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赶到航站楼C座时，伦尼已经站在大陆航空公司的检票口旁边。现在是下午6时，机场里的气氛沉闷乏味。他把在他办公室里发现的那张纸条递给我。上面写着：

阿贝和洛兰·坦斯摩尔

马什路26号

汉利希尔斯，密苏里州

就这么多，只是个地址，其他什么也没有。

“圣路易斯的郊区，”伦尼解释说。“我已经调查过了。”

我只是出神地盯着姓名和地址。

“马克？”

我抬头看着他。

“坦斯摩尔夫妇18个月前领养了一个女儿。领养时她有六个月大。”

在他身后，一个大陆航空公司的员工说，“下一个请。”一个女人把我挤到一边过去了。可能她说过“对不起”，不过我不敢肯定。

“我已经预订了飞往圣路易斯的下一个航班。一个小时之内起飞。”

当我们走到登机门口时，我把与黛娜·列文斯基见面的事告诉了他。我们肩并肩地坐着，脸朝着前方，我们经常都是这样。我说完了，他说：“你现在得出推论了。”

“确实是。”

我们看着一架飞机起飞。坐在我们对面的一对老夫妻正在分享着一听罐头。“我是个犬儒主义者，这我知道：我对吸毒者不抱任何幻想。如果有任何幻想的话，那就是我高估了他们的丑恶与堕落。我想呢，眼下我就是那样。”

“你怎么得出那样的判断？”

“斯泰西是不会向我开枪的，也不会向莫妮卡开枪。她永远都不会伤害她的侄女。虽然她是个瘾君子，但她还是爱我的。”

“我想，”伦尼说，“你说得对。”

“回头想想，我过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以至于我从未看出来……”我摇摇头。现在不是说这事的时候。“莫妮卡处于绝望状态，”我说。“她搞不到枪，也许她决定不必去搞。”

“她用你的，”伦尼说。

“对。”

“接下去呢？”

“斯泰西肯定是猜到出了什么事。她跑到我家里，看到了莫妮卡的所作所为。我不知道这事的确切过程。也许莫妮卡也试图向她开枪——那就可以解释楼梯处的枪眼是怎么回事。或者斯泰西作出了反应。她爱我，我正躺在那里。她可能认为我死了。所以呢，虽然我搞不清楚，但无论怎样她都是带着枪来的。是她向莫妮卡开的枪。”

人口处的服务员宣布一会儿就要登机了，不过那些有特殊要求和持有金卡通行证的成员现在就可以登机。

“你在电话里说斯泰西认识巴卡德？”

伦尼点点头。“嗯，她曾提起过他。”

“我还是不能肓定这事的确切过程。不过可以想像一下。我死了，莫妮卡死了，斯泰西可能是产生了幻觉。塔拉在哭叫着。斯泰西不能撇下她不管，所以她就把塔拉带走了。后来她意识到自己一个人养不了一个孩子。她被搞得狼狈不堪，所以就把她托付给了巴卡德，让他给她找个好人家。或者呢，如果我持怀疑态度的话，可能她是为了钱而把塔拉送人了。我们无从知道。”

伦尼不停地点着头。

“打那儿开始，唉，就按我们已掌握的情况向下说吧。巴卡德想把这事装做是一起绑架案，从中捞一大笔外快。他就雇了那两个蠢货。比如说，巴卡德能够搞到发样的。他欺骗了斯泰西，是他精心策划让她来当替罪羊。”

我看到伦尼的脸色有变，但转瞬又恢复常态。

“怎么回事？”

“没事，”他说。

他们喊我们排队登机。

伦尼站起身。“我们登机吧。”

飞机晚点了，我们直到当地时间午夜后才飞抵圣路易斯。天色太晚，什么也做不成了。伦尼在机场万豪酒店给我们订了个房间。我在酒店内通宵营业的时装商店里买了些衣服。进了房间，我冲了很长时间的热水淋浴。之后我们安顿下来，两眼盯着天花板。

早晨，我给医院打了个电话，问了问雷切尔的情况。她还在睡觉，齐亚在她房间里。她说雷切尔情况不错，要我放心好了。伦尼和我狼吞虎咽地吃着酒店的自助早餐，要争分夺秒才行，租来的汽车已经整装待发。伦尼已从服务员那里打听好了去汉利希尔斯的路线。

一路上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除了远方的穹形天际，没有什么令人耳目一新的景物。现在的美国，到处都是千篇一律。这事批评起来容易——我经常这样——但也许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自己已知的东西^我们都口口声声表示欢迎新鲜事物，但是最后呢，特别是现在，真正吸引我们的还是熟悉的事物。

当我们驶抵小镇的地界时，我感到两腿激动得震颤不已。“我们在这儿干什么，伦尼？”

他没有做声。

“难道我就敲敲门，然后说：‘对不起，我想那是我的女儿？’”

“我们可以报警，”他说：“让他们处理这事但我不知道那样会使这事如何了结。我们现在已经离得这么近了。我告诉他继续向前开，向右拐上了马什路，我现在颤抖不已。伦尼试图向我投来一束鼓励的目光，但他自己也是面无血色。小镇比我想像的还要朴实无华。我曾以为巴卡德所有的客户都是家财万贯。显而易见这对夫妻不是这样的。”

“阿贝·坦斯摩尔是个小学教师，”伦尼说，像往常一样摸透了我的心思。“六年级的。洛兰·坦斯摩尔在一个日托中心上班，一周工作三天。他们都是39岁，结婚17年了。”

我看到正前上方有一栋房子，樱桃形图案上标着“26号一坦斯摩尔宅”。这是个一层的小房子，我想他们称之为“平房”。这个街区的其他房子似乎死气沉沉的，而这栋房子是个例外。墙上的油漆闪闪发亮，如同人们的微笑。到处都是五彩缤纷的花儿和灌木丛，修剪得整整齐齐，布置得井然有序。我还能看到一个欢迎的字样。一道低矮的尖桩篱栅把前院围了起来。一辆旅行车停放在车道上，是几年前的沃尔沃车型。还有一辆三轮脚踏车，就是那种色彩鲜亮的塑料大轮子儿童用车。

外面有一个女人。

伦尼在一块空地前停下车，我几乎没有注意到。那个女人正在花坛里，双膝跪地，手里拿着一个小挖铲。头发用一个红色的大手帕系到了脑后。每挖几铲，她就要用袖子擦一下额头。

“你说她在一家日托中心上班？”

“一周三天，还带着那个女儿。”

“他们把女儿叫什么来着？”

“娜塔莎。”

我点点头，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等着。这个叫洛兰的女人干得很起劲，但我看得出来她很喜欢。她身上透出一股安详的气质。我打开车窗，听到她在自娱自乐地吹着口哨。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一个邻居从我们身边走过，洛兰站起身迎接她。那个邻居朝着花园指指点点的，洛兰笑吟吟的。她不是个漂亮的女人，但她的笑容魅力四射。那个邻居离开了，洛兰挥手再见，回头走向花园。

前门开了。

我看到了阿贝。这是个高个子男人，身材瘦瘦的，但很结实，微微有些秃顶，胡子修理得整整齐齐。洛兰站起身，望着他，轻轻挥了挥手。

这时塔拉跑了出来。

我们周围的空气凝滞了。我感到五脏六腑都停止了运转。旁边的伦尼绷直身体，嘴里呢喃着：“噢，天哪。”

在过去的18个月里，我从来没有真正奢望这样的时刻。与此相反，我所做的就是说服自己——不，哄骗自己——相信塔拉兴许还活着，一切平安。但我的潜意识知道，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这个念头忽闪忽闪的，萦绕在我的梦中。它轻声地告诉我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女儿了。

但这就是我的女儿。她还活着。

当年那个小小的塔拉的变化出乎我的意料。噢，当然她已经长大了，她能站起来了。正如我所见，她甚至能跑了。不过她的脸庞……没错，没有什么东西能挡住希望的力量。这就是塔拉，正是我的小丫头。

塔拉不顾一切地朝着洛兰跑过去，脸上笑意盎然。洛兰弯下腰，脸色为之一亮，这是只有母亲才会有的那种神情：她一把将我的孩子搂进怀中。现在我能听到塔拉悦耳美妙的笑声。笑声刺痛着我的心，泪水潸然而下。伦尼挽住我的一只胳膊：我能听到他呼味呼哧的喘息声，我看到丈夫、也就是这个阿贝朝她们走过去。他也是笑意盎然。

我看着他们在自己小巧精致的院子里，一连看了几个小时。我看到洛兰不厌其烦地指点着花儿，解释着每种花的名字。我看到阿贝让她在自己后背上骑马马。我看到洛兰教她如何自己用手掸掉身上的灰尘。另一对夫妻来串门，他们也有个和塔拉年岁相仿的小女孩。阿贝和另一位父亲把她们放到后院里金属做的秋千座上，然后推着荡秋千：格格的笑声不断敲击着我的耳鼓。最后他们都进屋了，阿贝和洛兰是最后消失的。他们手挽着手进了门。

伦尼转身对着我。我把脑袋缩了回来。我多么希望今天是旅程的终点，但不是。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们还是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