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罗

“我从没干过这样的事。”昆内尔阴沉地说。已经是午夜了，他们正驾驶着昆内尔的小菲亚特。尼罗河对岸，此时的开罗依然热闹非凡，可扎马雷克已经十分安静了。他们花了两个小时才来到这里。加百列确定没有人在跟踪他们。

“你确定房间号是对的吗？”

“我进去过。”昆内尔说，“没干成我想干的事，只是去参加咪咪的一个派对。她住在6A。大家都知道咪咪住在那儿。”

“你确定她没有养狗？”

“只有一只营养过剩的安哥拉猫。我猜，自称是伟大海勒先生朋友的人应该不会怕胖猫吧。不过我得去搞定那个七英尺高的努比亚门卫。这怎么办？”

“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记者，骗一个门卫当然不成问题。”

“是啊，但这恐怕和做新闻还是有点区别的。”

“想想英国学生怎么搞恶作剧的。告诉他你的车子坏了，跟他说你需要帮忙，给他点钱。五分钟，只要五分钟。记住了吗？”

昆内尔点了点头。

“如果你的穆卡巴拉朋友出现了怎么办？”加百列问，“我们用什么信号？”

“按喇叭，两短一长。”

加百列走下车，穿过马路，沿着海边走下一条石阶，然后他停了下来，对着一艘缓缓逆流而上的美丽小帆船凝望了一会儿。接着，他转身向南边走去。肯普先生用右肩背着他的高级皮包，没走几步路，咪咪的公寓楼就出现在路的尽头——那是一栋古老的扎马雷克建筑，外立面刷成了白色，每个房间外都有一个临河的露台。

建筑的一百码之外又有一条石阶。加百列在走上去前假装朝河面上望了望，以确定没有被跟踪，河岸上一个人都没有。他走上楼梯，穿过马路，走进一条通向大厦后门的黑漆漆的过道。如果这是他第一次来，他恐怕根本找不到目的地。好在他白天的时候来过一次，知道只需要走上一百三十步，就可以进入咪咪·费雷雷住的地方。

金属大门上用阿拉伯语写着“请勿进入”的字样。加百列看了看手表。和预计的差不多，从停车的地方走到这里用了四分三十秒时间。他推了推门，发现门和白天一样是锁着的。他从包里拿出一对薄薄的金属工具，弯下身子，眼睛对准锁眼。十五秒后，锁打开了。

他打开大门朝里面望了望，看到一条短短的水泥地走廊。走廊另一端的门半开着，直接通向大堂。加百列轻轻地走过去，躲到了第二扇门后面。他听到了大堂里大卫·昆内尔正塞给门卫二十镑让他帮忙去推车。听到交谈声停了下来，他从门边往里看了一眼，刚好看到那个穿着长袍的努比亚门卫飘进了夜幕里。

他走进大堂，在邮箱前停了下来，6A上面贴着“费雷雷”的标签。他走上楼梯，来到六楼。门前有一对盆栽棕榈树。他把耳朵贴在门上，房间里鸦雀无声。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看上去像是电动剃须刀的小工具，把它沿着门缝上下一扫。一点小绿灯亮了起来，这意味着这个小东西没有探测到任何电子安全系统。

加百列把工具放回上衣口袋，然后把他的传统开锁工具伸进了钥匙孔。可他刚刚开始工作，就听到楼梯间里传来几个女人的说话声。他冷静地继续开锁，手指尖紧张地变换着角度，脑子里却闪过了各种可能性。这栋楼有十一层。那个女人来六楼或者更高层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他有两个选择：停止手上的工作直奔大堂，或者躲到楼上去。两个计划各有缺陷。如果下楼，那些女人看到一个陌生外国人在楼里，可能会起疑心；而如果朝上走的话，她们要是住在顶层，他依然无处可躲。

他决定继续工作。他想起了在学院时的演习，沙姆龙站在他身后鼓励着他，仿佛这决定了他和整队人的生命。他听到了她们高跟鞋的声音。其中一个女人突然笑着尖叫了一声，让他的心脏抽搐了一下。

当最后一颗钉子松开时，加百列把手放在那只弹簧锁上，去感受那令人满意的“咔嗒”一动。他推开门，悄悄走了进去，恰好赶在那些女人走到六楼时关上了门。他靠在门上，手上拿着开锁的小薄片，屏住呼吸听着她们笑着走上楼去。有那么一瞬间，她们的快乐让他感到憎恨。

他锁上门，从包里拿出一支雪茄大小的手电筒，用细细的光柱在房间里扫了一圈。他所在的是公寓的玄关，穿过去就是客厅。整个房间的色调是白色的，简约时尚，家具低矮舒适，沙发上有一堆彩色靠垫和抱枕，这让他想起了咪咪的夜总会。他慢慢地移动着手电，突然，一双黄色的眼睛进入了光柱，他猛地停住了。咪咪的胖猫正蜷缩在一张长软椅上。它意兴索然地看了加百列一眼，然后把下巴搁在爪背上，闭上了眼睛。

他有一张任务单，任务按照重要性先后排列。最首要的就是咪咪的电话。他在客厅找到了第一部，第二部放在卧室的床头柜上，第三部在一间当作办公室的房间里。他在每部电话上都装了一个迷你装置。在“机构”的词典里，这东西被称为“玻璃”，可以覆盖电话和它所在的房间。只要在距离一千码之内，“玻璃”都可以让加百列把他的洲际酒店套房当作监听室。

在那间办公室里，他找到了任务单上的另一样东西——咪咪的电脑。他坐下，打开电脑，把一张光盘插入了光驱里。软件开始自动运行，将咪咪硬盘上的资料全部存到了光盘里：包括邮箱、文档、照片、音频以及视频文件。

下载的同时，加百列环顾了一下这个房间。他看了看桌上的一叠画报，打开书桌，看了看咪咪的文件。时间不多了，他只能大体地检查一下。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引起他注意的东西。

他看了看下载的进度，然后打开手电在四面墙上照了一圈。一面墙上挂着几张镶框的照片，大部分照片里都是咪咪和其他一些漂亮的男男女女。在一张照片里，他看到了咪咪年轻时的样子——肩上裹着围巾，站在吉萨金字塔前。和她的脸一样，那些金字塔也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咪咪，新世纪潮流下的理想主义者，正准备通过“正能量”来拯救世界。

另一张照片引起了加百列的注意：咪咪的头枕在一个薰衣草色的枕头上，直直地盯着相机的镜头。她的脸颊贴着一个装睡的男人的脸。他的眼睛被帽子遮住了，所以只能看到他的鼻子、嘴和下巴——不过加百列知道，这对经验丰富的面部识别专家来说已经足够了。他从肯普先生的背包里拿出一部小数码相机，拍下了那张照片。

他走回书桌，看到下载已经完成了。他拿出光盘，关上电脑，然后又看了一眼手表。他已经在这里待了七分钟，这比他计划的多了两分钟。他把光盘放进背包，然后回到门口，在离开前确认了一下门外有没有人。

楼梯间空无一人，大堂里站着那个门卫，他友好地向加百列道了晚安。昆内尔正一脸木然地坐在车前盖上，加百列左转直奔解放桥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望着地面，完全像个专业探员。

第二天早晨，肯普先生病了。卡图比先生听到他对病情详细而可怕的描述以后，认为是细菌感染，并告诉他这病来势汹汹，但去得也快。“开罗背叛了我，”肯普先生抱怨道，“我受了她的诱惑，但她却以怨报德。”

卡图比先生的预测看来是错的。肯普先生的肠炎延续了几天几夜。医生来了，开了药，但好像完全不起作用。卡图比先生暂时忘却了对肯普先生的反感，主动承担起了照顾他的工作。他给肯普先生端来了加盐的煮番茄柠檬汁——这是通过了时间验证的偏方——每天三餐一次不落。

疾病缓和了肯普先生的脾气。他对卡图比先生很友善，还对要打扫他洗手间的清洁女工表达了歉意。有时候，当卡图比先生走进房间时，会发现肯普先生正坐在窗户旁疲倦地盯着河面。他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用收音机收听德语新闻。他戴着耳机，以免打扰其他人。卡图比先生开始想念以前的约翰尼斯·肯普了。有时候，他在大堂值班时，会突然很怀念那个坏脾气德国人穿着西服踏过大理石地板、昂着下巴随时准备挑事的样子。

一天早晨，大概是肯普先生病倒一周以后，卡图比先生敲响了肯普先生的房门，很惊讶地发现屋里响起了一个凶恶的声音。他插进房卡，走了进去。肯普先生正在收拾行李。

“风暴结束了，卡图比。”

“您确定吗？”

“非常确定。”

“非常抱歉，开罗对您实在是刻薄，肯普先生。之前您决定延长停留的时间，看来不太明智。”

“也许吧，卡图比，但我从不抱怨过去，所以您也不必如此。”

“这是阿拉伯人的通病，肯普先生。”

“我就不会受到这样的困扰，卡图比。”肯普先生把收音机放进了一个行李袋里，拉上了拉锁，“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法兰克福当晚有雨——汉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交待得十分清楚，还没有起飞的时候他就说了一遍，飞行过程中又说了两次。加百列甚至喜欢上了那个飞行员的声音，这可以暂时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让他不至于时时刻刻看表，计算哈立德下一次滥杀无辜之前所剩的时间。他们接近法兰克福时，他望向窗外，希望可以看到德国南部平原上的光亮，但眼前却只有无尽的黑暗。飞机穿过云层后，小窗户上瞬间布满了雨点——加百列仿佛看到了哈立德的团队在雨中集合在一起，准备他们的下一次行动。突然间，跑道出现了，宛若一条抛过光的大理石在迎接着他们。飞机落地了。

航站楼里，他走到一个电话亭前，拨通了布鲁塞尔那个假公司的电话。他以斯蒂文的身份请求与帕森斯先生通话。在一连串的“咔咔”声之后，电话那端传来了一个女性的声音，听上去非常遥远，甚至有一点回声。加百列知道，那个女孩此时正坐在扫罗王大道行动队的控制台前。

“你有什么需要？”她问道。

“声音识别。”

“你有录音吗？”

“有。”

“质量如何？”

加百列用任何窃听者都听不懂的希伯来语告诉了那个女孩他获取录音的方法。

“请播放。”

加百列按下了“播放”键，把录音机放到话筒附近。男声，完美的法语。

“是我。有时间给我打电话。没有紧急的事。再见。”

他放下录音机，把听筒放回了耳边。

“找不到匹配的声音。”那个女人说。

“请和698／D号声音比对。”

“稍等，”片刻之后，那个声音说，“匹配。”

“我还要查一个电话号码。”

加百列找到了第二段录音，再次按下“播放”键。这一次是咪咪·费雷雷从家里的办公室打的国际长途。听她拨完最后一个号码之后，加百列按下了“暂停”键。

另一端的那个女人读出了她拨的号码：0033-91-546798。加百列知道33是法国的国家号码，91是马赛的区号。

“查查地点在哪儿。”

“稍等。”

两分钟后，那女人说：“电话是登记在保罗·维然先生名下的，地址在马赛圣雷米大街56号。”

“我还要再做一个声音识别。”

“质量？”

“和刚才那段一样。”

“请播放。”

加百列按下“播放”键，但播放声被机场突然响起的安全通知淹没了，只听一个声音在他的头顶用德语喊道：“注意！注意！”通知结束后，他再次按下按键。这次，录音机清晰地播放出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是我。你在哪儿？有空打给我，爱你。”

停止。

“找不到匹配。”

“请与572／B号声音比对。”

“稍等。”接着，“匹配。”

“请记录，声音主人姓名是咪咪·费雷雷。她的地址是开罗巴西大街24号6A房间。”

“我已经存了档。本次通话还剩下四分三十二秒。还有什么事？”

“请帮我给伊齐基尔留个言。”

“伊齐基尔”是情报处的代码。

“什么信息？”

“我们的朋友正在马赛，就在你给我的地址。”

“圣雷米大街56号？”

“是的，”加百列说，“我需要伊齐基尔指示下一步行动。”

“你在法兰克福机场？”

“是的。”

“我要挂机了。找到下一个地点，五分钟后再拨过来。我会告诉你。”

加百列挂掉了电话。他走到报亭，买了一份德国报纸，走了一小段路，找到了另一个电话亭。同一个电话号码，同一个模式，同一个特拉维夫的女孩。

“伊齐基尔要你去罗马。”

“罗马？为什么去罗马？”

“你知道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没关系。加百列知道答案。

“到罗马的哪里？”

“西班牙广场的公寓。你知道那里吗？”

加百列知道。那是西班牙阶梯顶上的一间舒适的安全屋，离三一堂不远。

“两小时内会有一班飞机从法兰克福飞往罗马。我们帮你订了票。”

“你需要我的里程卡卡号吗？”

“什么？”

“没事了。”

“祝你旅途愉快。”那个女孩说完就挂断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