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维夫

“她自称马德琳，但只有她扮演法国女人时才用这个名字。如果要扮演英国人，她会改名叫亚历山德拉，意大利人的话就叫露奈塔——小月亮的意思。”

纳坦看着加百列，眨了眨眼睛。他的头发束在脑后，眼镜歪歪斜斜地架在鼻梁根部，马利布冲浪上衣上破了几个洞。关于纳坦的穿衣打扮，雅科夫给加百列打过预防针。“他是个天才。从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毕业后，美国和以色列的每家公司都想和他签约。他和你有点像。”雅科夫的口气里透出了一点嫉妒的味道。

加百列望向纳坦这间玻璃办公室的外面，明亮的地面上摆着很多电脑桌，每张桌子前都坐着一个技术人员。他们大部分都很年轻，而且大多是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他们是以色列反恐战争中沉默的斗士。他们从来没看到过敌人的脸孔，从来没强迫过敌人背叛他们的人民，或对敌人进行过审讯。对他们来说，敌人就是铜线中的一股电流，或是空气中的一声低语。纳坦·霍非的工作是监控外界和以色列之间的所有通信，这看上去简直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电脑完成了主要的“进攻”工作，从某些词汇、短语或者已知的恐怖分子声音中截获信息，但纳坦依然将自己的耳朵视为他兵工厂中最可靠的武器。

“我们不知道她的真名，”他说，“现在她只是572／B号声音。我们截获了她和阿拉法特之间的五次通话。想听听吗？”

加百列点了点头。纳坦点击了电脑屏幕上的一个图标，录音开始播放。在每次电话中，那个女人都假装是外国的和平主义者，打电话支持这位进退维谷的巴勒斯坦领袖，或是表达对近来犹太复国主义者暴行的谴责。每次对话都会提到一个叫托尼的朋友的名字，这和穆罕默德·亚维什提供的信息完全吻合。

“她的阿拉伯语非常好，但她不是阿拉伯人。我猜她是法国人，应该是法国南部，有可能是马赛。教育程度非常高，也很有魅力。她的臀部还有个小蝴蝶纹身。”

雅科夫突然抬起头来。

“我开玩笑的，”纳坦说，“但听一下5号通话。她假装是法国女人，马德琳，巴勒斯坦公平与持久和平组织的头目。对话提到了巴黎将发起反攻。”

“巴黎？你确定是在巴黎？”

纳坦点了点头：“她告诉阿拉法特，他们的一个组织者托尼预测将有十万人参加那次行动。然后她犹豫了一下，改了口，说托尼说的不是十万人，而是二十万人。”

纳坦放了一遍录音。播放结束后，雅科夫问：“有什么特别的吗？”

“这里。”

纳坦打开另一个文件，播放了几秒钟，里面的对话很低沉，完全听不清楚。

“当时有人在她旁边。他本人在分机上监听着他们的对话，当马德琳说托尼预测有十万人参加时，这个人用手捂住了听筒，用法语告诉她，‘不，不是十万。是二十万。’他以为没人能听到他的话，但他把话筒放在了声带附近，这是菜鸟级的错误。我们录下了他声带的震动，稍微过滤一下，我就得到了这个。”

纳坦又播放了一遍这段对话。这一次，那个听不清楚的声音变成了标准的法语：“不，不是十万。是二十万。”纳坦把鼠标移到了电脑屏幕右上角，一张网中间穿过了几条波浪线。

“这是声频仪，也就是声波纹，是根据说话者嘴型和喉咙动作制作的数学方程。我们已经把这些声波纹和其他声音档案进行了比对。”

“结果呢？”

“没有相符的。我们叫它698／D号声音。”

“这是什么时候录下来的？”

“六周前。”

“你知道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吗？”

纳坦笑了。

那是一场恶战，但这几乎是“机构”每项行动前的必经之路。勒夫恨不得把加百列锁在地下室里，只提供面包和水，而且他一度占了上风。加百列容易自我膨胀，勒夫说，完全不适合外派行动；而且，电话录音表明哈立德躲在阿拉伯国家，加百列虽然在突尼斯工作过很短的时间，但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并不熟悉。最后，勒夫还找了一个很官僚的无聊理由，说加百列的小组没有在外行动的许可证。和大部分的争执一样，这件事闹到了沙姆龙那里。勒夫想绕开他，但已经太晚了。沙姆龙的建议就像是上帝刻的石经一样不可改变。

在官僚战争中胜出后，加百列马上着手处理他的身份和外貌问题。他决定扮成德国人，因为德语是他的母语，就算在梦中他都说这种语言。他选择了商业楼宇室内设计师作为他的职业，定居慕尼黑。行动队给他提供了一本护照，上面的名字是约翰尼斯·肯普；给了他一个钱包，里面装着几张信用卡；还为他准备了一些私人用品，包括写着慕尼黑电话号码的名片。那个号码接通后直通情报处的安全屋，然后会转接到扫罗王大道的交换台。那里已经录下了加百列的留言，说他正在旅行，回来后会回电话。

对于他的外貌，行动队的专业人士建议他留胡须。虽然加百列认为满脸胡子的人看上去不可靠，好像在欲盖弥彰，但他最终还是服从了。结果没想到胡子的颜色是灰白的，这让加百列更失望。不过专家倒是很满意，并把他的头发也染成了相同颜色。他们给他配了一副无框方形眼镜，又在他的箱子里装了一些从柏林到米兰的大牌时髦服装，颜色非黑即白。技术组的行家给他找来了一些看上去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的高科技电子设备，但它们的作用可是超乎想象的。

在一个温暖的晚上，即将出发前，他穿着肯普先生的昂贵西装，大步走在特拉维夫夏金大街的酒吧夜店前。肯普先生多嘴、讨人嫌，对女人很有一套，喜欢昂贵的酒和电子音乐。这和马里奥·德尔韦基奥截然相反。他厌恶肯普先生，不过同时也欢迎他的到来，因为对加百列来说，只有化装成其他人才能让他感到安全。

他回想起自己当初为“天谴”行动而仓促作的准备：自己和沙姆龙一起走在特拉维夫的大街上，偷别人的钱包，私闯步行街酒店的房间。他只被抓住过一次，一个罗马尼亚犹太女人抓住了加百列的手腕大叫警察——她的手劲简直和沙姆龙一样大。“你那样子就像只待宰的羔羊，”沙姆龙当时说，“万一宪兵或者警察来了怎么办？你觉得我能走进去要求他们放了你吗？如果他们要来抓你，你就应该反抗。假使你不得不滥杀无辜，那也不要犹豫，但不能被捕，绝对不能！”

依照“机构”的传统，加百列在以色列的最后一晚应该在“跳板区”度过——那是部门内的一个习语，专指为离开前准备的安全屋。一如既往地，那儿堆满了烟头，满屋子都是颓败的气息，所以加百列选择和基娅拉在纳齐斯大街度过了那一晚。那夜的性爱紧张而古怪，之后基娅拉说，加百列感觉就像个陌生人。

加百列在行动前很难入睡，而他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夜也不例外。所以午夜后，当他听到沙姆龙的武装标致车停在大街上，并看到秃顶的沙姆龙在拉米的保护下穿过花园直奔他们的大门时，他感到很欣慰。他们在加百列的书房里度过了后半个晚上，凉凉的夜风从半开的窗口吹进来。沙姆龙谈到了独立战争，谈到了他寻找阿萨德酋长的过程，也谈到了他在利达外的村舍杀掉了阿萨德。随着黎明的到来，加百列对离开沙姆龙感到有些不舍，他甚至感到自己应该听从勒夫的建议，让别人接替自己。

天亮了，沙姆龙终于谈起了眼下的事。“别到使馆附近去。”他说，“穆卡巴拉认为在那儿工作的人都是间谍，虽然他们想得也没错。”他递给加百列一张名片，“他是我们的人，我们收买了他，他认识城里的每个人。我告诉他你会过去。小心点儿，他喜欢喝酒。”

一小时后，加百列坐上了一辆情报处的车子——车的外观被改装成了出租车的样子——直奔本·古里安机场。他以肯普的身份通过海关，经过了繁杂的安检，来到出发大堂。他的航班开始登机时，他便穿过停机坪，走上了等待着的飞机，在经济舱里入座。飞机起飞了。他望向窗外，看着地面离自己越来越远，担心再也看不到基娅拉了。他想到自己将要走上的路：长达一周的地中海长途旅行将带着他从雅典到伊斯坦布尔，最后降落在位于肥沃新月地带西边的古城。在那里，他希望可以找到那个叫马德琳或者是亚历山德拉又或者小月亮的女人，还有她的朋友托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