国。”

“我能看看吗？”以斯帖问。

“把它给你都行，亲爱的。”

珠宝和衣服给伊莎贝尔和波利。一块柏林墙的墙砖，给以斯帖。

1990年的塞西莉亚不过二十岁，她与好友莎拉·萨克斯一同来了场为时六周的欧洲游。那时候距柏林墙倒塌不过数月。莎拉的犹豫不决同塞西莉亚的雷厉风行互为补充，她们成了极好的旅伴，一路上风平浪静，相处融洽。

她们行到柏林时，见到旅客们在柏林墙边排着长队，大家想方设法地要留下一块碎石做纪念品。他们用钥匙撬，用石头砸，能想到的法子都用上了。城墙仿佛是巨龙的尸体，这巨龙曾是全城人的梦魇，而如今蜂拥而至的旅客们要将它一点点吞没。

没有像样的工具很难撬下一块完整墙砖，因此塞西莉亚和莎拉决定（好吧，其实做决定的人只有塞西莉亚）从那些有远见的当地人手里买上一块。这些人在墙边铺上毯子摆摊卖砖，什么样的墙砖都有卖，从弹珠大小的灰色石块到有涂鸦的巨石。

塞西莉亚记不得自己为小小的灰色石块付了多少钱，它看上去和前院的小石头没什么两样。“它可能真是谁家院子里的。”莎拉在回程的火车上说，说完二人都为自己的轻信哈哈大笑。没关系，至少在她们眼中这小石块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塞西莉亚把她的小石块放进一只纸袋里，在袋子上写道“我自己的柏林墙”。回到澳大利亚后，她把这袋子连同杯垫、火车票、菜单、外国币等纪念品一起扔进了收纳盒。

此时的塞西莉亚多希望自己当年能更仔细地看，多听听关于城墙的奇闻逸事，多拍些照片，好和以斯帖分享。可惜，那趟柏林之旅让塞西莉亚印象深刻、记忆犹新的却是一个帅哥。在夜店里，帅哥把自己饮料中的冰块一块块拿出来放到塞西莉亚的锁骨上，然后塞西莉亚吻了那个棕色头发的德国帅哥。这举动在当时是那么诱惑那么情色，而现在塞西莉亚只觉得腻味、不卫生。

如果，她是个好奇心强，对政治感兴趣的姑娘，那么她一定会关心当地的生活，那么现在她就可以跟女儿说说柏林墙内的人们的生活了。可是，她不是，她和女儿分享的只能是那个吻，还有那些腻味、不卫生的小冰块。当然，伊莎贝尔与波利会对吻和冰块的故事感兴趣。至少波利会，伊莎贝尔大概已经过了愿意听自己母亲和别人接吻的年纪。

塞西莉亚将“把柏林墙砖找出来”放上今日议程（今天共有25件事要做，她已将它们列在手机上）。下午两点的时候，塞西莉亚上了阁楼，想要找到那块灰色的石块。

“阁楼”这词有些夸张，所谓“阁楼”不过是位于屋顶的一间小储物室，拉开屋顶的活门顺着梯子爬上去就是。

爬进储物室后塞西莉亚得弯着膝盖才不会碰到脑袋。这地方鲍·约翰是绝不会来的。他有严重的幽闭恐惧症，为了不搭电梯，他每天上班都爬楼梯到六楼。这可怜人经常会梦见自己被困在一间墙壁不断收缩的房间里。“墙！”他总会高喊一声然后汗淋淋地睁大双眼惊醒。“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是不是被锁进过衣橱里？”塞西莉亚问过他一次。虽是这样问，她其实不会把这件事归咎于鲍·约翰的母亲。不过鲍·约翰肯定自己从未被锁进过衣橱里。

“事实上，鲍·约翰小时候从未做过这样的噩梦，”鲍·约翰的母亲说，“他那时候睡得可香了。你们晚餐是不是吃得太丰盛了？”渐渐地，塞西莉亚也就习惯了他的噩梦。

阁楼非常狭小，里面塞满了东西，不过整理得井井有条。这些年来“整理”已成了塞西莉亚的一大特征、习惯，甚至技能。她总是在整理，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大伙儿都知道。

如果做妈妈是一项运动的话，她一定是这项目最好的运动员了。她似乎永远都在思考：“我还能怎样再努力一把？怎样把生活安排得更有条理而不失控呢？”这正是为什么妹妹布里奇特的房间内老是尘土飞扬，而塞西莉亚连阁楼都整齐地堆满贴上标签的白色储物柜的原因。

阁楼里唯一不那么像塞西莉亚作风的是角落里堆放的鞋盒。它们都是鲍·约翰的，他喜欢把每年的账目清单放在鞋盒里。这习惯已经很多年了，在他认识塞西莉亚之前就有。鲍·约翰为此觉得骄傲，塞西莉亚却只得忍住不提档案柜其实比鞋盒方便得多。

多亏了储物柜上贴着标签，塞西莉亚一下子就找到了她的柏林墙砖块。她打开了贴着“塞西莉亚：旅行/苏联1985—1990”的收纳箱，找到那只已经褪了色的棕色纸袋。这是她的一小块历史。她拿出那块也许是石头也许是水泥的东西，把它放在手掌上。它比记忆中还要小，看上去也没什么特别的，不过希望它能换回以斯帖难得的笑容。

接下来塞西莉亚让自己分了会儿心。没错，她的确干得不错，但她终究不是机器，有时候还是得分会儿心的。塞西莉亚笑着从盒子里拿起她和德国帅哥的合影。这个男孩和柏林墙块一样，远没有记忆中那么帅。耳边响起的电话铃声把塞西莉亚从过去的回忆中拉了出来，她猛地起身，脑袋重重地磕到天花板上。墙！墙！她踉跄着退了几步，结果手肘撞到了鲍·约翰的那堆鞋盒。

至少三个鞋盒掉了下来，里面的纸片像山崩一样散了出来。好吧，用鞋盒装文件真不是什么好主意。

塞西莉亚骂了一句，用手揉揉脑袋，刚才那下撞得可不轻。她看到鞋盒里装满了账目清单，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塞西莉亚把散落的收据塞进一只鞋盒，她的目光落到了一只写着自己名字的白色商务信封上。

她拿起信封，上面留着鲍·约翰的字。上面写道：

给我的妻子，塞西莉亚·费兹帕特里克——本人死后方能开启！

塞西莉亚见了哈哈大笑，又赶紧停了下来。那样子好像她在一个派对上，突然发现自己为之大笑的内容其实不是笑话，而是相当严肃的话题。

她又读了一遍：“给我的妻子，塞西莉亚·费兹帕特里克。”真奇怪，塞西莉亚觉得自己的脸颊一阵发热，好像碰到了什么尴尬的事。是因为他，还是因为自己？她不确定。塞西莉亚感觉自己像是抓到他在浴室里自渎一样，莫名觉得羞耻。（米利恩·欧本有一次就撞见道格在浴室里自渎。糟糕透了！一天，当米利恩喝下两杯香槟后这秘密就从她嘴里蹦了出来。而大家一旦知道了这事，也就再没办法装作不知道了。）

里面都写了些什么？塞西莉亚想立刻把信撕开。什么都别想，在理智恢复前赶紧行动，就像她有时候不假思索地把最后一块饼干或巧克力塞进嘴里那样。

这时候电话铃又响了。塞西莉亚这才意识到自己全然忘了时间，她没戴手表。

她把剩下的文件塞进鞋盒，带着柏林墙砖和信下了楼。

离开阁楼后，塞西莉亚迅速回到了自己快节奏的生活。特百惠有一个大单要送，要去学校接孩子，要买些鱼来做晚餐（她和女儿会在鲍·约翰出差期间吃很多鱼，因为丈夫极讨厌吃鱼），还有电话要回。他们教区的牧师乔神父之前来电提醒过塞西莉亚，明天是厄休拉修女的葬礼。他们似乎很关心出席葬礼的人数。塞西莉亚当然会前往。她把鲍·约翰神秘的信件放在冰箱顶上，赶在午餐开始前把柏林墙的砖块给了以斯帖。

“谢谢，”以斯帖怀着崇敬的情感接过石块，“它是从墙的哪个部位取来的？”

“应该是离查理检查站不远的地方。”塞西莉亚佯装自信地回答。她实际上一点也不了解。“不过我知道那个穿着红色T恤白色牛仔裤的冰块脸的男人曾把我的马尾辫捏在指间，赞叹它‘真是漂亮’。”她暗自想着。

“这东西值钱吗？”波利问。

“我有个疑问。你怎么证明它是从柏林墙中取出来的？”伊莎贝尔问，“它看上去和其他石头没什么两样。”

“DMA测试。”波利抢着回答。看来孩子们看电视的时间太长了。

“DNA测试，不是DMA。再说那测试是针对人的。”以斯帖回应道。

“我懂！”波利气呼呼的，她发现自己所说的姐姐早就知道了。

“那为什么——”

“你们猜超级减肥王今晚会淘汰谁？”塞西莉亚嘴上说着话，心里却在想，“是的，没错，不管你是谁，窥探我生活的家伙。我就是能把话题从教育孩子的现代历史上转移到对她们毫无益处的电视节目上。这样做至少能少些乱子、省点心。”鲍·约翰如果在家的话，她可能不会这样改变话题。有观众在场的时候她似乎能做个更棒的母亲。

于是，剩下的时间女儿们讨论的都是超级减肥王了，而塞西莉亚只得佯装兴趣，边听边参与话题讨论，还想着冰箱上的信。等餐桌收拾好了，孩子们都去看电视了，她要把信拿来瞧瞧。

此刻，塞西莉亚放下茶杯，在灯下举起信封。她很快为自己感到好笑，信封内的信纸似乎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的字她可破译不了。

鲍·约翰也许在电视上看到了阿富汗战场的士兵们给家人写遗书，才模仿他们也写了一封吧。

塞西莉亚实在无法想象他坐下写这封信的样子。实在伤感。

好的方面是，即便是想到死亡时，他还想让亲人们知道自己有多爱他们。

本人死后方能开启。

他为什么会想到死？难道他生病了？不过这信似乎是很久以前写的，而他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再说他几周前才做过体检，库勒格医生说他壮得像头骏马。接下来的几天他还让波利挥舞着茶巾骑在他肩上，学着马满屋子跑。

想到这场景塞西莉亚不由得露出笑容，焦虑一扫而空。几年前鲍·约翰心血来潮写下这信。只是这样而已，她才不会仅仅因为好奇就把信打开呢。

塞西莉亚看了眼时钟。已经快八点了，鲍·约翰很快会打来电话。每次出门时他都会在这时候打电话回家。

塞西莉亚不打算和他说信的事儿。这话题会让他尴尬，再说这事也不适合在电话中聊。

还有个问题，鲍·约翰去世后她找到这封信的可能性有多大呢？也许她永远发现不了！为什么不把信交给他们的律师，也就是米利恩的丈夫道格·欧本呢？每当想起他，塞西莉亚总忍不住想到他在浴室里干那事的样子。当然这和他作为律师的本领没有直接关系，不过这或多或少能证明米利恩的床上功夫。（塞西莉亚同米利恩总会做些无关痛痒的竞争。）

好吧，现在可不是什么得意的好时候。“停下！别再想着性了。”

无论如何，鲍·约翰不把信交给道格真不明智。他要是去世了，塞西莉亚可能会洁癖发作把这些鞋盒直接扔掉，根本不会管里面装了什么。鲍·约翰若真想让她找到这信，又怎么会把它放在一只那么普通的鞋盒里呢？

为什么不把信和遗嘱备份或是与人身保险放在一起呢？

鲍·约翰是塞西莉亚认识的人中最聪明的，可他在生活哲学方面糟得一塌糊涂。

“真不知道男人们是怎样统治世界的！”今天早晨塞西莉亚还这样对妹妹布里奇特说。鲍·约翰在芝加哥把租车的钥匙丢了。他的短信让塞西莉亚有些抓狂。她一点也帮不上他！鲍·约翰明知道没人帮得了他，却还是把钥匙弄丢了。这男人经常弄丢东西。上次出国时他就把笔记本电脑落在了出租车上。钱包、手机、钥匙，结婚戒指。他的东西好像总会从身边溜走。

“他们很会修路修桥什么的。”布里奇特回答，“你呢？你能造出一间小屋吗？一间小泥屋？”

“我能造小屋。”

“也许吧。”布里奇特抱怨了一声，好像刚才说错了话，“不管怎样，男人们并没有统治世界。这世上还有女总理呢。再说你有你统治的世界，费兹帕特里克家，圣安吉拉小学，还有特百惠世界。”

塞西莉亚是圣安吉拉小学的家长会主席，还是澳大利亚区特百惠最佳顾问的第十一名。在她妹妹看来，这两种身份都挺滑稽的。

“我才没有统治费兹帕特里克家。”塞西莉亚辩白道。

“是啊，你没有。”布里奇特狂笑着说。

如果塞西莉亚这时候去世了，费兹帕特里克家将会……好吧，这事简直想都不敢想。鲍·约翰需要的可不仅仅是她留下的一封信。他要的是一整本家务手册，包括一张标明洗衣房在哪儿、碗柜在哪儿的家庭地图。

电话铃响了，塞西莉亚一把拿起话筒。

“让我猜猜，我们的小宝贝们又在看那些肥仔，对吗？”鲍·约翰说。塞西莉亚很爱听他电话里的声音：低沉、温暖且让人感到欣慰。没错，她的丈夫的确无可救药，丢三落四，惯性拖延，不过却以独特的方式照顾着妻女。老派，有责任心，好像在说：“我生来就是个爱家的好男人。”布里奇特说得没错，塞西莉亚的确统治着自己的家庭。可她明白，一旦有危险发生，鲍·约翰一定会站出来保护家人。他会用胸口替她们挡子弹，为她们搭建小屋，带她们逃离地狱。而一切危险过去后，他又会恢复之前的样子，心甘情愿地归顺塞西莉亚。他会笑着拍拍自己瘪下去的口袋说：“你们瞧见我的钱包了吗？”

目睹小蜘蛛侠意外的第一时间她就给鲍·约翰打去电话。按键时她的手指都在颤抖。

“我找到那封信了。”塞西莉亚的手指划过信封上的一行字。在听见鲍·约翰声音的那一秒，她就知道自己一定会忍不住问他的。他们已经结婚十五年了，两人之间从没有过秘密。

“什么信？”

“你写的一封信。”塞西莉亚试图让自己的声音更轻松，像开玩笑一样。这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不论信里写了什么都没关系，不会改变任何事。“是给我的。让我在你死后打开的。”虽说想要显得轻松，可是对自己的丈夫说“你死后”这话，她的语调或多或少还是有些奇怪。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一瞬间塞西莉亚甚至以为电话断了，可她又听到电话那头有些嘈杂的背景声。这电话似乎是在餐馆里打来的。

她突然胃中一紧。

“鲍·约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