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入睡。

躺在学生宿舍的床上，我感觉时间好像还停留在昨天夜里，怀着忐忑而兴奋的心情，听着床头的闹钟滴滴答答，然后再次整点报时。当我闭上眼睛，可以想象到单人床左边是贴着电影海报的墙面，右边是写字台。书柜就在右前方不远的位置，里面有整整一排我多年来收集的各类吸血鬼小说和电影光盘。

我记得我的床单是干净的米色格子，地毯是浅棕色，上面铺着一个刚从宜家买来的白色小羊皮垫子。空气里弥漫着我喜欢的玫瑰香水味。花香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让我误以为自己还住在家里，再过一会儿，充满阳光味道的厨房就会传出煮咖啡和千层酥的香气。

“奥黛尔！”

有人在叫我。开始我以为是妈妈在喊我起床，但她绝对不会叫我这个名字。这是我给自己取的网名，或者说，为了方便我未来英国同学和导师而取的所谓英文名——多可笑，在我自己的梦境里，我以为自己就是《天鹅湖》里那只错爱上王子的小猫头鹰。

“奥黛尔！”

声音比刚才更加急迫。我终于清醒，猛地睁开眼睛。

我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房间里。身下是狭窄的单人床没错，但是床的左边却是空的。墙在右边。月光下的墙面白得刺眼，上面并没有任何熟悉的海报。床前是一张空荡荡的写字台，写字台对面是同样空旷的大衣柜。借着月光，可以看到地上有两个收拾了一半的行李箱，有效地提醒我这里并不是我在北京的家，而是八千四百公里之外的伦敦。

我独自一人在中夜醒来，父母不在身边，我也没有一个朋友。

一股冷风从虚掩的大门那里吹了过来，我打了个哆嗦。床头那本读了一半的《血与黄金》不合时宜地哗哗翻页，在寂静的夜里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我一骨碌坐起身，把书塞到枕头下面。

闹钟指向凌晨三点半。我揉揉眼睛，死死盯着面前虚掩的房门。随着风，它又开始颤巍巍地动作了，就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后面，一寸一寸正在慢慢推开。

难道我睡觉之前没有锁门？我不记得了。当我努力去回忆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根本想不起来之前的任何事情。包括我如何来到这间学生公寓，如何打开箱子和收拾房间……我甚至没有洗漱和换上睡衣的记忆。就好像，我才刚刚拎着行李走下飞机，就已经躺在了床上。天是什么时候黑的？我完全没有一点应该有的印象。

就好像是一幅印象派的风景画。远远可以看到轮廓，但当你走近去分辨那些细节，却只能看到大片面积的油彩。我隐约分辨出大本钟和威斯敏斯特教堂，可是那些记忆太遥远了，不像是我刚刚看到的，而更像是在某个慵懒的午后，偶尔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发霉的大书，看到里面被水雾浸湿的图片，或者抽屉深处，浮现在一张发黄皱缩的明信片上的画面。

从飞机降落到现在，我已经在伦敦待了超过十个小时。但是我并没有亲眼看过伦敦的街道。这实在太奇怪了。

我慢慢爬下床，光着脚踏在柔软的地毯上，一点点接近那扇极其可疑的大门。

风更强了，门被推开一个手掌的距离，透进来走廊模糊的光亮，然后迅速间砰地撞上，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我定了定神，在四壁回声中伸出手扶上金属的门把。滑腻冰凉的感觉浸入手心，我才意识到自己满手都是汗。在静寂无人的深夜，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的惊慌是无疑的，但是我却并没有感到任何恐惧。

我向来不惧怕黑暗。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全家住在一个廉价的职工公寓里。我家在六楼顶层，没有电梯。楼道里的灯泡才装上就会被打破，又没有一扇窗户，那个充满垃圾发酵味道的楼梯就算白天都是一片漆黑。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很恐惧那样的楼梯，盘旋深入，辗转迂回，伸手不见五指。我总是想象着在腐烂的味道后面，在绝对的黑暗中间，会有一个恐怖的鬼怪，它就在那里，躲在楼梯看不见的角落里等待我。

这种想象成为我长久以来的梦魇。

那时候我无论如何也不肯一个人回家。当我下学的时候，我就会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等待父母下班回来，拉着我的手，安慰着我，陪我一起上楼。但我偶尔也会落单。在那个时候，我就闭紧双眼，在心底默默数着脚下的楼梯，然后屏住一口气，用最快的速度跑上六楼。我不断告诉自己，强迫自己相信，所有的梦魇都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这世上一切鬼神都不存在。

后来我逐渐习惯了那样的黑暗。我撞到过几次邻居，但是从未碰到过任何鬼怪。再后来，就算和父母在一起，我也会自己一口气跑上楼，抢先用钥匙打开家门。这样几次之后，当同龄的孩子还在因为突然停电而吓得哭泣，我则气定神闲地点上蜡烛，在好不容易到来的黑暗中膜拜撒旦。

我总是在想，也许我内心深处毕竟不相信鬼神的存在，所以才会一直如此虔诚。

我是说，相信又能如何？多少年来我日夜许愿，希望能像电影女主角那样遇到一个吸血鬼帅哥然后堕入爱河，但这毕竟没有发生。所以如果眼前的黑暗可以带给我任何一个暗夜生物，让我离自己荒诞可笑的白日梦再近一点，我愿意冒险。

我深深吸了口气，转动手中黄铜的门把，把大门拉开。

门外什么也没有。一条长而幽深的走廊，头顶投下来昏黄柔和的光。

走廊里有另外五扇门。一扇是通往外面的大门，一扇是厨房，此外还有三间和我这间一模一样的学生宿舍。对面房间的铭牌上写着“亚历克斯”，而我隔壁的一间则写着“戴比”。

记忆突然清晰起来。我记得戴比是个长相可爱的金发威尔士女孩，学设计；而亚历克斯来自希腊，读摄影。我记起傍晚的时候，我和戴比还有亚历克斯这些新认识的室友一起喝茶聊天。透过厨房门一侧透明的窗口，我能隐约看到圆桌上散乱的茶包和喝了一半的红茶，那个画着猫头鹰图案的马克杯是我的，粉红色那只是戴比的，而亚历克斯那只彩色条纹的杯子已经被他洗好放在碗架上了。

桌上还有另外一只马克杯。

我揉揉眼睛，一把推开厨房门，看到那只多出来的纯白色马克杯，就那么大剌剌地站在桌子上，站在茶包、糖罐和其他马克杯的中间，孤傲出群，无人认领。

在我的记忆里，傍晚的桌子上只有三个人。

但是走廊里还有最后一扇门。

像被什么驱使着一样，我忍不住拿起那只多出来的马克杯，离开厨房，来到走廊深处最后一扇门前。

可出乎我意料的是，这扇门上并没有铭牌。

没有新生住在这里。

走廊里的最后一个房间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