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3月23日

凌晨两点，加百列床头的电话响了。是雅科夫。

“看来你的访问捅了马蜂窝。”

“什么意思？”

“我在你楼下的大街上。”

电话挂断了。加百列坐起身来，摸黑穿好了衣服。

“谁啊？”基娅拉问道，声音里充满了睡意。

加百列告诉了她。

“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

他吻了一下她的额头。基娅拉从毯子里伸出手，勾住了他的脖子。“小心点。”她轻声说，然后亲了亲他的脸颊。

一会儿工夫，他已经坐在了雅科夫没上号牌的大众高尔夫里。车子穿过耶路撒冷，一直向西飞驰而去。雅科夫开得非常快，完全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风格：一只手握方向盘，另一只手拿着咖啡，还夹着香烟。迎面车辆的车前灯向他布满痘坑的脸投来不太友善的光亮。

“他叫穆罕默德·亚维什，”雅科夫说，“是我们在巴勒斯坦政府里最重要的线人。他在总部工作，和阿拉法特非常近。”

“谁联络的？”

“亚维什几个小时前发来一个信号，说他有话想说。”

“关于什么？”

“当然是哈立德。”

“他知道些什么？”

“他不说。”

“为什么要来找我？为什么他不和他的联络人直接说呢？”

“我就是他的联络人，”雅科夫说，“但他要直接跟你谈。”

他们来到了新城的西边。加百列的右侧就是沐浴在银色月光下的约旦河西岸，经验老到的人们称之为“沙巴克国”。在那片土地上，常规是行不通的——为了战胜阿拉伯恐怖分子，那些为数不多的公约在必要的时候都可以打破。雅科夫这样的人都是以色列安保部门的武士，是为了反恐工作进行一些肮脏工作的步兵。沙巴克的成员有权在毫无理由或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行逮捕和搜查，可以随意命令店铺和销售炸药等物品的地方关门。他们的生活依赖两样东西：勇气和尼古丁。他们喝咖啡过量，而且很少睡觉。他们的妻子离开了；阿拉伯线人对他们又怕又恨。加百列虽然执行的都是国家最终极的任务，但依然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他加入的是情报局，而不是沙巴克。

沙巴克的做事方法有时和民主国家的原则截然相反。和“机构”一样，一些坊间流传的丑闻摧毁了它在国内外的名声。最早的还是臭名昭著的300路公车案件。1984年4月，300路公车正从特拉维夫开往南部的阿什凯隆城。汽车被四名巴勒斯坦人劫持，其中两名在军队营救过程中被杀，另外两名则被带到了附近的麦田中，再没有露过面。后来有报道称，那两名劫持者被沙巴克官员殴打致死，而且那些官员是奉上面的命令行事。一系列的丑闻接踵而来，每一条丑闻都揭露了沙巴克最残忍的手段：暴力、逼供、勒索和欺诈。沙巴克的辩护者则称，对嫌疑分子的审讯很难在咖啡桌前完成。虽然丑闻不断，但沙巴克的目标并没有改变。他们并不在乎能否在流血事件发生后抓住恐怖分子，他们要做的是防患于未然。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希望震慑住那些年轻的阿拉伯人，让他们不要走上暴力的道路。

雅科夫突然刹住了车子，他们差点撞到前面那辆货车的尾巴。他对司机闪了闪车灯，又按响喇叭，货车移到了旁边的车道。雅科夫开过去的时候，加百列看到那辆车里有一对哈瑞迪教徒正在兴奋地聊着天，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雅科夫把小圆帽扔到加百列的腿上。那顶帽子比普通的要大一些，黑色背景上有个橙黄相间的图案。加百列明白这个设计的意义。

“我们要穿过居民区了，我怕安全部门或哈马斯会在检查站把守。”

“我们要自称从哪儿来呢？”

“舍莫纳镇，”雅科夫回答说，“在约旦谷。我们永远都不会去那儿的。”

加百列拿起那顶帽子。“我猜当地居民不会太欢迎我们。”

“不如说舍莫纳镇的居民对以色列的领土承诺比较审慎。”

加百列把帽子扣到脑袋上，调整了一下角度。雅科夫边开车边简短地跟加百列说了一下穿过西岸的程序、他们去阿拉伯村庄要走的路线，还有引开守卫注意力的方法。雅科夫说完之后，就从后座上拿了一把乌兹迷你机枪。

“我更喜欢这个。”加百列拿出了他的伯莱塔。

雅科夫笑了。“这可是约旦河西岸，不是左岸。别傻了，加百列，用乌兹吧。”

加百列有些犹豫地拿起了那把枪，把弹匣插进了枪柄里。雅科夫也包上了头。过了本·古里安机场几英里之后，雅科夫离开了高速路，来到了一条双车道上，然后向东驶向西岸。隔离带出现在了他们眼前，在地面上投下了阴影。

在检查站，一名沙巴克工作人员站在以色列国防军当中。雅科夫开过去之后，那名沙巴克工作人员和士兵们轻声交流了几句，然后他们的大众汽车没接受检查就被直接放行了。雅科夫在洒着月光的路上疾驰而去。加百列看到他们身旁有一辆车，一对前灯跟了他们一会儿就消失了踪影。雅科夫好像完全没有注意到那辆车。那应该是沙巴克反监视战队的车。

前方的路牌写着距拉马拉还有四公里。雅科夫离开主路，来到了古老河床旁的一条沙土路上。他关掉车灯，只用停车灯照着前路。没多久，他停下了车。

“把杂物箱打开。”

加百列照他的话做了。里面有两条阿拉伯围巾。

“你开玩笑吧？”

“蒙上你的脸，”雅科夫说，“全部蒙上，就像他们那样。”

雅科夫非常熟练地用他那条围巾把头裹得严严实实，然后在喉咙下面打了个结。除了眼睛，他的整张脸都隐藏在了围巾后面。加百列也依样做了。雅科夫再次发动车子，双手紧紧地握住方向盘，沿着一片漆黑的河谷向前开去。加百列感到自己像是坐在一个阿拉伯民兵旁边，正准备发动一场自杀式袭击，这让他感到十分不适。他们开了一英里之后，前方出现了一条窄窄的柏油路。雅科夫转上那条路，向北飞驰而去。

即便是以西岸的标准来看，这座村子也算是很小了，看上去好像被遗弃了一样——几栋颜色阴暗的矮房子簇拥着宣礼塔的塔尖，大部分房屋都黑着灯。村子中央有一个小集市广场，没有车子，也没有行人，只有一群山羊正在庄稼中间闻来闻去。

雅科夫在北边的一栋房子前面停了下来。房子临街的窗户紧闭，因为一边的折页坏了，一扇百叶窗斜挂在窗前。前门旁边有一辆孩子骑的三轮车，车头冲着大门的方向，这表示一切按计划进行。如果车头朝外，那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离开这里，到后备的地点去。

雅科夫从地上拿起那把乌兹冲锋枪，下了车。加百列也跟着走了出来，按照雅科夫的指示打开了后车门。他背对房子，观察着街上的动向。“我在里面的时候，如果有人走过来，就朝他的方向开枪，”雅科夫说，“如果他还不明白，就把他拿下。”

雅科夫绕过那辆童车，用右脚踢了踢门。加百列听到了木头开裂的声音，不过还是集中精力观察街上的情况。他听到屋里有人用阿拉伯语在喊叫，加百列听出那是雅科夫的声音，后面那个声音他听着似曾相识。

附近一间村舍的灯亮了，然后又有一间也开了灯。加百列松开了乌兹枪的保险，手指扣住扳机。他听到身后有脚步声：雅科夫带着亚维什从那扇破门后面走了出来。亚维什举着双手，头上套着黑布，那杆乌兹枪就顶在他的脑后。

加百列又朝街上看了一眼。一个裹着浅灰色围巾的男人从屋里走了出来，用阿拉伯语朝加百列大叫。加百列用阿拉伯语让他退后，但那个巴勒斯坦人朝他们走了过来。“开枪！”雅科夫生气地说，但加百列没有开枪。

雅科夫顶着亚维什的脑袋，让他坐到了后座上。加百列跟着他上车，把那名线人按在了地上。雅科夫来到驾驶位的车门旁，朝着那个村民几码之外的地面开了几枪，那个人吓坏了，赶紧回到了屋子里。

雅科夫跃上车，直接倒出那条窄街。到了集市广场后，他转头快速离开了村子。枪声和车鸣让村民警戒了起来，好几个人都从窗户和门廊探出了头，但没人找他们麻烦。

加百列一直从后窗往外看，直到整个村庄消失在了夜幕里。一会儿工夫，雅科夫已经开到了河岸边，只不过方向相反。那个通敌者依然被按在地上，整个身子挤在后座和前座之间狭窄的空隙里。

“让我起来，你这个混蛋。”

加百列用前臂卡住那个阿拉伯人的脖子，粗鲁却仔细地把他浑身上下都搜查了一遍，检查有没有武器或者炸药。检查完毕之后，他把阿拉伯人拉到座位上，摘掉了他头上的布袋。那人用一只眼睛恶狠狠地盯着他——他就是亚西尔·阿拉法特的翻译凯梅尔上校。

常春藤城坐落于海法和特拉维夫中间的滨海平原上，之前是犹太复国运动者的农场，后来成为了一座毫无生气的以色列工业城市。在城中一间杂乱无序的轮胎工厂旁边，有一片工人住宅区，耸立着一排小麦色的公寓楼。其中一栋离工厂最近的楼散发着橡胶烧着后的臭味，这栋楼的顶层是沙巴克的安全屋。对于很多工作人员来说，这个地方是他们不得已时的选择，但雅科夫却很喜欢这里。刺鼻的气味反而能加强紧迫感，因为很少有人愿意在这儿久留。但雅科夫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他的曾祖父是一个来自科夫诺的俄罗斯犹太人，是常春藤城的建立者之一，他们将一片充满毒气的沼泽变成了一片高产的农田。在雅科夫心中，常春藤城就是真理，常春藤城就是以色列。

那间房子可以说毫无舒适可言。客厅里全都是金属的折叠椅，地板上的油毡布凹凸不平；厨房的橱柜上放着一只廉价的塑料电水壶，生了锈的水盆里是四只成套的脏杯子。穆罕默德·亚维什，别名凯梅尔上校，拒绝了雅科夫毫无诚意的茶水款待。他要求雅科夫关上灯。他之前在总部时穿的那件熨烫平整的制服现在换成了白色棉衬衫和斜纹防水布的裤子，在月光的照射下泛着白光。他用右手剩下的两根手指夹着雅科夫的美国香烟，另一只手则揉着自己的脖子。他那只独眼定定地瞪着加百列，后者已经放弃了折叠椅，靠着墙坐在地上，双腿叠在一起。窗前的雅科夫则成了一团模糊的黑影。

“看来你从你的沙巴克朋友那儿学到了点东西。”亚维什摸着下巴说道，“他们很会用拳头。”

“你说你想见我，”加百列说，“我不喜欢有人专门要见我。”

“你以为我想怎样？杀了你？”

“这也不是没有过。”加百列冷静地回答说。

他知道，沙巴克的探员和另一边的线人会面时是最危险的。最近几年，有几名探员就死在了会面的时候。其中一个竟是在耶路撒冷的安全屋里被斧子砍死的。

“如果我们想杀掉你，今天早晨在拉马拉就杀了。我们的人现在应该正在庆祝你的死亡呢，你的手上沾满了巴勒斯坦英雄的血。”

“庆祝死亡可是你们擅长的，”加百列回答说，“有时候恐怕也是你们唯一会做的事。为你们的人民做点有用的吧，除了让他们自杀之外。带领他们朝前走，别总跟在社会极端主义后面，做些有建设性的事吧。”

“我们曾经建设过，但被你们的坦克和推土机毁掉了。”

加百列朝窗口雅科夫的影子望了一眼。那个沙巴克的成员并不希望他们陷入这种无意义的争论，可从穆罕默德·亚维什点燃第二支烟的样子来看，他还没打算让步。加百列把目光从那个阿拉伯人的独眼上移开，心不在焉地用食指拨弄地上的尘土。让他发泄吧，沙姆龙会这样建议。让他把你当成压迫者，当成反面人物，这样会减轻他当叛徒的愧疚。

“没错，我们庆祝死亡。”亚维什盖上了雅科夫那只旧款打火机，“我们之中也有些人会和敌人合作，但这种事在战争中很平常，不是吗？不幸的是，我们巴勒斯坦人很容易被收买。沙巴克把这叫作3K：kesef，kavod，kussit——钱，尊严，女人。想象一下，为了一个以色列妓女背叛你的人民。”

亚维什继续说了下去：“你知道我为什么通敌吗？因为我妻子病了，拉马拉的医生说她得了癌症。如果不能在耶路撒冷医治，她就会死。我向以色列政府申请了进城的许可证，这才让我认识了沙巴克，还有那位亲爱的朋友。”他把下巴朝坐在窗口、紧抱双臂的雅科夫那边扬了扬，“在我面前他叫自己所罗门。我知道他的真名叫雅科夫，但我还是叫他所罗门。这只是我们的一个游戏。”

加百列沉默着，继续拨弄地上的尘土。他感到自己仿佛正找寻出卡拉瓦乔画作的轮廓——亚伯拉罕手中拿着刀，准备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以祭献上帝。

亚维什凝视着他的烟头：“不用说，我妻子得到了最好的治疗，但代价也很大，我必须通敌。所罗门时不时会把我的孩子关起来，就为了要我开口。他甚至关押过我生活在以色列的亲戚。但当所罗门真想逼我的时候，会威胁把我通敌的事告诉我妻子。她一定不会原谅我。”

加百列抬起头来：“你说完了？”

“我想是的。”

“那么为什么不告诉我有关哈立德的事呢？”

“哈立德，”亚维什重复了一遍，然后摇了摇头，“哈立德实在不是你们应该纠缠的问题。”他停了下来，抬头望向一片漆黑的屋顶，“以色列迷惘了。它成为没人想要的船舰，像一头孤独的驴子。”他又把目光移到了加百列身上，“你知道这是谁写的吗？”

“何西阿。”加百列冷冷地回答说。

“正确。”亚维什说，“你有信仰吗？”

“没有。”加百列说的是真话。

“我也是。”亚维什承认道，“但或许你应该听何西阿的建议。以色列应该怎么解决和巴勒斯坦的问题呢？建一道藩篱。用何西阿的话说，就像是边界的开关。犹太人一直抱怨他们在聚集区的生活，但这道隔离带的作用是什么呢？你在建第一个巴勒斯坦聚集区，但事实上，你们也在为自己建聚集区。”

亚维什又把烟放进了嘴里。雅科夫从窗边走过来，把烟从他的两只手指头间拿了出来。亚维什露出一个悲伤的笑容，然后转头告诉雅科夫他想喝杯茶。雅科夫回到窗口，没理他。

“看来今天没茶喝了，”亚维什说，“只有钱。要想拿到钱，我必须要给所罗门签字，按上我的手印。这样做的话，如果哪天我背叛了所罗门，他就可以惩罚我了。但在我们的土地上，背叛者只有一种命运，那就是死，而且不是绅士的死法，是《圣经》里的死法。我会被阿拉法特最狠毒的杀手用乱石打死，或者被砍成碎片。所以雅科夫知道我只能告诉他实情，而且要快。”

雅科夫转过身来，在亚维什的耳边低语了几句话，就像一个律师告诉他的当事人如何回答一个不太友好的问题。

“所罗门看来不太喜欢我的话。所罗门希望我切入主题。”亚维什顿了顿，望着加百列，“但你不会这样，加百列。你是个耐心的人。”

加百列抬起头来：“哈立德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阿拉法特今天早晨误导了你。你是对的，哈立德确实存在。他已经拿起了他父亲和祖父的剑。”

“罗马的事是他干的吗？”

他犹豫了一会儿，望了望黑暗中的雅科夫，然后缓缓点了点头。

“他是受阿拉法特的命令吗？”

“我不确定。”

“你确定什么？”

“他和总部有联络。”

“怎么联络？”

“几种方式。有时候他会发传真，先在几部不同的机器之间来回传，等传到总部后基本上已经模糊不清了。”

“还有什么？”

“有时候他会用加密的电邮，邮件的地址和服务器也都不一样。他也会通过信使或者是来这里访问的代表团给阿拉法特传消息，不过大多数时间他还是用电话。”

“你能听出他的声音吗？”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听到过他的声音。”

“你见过他吗？”

“应该是见过一次。很多年前在突尼斯，一个年轻人来拜访阿拉法特，还在他的住处住了几天。他有一个法国名字和一本法国护照。但他的阿拉伯语一听就是巴勒斯坦人。”

“你怎么知道那是哈立德？”

“因为阿拉法特的反应。那个人一来，他整个人都容光焕发。那家伙看上去很轻狂。”

“就这样？”

“不是，还有他的样子。他们总说哈立德很像他的祖父。那个年轻人身上有些东西和阿萨德酋长很像。”

亚维什突然站了起来。雅科夫马上举起枪对准了那个阿拉伯人的头。亚维什笑了，把衬衫从裤子里抽出来。他身后的衣角贴着一个信封，加百列搜查武器的时候居然没有摸到它。亚维什把信封取下来，扔给了加百列。加百列打开信封，从里面拿出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个年轻人，非常英俊，和阿拉法特同坐在一张桌旁。他仿佛完全没意识到有人在拍照。

“阿拉法特喜欢偷偷拍下每一个和他会面的人。”亚维什说，“你有哈立德儿时的相片，或许你的电脑可以证实这个人是不是他。”

“看上去不像，”加百列说，“你还有什么？”

“他打电话来总部的时候，那头的声音不是他。”

“他怎么做的？”

“他让别人帮他打电话。一个女人——一个欧洲女人。”

“她叫什么？”

“她有好几个名字，还有不同的电话号码。”

“她在哪儿？”

亚维什耸了耸肩。

“她的母语是什么？”

“很难说，但她的阿拉伯语堪称完美。”

“口音呢？”

“传统口音。约旦上流社会，可能是贝鲁特或者开罗口音。她管哈立德叫托尼。”

“姓什么？”加百列冷静地问，“在哪里？”

“我不知道，”亚维什说，“但找到这个女人，你们或许就可以找到哈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