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屯解放前没有多富的人家。日子好点的，一个是李馍们家，他家是土匪，田亩虽不多，但外财不断。再一个是李石家，李病吾是看病先生，“饿死国公，饿不死先生。”看病先生家虽无大富，但也没多穷的。虽有一家地主，但仅有五六十亩地，平时连花卷馍都舍不得吃，日子还没有李病吾和花鱼儿家过得滋润。

这个地主就是李子棠的儿子李干奎。他识几个字，乡政府想动员他出来工作，当乡财粮（解放初职务，相当于会计）。可是他胆小，邻村有两个地主叫枪毙了，这天乡政府让娄庆通知他去乡里谈话，他就害怕，一根麻绳吊死了。这样，21岁的吴秋云就成了寡妇，3岁的李长树就成了孤儿。吴秋云守了20年寡，熬到了1971年，把孤儿李长树熬成了23岁的小伙子。

李长树知道妈妈守一辈子寡，把自己养大不容易，所以特别孝顺。吴秋云有长秧子病，浑身疼，长夜睡不着。到医院看吧，没钱；到大队卫生所看吧，自己成分不好，不让参加合作医疗。为了给妈治病，李长树除了一天也不耽误工分外，就千方百计搞点副业。副业是毛主席时候的一个专用名词，后世之人必须看词典才能弄明白。那时全党大办农业，农业就是农村的主业，所以农民想干点儿农业以外的事情弄俩钱儿花花，就叫搞副业。许多生产大队都建有副业队，有的组织一帮子人拉架子车，有的组织一帮子人到火车站去卸煤、扛粮食包。生产小队不让干，个人更不让干。个人干是资本主义尾巴。1971年的时候，专门有个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偷着喂头驴的，偷着到山上挖药的，偷着卖鸡蛋的，偷着行医的等等，都是长了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割的办法就是没收钱物、批斗、游乡、办学习班。个人允许搞的副业是养猪、养羊、养鸡，但严格限制数量：每户鸡5只，猪一头，羊两条。一只鸭顶一只鸡，一只鹅顶两只鸡。不准养兔。严禁养马、养牛、养驴。

李长树母子两人，所以养了5只鸡、一头猪、两条羊。满负荷了。

但吴秋云整天药罐不倒，花钱多，李长树还隔三岔五地买只鸡、买只老鳖什么的，给母亲补补身体。所以，那点副业根本不够。

李长树会石匠手艺，抽在大队副业队干活。副业队又叫石工队，用升龙崖上的青石头打门墩，打牛槽，打擂臼。

李长树就想偷偷地打擂臼卖。门墩一个几十斤，牛槽一个几百斤，不好掖着藏着；擂臼小，一个就十几斤，打好后便于往外携带。

于是，上工时李长树就比别人多带了一个荆条箩头。别人休息他不休息，他到山坡上去割草。名义是割草，实际上是偷着往家带石料：在山坡上捡一块石头放箩头底下，上面草一盖，谁也不知道。放工时带回家加班加点地干点副业，长资本主义尾巴。

当然，得绝对秘密地干。让人知道了，别说你是地主娃儿，就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也要斗你个七死八活。

可石匠活是硬三碰，铁锤碰钢钻，钢钻碰石头。3个龟孙都是暴脾气，孬好一碰，就叮当二声地叫唤，叫唤得满村都能听见。

这是个大矛盾。不过李长树早已胸有成竹，想好了解决的办法。

李长树的院里，靠西墙根儿，有一个红薯窖。怪屯盛产红薯，家家都有红薯窖。红薯窖像打井一样竖着挖下去，挖到一米多时，往两边斜着挖，越斜越深。这样，红薯窖的内部空间，就是两个半瓮型。两个半瓮的结合部要留着，留有一尺来厚，形成井壁，井壁上挖上脚窝，这样好像一把竖梯从井口一直插到井底，便于人上下出入。瓮的肚子大小，要视这家每年所收红薯的多少而定，有的大窖能盛十来车红薯。

李长树就想在红薯窖里打擂臼。

李长树家的红薯窖是他爷爷李子棠（见《月牙桥》）活着时打的，比较深，井壁上磨得光溜溜的，长了许多绿苔。那天晚上下工后，他把草箩头放下，关上大门，揭开红薯窖盖子，进屋拿出一件小袄，取下挂在厨房墙上的勾担，用勾担勾勾着小袄，系到红薯窖里来回拉了十来下。这时民兵排长李石头推开大门，说：“长树哥，干啥？”李长树猝不及防，吓得一哆嗦，答：“啊……我我我拾点红薯。”石头说：“现在还有红薯呀？吃恁省！”李长树说：“还有几个，不知道坏没有，下去瞅瞅。石头，你有啥事吧？”李石头说：“我借你勾担用用。你正用着，就算了。”李长树赶紧把勾担塞给他，说：“给给给！我正好用完啦。”

李石头走后，李长树又把门关了，用杠子顶住。然后，把箩头里的草掏出来，一半扔到猪圈里，一半扔到羊跟前。一块石料就露出来了。他提着箩头来到红薯窖口，搬出石头就撂了进去。这时的瓮型红薯窖，就像大地的子宫，随着“嗵”地一声闷响，一个受精卵就被植入了，一条资本主义的尾巴，开始着床发育。

从此，李长树一收工就钻到红薯窖里打擂臼。为了不让声音传出去，他进去后就把盖子盖上，出来时再用头把盖子顶开。那盖子是一个磨扇做的，二百来斤重，盖一次开一次都要手脚并用，累得脖儿梗生疼，头晕半天。

盖子一盖，窖里边一片漆黑。李长占就点了一个墨水瓶做的煤油灯。这就出了问题，差点把他闷死。那是第一次下去。红薯窖里氧气有限，煤油灯着了一阵儿，就把氧气耗完了。李长树觉得气闷，越来越闷，身上发软，锤子也举不起来了，煤油灯也一下子灭了。这时才突然意识到是缺氧。他想站起来去窖口，可是已经站不起来了。幸亏这时上工的钟声响了，他妈趴窖口喊他上工，干喊不答应，趴磨扇眼上听听，听不见动静。老太太知道出事了，又不敢喊人帮忙，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劲儿，竟一下子把二百多斤的磨扇给掀了起来。然后就往屋跑，拿件衣裳，放进竹筐里，用勾担勾着在红薯窖里上下拉。拉了一阵儿，就听见窖里传来儿子微弱的喊声：“妈，妈，妈……”吴秋云趴到窖口上说：“娃儿，上工吧，钟都敲两遍了。”

这次缺氧，让李长树浑身软瘫了两天。吴秋云不让他干了，但他不听，一个擂臼卖2元4角钱，能给妈看半月的病，让妈睡半月好觉。他开始想解决缺氧的办法。地主娃儿聪明，他到县城的五金交电里割了15米黑皮胶管，一头插到窖底，一头拴到墙头上。这样，红薯窖里就有了空气对流，灯也不会灭了，人也不会昏了。

白天要干大集体，时间是很有限的，李长树在红薯窖里打擂臼主要在晚上。每天都要干到夜里两三点，平均两天就能打一个擂臼。

民兵排长李石头孩子多，女人申贵银和孩子们睡在床上，他在西捎间垒个地铺。这几天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弄得他神魂颠倒，彻夜难眠。这个声音一躺下就在他耳边响起来：“嗵，嗵，嗵……”闷闷的，很遥远，又很贴近，好像就在他的地铺底下，又好像就在他的脑壳子里。可是等他坐起来要仔细听的时候，却又听不见了。一躺下，就又响起来。他也弄不清这声音是从什么时候响起的，也许很久了，从前没注意。他仔细辨别声音的方向，可是辨别不出来，这声音好像是没有方向的，是故意来捉弄他的。他就有点气，有点烦，“呼”地坐起来，穿衣，到墙上摘七九式步枪，到床头去拿战备手电。他背着枪握着手电筒在村子里转来转去，寻找那个声音。可是整个怪屯一片死寂，他找不到那个声音。他回家，脱衣重新入睡。脑袋刚一挨着枕头，那声音又立刻钻进他的脑袋里。明明有个声音，为什么找不到呢？这声音又烦人又引诱人，撩拨着他，耍弄着他，不想听，却又忍不住去听，一听就烦躁不安，就心急火燎。他就失眠了。

李石头失眠了一个月，李长树在红薯窖里打了10个擂臼。

李长树的擂臼并不是他亲自卖的。他有个表姐在安铺街上的一个土产门市部里当主任。他把擂臼送到土产门市部里，一只收两元，给他表姐留0.4元利钱。到李石头发现他的秘密，他一共出手了4个擂臼，获利8元。

李长树每打好两个擂臼送一次货。送的办法是用麻绳拴着擂臼的细腰，用短棍一头一个挑着。送时都是起早动身，天明上工前就赶回来，神不知鬼不觉。

不巧的是，这几天李石头在公社搞民兵春训。这天他出早操，在镇上的街筒子里一二一。正跑着，就看见李长树挑两个擂臼迎面走来，看见跑操队伍，就向黑影里踅去。但石头已经看见他了，并且心里猛一激灵，立马就把导致他失眠的那个声音的秘密破解了。他妈那个逼！叫老子一个多月睡不好觉！

春训结束那天晚上，李石头回到家里，躺到地铺上，等待着那个声音。夜深人静以后，那个声音就又响起来了。他趿拉上鞋，挎上七九式步枪，拿上长电筒（也是公社武装部配备的）。他先喊上另一个民兵喜娃，然后两人来到李长树门外。他让喜娃喊门，说是今晚有暴雨，公社通知壮劳力都到西湾水库去防汛。他自己趴到院墙头上往里边观察动静。喊了半天，吴秋云答应了，说听见了，知道了，我喊长树，他睡得死，打雷也震不醒。喜娃说，那我们先走了，你叫他快点儿。一会儿，北屋的门悄悄开了，走出吴秋云。吴秋云走到西院墙根儿的红薯窖口，跺了两下脚，然后就悄悄地进了屋。李石头看见红薯窖口上的磨扇动了起来，一磨一磨的，大地上就磨出一个黑窟窿。突然，黑窟窿里就长出一颗人头。这时，李石头一下子摁亮了战备手电，强烈的光柱就像一把利剑似的，向那颗刚从大地上长出来的脑袋削去。那个脑袋惨叫了一声，就像被削掉了一般不见了——李长树“扑通”一声又掉进了红薯窖里。

等李石头和喜娃将大门撞开进到院子里时，李长树已经从窖里爬上来了，不过他的腿刚才被摔伤了，一瘸一瘸的。

李石头说：“咋啦长树哥？深更半夜的下窖拾红薯？”

李长树看瞒不过去，就老实地说了：“石头，我妈有病，我挤空儿打俩擂臼，换几个钱抓药。”

李石头说：“长树哥，你藏在红薯窖里打擂臼啊？不会吧？喜娃你下去看看。”

石头是想把事情坐实了。他打着手电，让喜娃下去。喜娃立即回报说：“真的石头叔！已经打好两个了。”

石头说：“真的呀？长树哥，你呀！现在啥形势？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哩，连我想挖点儿仙人脚卖卖都不敢啊。这可是政治问题呀！你怎么不长眼，硬往钉子上碰呢？”

李长树“扑通”一声给石头跪下了：“石头兄弟呀，喜娃您俩可要高抬贵手哇！你看，我白天在副业队也没少干活，别人两天打一个擂臼，我3天打两个，比别人还干得多呀……”

李石头说：“哎呀我的哥呀！你好傻呀！刘少奇半个江山都是他打的，功劳不比你大？可是他长了资本主义尾巴，毛主席就不割他了？”

李长树一下子哭了。

回家的路上，喜娃说：“石头叔，一个李字掰不开，我看这事咱就睁只眼闭只眼，装作不知道算了吧。”

李石头呻吟不语。

喜娃又说：“擂臼又没卖到台湾去，又没卖到美国去，增加的还是咱中国的财富，打叫他打去。”

李石头这才接话道：“我也是这样想啊。多喂俩鸡，多养两头猪，卖的钱咱贫下中农花了，鸡蛋和肉叫工人老大哥吃了，咋就成了资本主义尾巴了呢？可是长树这不一样啊，长树是地主，咱睁只眼闭只眼可是阶级立场问题呀，叫上级知道了，咱俩可都是包庇阶级敌人，戴顶坏分子帽子，几辈子都翻不了身。”

喜娃就不吭了。

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公社武装部长亲自带着一排基干民兵，先到升龙崖石工队把李长树抓起来，押回村上，让李长树自己下到红薯窖里，把已经打好的两个擂臼抱上来。他妈的，藏到红薯窖里打擂臼，搞资本主义，真够典型啊！还是个地主！李长树不住求饶，我是夜里挤空儿干啊，我没耽误干社会主义啊，我白天在副业队没少干活呀，别人两天打一个，我3天打两个呀……个狗地主！还理直气壮呢！民兵队伍里掺杂有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人，宣传队里有胡琴，胡琴上有丝弦。他们把宣传毛泽东思想用的丝弦解了，一头拴一个擂臼，挎到李长树脖子上。先拉到石工队里开批判会，然后游乡。全公社16个生产大队，213个生产小队，挨个游。他妈的，太典型了！

但是，批斗会后，只游了14个生产小队，就游不成了。那胡琴上的丝弦太细，勒在李长树的脖子里，很快就勒进肉里去了。鲜血顺着丝弦往下流，流到擂臼上，清白色的擂臼被染成两个血葫芦。两只擂臼一共32斤，李长树的腿又拐着，走路上下一耸一耸的，那丝弦就越勒越深，勒进颈椎，直至勒断了中枢神经，他的脖子像被刀砍断了，一头栽在地上，再也没爬起来。

吴秋云接到儿子的死讯后，没有哭，一滴儿眼泪也没掉，她怀里揣把剪子，来到儿子尸体旁边，一剪子插进自己的胸口。

当天夜里，李石头就听不到“嗵嗵”的声音了。他想着以后可不会失眠了。可是，他却听到了另一种声音。也是在后半夜的时候，他正要混沌过去，突然听见厨房里的擂臼“叮叮当当”地响起来。他好恼，大声呵斥道：“申贵银！深更半夜，你捣蒜汁儿弄球哩！”

申贵银在东头屋里睡，也生气道：“谁捣蒜汁儿了？我还以为是你捣的哩！”

在他们争吵的时候，擂臼不响了。可是等他们刚要入睡，擂臼就又“叮叮当当”响起来。

如是几次，闹得一夜睡不成觉。申贵银骂道：“死猪！你起来瞅瞅是怎么回事儿不中？”

李石头就起来，推开厨房的门，摁亮了战备手电筒。他照见擂臼在案板的里边好好地放着，擂臼锤静静地斜躺在擂臼里。一切都很正常，没见老鼠，也没见黄鼠狼。再说了，老鼠和黄鼠狼能把石头擂臼锤拿起来吗？会“梆当梆当”地捣蒜吗？

李石头就又回屋睡了。可是刚躺下，擂臼又响起来。他真的生气了，就穿好衣服，把堂屋的一个破藤椅提上，走进厨房，点亮煤油灯，把藤椅往厨房中央一放，他往藤椅上一坐，奶奶的！我非看看你鳖孙是咋响的不中！

他盯着擂臼看。看了半个时辰，有点儿乏，眼睫毛直往一起粘。就在这半朦胧中，他看见斜躺在擂臼里的擂臼锤慢慢直了起来，然后就在擂臼里一上一下地杵，就像有一只人手握着似的，杵得十分有力。李石头头皮发炸，一下子从藤椅上出溜下来，跪在地上说：“长树哥！你别吓我啊！我知道你死的屈，可那不怨我呀，那是毛主席的政策啊！饶了我吧长树哥……”

那擂臼锤就从擂臼里跳出来，愤愤地摔到案板上。

第二年春天，有一天中午，李石头说要吃捞面条。申贵银说你捣蒜汁儿吧。石头说行。石头就在案板上“叮叮当当”地捣蒜汁儿。捣了很久，申贵银问：“捣好了吗？”他说没有。“死猪！干个活难死啦！”申贵银骂着就走到案板前。她想夺过擂臼锤自己捣的，可是一看大惊失色：丈夫哪是在捣蒜？他是在捣自己的指头，把左手的五个指头摁在擂臼里，捣得稀烂，一擂臼血汁子。

事后人们算算，那天是李长树的周年忌日。

在李长树第二个周年忌日那天，也就是1973年4月13号中午，申贵银正喂猪，突然听见丈夫在厨房里大叫：“擂臼锤打我！擂臼锤打我！”申贵银赶忙去看，只见李石头拿着擂臼锤在砸自己的脑袋，已经砸出好几个窟窿，血流如注。申贵银叫着：“快扔了！快扔了！你怎么自己打自己？”李石头说：“我扔不掉，我扔不掉！快拉住擂臼锤呀！”

申贵银就捉住丈夫的手，使劲去掰他的指头，想把擂臼锤夺过来。但她怎样用劲也夺不掉。丈夫一面高喊救命，一面却又竭力抗拒救援，挥舞着擂臼锤，照自己的太阳穴上猛砸，仿佛他的胳膊是另外一个人的。

就这样，李石头竟被擂臼锤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