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那晚没有死。

我坐在她的床边，握着她的手和她说话。有那么一会儿，我错以为是我在安慰她，直到她转过头来，用浑浊却能看透心灵的双眼凝视着我，我才明白，原来恰恰相反。

昨天晚上，我好几次看向窗外，看到阿尔诺在下方的院子里，对仅有咫尺之遥的悲伤毫无察觉。这让我非常羡慕。他当然知道她生病了，但肺痨并不罕见，每天都有人因此而死，即使在凡尔赛也一样。而且他不是德·拉·塞尔家族的人。他目前在我们家族接受监护，但他对我们最隐秘、最深邃的秘密一无所知，也不了解我们的苦恼。他对别的那些事也几乎一无所知。对阿尔诺来说，我的母亲只是个在庄园楼上被人照料着的模糊角色：对他来说，她只是个病人而已。

所以，父亲和我只能用眼神交流彼此的担忧。面对外人的时候，我们会尽量举止如常，母亲卧病两年的事实也缓解了悲痛本身。我们的悲伤只是向阿尔诺隐瞒的另一个秘密而已。

我们离恍然大悟的时刻越来越近了。我想到了最初的事件，想到了自己第一次真正思考我的父母——尤其是母亲——的那些事的时刻。在我看来，它就像一块路牌，指引着我的命运之路。

那件事发生在女修道院里。我第一次去女修道院的时候只有五岁，关于它的记忆远远算不上完整。真正给我留下印象的，只有成排的床铺，外加一段清晰却有些不连贯的记忆：我透过结着霜花的窗户向外张望。除此之外，我还有印象的就是女院长了。

女院长弯腰驼背，始终是一副臭脸，而且出了名地残忍。她穿行在女修道院的走廊时，总是用双手托着手杖，仿佛要给宴会上菜。回到办公室以后，她会把手杖放在书桌上。那时候我们常说“轮到你了”。有一阵子，我是她办公室的常客，因为她痛恨我的乐观，对我喜欢笑这件事颇有怨言，总是把我快活的笑容称作“假笑”。她说那根手杖会让我笑不出来。

女院长没说错。我的确不笑了。暂时。

接着有一天，母亲和父亲出于我不清楚的理由来拜访女院长，而我按照他们的要求去了办公室。我发现我的父母转过椅子，欢迎我的到来，而女院长从书桌后面站了起来，脸上挂着平时那种毫不掩饰的轻蔑，看起来随时都会开始历数我的众多缺点。

如果来看我的只有母亲，我还不会表现得这么正式。我会跑到她身边，躲到她的裙摆后面，希望能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但他们两个都来了，而父亲对我来说就像国王。我们遵守的礼仪模式都是由他制定的——当初坚持要我来女修道院的人也是他。于是我走上前去，行了个屈膝礼，然后静静等待。

我母亲抓起了我的手。我不清楚她是怎么看到的，因为我把手收在身侧，但不知为何，她仍旧瞥见了手杖在上面留下的痕迹。

“这是什么？”她抬起我的手，质问女院长。

在我的记忆里，女院长从来都镇定自若，但在那个时候，我看到她脸色发白。眨眼的工夫，我母亲就从女院长眼中那位彬彬有礼、举止得体的宾客，变成了一座随时会喷发的火山。我们都感受到了。女院长的感受尤其强烈。

她连说话都开始结巴了。“我说过的，埃莉斯是个任性又淘气的孩子。”

“所以你就用手杖打她了？”我的母亲质问道，她的怒气正在增长。

女院长硬着头皮答道：“不然你觉得我还能怎么维持秩序？”

母亲抄起那根手杖。“我没想到你会用这种方法。你以为它会让你强大吗？”她用手杖用力敲了敲桌子。女院长吃了一惊，她吞了口口水，目光转向我父亲，后者却带着令人费解的古怪表情看着她们俩，就好像这些事完全和他无关似的。“噢，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母亲补充道，“它只会让你更弱小。”

她站起身，怒视着女院长，然后第二次用手杖敲了敲桌子，让女院长又吓了一跳。接着母亲拉起我的手：“跟我们走，埃莉斯。”

我们离开了女修道院。从那以后，教我学习的人就换成了家庭教师。

我们冲出女修道院，坐进马车，一路无言地回了家。但看到生着闷气的母亲和父亲，我想到了一件事：贵妇人是不会做出母亲刚才那种举动的。至少普通的贵妇人不会。

另一条线索出现在大约一年以后。那是在某个千金小姐位于附近庄园举办的生日聚会上。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都在和玩偶玩耍，让它们“喝下午茶”，只不过那儿既没有真的茶，也没有真的糕点，只是几个小女孩假装给玩偶喂茶和糕点。即使在那时的我看来，这么做也蠢透了。

男孩们在不远处玩着玩具兵，于是我走过去想一起玩，对他们的震惊和沉默毫无察觉。

我的保姆露丝把我拉到旁边。“埃莉斯，你还是跟玩偶玩吧。”她的语气坚决却紧张，胆怯地看向投来不满目光的其他保姆。我听话地坐了下来，装作对不存在的茶和糕点感兴趣的样子，等这段尴尬的插曲过去以后，草坪恢复了常态：男孩们摆弄着玩具兵，女孩们陪着玩偶，保姆们照看着我们，而在不远处，一群贵妇人坐在铸铁长椅上，聊着天。

我看着那些正在闲聊的贵妇人，用母亲的目光去打量他们。我看到了自己变成那种成日闲聊的贵妇人的可能性，而我突然非常肯定，这不是我想要的未来。我不想变成那样的母亲，我想和我的母亲一样，找个借口远离那些长舌妇，独自站在远处的水边，显得鹤立鸡群。

我收到过一张韦瑟罗尔先生的纸条。他用他的母语——也就是英语——写道，他希望见母亲一面，要求我在午夜时和他在藏书室碰面，然后护送他去她的房间。而且他希望我别告诉父亲。

这下我又多了个秘密。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在巴黎见过的那些穷苦百姓，因为那些沉重的秘密几乎压弯了我的腰。

虽然我只有十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