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格拉斯顿伯里

“陌生人”并不知道，两大毫无联系的事件正在那晚交织着将他拉回战场。一件发生在世界秘密情报机构内部，另一件则成了全球媒体疯狂追逐的焦点，报界戏称其为“失窃之夏”。那是一个时代以来，欧洲发生过的最严重的艺术品连环盗窃案。一时间，欧洲大陆的众多珍贵名画纷纷被盗，简单得就好像在路边报亭的货架上顺手拿走一张明信片。心情沉痛的艺术大师们对突如其来的一连串抢劫案表示震惊，然而，执法部门内部那些真正的专业人员则表示，该偷的已经偷得差不多了，这一点并不奇怪。“如果你把一幅价值上亿美元的画挂在一个防备松懈的地方，”一位国际刑警组织的官员在记者们的追问下说道，“那么一个下了决心的盗贼要把它弄走，只是迟早的事情。”

虽说那帮盗贼胆大无耻，但他们的确能干。毫无疑问，他们的手法很熟练。但最让警察惊羡的是他们铁一般的纪律。没有人走漏风声，没有内斗的迹象，也没人来索要赎金——至少索要赎金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那帮盗贼作案频繁，却十分有针对性，每次就只瞄准一幅画。他们不是一帮为了找快钱的业余盗贼，也不是为了寻求黑社会资金来源的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他们是最纯粹意义上的艺术品盗贼。一名面容疲倦的警探预言，在这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季失窃的那些画，十之八九要失踪好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实际上，他不耐烦地补充道，它们极有可能会进入“遗失物博物馆”，永久退出人们的视野。

盗贼瞄准的作案目标让警察都感到惊叹。那种感觉，就像是在看一位顶级网球运动员参加比赛，看他前一周刚在红土场地上获胜，下一周又在草地球场上夺冠。6月，那帮盗贼买通了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一名心存不满的保安，随后在一夜之间偷走了卡拉瓦乔的《手提歌利亚头颅的大卫》。7月，他们在巴塞罗那上演了一场英勇无畏的突击行动，成功地从毕加索博物馆“解救”出了《卡纳尔夫人的肖像》。紧接着，一周后，动人的《方乌伊莱别墅》悄无声息地从尼斯马蒂斯博物馆里人间蒸发了，一头雾水的法国警方甚至怀疑它是不是长了双腿，自己跑出去了。随后，8月的最后一天，伦敦考陶德美术馆遭遇了一场堪称经典的砸窗抢劫，文森特·梵高的《割耳朵后的自画像》不见了踪影。那次抢劫前后历时仅九十七秒，快得让人瞠目结舌——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九十七秒还包括一名盗贼在逃出二楼窗户前停下来对莫迪里阿尼性感迷人的《女性裸体》做一个猥亵动作的时间。那晚，网民纷纷要求官方公布监控录像。忧心如焚的考陶德馆长说，对于一个梦魇般的夏季来说，这算是一个很合适的结局。

可以预见，一系列盗窃案发生后，人们开始指责全球各大博物馆松懈的安保措施。据《泰晤士报》报道，考陶德最新的内部评测报告强烈建议将梵高的作品转移至更安全的地点。然而，报告中的建议遭到了馆长的拒绝，他认为目前的存放地点没什么不妥。《电讯报》也不甘示弱，刊发了一系列有理有据的权威性文章，披露英国各大博物馆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它指出，国家美术馆和泰特美术馆甚至都懒得为藏品上保险，它们仅仅依靠监控摄像头和拿着微薄薪水的保安来守护藏品。“我们应该扪心自问的，不是艺术品是如何从博物馆里面失踪的，”著名的伦敦艺术商人朱利安·伊舍伍德对记者说道，“而是这种事情怎么没有发生得更频繁一点。我们的文化遗产正在一点一点地被别人窃走。”

少数几个有能力提升安保水平的博物馆迅速行动了起来，而那些仅能糊口度日的博物馆只能关紧大门，祈祷他们不是盗贼看上的下一个目标。然而，接下来的9月并没有新的盗窃案发生，艺术圈里的人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愉快地告诉自己，最糟的时刻已经过去了。至于平民百姓，他们早已将视线转移到更重要的事情上去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火仍在熊熊燃烧，全球经济也还在深渊边缘苦苦挣扎，很少有人会因为一些涂满了油彩的四方形油布失窃而产生道德上的愤怒。据一个国际援助机构的负责人估计，遗失画作的总价值相当于非洲饥民未来几年的消费总额。她说，如果富人能够把他们用不掉的数以百万计的钱拿出来，做一些比用艺术品装饰屋子和填充秘密银行金库更有意义的事情的话，这个世界岂不是会更好吗？

这些话对于依靠富人的贪婪谋生的朱利安·伊舍伍德和他的同行们来说，简直是异端邪说。然而，在格拉斯顿伯里，这些话的确找到了一些听众。格拉斯顿伯里位于伦敦西部萨默赛特平原，是一座朝圣古城。中世纪时，基督信徒纷纷前往格拉斯顿伯里，瞻仰那里著名的修道院或垂立在圣荆棘树下膜拜。那棵树据说是在公元63年，当耶稣的门徒亚利马太的约瑟将自己的拐杖放在地上时，从地里长出来的。现如今，历时两百年之后，修道院只剩下壮丽的残骸，曾经高耸入云的中庭遗迹孤独地躺在一片绿色的花草地里，像是一座为死去的信仰而设立的墓碑。之后前来格拉斯顿伯里的朝圣者很少去看修道院，他们更愿意迈着疲惫的步子登上那座神秘的山丘——突岩山，或是拖着脚步去逛主干道两旁一排排的新式纪念品商店。有些人来，是为了找寻自我；有些人来，是为了寻求指引之手。还有少部分人来这里，仍然是为了追寻上帝，或者说，至少是为了上帝的一个合理化身。

克里斯托弗·利德尔来这里，并非出于以上任何一种原因。他来这里，是为了一个女人，之后留下来，又是为了一个孩子。他不是朝圣者，他是一名囚徒。

把他拖来这里的人，是赫斯特——他最爱的人，他犯过的最大的错误。五年前，她要求他和她一起离开诺丁山，前往格拉斯顿伯里，以帮助她寻找自我。但在这个过程中，赫斯特发现离开利德尔才是打开她幸福之门的钥匙。换作其他人，可能就离开了。但是利德尔没有，他可以忍受没有赫斯特的生活，却不敢想象没有艾米丽的生活。留在格拉斯顿伯里继续忍受各种异教徒和德鲁依教士，也比回到伦敦渐渐成为他唯一的孩子记忆里一个模糊的身影要好。于是，利德尔埋葬了他的悲伤与愤怒，义无反顾地坚强地生活下去。利德尔处理任何事情都是如此。他值得信赖。在他看来，作为男人，最优秀的品质便是给人以信赖感。

格拉斯顿伯里也不是毫无魅力可言。2005年开门营业的百猴餐厅是一家素食与环保饮食餐馆，也是利德尔最爱去的场所。他坐在老地方，在面前自我保护性地摊开一份《标准晚报》。邻座坐着一名中老年妇女，正在读一本书，书名叫作《成年小孩：隐秘的功能障碍》。后方远处的角落里，一位穿着飘逸的白色睡袍的光头先知正在向一群全神贯注的学生讲述禅宗问题。临门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他两手交叠着放在胡子拉碴的下巴上，两眼在公告板上来回游动。公告板上与往常一样，写满了各种垃圾信息：格拉斯顿伯里积极生活小组邀请函，讲授猫头鹰粪便分解过程的免费讲座和西藏脉动康复课程。但那个男人似乎正带着一种超乎寻常的兴趣仔细阅读那些内容。他面前放着一杯咖啡，一口都没喝，旁边摊着一本笔记本，也一个字都没写。一位寻找灵感的诗人，利德尔心想，一位等待激情迸发的雄辩家。

利德尔熟练地打量起那个男人。他穿着破旧的斜纹粗棉布和法兰绒料子的衣服，那都是格拉斯顿伯里常见的服饰。头发乌黑，一个粗短的马尾辫垂在脑后。眼睛接近黑色，略显呆滞。右手腕上戴着一块粗皮带手表，左手腕上戴着几串廉价银手链。利德尔试图在他手上和前臂上寻找文身，但没找到。奇怪，他想，在格拉斯顿伯里，连老太太都会很自豪地炫耀自己的文身。但那个男人洁净的肌肤，却如冬日的阳光一般少见。

女服务生走了过来，暧昧地将一张支票放在利德尔的报纸中间。她身材修长，长相漂亮，浅色头发从中间分开，贴身的毛衣上别着一枚标签，写着“格蕾丝”。这到底是指她的名字，还是指她的心灵，利德尔无从得知。自从赫斯特离开之后，他便失去了与陌生女人交流的能力。再说，他的生活中已经有一个人了。她是个安静的女孩，她能包容他的失败，并感激他所付出的情感。最重要的是，她需要他，正如他也需要她一样。她是最完美的爱人，也是最完美的情人。她是克里斯托弗·利德尔的秘密。

他用现金付了账——与几乎所有事情一样，他与赫斯特在银行卡上存在分歧——然后走向门口。“诗人与雄辩家”正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利德尔脚步很轻地从他身边经过，走向大街。空中下起一阵混浊的浓雾，远处某个地方传来鼓声。他这才想起，今天是周四，是公共礼堂举行夜间萨满击鼓疗法活动的日子。

他穿过马路，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然后沿着圣约翰教堂外墙往前走，经过教区幼儿园。明天下午1点，利德尔将站在妈妈们和保姆们中间，接艾米丽放学。依照判决，他的地位仅比保姆高一点。他得到的探望时间是每天两个小时，都还不够他们骑一圈旋转木马，然后去糖果店吃一点甜点。这是赫斯特在报复他。

他转进教堂路。这是一条小巷子，夹在两堵火石色的高大石墙中间。与往常一样，唯一的一盏路灯已经灭了，整条巷子伸手不见五指。利德尔一直想买一个小手电筒，就是他祖父母在战时随身携带的那种。他觉得身后有脚步声跟了上来，但转过头去，黑暗中却什么也没有。他说服自己，这只是思想在作怪。“你是笨蛋，克里斯托弗，”赫斯特的声音在脑海中回荡，“你是笨蛋，大笨蛋。”

巷尾是一片住宅区，一座座排房小屋和半独立式别墅一字排开。亨利·克洛斯排房坐落在最北端，前面正对着一个体育场。它的四栋屋子比周围的大部分排房要大一点，门前都设有带围墙的花园。赫斯特离开后，8号屋子门前的花园便笼罩在一层惨遭遗弃的落寞中，隔壁的一对夫妇也开始看它不顺眼了。他插入钥匙，扭开门闩，走进门厅。迎接他的是安全警报尖锐的鸣叫声。他在键盘上输入解锁码——艾米丽生日的八位数字——然后登上楼梯，走到顶层。女孩在黑暗中等待着她。他扭开台灯。

她坐在一张木椅子上，肩上披着一条镶有珠宝的丝巾。珍珠耳环在脖颈两侧摇摆，一条金项链贴在胸前雪白的肌肤上。利德尔走上前去，温柔地抚摸她的面颊。岁月在她的脸上刻下了裂纹与褶皱，如雪般洁白的肌肤也变得花黄。这没关系，利德尔能够治愈她。他在一个玻璃烧杯里制好了药剂——两毫升丙酮，一毫升丙二醇甲醚，加上十毫升松香水——然后，拿起一支棉签，在里面蘸了蘸。他滚动着棉签，轻拭她的乳房曲线。这个过程中，他一直注视着女孩的双眼。女孩回望他，眼神魅惑，嘴角挂着调皮的微笑。

利德尔把棉签扔在地上，又重新取了一支。就在那时，他听见楼下似乎有门锁碰撞的响动。他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处，听了一会儿动静，随后侧过脸来，朝天花板上喊道：“赫斯特？是你吗？”没有人回答。他把新的棉签在清澈的药剂里蘸了蘸，再次小心翼翼地在女孩胸前的肌肤上轻拭起来。几秒钟后，又有响声传来。位置比刚才的更近，也更清晰。利德尔随即意识到，有人进来了。

他飞快地在凳子上转过身来，瞥见楼梯口有一个身影。那人往前走近两步，镇定自若地进入利德尔的工作室。斜纹粗棉布和法兰绒料子的衣服，扎成粗短马尾辫的黑发，深色眼睛——百猴餐厅的那个男人。很明显，他既不是诗人，也不是雄辩家。他手里拿着一把枪，枪口直指利德尔的心脏。利德尔伸手抓向烧杯。他很可靠。但正因为这份可靠，他最后才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