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人

紫禁城内的权力更迭，对于普通的平民百姓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该怎样生活，还是怎样生活。

对于胡客和姻婵而言，同样如此。

近三年的时间，匆匆而逝。

这期间，为了寻找胡启立的下落，胡客和姻婵可谓下足了功夫。

在最初的一年里，两人寻遍了天南地北，去过胡客认为胡启立可能藏身的所有地方，甚至连南帮暗扎子的天口赌台也去了。

去天口赌台的时候，因为南帮暗扎子都认得胡客，因此胡客没有出面，而是由姻婵出马。姻婵女扮男装，以赌客的身份进入赌台，但一番搜寻及打听，最终还是没有任何收获。

一年内毫无发现，两人只好又返回了北京。此时光绪和慈禧相继死去，溥仪已经登基。两人再探肃亲王府，依旧没有获得胡启立的消息。

至此，胡客不得不放弃了对胡启立的寻找。

要想和胡启立照面，看来只有等胡启立主动找上门来了。

但这次再探肃亲王府并非一无所获，至少胡客偶遇了一个熟人——在刺客道时负责与他接头的串人。

胡客的串人在道上的名号叫柏穿杨，是一个断了右手的中年男人。以前还是兵门青者的时候，柏穿杨以短弩为兵刃，后来一次任务失手致使右手被废，从此选择“隐刺”，做起了串人。

胡客上次和柏穿杨见面，还是柏穿杨告知他“六断戒”的时候。那时候胡客在北直隶执行刺杀任务，得知“六断戒”后，一口气刺杀了六个贪官污吏，令柏穿杨惊讶不已。

当初云岫寺那场血战，兵门和毒门的青者伤亡殆尽，串人因没有参加这场血战，所以全都存活了下来，后来刺客道覆灭，串人算是得到了解脱。但自由了一段时间后，这些串人就发现，得到解脱未必是件好事。如同被监禁了数十年之久的犯人突获释放，却很难融入社会一样，串人也遇到了这个困难。以前在刺客道时，定期可以领到刺币，能在刺客道的各家当铺兑换成纹银使用，但后来众家当铺被毁，加上刺客道又彻底覆灭，刺币成了毫无用处的废铜烂铁。断绝了收入来源，没有任何亲人朋友，没有半点田地财产，甚至不会其他技能，串人中的绝大多数，最后要么选择入山为匪落草为寇，要么就只能选择重操旧业。

柏穿杨选择了后者。

柏穿杨用仅剩的左手拿起了短弩，尽管他并不习惯使用左手。他加入了北帮暗扎子，几次刺杀都还表现得不错。

当了一段时间的暗扎子后，一次偶然，柏穿杨被肃亲王善耆的属下相中，推荐给了善耆，后来得蒙善耆的赏识，成为了肃亲王府上的门客。胡客和姻婵再探肃亲王府时，在王府里与柏穿杨偶然相遇。

三人相聚一场，在酒楼吃了一顿饭。

席上，柏穿杨向胡客提出了一个请求。他知道胡客的刺杀能力世间少有，因此希望胡客也能重操旧业。他希望能再做胡客的“串人”。

柏穿杨成为善耆的门客后，为善耆四处奔走，结识了不少官场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发现这些人物大都树有政敌。当时政坛派别林立，但凡有地位的官员，大都少不了有几个政敌，甚至是非你死即我亡的死对头。这些官员要想除去死对头，在政治上玩手段是一个办法，但太费时费力，最为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花钱买通暗扎子，让暗扎子来执行暗杀。柏穿杨希望能揽下一部分官场上的“生意”，交给胡客来做，事成之后，所得的报酬双方分成。

胡客和姻婵长时间东奔西走，身上的钱财所剩无几，即使没有遇到柏穿杨，两人也必须想办法谋生。更何况柏穿杨长期住在肃亲王府，胡客通过他可以建立起与肃亲王府的联系，柏穿杨负责替他时刻紧盯着肃亲王府，紧盯着有没有胡启立的消息。

一番考虑后，胡客答应了柏穿杨的请求。但他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暗杀的目标必须是可杀之人。

柏穿杨当即一口答应。事实上当时整个官僚系统已成蛀空的树干，几乎全天下的官吏都有贪污腐败的劣迹，随便揪一个出来，都是可杀之人。

柏穿杨自掏腰包，在琉璃厂附近租了一栋房子，作为胡客和姻婵在北京的落脚之处。

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胡客重新做回了刺客，先后从柏穿杨处接了六次任务。这些任务比起以前天层分派的任务，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胡客没遇到什么困难，全都轻描淡写地完成。

执行这六次任务的过程中，姻婵始终随行。姻婵已经厌倦刺杀了。她的年龄已经不小，开始羡慕起那些市井间的普通女人，羡慕起那种相夫教子、简单而又不失幸福的生活。

姻婵知道，胡客不断地从柏穿杨处接任务，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钱财，还是为了寻找胡启立。

“这么久了，他或许已经害怕了你，不会再来找你了。”姻婵又一次尝试劝服胡客。

胡客依旧固执己见。他认定了的想法，决不会轻易改变。他比姻婵更为了解胡启立。胡启立是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这从他花费数十年想尽办法也要覆灭刺客道便可以看出。鳞刺在胡客的手上，胡启立总有一天会找上门来。胡客一方面需要和柏穿杨保持联系，尽可能地获得肃亲王府上的所有消息，同时也需要以刺杀行动来刺激自己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他不希望闲下来被市井生活消磨了身体和意志，以至于当某天胡启立突然找上门来时，他失去了招架和还手之力。

只要与胡启立的恩怨一天不了结，他就一天不能安下心来，去过姻婵想要的那种生活。

胡客从柏穿杨处接到的第七次任务，刺杀的目标是一位调任两广边关的武将。

开春后，这位武将乘客轮赴两广任职。胡客和姻婵搭乘同一班客轮，在南下的途中，成功将这位武将刺杀。

这次任务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在这次任务结束之后。

等到客轮驶抵目的地后，两人便乘返程的客轮回到天津，接着返回北京。算起来，这一趟来回，总共花了二十几天。

进入北京城后，两人没有立刻回住处，而是直奔肃亲王府，打算找到柏穿杨，告知他刺杀的结果，先把任务交了再说。

来到肃亲王府的后门，胡客让门卫入内通传。这门卫算得上是熟人了，以往胡客每次来找柏穿杨，都是由这门卫入内通传。

但这一次，门卫却摇起了头。“柏先生不在了。”他叹着气说。

“什么意思？”胡客问。

“死了。”门卫答道。

柏穿杨的确死了，在四天之前死的，死在花旗酒楼的包厢里。

“他喉咙上有伤，肯定是被人杀死的。”门卫说道。

“谁下的手？”胡客问。

“听酒楼的掌柜说，进包厢的除了柏先生外，还有一个女人，估计就是那女人下的手。至于那女人是谁，这就没人知道了。”门卫回答道，“不过王爷已经让警厅严查，必定能够缉拿到真凶。”

胡客又问柏穿杨的尸体在哪儿。

“就在府上，过两天就要下葬了。”

私自带人进入王府是不被允许的，但门卫知道胡客和姻婵是柏穿杨的友人，因此破例带胡客和姻婵进入了肃亲王府，来到祠堂旁的一间小屋子。小屋子里停放了一口棺材，柏穿杨的尸体就躺在棺材里面。

柏穿杨这两年与胡客联系频繁，柏穿杨突然被人杀了，胡客自然要有所警惕。胡客想知道柏穿杨是被谁所杀，又是因为什么被杀，好歹要弄清楚凶手到底是单纯对付柏穿杨，还是冲着他而来。

打开棺材检查了柏穿杨咽喉处的致命伤，那伤口是一个小洞，贯穿咽喉，直通颈后。

“像是箭伤。”姻婵在旁说道。

胡客点了点头。

“能看得出是谁下的手吗？”姻婵又问。

胡客曾是兵门青者，对兵刃的了解，比姻婵要宽泛得多。这箭伤贯穿咽喉，可见箭的劲道十分惊人，单凭臂力不可能办到，十有八九凶手使用的是弩箭。柏穿杨是使用短弩的老手，想不到最后却死在了弩箭之下。单凭这个伤口，可以推断出凶手使用的兵刃，但也仅此而已，想要推断出凶手是谁，就这点线索，还远远不够。

两人离开了肃亲王府，直奔花旗酒楼，找到了当天接待柏穿杨的伙计。

伙计描述了当天发生的事，说柏穿杨先进了包厢，不久后来了一个女人，戴着面纱看不见容貌，也进了包厢，再后来就是送菜时，一推开包厢的门就发现柏穿杨脖子仰起，死在了椅子上，那女人却不见了踪影。当时窗户敞开着，想必那女人是从窗户逃出了包厢。

一番描述，还是没有任何有用的线索。

胡客和姻婵只好离开了花旗酒楼，往位于琉璃厂附近的住处走，打算回去后再作计议。

岂料住处那一带，也出了事。

胡客和姻婵落脚的房子，位于琉璃厂和火神庙的夹道内。

这条夹道是一条小街。当胡客和姻婵走到街口时，发现小街上有不少巡警在盘查。街口一些过路之人驻足观望，姻婵一问才知，大约半个月前，也就是她和胡客离开后没几天，大批巡警忽然封锁了这条小街，包围了位于小街中段的守真照相馆，从照相馆里抓走了三个青年人，据说是预谋刺杀摄政王载沣的革命党人。从那天起，这条小街上时刻都是巡警往来，查访附近的街坊邻居，收集革命党人的相关信息，一直持续了半个月之久，到今天都还没有消停。

谋刺摄政王的事，发生在胡客和姻婵离京之前。胡客还记得当时各家报纸对此事大肆渲染，说在鸦儿胡同和甘水桥胡同交会处的石板桥下，发现了一枚重达数十斤的巨型炸弹，这座石板桥是摄政王载沣每日上朝的必经之路，因此报纸推断有人想用炸弹谋刺载沣。但当时各家报纸都分析认为，这起谋刺事件是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一直没有怀疑到革命党人的头上。

胡客和姻婵知道这家守真照相馆，就在两人住处的斜对面，才开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平时进进出出的都是些不留辫子的青年人，胡客也没有多注意。想不到这家照相馆，却是革命党人的藏身据点。

大队巡警在小街上巡逻盘查，胡客和姻婵身份特殊，因此没有进入小街，准备到附近寻一家客栈暂且住下。

两人刚沿着街边走了几步，一个戴毡帽的人忽然从街的斜对面走过来，止步于两人的身前。

“想不到竟能在这里遇见二位。”来人摘下了毡帽，扬起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冲胡客和姻婵露出了微笑，竟是自东京一别之后未再谋面的杜心五。

这世界说大确实大，说小也确实小，胡客没想到竟会在这里遇到杜心五，杜心五也没想到竟会在这里遇到胡客。

东京一别已近五年，胡客的变化不大，杜心五却苍老了许多。

杜心五正为一些急事而闹心，能在这时候遇上胡客，当真觉得是天意所为，当即盛情邀请胡客和姻婵到附近的清风客栈一聚。

胡客和姻婵正打算在附近寻住处，于是随同杜心五来到了清风客栈。

杜心五将两人引入客栈二楼最里间的客房。

在这间客房里，两个人正在焦急地等着杜心五归来。

这两人都是同盟会的骨干，一个是胡汉民，一个是吴玉章。胡客在东京时，曾与这两人有过一面之缘。

见杜心五将胡客带来了，胡汉民和吴玉章很是吃了一惊，随即脸上露出了喜色，仿佛在绝境之中看到了一丝希望。

杜心五向胡吴二人介绍了姻婵，然后叫客栈的伙计沏来了一壶热茶，除吴玉章在门边把守外，各人均在桌前落座。

胡汉民没有把胡客和姻婵当外人，直接向杜心五问道：“照相馆那边情况如何？”

“照相馆附近全是巡警，我只敢在街口观望，没敢靠近细看。”杜心五道，“你们那边怎么样？”

胡汉民道：“我和玉章兄分别去京师警察厅和法务部监狱打探了一番，报纸上的消息的确属实，精卫、复生和世勋他们在初七便被抓了起来，现在被关押在法务部监狱里。”说着眉头便拧了起来，“已经快半个月了，只怕最近几日就将定刑。刺杀摄政王，那可是死罪难逃啊！”

胡汉民此话一出，杜心五和吴玉章的面色都凝重了起来。

杜心五、胡汉民和吴玉章此番来京，正是为了十几天前发生的汪精卫谋刺摄政王一案。

“倒孙风潮”

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声势日益高涨，众多同盟会成员受孙文的派遣，潜回国内在南方各地发动武装起义。

光绪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是革命浪潮最为汹涌澎湃的两年。这两年间，除了萍浏醴起义和安庆起义外，还先后爆发了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广东钦州廉州起义、云南河口起义等六次武装起义。

革命党人接连不断的起义虽然震惊了清廷的统治阶层，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些起义最后无一例外都被清廷派兵镇压了下去，大批革命志士在起义中丢掉了性命。

屡败屡战，却又屡战屡败，使得革命连遭重创，革命士气越发低落，海内外民众开始对革命产生了怀疑，甚至有的人对革命这条道路已彻底灰了心。

中国的革命形势，彻底陷入了一个低潮期。

保皇党与革命党历来相互敌对，眼见革命党人遭受重创，保皇党人立刻不失时机地跳出来进行冷嘲热讽。

梁启超是保皇党的领袖，一直以来反对暴力革命，他趁机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攻击革命党的领袖：“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一句“远距离革命家”，批评革命党领袖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青年人回国发动起义送死，自己却不参加起义不上战场，反而躲在国外逍遥快活，赚取了大把名利。

随着梁启超的发难，一时之间，海内外华人之中，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梁启超的这句“远距离革命家”，虽然囊括起来批评革命党的领袖，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其锋芒直指孙文。

孙文身为同盟会的总理，的确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武装起义，甚至一直待在国外，自始至终没有回过一次国。他在这几年里的作用，似乎只是利用自己的名声，在世界各地为起义筹措经费。相比较而言，副总理黄兴更为实干，多次亲临一线指挥起义，与孙文形成了最为直观的对比。

这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也在同盟会内部蔓延开来。

一些同盟会成员公开批评孙文近似于独裁的领导作风，说孙文“办事近于专横，常令人难堪”。

屋漏偏逢连夜雨，恰在此时，同盟会内部有人批评孙文不公开革命经费的使用情况，并直接指斥孙文贪污革命经费。

这回发难的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章太炎。

原来在革命党人不断发起武装起义之际，清廷也感到了害怕，于是命驻日公使与日本政府交涉，强烈地提出了引渡孙文的要求。日本政府考虑到革命党人将来有可能会在中国革命成功，希望能为将来的合作留有余地，因此不想现在就与革命党人彻底闹翻，像黑龙会等组织，甚至直接与革命党人维持着合作的关系，但同时清廷要求极其强烈，日本政府考虑再三，最终采取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向清廷表示将驱逐孙文出境。为了不得罪革命党人，日本政府在驱逐孙文的同时，甚至通过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之手，向孙文资助了五千元的离日经费，而孙文在日本的一些友人，如铃木久五郎等人，公开向孙文赠款达两万多元。孙文只给《民报》留下两千元的经费，其余则全部带走。《民报》的经费历来困难，作为《民报》的主编，饱尝没钱之苦的章太炎，对孙文此举表示极为不满。

在章太炎看来，日本人向孙文赠送的赠款，应该属于赠送给同盟会的革命经费，而不是赠送给孙文个人的，孙文不能公款私用。他批评孙文的行为说：“实在有损我同盟会之威信，而使日人启其轻侮之心。”他甚至将《民报》报社内的孙文照片撕了下来，批上了这样几个字：“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然后愤而辞去了《民报》主编一职。章太炎是同盟会内部的浙江派，同属浙江派的陶成章也与章太炎站在了同一阵线上，公开反对孙文，并宣布脱离同盟会，重新恢复光复会。

因为孙文确实没有公开过革命经费的收支情况，与钱有关的事最为敏感，因此孙文立刻陷入了被动，一时之间谣传蜂起。同盟会内部掀起了一股“倒孙风潮”，甚至出现了“要革命首先要革革命党人之命”的强烈呼声。

在“远距离革命家”的批评和“倒孙风潮”的双重打击下，同盟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外危机，稍有不慎，同盟会就可能在困境当中分崩离析，革命就可能从此走上绝路。

面对这场危机，孙文以极为坦诚的态度，写下了一份文字材料，将革命经费的收入和支出情况，一笔一笔详细地列出，并锥心泣血地表示，除了为革命四处奔走时在食宿上的花费，他私人没有花过革命党一分钱。

孙文的这一举动，算是对“倒孙风潮”做出了回应，对质疑他贪污革命经费的谣言做出了回应。

即便如此，经此一闹，革命士气变得极度消沉，尤其是“远距离革命家”这一挖苦，使得同盟会的领袖们陷入极其不利的舆论处境当中，也令众多革命党人心灰意冷，其中不少人对革命的前景持怀疑甚至绝望的态度。

作为同盟会的领袖之一，一直担任评议部部长的汪精卫，决定以实际行动来回击“远距离革命家”的论调，重振日渐消沉的革命士气。

汪精卫即汪兆铭，在同盟会成立时便被推为评议部部长。在《民报》的创刊号上，汪兆铭以“精卫”为笔名，发表了《民族的国民》一文，此后又发表多篇文章，针对保皇党的《新民丛报》上的言论，展开了激烈的雄辩与驳斥。汪兆铭因文笔犀利，见解独到，自此声名鹊起，革命党人从此习惯以“精卫”这个笔名来称呼他，而很少再称呼他的本名。

汪精卫下了要做出一番实际行动的决心，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他决定效仿当年吴樾血溅出洋五大臣、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之举，回国刺杀满清要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绝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要让革命党人和海内外民众打消怀疑，重树对革命大业的信心。

汪精卫原本对政治暗杀是极不赞成的。同盟会成立之时，西方无政府主义传入，不少革命党人崇尚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行为，同盟会因此成立了暗杀部，并聘请流亡的俄国虚无党人来教授暗杀技术。在国内接连不断爆发武装起义的同时，革命党人也在全国各地策划了多起政治暗杀事件，如刘思复刺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范传甲刺杀新军协统余大鸿等。但汪精卫对这一手段并不迷信，甚至直言道：“革命是何等事业，乃欲刺杀一二宵小而唾手得之？实乃小儿之见而已。”

但如今多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同盟会内部严重分裂，革命形势岌岌可危，这一切彻底刺激了汪精卫，使他最终萌生了“谋一击清廷重臣，以事实表现党人之决心”的想法。

守真照相馆

汪精卫是同盟会的评议部部长，如此骨干人物竟要亲身回国搞刺杀，其他同盟会的元老级人物深觉不妥。

黄兴第一个站出来劝阻，但汪精卫去意已决，表示如果不放他去，他宁愿投水自尽，迫使黄兴同意。

汪精卫最要好的朋友胡汉民也加以劝阻，但汪精卫抛出了“薪釜治饭”的理论，说道：“譬之治饭，盛米以釜，束薪烧之。薪之为用，炬火熊熊，顷刻而烬，故体质虽毁，而热力涨发。釜之为用，能任重，能持久，水不能蚀，火不能熔，饭受煎熬，久而不渝。”他咬破手指给胡汉民留下血书八字：“我今为薪，兄当为釜。”以表明他要做那顷刻燃尽之薪，让胡汉民做那任重持久之釜。

在冲破同盟会几位领袖的阻拦后，汪精卫先后找到了黄复生、喻培伦、黎仲实、罗世勋、陈璧君等人，组建了暗杀团，准备回国谋刺满清要员。

暗杀团的这些成员里面，黄复生和喻培伦是同盟会的炸弹专家，尤其是喻培伦，在当时被革命党人称为“炸弹大王”，而陈璧君则是汪精卫的红颜知己。

陈璧君本是南洋巨富陈耕基之女，对风度翩翩、才华横溢的汪精卫一见倾心，后来又了解到汪精卫平时像清教徒一样生活，不酗酒，不赌博，不嫖妓，在革命党人中有“道学先生”之称，因而爱慕之心更甚。她向汪精卫表达了爱慕之情，但汪精卫却说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如果结婚那就是陷妻子于不幸，而让所爱之人一生不幸则是最大的罪过，并立下了“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的誓言。这番话，没能让陈璧君退缩，反而让陈璧君加深了对汪精卫的爱。听闻汪精卫组建暗杀团，陈璧君立刻要求参加，汪精卫最初不同意，但陈璧君态度极为坚决，最后汪精卫只能勉强答应。

暗杀团组建后，汪精卫一行人秘密返回了国内。

当时两江总督端方最为革命党人所痛恨，汪精卫最初选定的刺杀目标，正是端方。

恰好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将从南京走水路到汉口，再从汉口乘坐火车北上。

汪精卫等人立刻动身赶到汉口，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一带踩点摸路，准备在此刺杀水路转陆路的端方。

但汪精卫等人苦等了半个多月，始终没有等来端方，却等来了端方已经抵达北京的消息。

原来在躲过革命党人的多次刺杀后，端方早已学了个乖，更何况当年铁良正是走京汉线北上，遭遇了科学补习所成员王汉的刺杀，因此端方自然要多加提防。端方来了一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故意放出将走水路到汉口，再由汉口乘火车北上的消息，暗地里却悄悄乘坐轮船取海路北上，就此躲过了汪精卫等人的刺杀。

端方逃走了，必须要选取下一个刺杀的目标。

一番磋商之后，汪精卫等人决定直接前往北京。

北京城是清廷统治的中心，满族权贵要员众多，因此可刺杀的目标很多，而且在天子脚下行刺，事成后造成的影响会更为轰动。因此汪精卫等人决定先赴北京，等潜入北京城后，再根据实际情况来选定刺杀目标。

按照计划，先由汪精卫和黄复生到北京寻找落脚点，等住处安排妥善后，再由喻培伦、陈璧君等人携自制炸弹入京。于是在宣统元年的九月中旬，汪精卫和黄复生乘轮船先行抵达天津。

时任同盟会总部副会计长的廖仲恺通知身在天津的同盟会成员郑毓秀负责接应汪精卫和黄复生。郑毓秀家道殷实，其父是有名的实业家，郑毓秀本人留过洋，精通外文，在北京、天津一带交际圈很广，而且有很多洋人朋友。由她来接应汪精卫和黄复生，是最好的选择。

与郑毓秀见面后，汪精卫吐露了自己的刺杀计划，并对郑毓秀说：“听说最近北京城内的火车站盘查很严，我们这些男人携带炸弹入京，容易引起怀疑，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们把炸弹带入北京城。不过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炸弹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

郑毓秀当即爽快地答应：“如果不会爆炸，那还叫什么炸弹？这件事就交给我了。”

汪精卫和黄复生从天津来到北京后，开始寻找落脚之处，最终在琉璃厂附近租了一栋房子。

不久后，罗世勋和黎仲实也抵达了北京，与汪、黄二人会合。

宣统二年春节期间，伴随着噼噼啪啪的爆竹声，罗世勋把“守真照相馆”的招牌高高挂了起来。汪精卫等人用租来的房子开设了“守真照相馆”，以极少在人前露面的罗世勋为馆主，假戏真做地干起了摄影照相的生意。之所以开设照相馆，是因为照相馆的暗室很适合搞炸弹的组装，而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也不容易引起外人的怀疑。

到了正月十五这天，已抵达天津的喻培伦和陈璧君，与郑毓秀一起，乘火车抵达了北京前门火车站。

喻培伦自制的炸弹，交由郑毓秀携带入京。郑毓秀充分利用了自己交际圈广泛的优势，找到了一个洋人做她此行的护花使者。这个洋人是法国大使馆的外交官，一直在追求郑毓秀，收到郑毓秀的邀请后，欣然赶赴天津，接她前来北京。

走出前门火车站时，郑毓秀挽着这位外交官的手，装有炸弹的皮箱，则由外交官提在手中。当时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火车站的巡警不敢擅自检查外国人的行李。因此在这位外交官的帮助下，郑毓秀顺利通过了巡警的盘查，走出了前门火车站，炸弹也随即被她带到了守真照相馆。

人员到齐，炸弹也已运到，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现在到了该选定刺杀目标的时候了。

经过商量，汪精卫等人决定刺杀时任总理大臣兼军机大臣的庆亲王奕劻。但一番打探后，发现庆亲王府戒备极为森严，出入的亲兵护卫众多，一时之间难以下手。

恰在此时，奉命前往欧洲考察海军的贝勒载洵、载涛等人归国，汪精卫于是改变刺杀目标，组织暗杀团成员，准备在前门火车站刺杀归国的载洵和载涛。

按照商定好的计划，当天汪精卫、黄复生和陈璧君三人雇了马车前往前门火车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马车上接应，一旦发现载洵和载涛，汪、黄二人便扔出炸弹，然后立刻冲回来，跳上马车就跑。

但吴樾刺杀出洋五大臣的案件发生后，满清要员无论出行还是归来，都不敢大张旗鼓，唯恐招来杀身之祸。载洵和载涛此番归国，不敢摆排场，而是异常低调，竟换了衣服混在普通民众中悄悄地出了火车站。汪精卫和黄复生蹲守许久，始终没有发现载洵和载涛的身影，最终只能终止这次刺杀行动，把炸弹又拎了回去。

先后选定了端方、奕劻、载洵和载涛为刺杀目标，但都未能成功，反而刺激汪精卫下了狠心。当黄复生询问下一个刺杀目标是谁时，汪精卫愤然地说出了两个字：“载沣！”

溥仪登基时年龄太小，其父载沣以摄政王的身份监国，手握天下大权，是整个清廷最为核心的人物。黄复生、喻培伦等人听到“载沣”二字时，都不禁面露惊色。

“擒贼便擒王！”汪精卫毅然决然地说道，“半年前断指同盟刺杀了伊藤震惊世人，我们暗杀团现今便刺杀了载沣，也让世人大吃一惊！”

汪精卫提到的断指同盟，是朝鲜人安重根组建的秘密暗杀组织，他话语中提到的伊藤，则是曾四度出任日本首相和枢密院议长的伊藤博文。宣统元年汉历九月十四日，伊藤博文前往会见俄国的财政大臣戈果甫佐夫，在哈尔滨火车站遭遇安重根行刺，身中三弹而死，此事震惊了全世界。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之时，汪精卫正好乘轮船抵达天津，准备入京刺杀满清要员。闻知此事，汪精卫心神撼动，心绪久久难以平静。所以当半年后刺杀载洵和载涛失败，在重新选定刺杀目标时，汪精卫不禁想起了安重根的义举。

安重根刺杀了日本政坛第一人伊藤博文，使得整个世界为之震惊，汪精卫也打算刺杀满清政坛第一人即摄政王载沣，也要让全世界为之震惊。

他要让海内外的所有华人都看到，革命党人的领袖，绝非贪生怕死之徒，绝非梁启超口中的“远距离革命家”。

谋刺

光绪死后，溥仪继位，年号宣统，载沣以摄政王的身份监国。载沣掌权之后，立刻以“足疾”为由，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同时重用善耆、载泽、铁良、良弼等皇族亲贵，并代皇帝任全国海陆军大元帅，成为清廷最为核心的人物。

载沣的地位如此重要，杀之可以震惊中外，这是汪精卫决定对其行刺的重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载沣和当初的慈禧一样，对革命党人深为痛恨。溥仪登基之时，照例大赦天下，但载沣却加了一条限制，即大赦之时决不赦免反清排满的革命党人。这使得刺杀王之春的万福华、刺杀端方的李发群等人，只能继续被关在狱中，无法重见天日。汪精卫刺杀载沣，也是为了出这一口恶气。

在定下刺杀目标后，汪精卫吸取了前几次计划不周最终导致失败的教训，开始详细地调查载沣的行踪，以制定出一套周密的刺杀计划。

醇亲王府位于后海北沿，载沣每日上朝，走的都是同一条线路，即穿出甘水桥胡同，沿着鼓楼西大街和地安门大街行走，经地安门入皇城，再穿过景山，最后从神武门进入紫禁城。这一路之上，亲兵和警卫随行，对载沣严加保护。

汪精卫带领暗杀团的成员，沿着载沣上朝的线路来回走了几次，观察沿途的路况和地形，以决定动手的地点。

汪精卫最初相中了鼓楼西大街上的一段矮墙，用这段矮墙做掩护，可以在墙后向大街上投掷炸弹。但此时鼓楼西大街正在扩修，无论白天黑夜都是人来人往，人多眼杂，不利于埋伏，因此汪精卫只能放弃了这个想法。

又观察了几天后，汪精卫发现载沣每天上朝时，都会经过甘水桥胡同和鸦儿胡同交会处的一座小石桥。这座小石桥由三条石板筑成，因此被附近的居民唤作石板桥。石板桥下有一条小水沟流过，平时干涸，大雨过后才会有水流。石板桥附近屋少人稀，桥下干涸可以埋设炸弹，附近另有一条阴沟可以藏身，是非常适合动手的地点。

回到守真照相馆后，汪精卫和其他暗杀团成员经过商议，决定将炸弹埋在石板桥下，再拉出一根引爆的电线到北边的阴沟里，等载沣乘坐的马车从石板桥上经过时，躲在阴沟里的人摁下电钮，便可将载沣炸成肉泥。

“炸弹的爆破力不够，”喻培伦看了一眼放在角落里的装有炸弹的皮箱，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恐怕只能炸断石板桥，炸不毁马车。”

“那就再多弄些炸药来，制造一个威力更大的炸弹。”汪精卫说道。

喻培伦比划了两根手指头，说道：“依我估算，要想连桥带车一起炸毁，至少还需要二十斤的炸药，另外还需要一套引爆装置。”

喻培伦提出的要求，汪精卫全部满足。他发电报通知身在日本的同盟会成员，购买了炸药和引爆装置，通过远洋轮船运到天津，他亲自去接货，并在郑毓秀的帮助下，偷偷运入北京城，运到了守真照相馆。

喻培伦已经到骡马市大街的鸿泰永铁铺打造了一个大铁罐。炸药和引爆装置一运到，喻培伦如获至宝，立刻钻进暗室，将之前那个炸弹里的炸药小心翼翼地取出，连同新运来的二十斤炸药，一并填装进大铁罐里，又安上了引爆装置，精心制成了一个威力巨大的巨型炸弹。

当晚，汪精卫组织暗杀团的所有成员开会，确定了此次刺杀行动的分工：喻培伦和黄复生负责埋设炸弹，陈璧君负责往来联络，罗世勋和黎仲实继续充当照相馆的馆主和照相师，应付出入照相馆的客人，而汪精卫自己，则负责躲在石板桥北边的阴沟里，在载沣经过石板桥时引爆炸弹！

“炸弹埋设好后，你们就立刻离京，一刻也不要耽搁。”汪精卫说道，“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了。”

载沣每日上朝都有众多亲兵和警卫随行，一旦引爆炸弹，负责引爆的人几乎没有逃脱的可能。汪精卫的这番安排，已经表明了他赴死的决心。

会议结束后，汪精卫留住了陈璧君。

“马上就要干大事了，我已经不打算再活下去，”汪精卫试图劝说陈璧君，“我希望你能认真地考虑，现在还来得及退出，你可以回到家中，过自由自在的生活。”陈璧君是暗杀团中唯一的女子，而且还不满十九岁，正是花季年华，汪精卫不希望她被牵扯进这场刺杀。

然而陈璧君却没有丝毫退缩的意思。她加入暗杀团潜入北京城，不是为了刺杀摄政王载沣，也不是为了谋刺某位满清要员，而是为了眼前这个男人。刺杀在即，有些话不说出口，恐怕这辈子就没有机会了。陈璧君再次向汪精卫表达了爱意，并坚定地说道：“这件事必须我们一起干，你如果死了，我就陪你一起死！不过——”她的语气忽然温柔下来，“万一我们两人都活了下来，我愿意把我的一切都献给你，那时我希望能做你的妻子，你能答应我吗？”

陈璧君千里相随，她心中的情意，汪精卫早已知道。此时此境，汪精卫心里不禁大为感动，说道：“如果我们都活了下来，那就是天意。天意不可违，我自然愿意做你的丈夫。”

简单的对话，两人就此情意相融，在刺杀载沣之前，相互许下了终身。

宣统二年汉历二月二十三日深夜。

鸦儿胡同内，两道黑影一前一后，缓步前行。

行至鸦儿胡同的中段，前面那人停下脚步，接过后面那人手中的东西，两人继续向胡同的西段走去。

这两人便是黄复生和喻培伦，因手中的大铁罐重达数十斤，两人只好各提一阵，很是花了一番工夫，才来到了石板桥下。

这已是两人第三次深更半夜来到石板桥下了。

二十一日的后半夜，两人第一次悄悄来到石板桥下，准备在干涸的水沟里挖出一个用来埋设炸弹的坑。挖坑难免会发出声响，因此两人尽可能地放缓了动作，使声响不那么刺耳，并且挖一阵便停下来，探出头去观察四周，确定四下里没有动静后，再继续挖。挖好坑后，两人便回到了守真照相馆。

二十二日的后半夜，两人提着大铁罐来到了石板桥下。两人将铁罐放入坑内，铺上了一层泥土，然后将引爆的电线拉向北边的阴沟。然而让两人颇为沮丧的是，电线竟然短了一些，拉不到阴沟的位置。这一意外状况的出现，迫使两人只好把大铁罐又挖了出来，沿着原路提了回去。

现在两人第三次来到了石板桥下。

电线已经接得足够长，保证能够拉到阴沟，这一问题已不复存在。

两人将大铁罐放入坑内，喻培伦负责铺上泥土，黄复生则拉着电线朝北边的阴沟走。

黄复生刚走了几步，不远处一户院落里忽然响起了狗叫声，而且越叫越激烈。

深更半夜，狗不会无缘无故地吠叫，除非附近有人。

黄复生心头一动，急忙蹿回石板桥下，“嘘”了一声，让喻培伦赶紧停止铺土，然后静听四下里的动静。

除了狗叫声，没有听到其他任何动静，黄复生只好悄悄地探出头去，向传来狗叫声的方向张望。

这一张望可不得了，只见远处一条黑影一闪，消失在了一堵院墙后。

黄复生知道有人发现了他们，但不清楚这人到底是谁，说不定是夜里巡街的暗探，也有可能只是附近的居民。

黄复生不敢轻率大意，小声地用日语吩咐喻培伦，让喻培伦赶紧回守真照相馆向汪精卫等人报告这一情况，让大家随时做好撤离的准备。

“你呢？”喻培伦用日语问道。

“我留下来看看情况，”黄复生说道，“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喻培伦立刻动身，爬出水沟，朝南边狂奔而去。

黄复生留在石板桥下，继续探出头去，观察四周的动静。

不一会儿，他看见甘水桥胡同的深处出现了火光，火光下有七八个人，正快步朝石板桥跑来。

黄复生知道已经露馅，急切之间想取走大铁罐。但大铁罐太重，想提着它奔逃，是很不现实的事情。

胡同深处那七八个人来得好快，顷刻间已跑到了胡同的中段。

黄复生不敢再耽搁，急忙草草地用泥土将大铁罐掩盖上，随即顺着水沟朝北边跑了十来步，然后蹿上街道，迅速地逃离了现场。

那七八个人冲到了石板桥上，除了一个通风报信的暗探外，其余人全都是巡警。

身为清廷的摄政王，载沣的地位非同小可，他的人身安全，由王府亲兵护卫、禁卫军、步军统领衙门和京师警察厅共同保护，尤其是京师警察厅，不分昼夜地在载沣上朝的线路上布置暗探，并隔一段路就设置一个巡警点，安排一队巡警负责附近的巡视工作。

方才正是一名暗探发现石板桥下有动静，急忙跑去附近的巡警点，叫来了一队巡警。

这些巡警挨个跳下石板桥，举起火把照明，看见了满地的脚印，以及一片翻新的泥土。

巡警们将翻新的泥土拨开，大铁罐顿时出现在眼前。

一开始，巡警们不知道这个大铁罐是什么东西，直到发现一根相连的电线后，才反应过来，眼前这玩意儿竟是一颗巨型炸弹！

抓捕

消息立即传入了醇亲王府，熟睡中的载沣被下人叫醒，得知这一消息，当场震惊失色。

震惊过后，便是愤怒。

石板桥离醇亲王府很近，只隔了两条胡同，载沣愤怒这帮巡警无能，竟让别人在眼皮底下埋好了炸弹，并且最终只起获了炸弹，没有抓到埋设炸弹的人。同时，他也愤怒竟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打起了他的主意。

载沣身居高位，却没什么才能，虽然愤怒至极，可一时之间却没有好的处置主意。他急忙派人通知庆亲王奕劻和肃亲王善耆前来议事。

得知有人图谋刺杀摄政王的消息后，奕劻和善耆立即乘坐马车赶到了醇亲王府。

深夜会面，奕劻开口便道：“这件事十之八九，是革命党所为。”

载沣也猜想是革命党人干的，直恨得咬牙切齿，骂道：“这帮反贼无法无天，目无朝廷，当真猖狂到了极点！”

善耆却显得十分冷静，说道：“当务之急，是不可透露半点与革命党相关之言词，更不可全城戒严，大肆进行搜捕。”

载沣一愣，问道：“此话怎讲？”

一旁的奕劻，却捋着胡须微微一笑。

善耆解释道：“埋弹之人没有被抓到，必心存侥幸，如果我们放出此事乃革命党所为之消息，且在城中大肆搜捕，埋弹之人必定逃之夭夭。与其这样，倒不如暂且不动声色，再伺机放些烟雾，迷惑埋弹之人。”

载沣深觉有理，又问：“放什么烟雾？”

善耆没有直言，只是说道：“摄政王放心，此事交由我来处理，一定办得妥当，数日之内，必将埋弹之人抓捕归案！”言语之间，极有把握。

第二天一大早，石板桥周围布满了巡警和看热闹的民众，各家报社纷纷派来记者进行拍照和采访。

很快，北京城内各大报纸均头版头条刊登了石板桥下发现巨型炸弹、有人想刺杀摄政王的新闻，并对这一事件做了各种分析。

有报纸称，在石板桥下发现了包炸药的报纸，上面写有“伦敦”字样，而贝勒载洵和载涛刚刚从欧洲结束考察回到国内，很可能是他们两人搞的暗杀阴谋；也有报纸称，庆亲王奕劻与肃亲王善耆素有矛盾，说不定是两人中某一人策划了此事，用以将祸水引向对方；还有报纸称，此事极有可能是贝子溥伦所为，目的是想刺杀摄政王，然后篡权夺位。除此之外，报纸上还有多种言论，均分析得头头是道，都认为这起事件源于清廷内部的权力斗争，而没有一篇报道怀疑到革命党人的身上。

在各大报纸大扇舆论风的同时，在石板桥下起获的巨型炸弹，被送到了京师警察厅，并请来了在京的洋人专家进行检查。

检查完后，这些洋人专家非常惊愕，断定这不是一枚普通的炸弹，国内很难有人能制造出来，并很快给出了检查结论，指出炸弹内的炸药是外国制造的，但填装炸药的大铁罐却非常新，很可能是新近才打造的，因此这枚炸弹极有可能是在北京进行的组装。

有了这一发现，善耆立即密令京师警察厅的巡警展开行动。在不走漏任何风声的情况下，巡警们换上便装，拿着大铁罐的照片，开始走访北京城内的各处铁铺。

二月二十七日，有巡警走访到鸿泰永铁铺，铁铺的老板一眼便认出了照片里的大铁罐是由自己的铁铺打造的，并说是不久前应守真照相馆的要求而打造的。

鸿泰永铁铺老板的指证，使得巡警们的目光聚焦到了守真照相馆。

而这一切，汪精卫等人却毫不知情。

埋设炸弹被发现的那晚，喻培伦先赶回守真照相馆，将可能事泄的消息通知了汪精卫等人。

汪精卫镇定地说道：“大家不用慌张，先等等。”

片刻后，黄复生也飞奔回来，告知了炸弹已被发现的消息，让大家赶紧收拾东西撤离北京。

汪精卫依旧镇定自若，冷静地分析道：“炸弹虽然被发现了，可你们二人没有露面，谁又能查出是我们所为？再说炸弹暴露了，全城必定戒严，我们现在出城，反而容易惹人怀疑。所以现在都不用着急，我们继续开着照相馆做生意，看看情况再说。”

汪精卫的一番话，让所有人暂时安定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汪精卫、喻培伦和黄复生甚至还去石板桥附近查看了情况，见到现场全是巡警和看热闹的民众，便返回了守真照相馆。

陈璧君买来了当天的所有报纸，暗杀团的成员们都仔细地读了。

“大家看吧，”汪精卫晃了晃手中的报纸，脸上露出了微笑，“我们的事没有被清廷发现。”

炸弹是黄复生和喻培伦去埋的，出了差错后，两人一直提心吊胆，生恐连累了大家，直到此时阅读完报纸上的消息，才不禁松了一口气。

刺杀计划没有被发现，汪精卫胆子更大，立即着手策划下一次行动。

按照汪精卫制定的计划，喻培伦和陈璧君前往日本东京，重新购买炸药，黎仲实到南洋筹措经费，黄复生、罗世勋和他自己留在北京城内，一边经营照相馆的生意，一边观察清廷的动静，待炸药运来后图谋再举。

二十五日上午，喻培伦、陈璧君和黎仲实离开了北京。

陈璧君并不想走，汪精卫如何劝说都没用，最后是汪精卫发了火，陈璧君才不得不改口答应，随喻培伦离开北京前往日本。

汪精卫在其他人面前表现得镇定自若、信心十足，然而他内心也有担心，否则也不会态度强硬地要求陈璧君离开。他心里很清楚，虽然近来回国的留学生很多，但这些留学生入京大都是为了谋求官职，哪有留学生回国后在北京城内开照相馆谋生的？一些聪明的人，很可能会在这一点上发现破绽。但是他还是心存了一丝侥幸。

越是心存侥幸，越是躲不过灾劫。

汪精卫的担心，很快便应验了。

自从二十七日鸿泰永铁铺老板指证之后，巡警们便开始对守真照相馆采取了秘密监视。

除了秘密监视外，巡警们穿上便衣走访附近的居民，并有巡警假装成顾客，进入守真照相馆内照相，对照相馆内这些不留辫子、身穿西装的男青年进行近距离观察。

三月初六下午，守真照相馆的门口，忽然有路人争吵起来，相互大打出手，引得周围民众上前围观。

嘈杂声引得守真照相馆内的顾客走出来看热闹，汪精卫等人也走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

扭打在一起的两个路人是由巡警假扮的，之所以相互争执，为的就是分散汪精卫等人的注意力。

趁着汪精卫等人走出了照相馆，一个巡警假扮的顾客悄悄地转身，偷偷溜入守真照相馆内，从暗室的抽屉里盗走了几份文件。

正是这几份文件，彻底暴露了汪精卫等人的身份。

载沣得知刺杀的首谋是朝廷悬赏十万两白银的逆犯汪精卫时，立刻下达了抓捕的命令。

三月初七一早，众多巡警冲入夹道，将守真照相馆围得密不透风，不由分说便逮捕了汪精卫、黄复生和罗世勋，并立即搜查照相馆，在暗室里找到了一些残留的炸药。

北京各大报纸立刻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以汪精卫为首的革命党暗杀团谋刺摄政王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海内外，令世人震惊。

营救

汪精卫此次入京谋刺摄政王载沣，目的是为了回击“远距离革命家”的论调。所以尽管刺杀未获成功，但汪精卫却实现了此行的目的。

汪精卫是同盟会评议部部长，是领袖级的革命党人，他入京谋刺摄政王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他回国之前写下的《致南洋同志书》中，那句“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更是得到了广泛流传。

正是因为汪精卫的这一烈举，民众对孙文及同盟会的看法大为改变，梁启超“远距离革命家”的批判不攻自破，同盟会长久以来所面临的困境终于得以克服，革命大业江河日下的形势才最终得以挽回。

得知汪精卫刺杀载沣失败被捕的消息时，身在美国纽约的孙文喟然长叹道：“兆铭是吾党一位大人才，失去他，好比断了我一只手臂！”

这虽然是一件坏事，但是也给孙文创造了一个挽回声誉的绝好机会。

孙文得到消息的当天，便电令同盟会总部，立即展开营救汪精卫的行动。孙文要让海内外的民众都看到，同盟会不是一个叫人家子弟去送死、领袖们却舒舒服服的团体，对于被捕入狱的革命志士，同盟会将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营救。

收到孙文的电令后，胡汉民和吴玉章即刻动身回国。

被孙文派往国内联络会党组织起义的杜心五，也收到了孙文的急电。孙文要他即刻北上与同盟会总部方面的人会合，然后利用自己武术界宗师的身份地位和号召力，组织人手营救汪精卫。

在胡汉民和吴玉章乘坐轮船赶赴天津之时，喻培伦和陈璧君刚好乘轮船抵达日本东京。

闻知汪精卫被捕入狱的消息后，陈璧君顿时失魂落魄。

原本陈璧君和喻培伦是受汪精卫的派遣，回到日本东京重新购买炸药，但此时精神几近崩溃的陈璧君，早已忘了回东京的缘由，大骂喻培伦贪生怕死，埋设炸弹被人发现了却临阵脱逃，最后留下汪精卫在北京当替死鬼。

喻培伦见陈璧君已经失去了理智，无法辩解，只能默默忍受，把委屈压在心底。他后来对友人叹道：“她同我回来，却道我怕死。唉，谁怕死，将来的事实是会证明的。”

从这时起，喻培伦便下了必死的决心。

一年之后，在广州黄花岗起义中，为了彰明自己的清白，喻培伦胸前挂了满满一筐炸弹，率先带领四川籍的同盟会成员攻打两广总督署，最后身负重伤，弹尽力竭，被清兵逮捕。

被捕之后，喻培伦遭酷刑审讯，却拒不吐露半点信息，最后慷慨就义，临刑前高呼道：“头可断，学说不可绝！党人可杀，学理不可灭！”

这已是后话。

汪精卫被捕十余天后，胡汉民和吴玉章抵达天津，在天津和杜心五会合，一同进入北京城，来到守真照相馆的附近，在清风客栈住了下来。

组织人手实施营救之前，三人必须弄清楚事态到底发展到了哪个地步。因此，胡汉民和吴玉章分别前往京师警察厅和法务部监狱附近打听消息，杜心五则前往守真照相馆所在的夹道打探消息。

夹道已被巡警封锁，杜心五在街口蹲守了很长一段时间，始终找不到机会进去，正准备返回清风客栈时，却在围观人群中发现了胡客和姻婵，于是将两人带到了清风客栈，与胡汉民和吴玉章会面。

胡汉民还从京师警察厅打听到，汪精卫被捕后不到十天，这一刺杀案便进行了公开审理，庭上人证物证一应俱全，谋刺摄政王谋反的罪名已经定下。但据胡汉民估计，最近几天便将定刑。谋刺摄政王定然是死罪难逃，而且汪精卫在狱中一定饱受折磨，因此营救汪精卫已经刻不容缓。

但胡汉民绝对料想不到，此时的法务部监狱中，汪精卫所面临的境况，却是截然相反的另一番模样。

自从三月初七被捕后，汪精卫、黄复生和罗世勋便被关入了法务部监狱。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是震惊海内外的大案，负责审理此案的，是统率全国警察机关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

由于当时清廷已经宣布预备立宪，因此善耆要求按照“文明”国家之法，设置法庭，开庭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载沣考虑到此案人证物证俱在，即便开庭审理也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因此同意了善耆的要求。

三月十六日，汪精卫刺杀未遂案在法庭上开庭审理。

审理的过程异常的顺利。

石板桥下发现的炸弹和电线，以及守真照相馆内搜出的残留炸药，都作为物证摆在庭上，鸿泰永铁铺的老板也来到庭上，作为此案的人证。

人证物证俱全，汪精卫、黄复生和罗世勋都没有矢口否认，而是直接承认了谋刺摄政王一事，汪精卫和黄复生甚至为了证明自己是谋刺的主谋而激烈地争吵起来。汪精卫大声说自己是主谋，目的就是杀掉载沣，动机则是“振奋天下人心”，黄复生所说的跟汪精卫几乎一模一样。两人都争着说自己才是主谋，而对方只是小帮工，都想把罪责往自己身上揽，从而减轻对方的罪名。

善耆是清廷内部颇为开明之人，汪精卫被捕后，他看了从汪精卫身上搜出来的三篇亲笔手稿，即《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和《告别同志书》，读完后不禁深为佩服汪精卫的才学和见识。此时在法庭上，又见汪、黄二人为了争揽主谋的罪名而激烈争吵，善耆不禁感佩二人把死留给自己、把生交给对方的气度。善耆颇为动容，放下朱笔，口中连称：“义士，义士！”他的声音虽然不大，但身边负责陪审的几个官吏都听到了，这些官吏转头望着善耆，脸上写满了惊愕和诧异。

也正是因为看到汪精卫和黄复生争揽罪责、视死如归的举动，善耆意识到革命党人行刺的目的就是玉石俱焚、杀身成仁，处死了这些革命党人，不仅吓不倒那些不怕死的革命党人，反而会令革命党人更为愤激，同时也会令民众憎恶和反感朝廷，转过头去同情和怜悯革命党人。

按照大清律法，谋刺摄政王应当凌迟处死，但凌迟这一酷刑已在光绪三十一年被废除，因此罪当处斩。载沣深恨革命党人，何况是胆敢刺杀他的革命党人，自然坚持要将汪精卫等人斩首示众。但善耆却认为应当对汪精卫等人从轻发落，以安抚天下人心。

善耆对载沣进行了劝说，说道：“如果杀了汪、黄等人，日后党祸日夕相寻，实非朝廷之福。”又道：“我看汪兆铭之供词，实为误解朝廷政策，才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举动。当今朝廷正倡导立宪，现在杀几个革命党人，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激起其他革命党人更为激烈的反抗，对朝廷无甚好处。不如做个人情，将汪、黄等人从轻发落，以缓革命党人之激，也能为摄政王赢得爱才之名。”

奕劻的想法和善耆比较相似，也认为在预备立宪期间，杀了汪精卫等人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反而会促使更多的革命党人铤而走险，因此也赞成从轻发落。

载沣并没有立刻松口，只是回答说会慎重考虑。

在劝说载沣的同时，善耆几乎每天都会到法务部监狱里，与汪精卫面对面交谈，试图改变汪精卫的思想，让汪精卫放弃反清的念头，加入到朝廷这边来。

“汪先生发表在《民报》上的几篇大作，我全都拜读过。”善耆向汪精卫说道，“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仿西方国家立宪，这也正是朝廷的主张。现在朝廷正筹备立宪，准备实施改革，建立国会，这与汪先生的革命目标，不是正好一致吗？汪先生又何必一定要闹革命呢？”

汪精卫愤然说道：“我们革命党人所主张的绝非立宪，而是要推翻你们满清的统治！”

“为什么一定要灭满兴汉？”善耆叹道，“这样宣扬民族仇恨，难道就能够使中国五族协和吗？”

汪精卫道：“只要推翻了你们的统治，实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自然能够五族协和！”

善耆摇头道：“我倒是认为‘三民主义’有些见识褊狭，在中国实行并不合适。”又说：“当今形势，中国不该搞流血革命，而应以和平的宪政方式徐徐图变。你们革命党人认为日本先进，日本不正是实施和平宪政的榜样吗？”

“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不是幕府主动改革图变。”汪精卫言辞之中毫不示弱，“你们所谓的预备立宪，就算建立了国会，也只是皇帝的傀儡走狗而已。中国要想变强，只有革命这一条道路可走！”

“中国的政治形势极为复杂，各种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操之过急？”善耆叹道，“螳螂在前，黄雀在后，西方各国觊觎中国，不忍不谋则乱，还请汪先生三思啊。”

在法务部的监狱里，二十七岁的汪精卫和四十四岁的善耆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虽然根本立场不同，无法达成共识，但在经过几次这样的辩论后，两人都不禁钦佩起了对方的才学和见识。

汪精卫长时间待在日本东京，本以为清廷的官吏都是愚钝无能之辈，没想到堂堂肃亲王竟然谈吐文雅，见识超群，而且对他这样一个逆犯能做到以礼相待，因此对善耆刮目相看。

善耆无法说服汪精卫改变志向，但载沣那里却传来了好消息。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载沣权衡利弊，最终同意对汪精卫等人从轻发落。

三月二十日，载沣以宣统皇帝的名义下谕：

“我国正预备立宪，该生等系与朝廷意见不合，实不知朝廷轸念庶民之情，宜以渐进，徐图改良国政。该生等躁急过甚，致陷不轨之诛，日后当知自误也。此以常罪不同，为国罹罪，宜从宽典。”

最终，清廷给出的处置结果是免于斩首，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两人永久监禁，罗世勋因一直充当照相馆的馆主，并未真正参与刺杀行动，只能算作从犯，最终被判处了十年监禁。

处置结果一出，天下哗然，不仅平民百姓没有想到，革命党人也没有想到，甚至连清廷内部的大小官吏们也全然没有想到。

这一处置结果，也大大出乎了汪精卫的意料。

被捕入狱之时，汪精卫抱定了必死之心，曾在狱中两度寻求自杀，但都未能如愿。

他死志已定，在狱中写下了《慷慨篇》，其中有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两句被狱卒听到后传了出去，被各大报纸争相报道，造成轰动，汪精卫的才气和志气为人所称道，一时之间名满天下。

除了《慷慨篇》外，汪精卫还写下了《狱中杂感》，其中的“行去已无干净土，忧来徒唤奈何天”“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等诗句，一经传出，立刻在海内外广为传诵。

到了庭审结束后，汪精卫得到善耆的关照，在狱中没有受酷刑折磨之苦，吃穿方面也得到了照顾。但在此期间，他仍然认定自己必死无疑。

可如今处置结果出来，他竟然免于死刑，实在令他感到意外之极。

汪精卫在狱中的待遇，是胡汉民绝对料想不到的，最后的处置结果，更是令胡汉民喜出望外。

打听到处置结果后，胡汉民立刻赶回了清风客栈，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吴玉章和杜心五。

昨天晚上，在这间客房里与胡客和姻婵会面时，他们三人还在为汪精卫等人的生死而担忧，没想到今天处置结果出来，清廷竟然没有判处汪精卫等人死刑。

汪精卫免于死刑，也就意味着无须再施以营救。胡汉民和吴玉章在替汪精卫感到高兴的同时，也算了却了这桩无比棘手的事。

但杜心五却将茶碗往桌上重重一搁，说道：“还是要营救！”

杜心五的口吻斩钉截铁，毋庸置疑。

胡汉民和吴玉章不了解孙文的心思，但作为孙文贴身保镖的杜心五，在接到孙文发来的急电时，便已洞悉了孙文的真正意图。

就像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无论成败，只要有刺杀这一举动，便可达成目的一样，杜心五入京营救汪精卫，最终能否成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要有营救这一举动。

营救汪精卫是做给天下人看的，要让天下人都知道，革命党人决不会对陷于危难的同志置之不理，坐视不管。

杜心五没有将孙文的真正意图说出来，只是对胡、吴二人说道：“永久监禁和死刑又有什么分别？如果因为清廷将死刑改为永久监禁，我们便堂而皇之地放弃了营救，将来回到同盟会总部，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其他革命同志？”

一句话，说得胡汉民和吴玉章暗觉惭愧。两人当即表示，决不会就此中止营救行动。

“不知道杜先生有何良策？”胡汉民向杜心五问道。

杜心五打定了主意要营救汪精卫，且口吻如此不容置疑，自然已经想好了营救的办法。

“法务部监狱守备森严，要想闯进去劫狱，根本不可能做到。”杜心五说道，“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精卫他们从监狱里出来。”

胡汉民和吴玉章一愣，没明白杜心五所说的话。

杜心五解释道：“只要精卫他们能离开监狱，出现在地面上，哪怕只是一时半刻，我们便有营救的机会！”

“这怎么可能？”胡汉民和吴玉章相视一眼，随即望着杜心五，眼睛里满是疑问。

像汪精卫这样被判了永久监禁的囚犯，只能永远被关押在法务部监狱里，哪怕身患重病，也是由法务部指派特定的医生入狱诊治，决不会给囚犯任何离开监狱出现在地面上的机会。这类囚犯要想离开监狱，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等死了之后，成为尸体被横着抬出去。

“要让精卫他们离开监狱出现在地面上，”杜心五说道，“这种可能是有的。”

胡汉民和吴玉章一脸茫然，实在猜不透杜心五心中所想。

“该怎么做？”两人几乎同时问道。

杜心五身子微微前倾，大有深意地看着胡汉民和吴玉章。

“这就要看二位先生的本事了。”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杜心五眼神深邃，神情似笑非笑，令人捉摸不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