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贝斯沃特

谍战进入了一个轻松舒服的阶段，更准确些说，应该是个无聊而乏味的阶段。加百列将漫长无尽的时间都花在了监听上，在无所事事的状态下监听着尤瑟夫的日常琐碎，监听喇叭似乎在没完没了地播放着拙劣的广播剧。尤瑟夫煲电话粥了。尤瑟夫一边喝咖啡、抽着烟，一边和巴勒斯坦朋友争论政治问题。尤瑟夫对一位伤心的女孩说，他不想再见她了，因为他和另外一位好上了。加百列发觉自己完全堕入尤瑟夫的生活步调之中。尤瑟夫吃饭，他也吃饭，尤瑟夫睡，他也睡，尤瑟夫同杰奎琳做爱的时候，加百列也在和她做爱。

不过十天过去了，加百列的窃听器没有捕获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对此可以有几种说得通的解释。也许根本就是沙姆龙犯了个错误，没找对人。也许尤瑟夫真的只是个学生、侍者。也许他的确是个特工，但活动不积极。又或者他是个积极的特工，但他和同志们用其他方式联络，比如视觉信号，或其他非人力的交流方式。要想查清楚究竟，加百列就必须采取行动，全方位全天候地监控。这就需要一个团队轮班作业，至少一打人马，保安措施齐备的公寓，车辆组织，无线电……一个这样大动干戈的行动很难瞒得过大不列颠的军情五处。

然而还有一种可能，令加百列最为头疼：此次行动已经暴露了。监控毫无结果，或许是因为尤瑟夫已经怀疑他遭到监视。也许他怀疑公寓里有窃听器，电话也被人录音了。也许他也怀疑这位美丽的法国姑娘其实就是个以色列间谍。

加百列决定，应该趁现在去巴黎，同沙姆龙来一次面对面的会晤。

次日早晨，他和沙姆龙在穆夫达街的一间茶馆里会面。沙姆龙付了茶钱，他们缓缓地走上山坡，穿过市场和街边的众多摊贩。“我想把她从这局棋里撤出来。”加百列说。

沙姆龙在一个水果摊前停下来，捡起一只橙子，审视半晌，又轻手轻脚把它放回篮子。然后他说：“大老远把我叫到巴黎，你可千万别告诉我就是为了这么个疯狂的决定。”

“有些事情不大对劲。我想趁着还没有陷得太深把她撤出来。”

“她还没暴露，我的回答是暂时不要撤。”沙姆龙认真地看着加百列，又道，“你的脸怎么沉下来了？加百列？你把磁带送给我之前自己听过吗？”

“当然听过。”

“那你还听不明白吗？没完没了的长篇大论，讲述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史？以色列人的残忍？背诵巴勒斯坦诗篇？那些民间故事，描绘犹太人没来的时候，巴勒斯坦的美好生活？”

“你的重点是什么呢？”

“这小子要么是堕入爱河了，要么他心里在盘算别的主意呢。”

“后者更让我担忧。”

“你有什么根据说尤瑟夫怀疑那个漂亮姑娘了呢？你有什么根据，说他打算利用这个容易摆布的女孩子，让她为塔里克和他们的组织做事呢？”

“有！可她对此却准备不足。说实话，对于如何应对，我们也准备不足。”

“那就是说你要卷铺盖走人了？”

“不，我只是想把杰奎琳撤出来。”

“接下来又怎样？尤瑟夫会紧张。尤瑟夫起了疑心，把公寓搜个底儿朝天。如果他是个训练有素的，他会把所有电子、电气的东西全扔掉。你的麦克风也一块儿扔了。”

“如果我们干得利索，让她从容脱身，他是不会有任何怀疑的。再说，我们雇用她的时候，承诺过这是个短期任务。你知道她还有别的工作要做。”

“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事。付她薪水，最高额度的。她留下，加百列，讨论结束。”

“如果她留下，我就走。”

“那走好了！”沙姆龙脱口道，“回康沃尔郡去，把你的脑袋埋在你那幅什么韦切利奥里吧。我会再派个人接替你。”

“你知道我是不会把她放在你手里的。”

沙姆龙迅速改了语气，准备妥协：“你超负荷工作太久了。你脸色不太好嘛。我还没忘了当初的情形。休整几个小时吧，别去管尤瑟夫，他不会跑掉的。兜兜风，清醒清醒头脑。我需要你的最佳状态。”

回伦敦的火车上，加百列进了厕所，锁上了门。他在镜子前站了很久。眼睛周围又添新皱纹了，他的嘴角紧绷，下颚上的骨头嶙峋，如同刀割过一般。眼圈黑了，像是被煤灰弄脏了。

“我还没忘了当初的情形。”

“黑色九月”行动后，他们都出现了一些症候：心脏问题，高血压，皮肤出疹子，慢性感冒。杀手受的苦最多。罗马的第一次任务后，加百列发觉自己再也睡不好觉了。每次他闭上眼，就会听见子弹撕破皮肉击碎骨骼的声音，看见红酒和着血污溅在大理石地板上。沙姆龙在巴黎找了位大夫，是个志愿特工，他给了加百列一瓶强效的镇静剂。短短数周的工夫，他居然对药物上了瘾。

药物和紧张焦灼使加百列露出老态，令人咋舌。他的头发变硬了，嘴巴皲裂，眼睛的颜色犹如烟灰。他额头处的黑发变灰了。当时他只有二十二岁，看上去却至少有四十岁。他回到家，莉亚几乎认不出他。他们做爱的时候，她说好像在同另一个男人做爱——不是老年版的加百列，而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

他向脸上泼了些凉水，用纸巾用力地擦着，然后再一次审视自己的影子。他仔细思量着世事的连锁效应。一环一环，命运的奇异轮转，一步一步将他引领到了眼下的处境。如果没有希特勒，没有大屠杀，他的父母就会留在欧洲，而不是流离失所，逃亡到伊茨雷埃勒峡谷的农村定居点。大战之前，他的父亲是慕尼黑的一位平易无争的历史学家，母亲是布拉格的一位天才画家。他们都不适应定居点的集体主义生活，也不适应锡安主义者对体力劳动的热情。他们对待加百列，好像对待一个迷你版的成年人，而不是一个和大人有不同需求的男孩子。他不得不自己给自己寻开心，自己照料自己的生活。他最早的童年记忆，就是他家在定居点的两个小房间，父亲坐在椅子上看书，母亲在画架前作画，加百列坐在他俩之间的地上，用粗糙的积木搭房子。

他的父母讨厌希伯来文，于是他们自己教他，教的都是他们熟知的欧洲语言，德语，法语，捷克语，俄语，意第绪语。加百列将它们全数吸收。除了这些欧洲语言，他还学会了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从他的父亲那里，他继承了精准无误的记忆力；从母亲那里，他继承了无法撼动的耐心和对细节的关注力。父母对集体生活的厌恶，使他变得孤傲，像一匹离群的狼。父母既然是世俗的不可知论者，儿子也很难培养出犹太教的道德感和信念。他偏爱远足，而非足球；偏爱读书，而非农艺。他很怕弄脏自己的手，怕到近乎病态。他有许多秘密。他的一位老师对他的描述是：冷漠、自私、缺乏感情，却又绝对聪颖。为了对付欧洲的恐怖分子，阿里·沙姆龙要为新一轮的谍报战斗招募战士，他相中了这位伊茨雷埃勒峡谷的男孩子，因为同《圣经》里的大天使一样，加百列不但与他有相同的名字，也具有他那种非凡的语言天赋和所罗门一般的耐心。在他身上，沙姆龙还发现了另一项颇有价值的个性特征：杀手的冷酷寡情。

加百列出了厕所，回到座位上。窗外已经是伦敦东区的景象，一排排破旧的维多利亚式库房，玻璃窗都碎了，墙砖也破损了。他闭上眼。“黑色九月”行动中，还有一样东西导致了所有人的病症：恐惧。他们在前线越久，暴露的危险越大。不仅会被欧洲各国的情报部门发现，更会被恐怖分子发现。“黑色九月”在马德里谋杀了一名情报员后，这个道理更加深入人心。突然间，团队成员认识到他们自己也是脆弱的。加百列也从中学到了职业生涯中最深刻的教训：特工远离家乡执行任务的时候，一旦身在敌意包围的陌生国度，他们纵然身为猎手，也有可能沦为猎物。

火车停靠在滑铁卢站。加百列大步走过月台，无声无息地穿过人群拥挤的下客大厅。他把车停在一处地下停车场里。他把钥匙丢在一边，例行仪式一般地检查了汽车。然后才上了车，直奔萨里方向驶去。

大门口没有标志。加百列一向偏爱没有标牌的地方。墙内有一块精心修剪过的草坪，其中的树木也安排得整整齐齐。在一条曲曲弯弯的车道尽头，是一大片维多利亚式的红砖建筑。他摇低了车窗，按下了对讲机的按钮。监控摄像机的镜头像只独眼怪一般紧盯着他。加百列本能地扭过头，躲开了镜头，假装在储物隔层里找什么东西。

“我能帮到你吗？”一个女性的声音，中欧口音。

“我是来找马丁森小姐的。艾弗里大夫在等我呢。”

他升起车窗，等待着自动保安闸门滚向一侧。然后他开进院子，缓缓沿车道往前开。午后将近傍晚的时刻，天气冷，天色灰暗，小风摇晃着树梢。他渐渐靠近大楼，已经能看见三三两两的病人。有个妇人坐在长凳上，穿着星期天的盛装，茫然地盯着半空。有个男人穿着油光水滑的威灵顿皮靴，搀着一位牙买加人的胳膊，脚步齐整地缓缓往前走着。

艾弗里等候在进门的大厅里。他穿着昂贵的灯芯绒裤子，铁锈般的颜色，熨烫得很齐整。身上穿着灰色开司米毛线衫，看起来更适合高尔夫球场，而不是精神病院。他冷淡而郑重地握了加百列的手，似乎加百列是一位官方的代表，接着就领他穿过长长的一道铺着地毯的走廊。

“这个月她说了不少话，”艾弗里说道，“有几次，我们还进行过一些有意义的谈话。”

加百列勉强紧张地微笑着。这么多年来，她都没和他说过话。“她的身体状况呢？”他问道。

“没有变化，和预期的一样健康。”

艾弗里用一张磁卡打开了一道安全门。门的另一侧是又一个大厅，地上铺的是瓷砖而不是地毯。他们一边走着，艾弗里一边向他介绍了她的治疗状况。他此前加大了一种药剂的用量，减少了另外一种的用量，整体上，药物使用减少了三分之一。还有一种新药，是试验性的，它表现出了一些颇为乐观的效果。它能帮助创伤后综合征的病人消除紧张焦灼和精神压抑。

“如果你觉得有用，那就不妨。”

“我们如果不试试，就永远也不知道。”

加百列心想，临床精神科的工作，倒是同谍报工作很相似。

瓷砖大厅的尽头是一间小房间。屋里装满了园艺工具：修枝剪刀、铲子、锹，还有一袋袋的花种和花肥。在房间的另外一端，有一个双开门的入口。

“她在老地方等着见你呢。别和她耗太久，我认为半个小时最合适。时间到了我会来叫你。”

一间玻璃暖房里，又热又潮，令人压抑。莉亚在角落里，坐在一张直椅背、生铁质的庭院椅子上，脚下摆着一盆盆新栽的玫瑰。她穿一身白，白色的圆领毛衣是加百列去年送给她的生日礼物，白裤子是他某年夏天在克里特岛为她买的。加百列想回忆起是哪一年，却记不起来了。一切记忆似乎都模糊了，只剩下维也纳之前的莉亚和维也纳之后的莉亚。她像个小女生一样拘谨地坐着，望着远处的草坪。她的头发剪短了，囚徒般的呆板。她没有穿袜子。

加百列走近的时候，她也扭过头。他首先看到了她右侧脸颊的伤疤。一如往常，他感到一阵剧烈的寒意。接着他看到了她的手，或者说，那是她双手的残留物。伤疤已经变硬，成了白色的组织，这让他联想起破损的油画画布。他真想在调色板上调好颜色，将她修补如初。

他吻了她的额头，嗅着她的头发，希望找回熟悉的薰衣草和柠檬气息；然而得到的仅仅是玻璃暖房里的潮味，以及封闭室内的植物腐臭味，令人憋闷。艾弗里早已准备了另一张椅子。加百列将椅子拖近了几寸。一听到铁椅子刮擦地面的声音，莉亚一阵畏缩。他喃喃地道了歉，坐了下来。莉亚扭头看着别处。

以往也总是这个样子。坐在他面前的不是莉亚，仅仅是一座莉亚的纪念碑，或者说是块墓碑。他曾努力和她交谈，然而现在，仅仅在她面前坐坐就能让他满足。他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只见一片水雾蒙蒙的风景，他不知道她在看什么。照艾弗里的说法，曾经有很多天，她就这样坐着，重温着过去的那一段，一遍又一遍，重温着每一个鲜活的细节，让人着恼。她不愿意停下来，也停不下来。加百列难以想象她承受了怎样的痛苦。他还有幸保留了以往生活的一些延续，然而莉亚的一切都被夺走了——她的孩子，她的身体，她清醒的神志。一切都没了，记忆却还在。加百列很担心，生怕她同生命最后的薄弱纽带，就维系在他不变的忠心上。一旦他同其他人相爱，莉亚就会死去。

过了四十五分钟，他站起来，穿上夹克，然后他在她跟前蹲下来，双手扶着她的双膝。她向他的头顶后面望了几秒钟，然后低下头与他的目光相接。“我得走了。”他说。莉亚一动不动。

他正打算站起来，她突然伸手摸着他一侧的脸颊。生硬的伤疤从他的眼角划过，加百列尽力不去闪避。她苦苦地微笑，放下了手。她把一只手放在大腿上，又用另一只手盖在上面，恢复了原先凝固的姿势。

他站起来，走了。艾弗里在外面等他。他陪着加百列走到汽车前。加百列在方向盘后面坐了很久，这才一边打着了引擎，一边想着她放在他脸上的那只手。这样子抚摸他，太不像莉亚了。她在那里看见了些什么？是谍战中紧绷的神经，还是杰奎琳·德拉克罗瓦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