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以北六十里新繁县县令府邸中。

在阴森的灵堂里，供着县令刚刚死去的妻子的灵位。在偏室，几个女子正忙活着。她们在做凶服，即为死人所穿的孝服。唐朝时，由亲近至疏远，孝服分五类：“斩衰”（以生麻制成）、“齐衰”（以熟麻制成）、“大功”（以白色粗布制成）、“小功”（以白色细布制成）、“缌麻”（以白色超细布制成）。这些女子面色凄惨，默然无声。前来吊唁的宾客不时出现在县令的府邸，但没有人注意到她们，更没有人注意到她们当中的一个女子。

这个女子虽然着素衣，却挡住不其姿容的艳丽，一来二去，渐渐被县令留意，问她是哪儿的人。告知来自邻县。出殡完毕后，帮忙或雇来办丧事的人都离去了，县令悄悄地把那个女子留了下来，秘蓄深宅，甚为宠爱。

两三个月后，那女子愁上眉梢，茶饭不思，县令很奇怪，于是相问。她答道：“我就要走了，因为我丈夫即将要来了，我要跟着他远去，因与君别，故而悲伤。”

县令说：“何必担心！我乃一县之令，你丈夫能把我如何？你只管像往常一样，无须烦恼！”

又过了几天，那女子还是要走。县令留之不住。临别时，女子赠送给县令一只银酒杯：“有幸使您思念，赠此物以作纪念。”

县令回赠绫罗十匹。

那女子去后，县令常常想念，手持银酒杯，把玩不已，即使是升堂办公，也将其放在书案上。

放下痴情县令不说，只说这新繁县还有一位县尉，负责县里的兵刑之事，但在不久前，因过被罢了官，回到邻县老家。在回老家之前，她的妻子死了，灵柩一直还停在新繁。这一天，料理完家事后，这名前县尉重返新繁，欲将妻子的灵柩护送回自己的老家。他自然要与县令一见。后者也新死妻子，大约是同病相怜吧，对之款待甚厚。但问题也出现了。吃饭时，前县尉突然发现，县令手里一直握着一只银酒杯，觉得那物件实在面熟，几次偷偷地看。终被县令发现，问他为什么凝视自己手中的银酒杯。前县尉的回答叫县令毛骨悚然：“这我是亡妻棺材中的随葬之物，怎么到了您的手里？”

新繁县令妻亡，命女工作凶服。中有妇人，婉丽殊绝，县令悦而留之，甚见宠爱。后数月，一旦惨悴，言辞顿咽。令怪而问之。曰：“本夫将至，身方远适，所以悲耳。”令曰：“我在此，谁如我何？第自饮食，无苦也。”后数日求去，止之不可，留银酒杯一枚为别，谓令曰：“幸甚相思，以此为念。”令赠罗十匹。去后恒思之，持银杯不舍手，每至公衙，即放案上。县尉已罢职还乡里，其妻神柩尚在新繁，故远来移转，投刺谒令。令待甚厚。尉见银杯，数窃视之。令问其故。对云：“此是亡妻棺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叹良久，因具言始末，兼论妇人形状音旨，及留杯赠罗之事。尉愤怒终日，后方开棺，见妇人抱罗而卧，尉怒甚，积薪焚之。（《广异记》）

县令叹息，动情之下，把所遇事如实相告。可以料想前县尉有多么愤怒，也许他当时就摔杯离席而去了，也许还抽了县令一耳光；或者他什么都没做，只是在不断地在心中质问自己的亡妻：你刚入阴间，为什么就干起如此勾当？而事实上正是如此，这个故事在无意中为我们透露了唐朝时的一个社会现象：婚外情已不少。《广异记》中的另一个故事，似乎也披露了这一现象，让我们可以去推测一下：河南扶沟县令某霁（其姓已不得知），在唐代宗大历二年死去。半年后，其妻梦见某霁。某霁说：“因生前有孽，我死后，在阴间深受折磨，每天都有两条蛇和三只蜈蚣从我七窍之间爬来爬去，或从耳朵里钻进，由嘴里出来；或从鼻子里钻进，由眼睛里出来，痛苦至极。此外，最近我生活得也很落魄，念在夫妻之份，你能送给我一条短裤穿吗？”其妻子很冷淡，说：“没东西给你做短裤。”某霁说：“真的吗？不久前，长安万年县县尉盖又玄专程给你送来二绢布匹，怎么说没东西做呢？你想欺骗我吗？”其妻遂惊醒。当然，在这个故事中，其妻是在某霁死后才与盖又玄有染的。不过，在某霁生时，盖又玄与其妻的关系就很纯洁吗？

我们还是回到愤怒的前县尉的故事。他将妻子的棺材一把火给烧了。在此之前，他开棺验尸，发现自己的妻子：那个死鬼，躺在棺材里，正抱着一堆绫罗，她即将腐烂而变为骷髅的脸上，露出无比幸福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