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

寻找加百列的任务和寻找罗马屠杀案的罪犯一样紧急。加百列从不透露自己的行踪，而且也不再受情报处控制。所以，当他神不知鬼不觉就离开了威尼斯时，大家并不奇怪——至少沙姆龙不奇怪。事实上，他去了英国，去探望他那住在萨里郡一家私人心理诊所里的太太莉亚。不过，他的第一站还是新邦德街。在伦敦画商朱利安·伊舍伍德的邀请之下，他参加了邦瀚斯拍卖行举办的早期绘画大师作品拍卖会。

伊舍伍德先到了拍卖行。他一手拎着一个破旧的公文包，另一只手掩着巴宝莉风衣的领口。另外有几个画商正聚在大厅里。伊舍伍德随口问候了几句，便直奔衣帽间。脱下湿透的风衣后，他走到了窗边。伊舍伍德身材高挑，行事谨慎，穿着他惯常参加拍卖时的行头——灰白条纹套装和总能带来好运的红领带。头发是用心吹过的，为了盖住秃了的地方。他在窗户玻璃上照了照自己的脸。陌生人看到这张脸，或许会认为他宿醉未醒，或至少是微醉。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清醒得很，脑筋和他母亲的舌头一样尖锐锋利。伊舍伍德掳起法式袖口，看了看表。他迟到了，这不太像加百列的作风。那家伙一直都像九点新闻一样准时，绝不是那种让客户苦等的人。他的修画工作也从不拖延，除非发生了什么他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

伊舍伍德正了正领带，松了松窄窄的双肩。镜子里的那个人即刻变得优雅自信起来——那是某个阶级的英国人的标志。他走进了他们的圈子，处理他们的藏品，或为他们寻找新的画作，但他从来都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他那“英国式”的姓氏和举止掩盖了他根本不是英国人的事实——至少严格来说不算是。他拥有英国国籍和护照，但他出生于德国，在法国长大，信奉犹太教。只有几个最值得信任的朋友知道，伊舍伍德是在1942年，以儿童难民的身份来伦敦的——一对巴斯克牧羊人夫妇带着他穿过比利牛斯山的暴风雪来到了这里。而他的父亲，也就是著名的柏林画商塞缪尔·伊萨科维奇，在波兰森林边上一个叫索比堡的地方，失去了生命。

还有一些事，伊舍伍德的对手们——甚至他身边的人——都不知道。这些年来，他偶尔会为一个来自特拉维夫的绅士做一些事，那个人就是沙姆龙。用希伯来语说，伊舍伍德是沙姆龙组织中的“sayan”，也就是不收费的志愿者助手，虽然大部分的情况下，他与沙姆龙的会面与其说是志愿，倒不如说是被绑架的。

就在这时，伊舍伍德在新邦德街穿着雨衣的行人中捕捉到一个穿着皮衣和牛仔裤的身影。那个身影消失了一瞬之后，又突然出现在视野里，仿佛钻过幕布，现身在了灯火辉煌的舞台上。每次见面，他的形象都让伊舍伍德不敢恭维：大约五点八英尺的个子，一百五十磅左右，身上穿得鼓鼓囊囊。他双手插在黑皮衣口袋里，双肩微微前弓，步子很轻，稍有点儿O型腿——在伊舍伍德看来，这种人不是跑得快，就是足球踢得好。他穿了一双绒面橡胶底粗革鞋，外面下着雨，却没有打伞。他的面孔变得清晰起来——脸很长，额头高高耸起，下巴很窄，鼻子仿佛是用木头刻出来的，颧骨宽大，不安的绿眼睛让人想到俄罗斯草原。他的头发很短，鬓角已经斑白了。单看他的脸，很难猜得出他到底来自于哪个国家，而他的语言天分则让他更好地利用了这个优势。每次见到加百列进门，伊舍伍德都不知道他此刻扮演的又是哪个身份。他谁也不是，居无定所。他只是一个永远在徘徊的犹太人。

眨眼间的工夫，加百列已经来到了伊舍伍德身旁，但他没有打招呼，双手依然插在大衣口袋里。替沙姆龙执行秘密任务让他反而不会应付公开场合。只有在扮演某个角色的时候，他才会变得生动起来。当一个局外人恰巧瞥见真实的加百列——就像此时此刻，伊舍伍德想道——应该会觉得他沉默、阴沉，有点病态的腼腆。加百列会让旁边的人感到无所适从，但这也是他的众多优势之一。

他们穿过大厅，走向登记台。“我们今天是什么身份？”伊舍伍德低声问道，可加百列只是探着身子在登记簿上写了几笔。伊舍伍德忘了，加百列是左撇子。他用左手签字，用右手拿画笔，拿刀叉则两只手都可以。他用哪只手拿伯莱塔手枪呢？谢天谢地，伊舍伍德还从没见过答案。

他们走上楼梯，加百列走在伊舍伍德身边，就像他的保镖。加百列的皮衣并没有发出沙沙声，牛仔裤也没有摩擦的声音，鞋子仿佛浮游在地毯上方。伊舍伍德不得不故意碰了一下加百列的肩膀，以确认他仍然在自己身边。走上楼梯后，一名保安让加百列打开背包。他拉开拉链，里面装着一副护目镜、一盏紫外线灯、一台红外热像仪，还有一把卤素手电筒。保安查看后，示意他们进去。

他们走进交易室。四周墙壁上挂了一百幅作品，每一幅的上方都装了射灯。在这些作品间游走的是成群结伙的画商——在伊舍伍德眼里，他们就像一群豺狼，正在骨头中寻找食物的残渣。有一些画商恨不得把脸贴在画上研究，而另一些则喜欢远观。评估、掏钱，计算器上显示出可预期的利润。这是艺术世界里不登大雅之堂的一面，却也是伊舍伍德钟爱的一面。加百列仿佛对周围的一切都毫不在意，他游走其中，早已习惯了这个嘈杂纷乱的大剧场。伊舍伍德不用提醒他保持低调，真实的他本就如此。

邦瀚斯拍卖行大师作品部主任杰瑞米·克拉布正在一幅法国风景画旁等着他们，他那黄色的牙齿间叼着一个没点燃的烟斗。他不太高兴地和伊舍伍德握了握手，又望了望伊舍伍德身边那个穿着皮衣的较为年轻的男人。“我是马里奥·德尔韦基奥。”加百列自我介绍道。一如既往地，他纯正的威尼斯口音让伊舍伍德暗自一惊。

“啊，”克拉布吸了一口气，“神秘的德尔韦基奥先生。久闻盛名，不过还从来没见过您。”克拉布怀疑地看了伊舍伍德一眼，“朱利安，你好像不太对劲。有什么事瞒着我吗？”

“他是来帮我忙的。我决定前要先让他看看。”

“这边走吧。”克拉布半信半疑地说，接着把他们带到了交易室下一层，走进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好的画作都很抢手。伊舍伍德必须假装对儿幅品都有一些兴趣，否则克拉可能会告诉别人，伊舍伍德已经看上了某一幅作品。大部分的展品都是平庸之作——一幅安德烈·德尔·萨托毫无生气的《麦当娜和孩子》，一幅卡罗·马基尼的静物写生，还有保罗·帕加尼的《火神的锻造》。房间的一角有张没镶框的大画布。伊舍伍德注意到，加百列受过高度训练的双眼一下子就被吸引到了那里，然后又马上移向别处。

加百列开始审视其他作品，在每幅画上都要花上两分钟时间。他的脸就是一张面具，既无热情，也没有任何不快。克拉布已经放弃揣测他的心思了，干脆还是吸着烟斗打发时间。

最后，加百列把注意力集中在了43号作品《狮穴中的丹尼尔》上。那是伊拉斯谟·盖利尼斯的作品，一百二十八英寸长，八十六英寸宽，布面油画。那幅画很脏，连画面边缘的几只猫都像是被蒙上了阴影。他蹲下身来，歪着头借着光仔细审视着画布，然后他舔了舔自己的三根手指，在丹尼尔的画像上抹了抹。克拉布马上咕哝了一声，不乐意地翻了翻眼珠。加百列没有理他，仰起头细细端详着丹尼尔双手交叉、跷着腿的样子。

“这是哪儿来的？”

克拉布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科茨沃尔德的乔治王时代作品。”

“上次清理是什么时候？”

“这个我们不太清楚，看上去应该是迪斯雷利当首相的时候。”

加百列抬眼看了看伊舍伍德，后者则转向了克拉布：“让我们单独说两句，杰瑞米。”

克拉布离开了房间。加百列打开背包，拿出那盏紫外线灯。伊舍伍德关掉了屋里的灯，房间里顿时一片漆黑。加百列打开紫外线灯，灯光投向了那幅画。

“怎么样？”伊舍伍德问。

“上一次的修复工作隔了太久，紫外线已经照不出了。”

加百列从背包里拿出了红外热像仪，看上去像一把手枪。伊舍伍德看到加百列握住手柄、打开那绿色光柱的开关时，心里不由得一颤。画布上出现一簇红色的斑点，显示出了上一次的修复痕迹。画作虽然很脏，但并没有什么损伤。

加百列关上红外热像仪，然后又拿出放大护目镜，开始研究卤素灯光下的丹尼尔肖像。

“你有什么想法？”伊舍伍德斜眼望着他。

“很好，”加百列悠悠地回答道，“但不是伊拉斯谟·盖利尼斯画的。”

“你确定？”

“可以跟你赌二十万英镑。”

“真会安慰人。”

加百列伸手抚摸着画布上健硕、优雅的身躯。“他就在这儿，朱利安，”他说，“我能感觉到。”

他们步行到圣詹姆斯的格林餐厅庆功——那是画商和收藏家在杜克街的聚集点，离伊舍伍德的画廊只有几步路远。一瓶冰镇的勃艮第白葡萄酒已经在吧台一角等候他们了。伊舍伍德倒了两杯酒，把其中一杯推到加百列面前。

“恭喜你，朱利安。”

“你确定？”

“我必须要用红外反射光看到底层才能确定。但从构图看，鲁宾斯的风格很明显。我确定是他的笔法。”

“我想你一定会很享受修复它的过程。”

“谁说我要修复的？”

“你说的。”

“我只答应鉴定，可没说要修复。这幅画至少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我恐怕还有别的事要忙。”

“修复这幅画我只相信一个人，”伊舍伍德说，“那就是你。”

加百列轻轻地歪了歪头，表示接受他的赞美，然后又面无表情地低头看菜单。加百列·艾隆如果出生在另一个时代，或许会成为最杰出的艺术家。伊舍伍德回想起了他们第一次相遇的情景——1978年9月一个美好的午后，海德公园九曲湖旁的一张长椅上。加百列那时还只是个男孩儿，两鬓却已经生出了灰发。用沙姆龙的说法，那是他的技艺匹敌成人的标志。

“他1972年从贝扎雷艺术学院毕业，1975年到威尼斯跟着翁贝托·孔蒂学习绘画修复。”

“翁贝托是最棒的。”

“我也是这么听说的。看来孔蒂先生对加百列印象不错，他说加百列的手是他见过的最有天赋的手。我同意他的说法。”

伊舍伍德问了一个不恰当的问题——1972年到1975年之间，加百列在做什么？加百列转头望向湖边一对牵着手散步的情侣，沙姆龙则漫不经心地从长椅上拾起一块小石头。

“就当他是一幅被偷走又被复归原位的油画吧。画的主人不会问它去了哪里。只要它能回到曾经的那面墙上，就已经足够了。”

接着沙姆龙提出了他的第一个“请求”。

“有一位来自巴勒斯坦的绅士现在正住在奥斯陆。我担心这位绅士的意图不太光明，希望加百列能帮我观察他的行踪，而你则可以帮他找一些体面的工作，比如简单的作品修复——两个星期的工作就够了。你可以帮我这个忙吗，朱利安？”

服务生的到来将伊舍伍德带回现实。他点了一份浓汤和一份煮龙虾，加百列则点了一份色拉和烤比目鱼配米饭。过去三十年来，他有一大半的时间都生活在欧洲，却依然保留着土生土长的耶斯列谷小男孩的饮食习惯。美食与美酒，考究的衣着和跑车——这一切在他身上都不起作用。

“我没想到你今天能来。”伊舍伍德说。

“为什么？”

“罗马。”

加百列的目光依然停留在那份菜单上：“那不是我的工作，朱利安，而且我已经退休了。这你是知道的。”

“得了吧。”伊舍伍德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那你最近在忙些什么？”

“我在做圣乔瓦尼·克里索斯托莫教堂的祭坛装饰。”

“又是贝利尼？看来你就要成名家了。”

“我已经是名家了。”

加百列的上一份工作是修复圣扎卡利亚教堂的贝利尼祭坛装饰。那幅作品一下子震惊了艺术世界，成为贝利尼作品从今往后的修复标准。

“克里索斯托莫是提埃坡罗的公司项目吧？”

加百列点了点头。“我现在基本上只为弗朗西斯科工作。”

“他可付不起你的工资。”

“我喜欢在威尼斯工作，朱利安。他付的钱够我过活了。别担心，我现在的生活比给翁贝托当学徒的时候还是好一些的。”

“我听说你最近一直很忙。有传闻说你因为有些私事要离开威尼斯，差点丢掉了圣扎卡利亚的工作。”

“你不应该听信那些传言，朱利安。”

“哦，真的吗？我们还听说你和一个叫基娅拉的年轻女人在卡纳雷吉欧同居了。”

加百列从酒杯后投来的锐利目光，证明这条桃色新闻并非传言。

“那孩子姓什么？”

“她姓佐利，她不是孩子。”

“她父亲是威尼斯的拉比？”

“他是威尼斯唯一的拉比。那个教区没多少人，战争把一切都毁了。”

“她了解你的另一份工作吗？”

“她就是情报处的人，朱利安。”

“那就跟我保证，你不会再伤这个女孩儿的心。”伊舍伍德说，“上帝，你错过了多少女人啊。我到现在还经常会想起杰奎琳·德拉克罗瓦，真是个尤物。”

加百列向前探了探身子，表情。十分严肃：“我会娶她的，朱利安。”

“那莉亚呢？”伊舍伍德柔声问，“你准备把莉亚怎么办？”

“我必须告诉她。我明早就去看她。”

“她能明白吗？”

“说老实话，我不知道。但我欠她太多。”

“上帝，原谅我必须要说，你欠自己更多。你该有自己的生活了。不用我提醒你，你已经不是个二十五岁的男孩了。”

“但你不需要看着她的眼睛告诉她，你爱上了另一个女人。”

“对不起，我太莽撞了。都怪这酒——还有那幅鲁宾斯。想我陪你去吗？我可以开车。”

“不用了，”加百列说，“这件事我必须一个人去。”

第一道菜来了。伊舍伍德舀了一勺汤，加百列叉起一片生菜。

“修复鲁宾斯你出多少钱？”

“让我说吗？差不多十万左右吧。”

“糟糕，”加百列说，“二十万的话，我可以考虑。”

“好吧，二十万，你这个混球。”

“我下周给你打电话来确定。”

“为什么不能现在决定？因为贝利尼？”

不，加百列心想，不是贝利尼。是罗马。

斯特拉福德康复中心是欧洲最负盛名的私人心理诊所，坐落在离伦敦市中心大约一小时车程的一座古老维多利亚建筑里。英国皇室的一名远亲和现任首相的二表弟都是这里的病人，所以工作人员都已习惯了来访者提出的反常要求。加百列通过了前门的保安室，他在这里的身份是“布朗尼先生”。

他来到位于红砖楼前院的探访人员停车场，停好了租来的欧宝汽车。莱奥纳德·艾弗里，莉亚的治疗师来到大厅迎接他。这位治疗师穿了一件巴伯大衣和一双威灵顿靴。“每周我都会选一组病人到周围的郊区去散步，”他解释着自己的穿着，“这对治疗很有利。”他戴着手套握了握加百列的手，漫不经心地问候了一下从伦敦开车来是否顺利，“她在阳光房等你。她还是最喜欢那个房间。”

他们穿过一条铺着油地毡的走廊。艾弗里走路的样子仿佛依然漫步在萨里郡的山间小径上。在这间医院里，唯有他了解那位名叫“李·马丁逊”的病人的真实情况——至少是部分真实情况。他知道她本姓艾隆，重度烧伤和紧张症并非源自于一起摩托车事故——那只是她病历上写的情况——而是维也纳一起爆炸案的结果。他还知道那次爆炸事故夺去了她儿子的生命。他推测加百列可能是个以色列外交官，他不太喜欢这个人。

他一边走一边向加百列介绍莉亚的情况。她的病情始终没有什么变化——对此他并不担忧。他从来不会过早乐观，对莉亚的情况也始终不抱太大的期望。事实证明他是对的。爆炸发生到现在十三年来，她从来没对加百列说过一个字。

走廊尽头是两扇对开的门，圆形窗户蒙上了一层雾气。艾弗里推开其中一扇门，带着加百列走进了日光室。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加百列马上脱掉了大衣。一个园艺师正边给橘子树浇水，边和身边的护士聊天。那是一个漂亮的黑发女人，加百列从没见过她。

“你可以走了，阿米拉。”艾弗里医生说。

护士走了出去，园丁也跟着她离开了。

“她是谁？”加百列问。

“她是国王护理学院毕业的，也是严重精神疾病方面的专业护理人员。她技术很高。您太太很喜欢她。”

艾弗里像长辈一样拍了拍加百列的肩膀，然后便离开了。加百列转过身去。莉亚正坐在一张锻铁直背椅上，直愣愣地盯着窗户上滑落的水滴。她穿着一条薄薄的棉质长裤和一件高领毛衣，遮住了受伤的身体；她的双手满是疤痕，骨骼已经扭曲，手上握着一枝花；曾经如渡鸦翅膀般乌黑的长发被剪得短短的，还夹杂着缕缕灰白。加百列弯下身子，亲了亲她的面颊。他的嘴唇碰到了她脸上冰冷的疤痕。莉亚依然毫无反应。

他坐了下来，拉住她的左手——或者说左手残留的部分。那只手毫无生气。她慢慢地转过头来，寻找到他的眼睛。他希望她能认出他，想从她的眼中寻找某些标志，但却什么也没看到。她的记忆被偷走了。如今的莉亚只记得那场爆炸，那个场面不停地重演，就像是一段反复播放的纪录片。其他的一切都被挤到一个无法碰触的角落。对她来说，加百列可能还不如把她带来的那个护士或者照顾植物的园丁重要。在他与杀人犯和恐怖分子的斗争中，莉亚就是他所付出的代价。加百列拥有让美丽重生的天分，对他来说，莉亚目前的状况让他加倍承受着痛苦。他真希望自己可以撕去那些疤痕，让她重现美丽。但莉亚是无法修复的。曾经的她几乎所剩无几了。

他开始对她说话。他提起了在威尼斯的那些日子，当时他在一间教堂修复公司工作。当然，他并没有告诉过她，他偶尔会为阿里·沙姆龙工作，也没告诉她自己参与过捉捕奥地利战犯埃瑞克·拉德克的行动，并把他送回了以色列受审。当加百列最终鼓足勇气想对她说自己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希望结束他们的婚姻而娶那个女人时，却完全说不下去。对莉亚讲话就像是和一块墓碑交谈，全无意义。

半小时过去了。他离开莉亚，冲进了走廊。那个护士正靠着墙等在那里，双手抱在胸前。

“结束了吗？”她问。

加百列点了点头。那女人一句话也没说，转身走了进去。

从希斯罗机场飞往威尼斯的飞机在傍晚落地了。加百列搭乘水上的士进了城。他站在驾驶舱里，靠着舱门，看着湖面上的水路标志在迷雾中升起，如同一行行战败的士兵从战场回到了故乡。很快，卡纳雷吉欧区到了。加百列感到心头划过一丝宁静，衰落的、破败的、被水浸透了的威尼斯一直对他有这样的效果。这个城市需要从头到脚的修复。翁贝托·孔蒂这样对他说。利用她。让她重生。她也会让你重生。

水上的士在莱兹宫把他放下了。加百列一直向西走，沿着里约德拉仁慈堂边上的河岸穿过了卡纳雷吉欧。他走上一座铁桥，那是整个威尼斯唯一的一座铁桥。中世纪时，桥的中间有一座大门，晚上会有一个基督徒守夜人在这里守卫，以防止囚徒逃走。加百列穿过大桥，走进了一条地下通道。在通道的另一端有一个宽阔的广场——坎普新犹太区，是古老威尼斯犹太区的中心。在鼎盛时期，这里曾聚集了超过五千名犹太人。可现在，这座城市的四百名犹太人中，只有二十个居住在旧区里，其中大部分还都是住在以色列老人院的长者。

加百列走到广场对面的玻璃门前，进了屋。他的右边是一间专卖犹太历史和威尼斯犹太人故事的小书店，书店的灯光明亮而温暖，落地长窗正对着环城的运河。收银台后面的木凳上坐着一个留着金色短发的女孩，她的头发在射灯的照耀下异常闪耀。她看到他走进来，朝他笑了笑，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他在这里工作时的名字。

“她走了半小时了。”

“是吗，她去哪儿了？”

那女孩儿耸了耸肩。“她没说。”

加百列看了看表。四点十五分。他决定在晚饭前再留几个小时给贝利尼的作品。

“如果你看到她，跟她说我在教堂。”

“没问题，拜拜，马里奥。”

他向里亚尔托大桥走去。穿过一条街后，他左转，直奔那座赤褐色的小教堂。到达目的地后，他在大门前停了下来。半圆壁的阴影下站着一个他认识的人，那是情报处的一名特工人员，名叫拉米。他出现在威尼斯只可能有一个原因。他见加百列发现自己后便望向门口。加百列径直走了进去。

教堂的修复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座位被从希腊十字教堂中殿移走，暂时摆在东面的墙边。塞巴斯蒂亚诺·德尔·皮翁博的主祭坛已经清理完毕，此时还没点蜡烛，整个祭坛笼罩在傍晚的昏暗光线中。贝利尼的作品在圣徒哲罗姆礼拜堂的右边，它原本被挡在一副盖着防水帆布的脚手架后面，但现在脚手架已经移走，画作在日光灯下显得有些刺眼。基娅拉转身看到了加百列，沙姆龙的目光却依然停在那幅画上。

“你知道吗，加百列，连我都不得不承认，它很美。”

他的口吻听上去很勉强。沙姆龙，这个正宗的以色列人，对艺术可谓毫无感觉。在他看来，只有完美的计划或是对敌人的彻底粉碎才称得上是“美”。但引起加百列注意的却是另一件事：沙姆龙在这样一个不安全的地方居然和自己说起希伯来语，而且还说出了自己的真名。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漂亮，”他重复了一遍，然后一脸悲切地转向了加百列，“可惜的是你没时间完成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