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游

我们坐在台湾戏院前的阶梯上等将军,已经等了半小时。

原本彰化所有的电影院都已荒废闲置,但近几个月来有了明显的改变。配合著拿都拿不完的折价卷,一场首轮电影只要一百二十块钱,比起邻近台中的华纳威秀,足足省了一半有余。就这样,彰化两间电影院又活了过来。

看了看表,四点零七分,距离电影开场只剩下十三分钟,我开始后悔之前没有注意到将军有没有手表就约下时间,就连仙女也是我刚刚在桥下碰巧遇到带来的。

陈禄不知比我先到多久,看到我时只是象征性点点头。

我杵著沉重的下巴,看了看旁边正在清理指甲缝里黑色污垢的陈禄。他对迟迟未到的将军漫不在乎,眼睛的焦距只集中在鼻前短短十公分,指甲里有抠不完的脏屑似的。

而坐在陈禄下两层阶梯的仙女,早靠在斑驳泛黄的墙上,缩著捆在酱红色棉袄里的瘦小身子,像是睡著了。

女游民是很稀奇的。

就像韶恩学姊说的,在求生这件事上女人比男人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只要还愿意化妆打扮,不论年纪多大,她们都可以靠出卖身体换来一瓶酒、几百块、一个睡觉的地方。总之还不至于流落到街头。

至于像仙女这样的女游民,常常得装疯扮丑来保护自己不遭到侵犯,连在公园的长椅上睡觉都不能安稳躺下去,只能坐著打盹,脑袋一点一点地晃著,随时从危险中醒觉。

就连现在,仙女的眼睛也是半睁半阖。看她睡觉只会让我觉得很疲累。

平常仙女是很多话的,她聊起以前住在新竹的好日子时,总能够以非常错乱的方式叨叨絮絮两个多小时。

“汝甘知影?汝甘知影底这件代志顶头,阮系受尽多少委屈甲拖磨?”仙女在叙述故事的时候总是习惯用这一句话当作开场白,好像所有人生阶段的起头都是一个错误,就像圆规一开始就刺错了圆心座标,之后不管直径半径怎么度量都决不可能正确。

起先,我都能压抑自己的耐心静静倾听,但仙女的眼睛总是看著我身旁的一团空气(我怀疑仙女是不是能够看到我漂荡的灵魂),前面讲过的总是切成片片段段、随时以各种排列组合穿插在后面重提……她如何无奈地嫁给那外省又早死的丈夫,她如何如何一边生下五女二男又一边学别口的国语,她如何如何如何辛辛苦苦打零工维持家计……然后又回到她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嫁给她那外省又短命的丈夫。

像故意恶作剧似的,仙女总是不停地重复、打散、又重复,像一卷坏掉的录音带放进坏掉的录音机似的。

一开始我还会试图提醒仙女:“仙女,这个你刚刚十分钟前说过了。”或是“仙女,这个我昨天问你的时候你也说过了。”但仙女总是会用迷惑又略带不耐烦的眼神看著我(她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正视我的存在),继续那该死的重复。

我难免会失控。

我干脆拿出我的笔记本指著某段文字与交错复杂的情境符号,霹哩啪啦重复她正在重复的我听腻的人生回忆,钜细靡遗。此时仙女会咧开她的嘴,露出黄色的板牙呵呵地笑,颇满意我的好记忆。

然后又开始重复。

所以,我跟仙女之间的访谈记录只有十页而已,但她却不厌其烦耗尽了我差不多五百页的时间。

我无法理解,一个人的人生不过就是一个答案,并不是一组可供拆解的排列组合,仙女这样不厌其烦的将拴住所有事情的螺丝旋开、然后拼拼贴贴又贴贴拼拼的到底有什么意义?错误的人生并不会因为语言上的重新组合而正确起来。

后来陈禄跟我说了后才明白,仙女是怕我忘记她说的话。她害怕别人跟她一样,摸熟了一堆琐琐碎碎的回忆破片,却忘记了最重要的三件事。自己的名字,家里的住址,出走(或被遗弃)的原因。

这三块最关键的拼图遗落了,所以仙女的人生拼图总是残缺而扭曲。

我看著不知是真睡还是假睡的仙女。仙女虽然闭著眼睛,嘴角兀自喃喃呓语。

我想起仙女这毛病会传染。

前几天我跟我的指导教授会面,讨论我的田野调查记录时,她至少打断我的话五、六次,说:“等等,宇恒,这你刚刚说过了。”

一开始我总会一脸恍然大悟,但后来我却会丧失部份的谈话记忆,睁大眼睛说:“啊?真的吗?”

我想这应该只是个过渡现象,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永远存在的互噬游戏。被影响不可能只是研究本身,研究者到最后经常难以自拔,自溺在田野世界里。

韶恩学姊却是个逆向行驶的意外。

“做了这个研究以后,你会不会变得比较多愁善感?”我问。

灯光明亮的麦当劳里,我跟韶恩学姊聊著彼此的硕士论文。说是聊,其实是向她请益。

韶恩学姊不但跟我同一个指导教授,选的题目也很类似,她已经观察台中火车站附近地下道跟市立公园的游民一年多了,目的是要描绘出游民日常生活的节奏、路线图、座落在这城市的姿态。

为此,学姊孤单一个女孩子,常常半夜蹲在昏暗的地下道里整理白天的访谈记录,抄抄写写的,顺便等待一旁的游民睡醒后提供的另一个故事。

韶恩学姊是我的崇拜对象。

“正好相反,做游民研究之前,我反而会在脑袋中想像出一幅饥寒交迫的街头景色,有时候甚至还会哭呢。但几个月后,我就发现想像的图像毕竟只是想像的图像,浪漫的同情而已。经历过与他们相处跟谈话,我只觉得一切都再正常不过。”韶恩坦白。

“所谓的研究,不就是要打破流浪街头被政治合理化的迷思吗?”我搔搔头。

打破什么,已经是社会学研究里的必需品。

“正常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的处境跟他们一样,我也会做出一模一样的事让自己生存下去,像是到派出所谎报没有钱回家,然后依法讨到火车票后随即转卖;跟便利商店工读生要过期便当;跟路人讨发票之类的,这些动作都相当理性。而且,由于我很清楚今天我并不会真的变成他们,所以我的情感始终是很有距离的。研究越是做下去,距离也就越清楚。”韶恩学姊严肃地说。

我听得一愣一愣的,这跟我从指导老师口中听到的韶恩学姊的研究报告……简直是两个东西。

“你的研究呢?开始了吗?”韶恩学姊问道。

“还没呢,我根本连题目会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先访谈看看吧,看看可以收集到什么资料再说。或许作一点游民的生命史研究?”我随便说说,对于这个问题我根本没花心思想过,能顺利毕业就好了。

“宾果!这样想就对了。像我当初原本要做反核四的社运团体的动员研究,没想到越做访谈,焦点就越漂越远,最后的题目竟然跟原先设想的南辕北辙,一开始我还担心老师会不高兴说。”韶恩学姊拿起薯条,沾著奶昔吃。

“这我听老师说过了。”我笑笑:“今天约你出来,是想问问你如何开始研究的第一步?你觉得我偷偷用录音笔有违反学术伦理吗?用DV拍的话你觉得他们会接受吗?你打进他们之间花了多久的时间?”

韶恩学姊夸张的笑说:“你应该自己试试,什么方法都可以试,你该知道碰壁也是很好的田野经验,等你吃的苦头够多,第一个同情你的访谈者就会出现了。”

我的脸红了。

“那你被拒绝过几次才找到受访者?”我问。

“零次。”韶恩学姊面色得意。

我瞪大眼睛。那你刚刚给我的建议简直是无中生有啊!

“很多人都以为女生做游民的田野很危险、很困难,其实恰恰相反。女生拥有的社会资本比男生优势太多了,你想想,要是你是一个游民,你比较会拒绝男生还是女生的访谈?”韶恩学姊的眉毛扬起。

“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

也许我真没有做研究的天分。

“对了,你本来不是跟高老师做金融的吗?怎么会突然对田野有兴趣啊?”韶恩学姊问道。

因为崇拜你啊!

“多瓦悠兰。”我认真引述某个人类学有趣的田野经典。

电影是好莱坞的《哈利波特二之消失的密室》。将军选的。

本来我是想选个港片,无间道还是见鬼什么的,毕竟在剧情跟语言的空间上比较贴近这些人(虽然也没贴近多少),我可不想害他们在电影院里觉得无聊透顶。

但将军听了我的邀约后,指著电影看板,用责怪的口吻大声说道:“看电影?看电影当然要看外国片!”仿佛是我看不起他一样。

就这么定了。

这件事我跟韶恩学姊提过,但韶恩学姊以一种看到不可思议深海怪鱼的表情说:“宇恒,你觉得他们真的会跟你去看电影吗?先别说他们,你爸爸妈妈有几年没上过电影院了?”

当时我哑口无言。

然而我还是想这么做。不管他们有没有赴约,我都不会因此少一块还是多一块肉,我只是想用温馨的方式跟他们亲近一点。

也许还有一点猎奇的心态吧。

然而选电影的将军,却迟迟还没出现。

我抬起头,天空阴霾低沉,吹的却是令人烦躁的热风。

“要下雨了。”陈禄头也不抬。

“还有十二分钟,等一下将军要是没来,你跟仙女就先进去吧,我在门口等他就可以了。”我说,看著身旁的陈禄。

陈禄没有停止重要的清理指甲活动,眯著眼,理所当然的口气:“不用啊,我们就等将军来再一起进去,反正又不怎么清场,没看到的还会再播一次。约好的嘛。”

我点点头。早就知道他会这么说。

陈禄的形象跟刻板印象中筚路蓝缕的游民有很大的差距,这跟他高职毕业的高学历有关。因此陈禄的访谈记录也最清楚明白,说什么就是什么,甚至还会反过来纠正我失去平衡的记忆;或索性拿过我的笔记本,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或是监视我有没有“错误陈述”了他。

当然了,陈禄始终坚持自己与所谓“真正的游民”之间存在著巨大鸿沟。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罗列了游民的十大定义,根据这十大定义,他当然是完全置身事外的。

陈禄挺倒楣,四十几岁的单身汉一旦被公司裁员,要找到一份新工作真是困难重重,我们念社会学的称这种倒楣的现象为“社会结构性的失业”。既然有“结构”两个字,那就是避无可避的高命中率了,要补救也是千难万难。有三十几万个外籍劳工同样身处这个大结构因素里,随时填补结构松脱的缝隙。

但陈禄自己倒看得很开,或许这跟他还有微薄的存款有关吧。他甚至没把失业怪在老板还是外劳身上,就这样“有规划地游荡”在这座城市里。

一年又三个月。

想起来,要不是当初陈禄主动帮我打开无人愿意接受访谈的僵局,我的硕士论文真不晓得该怎么开始。

那时我刻意不刮胡子两星期,穿上汗酸味中人欲呕的格子衬衫,伪装成叛逆的跷家青年,一连在深夜的彰化火车站塑胶椅上睡了五天。

我承认刚开始一两天心里是相当轻松,很有些流浪在浮浮俗世的浪漫。只是五天过去,除了偶而例行公事来赶人的警察,没有一个游民主动跟我说话;我甚至也没有看见谁在跟谁说话,所有应该很有趣的、透露著多层关系与意义的游离阶级互动,全都缄默凝滞。

我想主动出击,每个人立刻躲的老远,不然就是得了“对不起,我暂时听不到你说的话”的病。更惨的是,我的背跟头皮也越来越痒,身上的怪味道透过我的嗅觉侵入我身体里某个控制意志力的装置,流浪天涯的忧郁解放感荡然无存,我只觉得疲累又空虚。

正当我懊丧到开始思索是否应该换个论文题目时,一个穿著浅蓝色衬衫、黑色打褶裤的中年男子,拿了一份刚刚过期的旧杂志走向我。礼貌性笑了笑,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我警戒地打量著他。

“少年仔,你还是学生吧?”中年男子头上的发油味很浓,脸上的表情还算亲切。

“嗯。”我点头。

“你是来作研究的吧?好心告诉你,你就算继续在这边睡一个月也不会有人来理你的。”中年男子似笑非笑的表情我永远记得。

“啊?”我坐立难安,不晓得该不该爽快承认。

他当然就是陈禄,一个早已在角落逆向观察我很久的边缘游民。

这篇论文要是由陈禄来写早完成了,我只需要负责理论填充的部份。陈禄在这个城市游荡已久,又跟好几个游民有点往来,这是很难得的。

“少年仔,他们都是独来独往惯了,就算你扮得再像啊他们也懒得理你,你说,他们理你可以得到什么好处?而且你根本就不像啊。”陈禄笑笑。

他喜欢用“他们”称呼他即将成为的那一群人。

“哪里不像啊?”我把握机会、赶紧用问题缠住这个陌生男子。

任何相关的访谈,只要是访谈,都能写进我的田野经验里。尤其我根本没有任何访谈。

接下来在两个多小时的谈话里,我认识到自己的肤浅与愚蠢,以及过多的不必要。

陈禄说,我种种刻意的落魄打扮与行为根本不符合我的年龄……像我这种年纪的杰出跷家青年,如果不去网咖附近逗留,也应该在弹子房前蹓跶才是,就算无所事事在街上倒立走路也好,总之就是不应该整天暮气沉沉在火车站前伪装发呆。

最明显的错误在于,我的眼神有种不该的神采。一种“在找什么东西”的神采。

而“他们”其实并不打算找什么东西。

“什么也不打算找吗?”我诧异问道。

“找什么?”陈禄反问。

“……找铝罐还是宝特瓶啊?”我搔搔头,头实在痒得一塌糊涂。

“少年啊!会找铝罐跟宝特瓶的人哪叫游民?那叫做拾荒……”陈禄笑的很斯文,然后肚子就咕噜咕噜叫了来。

后来,我爽快放弃卧底在游民里的浪漫计画,请陈禄到麦当劳吃了一顿。从此我升格为总指挥官,有了一个很合作的线民。

透过他,我认识了将军跟仙女。

“将军”其实不是真的将军。

我一开始听陈禄这样介绍他的时候,我还以为将军是个外省籍的老游民,以前官阶是将军或者官阶很大之类的。念社会学的毛病。

“不是,将军只是他的故事。”陈禄拍著我的肩膀。

游民很像是一种灰色的拟态,他们在城市里到处蔓延爬梭,却刻意采取让人忽视的生存哲学,无声无息黏著在我们周遭。

但将军却是个强有力的惊叹号。

将军大都在文化中心一带活动,他经常穿著破旧的、两肩上至少缝了十五颗梅花的军服在八卦山附近巡逻,威风凛凛不可一世。

有时候累了,将军会站在广场上孔子铜像前叹气,像见识过大风大浪的孤臣孽子,时而闭目皱眉不语,时而仰天大声咒骂。

黄昏的时候,许多国中生背著书包走下八卦山,将军总是站在山下牌楼旁,神气地拦下几个吊儿啷当的男孩子,开始演讲他如何在芦沟桥事变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又如何在八年抗战中跟谢晋元团长死守四行仓库。

“你们这些小兔崽子仔细听著,当年你爷爷在谢晋元团长一声令下,扛起大机关炮掩护十多位国军弟兄在枪林弹雨中架起大国旗,正所谓旗正飘飘,马正箫箫,枪在肩,刀在腰!日本鬼子炮声不断,可就是阻挡不了飘扬在青天中的烈烈国旗!一阵炮响,我最要好的弟兄全躺在国旗脚下,头飞的到处都是,满地的爱国热血啊!”

说到激动处,将军就会拉开他的军服,露出肚子上的长长的深红色疤痕详加解释子弹如何从这里射穿到那里,然后谢晋元团长如何亲自拿高粱酒跟小刀帮他料理伤口。

但最精彩的莫过于重庆大撤退一役。

当时军情危急,将军拿著鬼头大刀亲自护送蒋介石上车离去时,好几个共军敢死队气喘吁吁追了上来,将军大喝一声,胸前舞出一团杀气腾腾的刀光往贼子冲去,一阵杀杀杀杀后,贼脑袋淅哩哗啦滚了一地。

几个国中生像是在看志村大爆笑一样,总是夸张地笑到前仰后翻,那群小鬼将军将军的叫个不停,呼嚷著要将军瞎掰下一个千惊万险的“亲身经历”。

看起来,将军理当是个很棒的“说故事人”吧?

但当我正经八百拿著笔记本和录音笔站在将军面前,他却狠狠瞪了我一眼,一百种三字经的用法一下子倒了过来。我难堪的不知如何是好,但我还是依照陈禄事前的吩咐,腰杆挺直的挨骂。

据说许多社工跟记者都被将军骂走了,将军认为那些人都把他当作精神病。

后来将军骂累了,机灵的陈禄得意洋洋走了过来,对我说了句:“少年仔,别理他,我来给你访谈!”

我点点头,于是将军把我叫住。

“干什么?我还没说完咧!”将军怒气勃发。

从此以后,我的田野笔记本充满了多姿多采的梦幻叙事。

五十多岁的将军可以钜细靡遗讲述各种七十多岁才可能有的军旅回忆,并且在同一时间化身为两人,一人在西南异域与缅共浴血嚣战,另一人则在中南海担任九死一生的间谍。最后,将军总会感叹现在的政府,责难他们丝毫不关心像他这种曾经死力为国的狠角色。

在将军手脚并用相当用力讲故事的时候,我负责帮将军点烟,这是他要求的、被尊敬的对待。但我不解的是,将军从来没有真的抽下去,他只是把长寿烟夹在手指缝里,偶而抖一抖,将烟蒂抖落。

仿佛香烟只是说故事人必要的,某种沧桑漂泊的搭衬。

“所以我跟你说,人一定要为自己生活,不能总是国家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要是政府倒下去了,下一个政府就把你忘记光光了……你做过什么事情,通通会放在以前那个政府的总统办公室抽屉里,一份叫‘忠肝义胆机密档案’的,听起来是很有制度!但只要政府不见了!总统死翘翘了!你的故事就通通沉到大海啦!没人记得啦!”将军语重心长的看著远方,深怕我会成为下一个被国家遗忘的忠肝义胆热血青年。

坦白说,我明明知道将军所说的故事多半都是飞到外太空去的鬼扯淡,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总会被他天花乱坠的故事所吸引。

有次将军讲到日本侵华的惨状,斗大槁黄的眼睛还会伴随故事情节、应景地泛著清澈的泪光,当时我心情大受激动,差点就掉到他想像的荒谬故事陷阱。

将军每次说的故事都很精彩,但每次都不太一样,这种行为在一般人的眼中简直是自我欺骗,但在一个社会学研究生的田野记录里,这些天花乱坠的记忆捏造却是很有意思的素材……为什么将军要替自己想像出这些抗日反共辛酸史?而不是想像别的故事?

或者更加追根究底来说,为什么一个人要说许许多多的故事来说服自己之前的人生其实是另一个样子呢?尤其是天差地远的故事?

或者,将军其实不是藉由编织故事来说服自己,他始终都在尝试的,只是粗糙地欺骗别人?但我实在很难想像有谁会被骗倒?

还有,最重要的是,将军是一个游民。一个游民为什么要藉由虚假的故事来建构自我呢?是为了弥补现实中的虚弱与空洞?

我想起了张大春写的将军碑。但贴近身边的将军跟凝视小说里的将军,我只能说,我身边的这个将军活得虚构得一塌糊涂。我甚至怀疑将军倒底有没有企图要说服任何人,只是想痛快演说一场。

仙女跟将军是天平的两个极端。

仙女说来说去都是那个细细琐琐的陈旧版本,在那个陈旧版本中最缺乏的是自我,将军则是任性将意识放逐在天马行空的历史大叙事中,他自我多的用不完,换了一个又一个,在国仇家恨悠悠的长河中拥有无限个分身。

天色越来越沉了,雨要下不下的,闷得叫人透不过气。

我看了看手表,还有五分钟电影就要开演了。

仙女的头轻轻晃著。我想等一下进场,仙女多半也是缩在椅子上睡她的觉,不过电影院的椅子比较舒服,又有冷气,平日浅眠的仙女应该会睡得比较香甜才是。

陈禄终于停止抠指甲,打了一个哈欠。

“最近有继续找工作吗?”我随口问问。

“有啊。”陈禄眯著眼。

其实没有。

“我前天听将军说三角公园附近,有人在找发传单的临时工……”我说。

“将军说的话听一听就算了。”陈禄莞尔,脸上充满了懒得说话的疲倦。

疲倦,或是让人觉得疲倦,是漂浮在城市里的游荡客共同的特征。陈禄正缓缓将自己蛹化在几条固定的生活路线里,他的活力也随著存款簿上的数字,一点一滴流失著。

过不久,他就得重新拟定一份“游民的十大定义”。

陈禄又打了个深……深……的哈欠。

“陈禄,你觉得将军为什么老是要扯谎?”我突然有感而发。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说点谎吧?你看陈水扁才跟连战握手,一转身立法院就宣布核四停建,不是说谎是什么?连战跟宋楚瑜要来个连宋配国亲合,那他们以前互相骂来骂去是不是也在说谎?……他们这群活在政治里的人一天到晚比赛说谎,而且还是一次吹给两千三百万人听都没看过他们脸红,将军吹几句算什么?”陈禄停止抠指甲,漫不经心地回答。

“这样说是没错啦,不过将军为什么要编一个又一个很容易就被识破的故事,当作自己的人生呢?”我问,毕竟太容易被戳破的谎言,根本没有谎言的意义。

陈禄似笑非笑,说:“你整天缠著他说故事,他把真话说完了,只好开始跟你说谎话啊。”

我不以为然,说:“将军真的说过真话吗?至少我在他的回忆里面找不到这样的东西。他一开始就放弃说真话了。”

陈禄看著我,他嵌在眼珠子里的瞳孔让我联想到金瓜石废弃的坑道。

“将军说谎,可是他没有骗你,一个想骗你的人不会花那么多时间说那么多的谎。你也真看不透,你愿意听,他愿意讲,可以交报告就好了啊。”陈禄。

我摇摇头,不再说话。

我回想起将军跟我瞎扯淡时的模样。

每次,将军都很用力、很投入,就像一个舞台剧上最受聚焦的演员,所有台词都已融化在他沸腾的血液里,澎湃著。

将军不只称职地将大时代的悲欢离合、烽火无情展演出来。而且淋漓尽致。

或许将军真不是在唬烂我,不是在说谎。将军是在表演,而且是个优秀的表演家,而我是台下的观众。负责点故事、点头,还有点烟。一幕幕的戏码如滚动的万花筒将我俩包围。

这样想让我觉得舒坦多了,比起街上有几个流浪者,将军的叙事格调就凸显出某种节气跟傲骨似的。

那些酒精中毒者平常绝少搭理人,就像一座座自我隔绝的孤岛,大概是资源太少不易与人分享的关系吧。他们打破了我“嗜酒人必定豪爽”的刻板印象。但只要我愿意请他们喝几瓶酒,其他人就会闻著酒精聚集过来,跟我废话几瓶酒的时间。几次以后,我就发现我听到的都是恶意的胡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虚应故事”。

街上的嗜酒流浪人从来不说真话,他们只提哪些人脑子有毛病,哪些人小气,哪些人干了什么丑事,更机八的是,这些人不仅绝口不提自己的故事,连别人的故事也大多是胡乱臆测、胡乱捏造的。

几瓶酒过后,他们就闭上眼睛,假装我从头到尾都没存在过。

“喂,陈禄,你跟我说的故事是不是也是在唬烂我的?”我突然发笑。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假话?我跟他们又不一样。我不想跟你说的就不会说,可是说出来的东西都是真的。”陈禄深深不以为然。

跟“他们”不一样,是陈禄愿意跟我谈话的最底线,而我也不想戳破或提出质疑。我虽然感应陈禄快要浮游到“他们”那边去了,但其实我隐隐盼望陈禄有一天居然能够找到工作,然后从此消失不见。

“对了,我跟你说过阿泉吗?”陈禄突然问道。

“那个每天都要喝一瓶明通治痛丹的阿泉?还是号称练过三十年气功但其实什么屁都没练过的那个阿全?”我应道。

“前面那个……那个喝治痛丹上瘾了的阿泉。”陈禄又打了个哈欠,说:“他现在不喝治痛丹了,前几天我在福客多旁边那间药局遇到他,他跟我说的。”

“喔。”我点点头。

突然间我感到很疲倦,也提不起劲问陈禄阿泉不喝治痛丹了要喝什么?国安感冒糖浆?双猫咳嗽药水?三支雨伞友禄安?

我想我也被陈禄……不,整条街,给传染了疲倦。

做访谈那阵子我老觉得做什么事都失魂落魄的,对什么事无法集中注意力。

上次坐在客厅沙发上陪妈妈聊天,一边看著电视新闻中不断重复的SARS报导。一个下午过去,我看著被集中隔离的和平医院外,愤怒的医护人员不断在封锁线上冲进冲出,举起标语在媒体前情绪崩溃嘶吼著:“我们不想感染SARS!已经有许多人要跳楼了!干脆将我们安乐死算了!”

接著镜头转到棚内英明睿智的学者专家跟主持人身上,你一句我一句斥责著和平医院的护士不应该擅离职守,并呼吁医者父母心的崇高道德,一阵义正严辞后,与会的学者各自提供预防SARS的生活小秘方作为结束。

然后又切转到隔壁频道,另一批学者专家在call in节目上大力挞伐外界对和平医院的过度责难与政府无法安定人心的错误隔离政策。恍恍惚惚中,我发现其中一个特别来宾就是刚刚猛烈炮轰和平医院医疗疏失的某某学者。

这不是现场转播的节目吗?难道这个学者有个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哥哥吗?

还是我错乱了?

记得有个社会学专家在书里写下“这就是典型的集体意识的精神分裂症候群”类似的断句,但我突然无法理解这个句子。

接下来妈妈在跟我说什么,我通通忘得一干二净,电视机里的每个画面都既重复又歧异地跳跃,我眯起眼睛,疑惑得不得了。

这时将军出现在电视机旁,拿著那根他永远不抽的烟,冷冷地看著我。最爱说故事的他此刻却刻意缄默,一副高深莫测。

我不想继续描述天空到底有多阴沉有多闷热,我疲倦的很。

“四点半了,我们看下一场吧。”我一边打哈欠一边宣布。

陈禄没有回话,他无所谓。他正仔细研究著右手的掌纹,但肯定不是在寻找脱离浮游的命运出路。他只需要不断重新定义“游民”就可以了。

我勉强站了起来,到一旁的便利商店买了三罐泰山仙草蜜,陈禄接了一罐过去,但没有打开。

“仙女,呷仙草!”我拍拍仙女的肩膀,她假装惊醒。其实没有。

仙女疲倦地接过仙草蜜,茫然看著马路上大声叫卖豆花的小贩。我帮她打开,将吸管插下去。

“拄即咁呒做眠梦?咁呒梦著汝家己耶名?”我慵懒地问。

仙女只是吸著仙草蜜。

天空还是没有下雨,而将军也还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