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特莱恩进行第一次面试的前夜，我去探望了我爸爸。我每周至少去看他一次，有时更多，这要视情况而定，要看他是不是打电话叫我过去。他老给我打电话，部分原因是他太孤独了（妈妈六年前过世了），另外的原因则是因为他吃的类固醇导致他有点妄想狂，因此他深信他的护理员们想杀了他。所以他的电话从来都不怎么友好，也不怎么轻松愉快，都是些抱怨、怒骂和控诉。他说他的一些止痛片不见了，他坚信是卡里恩护士偷的。还有，氧气公司供应的氧气质量太差了。另外，朗达护士老是绊着他的空气软管，猛地一下就把小管子也就是氧气插管拽出了他的鼻孔，差点没把他的耳朵给一并扯下来。

要说很难留得住照顾他的人，这实在是轻描淡写得有点可笑了，事实上，几乎没人能忍得了几周。自从记事起我就知道弗朗西斯·X·卡西迪是个脾气暴躁的男人，并且随着他逐渐衰老和病情恶化，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大。他每天总是抽上几包香烟、大声地干咳，而且老犯支气管炎。因此他得上肺气肿实在是没什么让人吃惊的。他还有什么盼头？好多年前他就已经没力气吹灭自己生日蛋糕上的蜡烛了。现在他的肺气肿处于所谓的晚期，也就是说他只能活几个礼拜，几个月，也可能是十年。谁知道呢。

不幸的是，作为他惟一的子嗣，安排护理的重任就落在了我头上。他还住在那栋由一楼和地下室构成的公寓里，我就是在那儿长大的。妈妈过世后，屋里的一切都没改变，还是那台金黄色的、从来没有正常运转过的冰箱，还是那张一边下陷的沙发，也还是那副年久发黄的蕾丝窗帘。他没有任何积蓄，养老金也少得可怜，连支付他的医疗费用都不够。这意味着我得将自己薪水的一部分花费在他的房租、健康护理以及其他家庭开销上。我从来没期盼过他会感谢我，也从来没被他感谢过。他永远不会向我要钱，我们俩都有点儿装模作样——假装他是靠信托基金或是别的什么在生活。

我到的时候，他坐在他最喜欢的苏丹式躺椅上，正在那台巨大的电视机前看节目——这是他主要的消遣——这可以让他揪着什么就发一通牢骚。他鼻孔里插着氧气管（他现在得二十四小时吸氧），正在看商业信息片。

“嗨，老爸。”我说。

大约有一分钟他都没抬头——他完全被商业信息片迷住了，仿佛是在看电影《精神变态者》中最惊险恐怖的那一幕。他瘦了，平头也都白了。他抬起头来看着我说：“那个婊子要辞职，你知道吗？”

他所说的“婊子”是最新的家庭健康护理员，一个名叫莫林的忧郁的爱尔兰女人。莫林五十多岁了，戴着一头醒目的红色假发。大概是时间到了，她拿着一个塑料筐，里面堆满了叠得整整齐齐的白色T恤和平脚短裤。她一瘸一拐地穿过起居室——她的髋部曾受过伤。惟一使我诧异的是她居然忍了这么久才辞职。在苏丹式躺椅旁边的茶几上有一个小小的无线电门铃，每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就会按铃叫她，而他似乎老在按铃。要么就是他的氧气出问题了，要么就是鼻管把他的鼻腔弄得太干燥了，再不就是要人搀他去洗手间。莫林偶尔会推着他出去“散步”，他坐在机械推车里，一边逛商场一边骂骂咧咧地说现在的年轻人的不是，还不忘变本加厉地辱骂莫林。他口口声声地说莫林想毒死他。正常人当然会被他搞疯，更何况莫林本来就挺敏感的。

“你怎么不告诉他你叫我什么来着？”她边说边把洗好的衣服放在沙发上。

“噢，上帝啊。”他说。由于老喘不上气，他只能断断续续地几个词几个词地往外蹦。“你一直在我的咖啡里放防冻剂，我能尝出来。他们把这叫做‘弑老’，你知道的，就是谋杀老年人。”

“如果我想杀你，我会用比防冻剂更好点儿的东西。”她反驳道。尽管已经在美国居住了近二十年，她的爱尔兰口音还是很重。“他说我是个——那个词我都说不出口。”

“去他妈的，我叫她臭婊子。这个词用在她身上还太礼貌了！她打我！他妈的这些空气软管搞得我只能坐在这儿，不能动弹，这个婊子就对我拳打脚踢。”

“我只是从他手里抢下了一根香烟，”莫林说，“他趁我在楼下洗衣服的时候偷偷抽烟。满屋子的烟味儿，你以为我闻不到吗？”她看着我，“医生禁止他吸烟！我都不知道他把香烟藏在哪儿了——他肯定把它藏在哪儿了，我知道的！”

老爸得意地笑了，但是什么也没说。

“管它呢，我有什么可操心的？”她辛酸地说，“反正今天是我在这儿干的最后一天了。我再也忍不下去了。”

商业信息片里不时传出演播室花钱请来的那群托儿的惊呼声和叫好声。

“好像我会介意似的！”老爸说。“她什么都不干。看看这儿的灰尘吧。这个婊子到底能干什么？”

莫林拿起洗衣筐，说道：“早在一个月前我就该走了。不，我根本就不该接这个活儿。”她一瘸一拐地走了出去。

“见到她的那分钟我就该炒了她，”他嘟囔着说，“我就知道她是那些谋杀老年人的凶手之一。”他撅起嘴来呼吸，就像是在含着吸管吸气一样。

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老头儿不能独自一人在家——他上厕所都需要帮忙。他不愿去老年公寓，他说如果我送他去的话他就自杀。

我把手放在他的左手上，他左手的食指连着一台发着红光的指示仪，脉搏氧饱和度仪——我想是叫这个名字。显示屏上的数据为百分之八十八。我说：“我们总会找到合适的人的，爸爸，别担心。”

他抬起手来甩开了我的手。“她算哪门子的护士？”他说，“她根本不关心别人。”他一阵剧咳，从椅子边上摸出一块卷成团儿的手帕，咳出一口痰。“我搞不懂你为什么不搬回来住。你到底在干什么？你的那份狗屁工作根本毫无前途。”

我摇摇头，柔声说：“不行，爸爸。我还得偿还念书时申请的学生贷款。”我不想提醒他总得有人赚钱支付刚刚辞职的那个人的工钱。

“大学生，读了不少书啊，”他说，“不过是在浪费金钱！在外面跟狐朋狗友们狂欢嘛！为了你，我勒紧了裤腰带，一年连两万块都花不到。这样的大学还不如在家里念！”

我报以一笑，以示自己并没有生气。为了保持气管通畅，他必须服用波尼松。不知道是不是他吃的那些类固醇把他变成了这样一个大混球，还是他的本性就是如此。“是你死去的妈妈把你惯坏了，把你宠成了这样。”他又吸了一口气，“你是在浪费生命。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一个真正的工作？”

老爸很擅长哪壶不开提哪壶。我有点不爽，但是立刻恢复了平静。对这个老头儿说的话可别往心里去，否则你会疯掉的——他的脾气就像是垃圾场里的狗。我总是觉得他的怒火就像狂犬病——他根本没有自制能力，所以你也没法责备他。他从来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在我还是个小孩儿、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的时候，他动不动就拿皮带抽我，忘乎所以地狠揍我。打完后他还总是嘟哝：“看看，你都让我干了些什么。”

“我正在努力找。”我回答。

“他们能嗅到一英里外的窝囊废，你知道的。”

“谁？”

“那些公司啊。没人想要窝囊废，大家都想要赢家。去给我拿罐可乐来，好吧？”

从他还是教练的时候，他就开始信奉并且时常念叨他的这些不二真理——我是个“窝囊废”；只有得第一才算胜利，第二名就是失败。有一段时间，我一听这些话就上火。不过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了，我总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

我走到厨房，思索着现在该怎么办。老爸需要全天候护理，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还有哪个中介会给我们派人来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请的是那些只想捞外快的正式医院的护士。他把她们气走后，我们找了一连串勉强合格的护理员。这些人只接受过两周的训练，拿了个护理助理证书。再后来，我们在报纸的广告上逮着谁就是谁了。

莫林把金黄色的熙尔仕楷模冰箱整理得井井有条，整洁有序得让人相信它本该是摆放在政府实验室里的。金属架的高度已经被莫林调整好了，一排可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上面。就连厨房里通常脏兮兮的玻璃杯也被擦得闪闪发亮。我往两只玻璃杯里放进一些冰块，分别倒进一听可乐。我一定要和莫林好好谈谈，代表老爸向她道歉，恳请甚至恳求她留下，有必要的话也可以贿赂她，至少也要让她等我找到别的护理员后再走。也许我可以利用她对老年人的责任心——尽管我觉得老爸的臭脾气已经将之一点点地消磨了。事实上，我已经穷途末路了。如果明天的面试搞砸了，我就有的是时间了，只是我会在伊利诺伊州的某个监狱里度日如年地熬我那无穷无尽的时间。

我端着杯子走回去，杯子里的冰块发出丁当的碰撞声。商业信息片还在没完没了地播放。这些片子要放多久？又有什么人会看呢？我的意思是，除了我父亲外。

“爸爸，没什么可担心的。”我说。但是他已经晕过去了。

我在他面前站了几秒，看看他是否还在呼吸。他的头以一个古怪的角度垂着，下巴贴在胸膛上。氧气机发出轻微的声响。地下室里传来莫林收拾东西的声音，也许她还在默默地排练她临走前要说的话吧。我把可乐放在堆满了药品和遥控器的小茶几上。然后俯下身，吻了吻老爸那斑斑点点的红额头，轻声说：“我们总会找到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