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

作品一出，作者就已死亡。这似乎是不易的真理。作品被呈现在大众面前，一百个读者可能会有两百种看法，作者自己能说的意义，其实很有限。这就跟生小孩一样，孩子落地那一刻，那个生命已非父母所能左右。

因此对于作品，我也没什么好说，里面的角色有什么想法、他们的观念是对是错，都再也与我无关了。在此只能就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略作一些解说，算是替《太平裂碑记》的内容（还有书页）增加一点厚度。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做编剧，而且还是最常受人嘲笑和不屑的长寿剧编剧。一做十几年，除了实质上的动机，为了谋生以外，喜欢写作也是主因。不管长寿剧有多让人诟病或不齿，其实它还是有种种的现实考虑与规划，才会产生那样的作品。或夸张、或荒诞、或让人痛骂的情节，都是在讨论再三之后产生的结果，观众可以说它极度不合理、重复与老调，但是，人间不就是如此？太阳底下无新鲜事，长寿剧能为广大的观众所接受，也因为它演的就是这些日常之事，但加以挑弄其狗血及夸张的情绪，把再普通不过的爱恨、家事，安排段落起伏并呈现出来。由于它是经过安排的，所以再怎么夸张，其实都还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不变的基调。你可以说它“教坏囝仔大小”，但整体上而言，它毕竟是强调是非对错的，是符合最大公约数的普世价值。

但人间之事，却根本没有合理性可言！

就以历史来说，历史上不合理的事情，不可胜数，而且都不合理到了极点，善恶的报酬也让人浩叹，多的是忠烈之士下场悲惨，而奸佞之徒一辈子荣华富贵。捏造史实者受后世景仰，勤苦变革者受万代唾骂。你我都是这历史的一分子，也都生活在这“不合理”的常态之下。就算我们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可以轻易地非议古人，但你怎知你所读的历史，有几分真伪？哪个人物不是被史家（或文学家）的私人好恶过誉或过贬？“满街听唱蔡中郎”，便是个警惕。

小说里魏国司徒崔浩的下场，就是魏史中一桩极不合理、又处处矛盾的公案（但比起太武帝拓跋焘的下场，崔浩的结尾又显得正常了点）。

崔浩出身于北方第一高门崔氏，诗礼传家，累代簪缨。崔浩及其父崔宏虽然身为汉人，但是在魏国却有一定的地位。起初崔浩并不受重视，被魏国的元老、世家排挤，赋闲在家。直至他接触到天师道的寇谦之。

寇谦之其实是个儒生，但身在乱世，一个算有良心的读书人就会有那么点想要教化人心的毛病，于是他针对民间信仰，将道教的教义加以修改，起初的动机只是为了让一般人不要愚蠢地遵从法术，或受不肖道士的欺骗。但是要让民间男女听他的，讲什么大道理根本没用，他只好在改革的手段上，加入鬼神之说，并拟定了完善的斋醮科仪。以仪式教化百姓，是最快的捷径。

寇谦之对道教礼法的修改，使得道教具备了更完整的可操弄性，也是崔浩目前所需要的助力。

道教是传统汉人的信仰，但除了民间对它消灾祈福的“方法”深信不疑以外，在士人阶级，道教的要义在于它的哲学思想。文化不高，就不会重视哲学观念，只会着重“功能”。崔浩利用了这一点，上书拓跋焘，谎称寇谦之是上天派来帮他平定天下的，并拍马一番，替拓跋焘找了个祖先，说他是黄帝之子、昌意之后，所以有统一南北的正当性。这些话让拓跋焘很是受用，开始重视崔浩与寇谦之。

虽然崔浩得到重用的手段怪怪的，但他毕竟是个有真材实料的政治动物，对于军机更有过人的眼光与识见。在他的辅佐下，拓跋焘可以说是战无不胜，统一整个北方，终结了魏晋纷纷扰扰十几国的乱象，奠定了南北朝的开端。崔浩的谋略与智能，堪称千古罕见，要列出中国历史上最厉害的谋士，张良、诸葛亮之外，崔浩绝不遑多让。

这么一个智略绝顶的人，下场却悲惨到了极点，委实令人错愕万分。正史所写崔浩被灭族的原因，一看就是假的，不大可能是事实。没错，历史有“不合理性”，可是也还有个脉络和推理的可能，真伪是可以推敲的。

历史上说，太武帝拓跋焘要崔浩修国史，并要他“务从实录”，一定要讲真话！但崔浩又不是第一天当官，他怎么可能听不出来，这句“务从实录”是官方说法？唐太宗李世民表面上要官员写起居注时务必写真话，结果一堆写真话的官员都被他给抓去关了，就连日常的起居注都是写假的，国史更不可能写得太真实。

然后历史上就说，崔浩的智商突然骤降到零点一，不但写了真正的国史，还刻在平城南郊的国史碑上，昭示行人，历历记载了拓跋焘祖先的种种隐私。那里可是通衢要道，每天一大堆人来来往往，拓跋氏的出身背景全都给看光光了。拓跋焘气得跳脚，把崔浩给灭了族，在崔浩伏法之前，还故意让他游街示众，数十个卫士在他头上撒尿，极尽羞辱之能事。

这段历史荒唐和乱掰到不可思议，崔浩好端端的，怎么会故意去羞辱他的老板？何况他会得到重用，本来就是靠捏造魏国祖先出身，才拍对了马屁，他再白痴也不会傻到去“务从实录”，说他的老板本来是在大鲜卑山抢劫的。崔浩一直在教拓跋焘怎么打宋朝，要说他也想搞“反清复明”这一套，是汉人放在拓跋焘身边的间谍，那就更是梦话连篇了。

拓跋焘会突然把一个功劳这么大、却又不震主的谋臣（他没有兵权又不是贵族，完全威胁不到拓跋焘）给杀了，还杀得恨得要死，这背后的政争疑云，也非无迹可寻，但那是另一个主题，在此不多阐述，只是要说：历史上写的，完全和崔浩的政治历练与背景矛盾。

小说中写崔浩是被陆寄风摆了一道，才死得莫名其妙，当然只是小说笔法，真正的历史要推理起来，会比小说更有趣。

再说回历史与真实人间的不合理性吧！像拓跋焘这样虎视苍生、雄才大略的皇帝，就算不死得轰轰烈烈，好歹也要扯入个政争啦、夺嫡啦什么的，热热闹闹的驾崩，才合理吧？

《雍正王朝》这部极好看的连续剧里，要是演到：雍正有一天喝水呛到，然后死翘翘了，观众一定会骂翻天。这是什么鸟结局？编剧搞什么鬼！

偏偏真实的人生就是那么无法预测，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要坐下来，背后的椅子会突然被人家抽掉，然后摔得屁股开花。像拓跋焘这样金光闪闪的皇帝，打仗打得全世界都怕他，凶残的赫连定也被他管教得乖乖的，结果，他竟然是在寝殿里被中常侍宗爱暗杀，实在死得非常的鸟。

历史上拓跋焘宠幸宗爱的程度，也算罕见，宗爱以阉臣的身分，封官晋爵，做到秦郡公，却会暗杀主子，他的动机当然是为了权势，与当时太子党起了冲突，所以先下手为强。比较奇怪的是他怎么有机会得逞？不要说宫里到处是警卫，要杀个皇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当时拓跋焘正当盛年（四十五岁），也不是没有抵抗能力，竟会让一个阉官给杀了，两人当时在寝殿里搞什么鬼，真的也充满想象空间。

再说到陆寄风其人。

在南北朝之世，道教分为南北，北方以寇谦之的天师道为尊，重视统治性；南方就是更为成熟及内涵深厚的上清教派，上清教派的创始人陆修静将道教的教义加以综合，并融合佛教的哲学思想，使道教臻于成熟。

陆修静是吴兴人，生年不详，由于正史上没有他的传，只在各种道家的著作中，可以拼凑出他的一生事迹。据说他是陆逊之后，幼有异相，喜读书，通辟谷之术，不需要吃饭。他婚后不久就离弃妻子，到云梦山修道。有一段故事是说：

陆修静为了寻药，曾经下山，顺便回家住了几天。那时他的女儿生了重病，家人求他医治。他说：“我本委绝妻子，托身玄极，今过家，事同逆旅，岂复有爱着之心？”便离开了，但是女儿的病却也好了。

为了求道，他曾到处云游，后来在建康时，宋文帝刘义隆听说了他的大名，请他入宫讲道，对他十分拜服，而皇太后更是对他执门徒之礼。

陆修静在宋朝的皇族间地位很高，他所推广的教义与传统道教有很大的差别。在宋明帝刘彧时，刘或曾经召集了许多当世最有学问的名流、僧道、学者，展开一场学术高峰会。或许是树大招风，大家矛头都针对着陆修静，“时玄言之士，飞辨河注；硕学沙门，抗论锋出，掎角李释，竞相诘难。”陆修静一个打十个，“标理约辞，解纷挫锐，王公嗟抃，遐迩悦服。”

此后陆修静的地位更稳固，道书追记他有很多奇闻轶事，最后他说要回庐山，“……偃然解化，肤色晖灿，目瞳朗映，但闻清香，惟不息而已。化后之日，庐山诸徒咸见先生霓旌纷然，还止旧宇，斯须不知所在。”陆修静的羽化辞世，和许多神仙传里的传说类似，都没死，都神出鬼没的离开了家人。

而陆修静对道教的贡献很大，不但整理道教经典，使其系统化，并纳佛入道，大量吸收佛教理论。陆修静将道教经典归纳为三个主题，分别是洞真、洞玄、洞神。“洞真”指的是服食导引、奇门遁甲等法术，包含内容十分庞杂，理论上认为：只要能使人体内的诸神永住本身，就能使人长生不死。“洞玄”的内容则以降伏妖魔等仙术为主，按五行方位列名诸神，然后佩符、设坛，可以召唤神仙引度修道者成仙，或是至少可以降魔制鬼。至于“洞神”则以图箓为主，以去邪治病、卜问吉凶。除了三洞之外，还有四辅，合称七部。道经的分类法往后一直沿袭陆修静的分类法，没再做改变。

现今道教理论佛道不分，也是陆修静大量采用佛教理论的结果。他将佛教的业报观、劝善观融入道教，道教原本偏重于实用（治病驱邪），但加入善恶及报应观之后，在教化上起了更大的作用，也对当时的观念产生很大的改变。在一向以世袭为主要身分定位的中国社会里，佛教的轮回果报观，令享有荣华富贵之人多了几分警惕，也令贫贱的社会底层分子有了些希望。只要此生行善，来世就能有较好的人生，这样的观念，是很容易深入人心的，也令佛道在中国由原本的互相攻击，渐渐地转为融合。

看起来陆修静与陆寄风的设定很类似，但其实两人一点关系也没有。

在设定陆寄风的身世背景时，我并没有对陆修静其人做过任何研究，只是随便设定的。因为魏晋时代门第真的太重要了，所以给他找了个出名的祖先。而在最主要的人格上，我其实是以诸葛亮、陶渊明，做为他的原形。陆寄风童年的住处，就是以想象中诸葛亮的草庐为描写的范本。他曾希望天下平定之后，自己能早日回来躬耕，过着闲居的生活，这也是我一开始写陆寄风时就做的设定基调。

边写边找资料时，才发现陆修静这个人，背景及个性竟然和陆寄风这么像！就连生卒年也差不多，修习的主要经典名称也一样，好像根本就是我在影射陆修静似的。其实真的不是，完全是个巧合。

就像苹果电脑的商标，是一个咬了一口的苹果，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电脑之父亚兰·图灵。在麦卡锡时代，图灵因同性恋身分而受迫害，遂服用沾过氰化物的苹果自杀。他的遭遇与苹果电脑公司起初的反主流文化精神十分吻合，很多人也以为苹果那个咬一口的商标，就是象征图灵。但贾伯斯否认了，当初以苹果登记为公司名称，只是恰巧；而商标是咬了一口的苹果，也只是贾伯斯认为这样比较好看特别。

这世上就是有这么多巧合的事。写着时发现陆修静其人和陆寄风有那么多相似点，本来也想就顺着这个设定写下去，写一些陆寄风在南朝的遭遇，但是剧情上又完全没必要，本来很多想好的情节，硬要放进去反而显得累赘，结尾还是干净利落一些，比较有余味。就让陆修静归陆修静，陆寄风归陆寄风。

在魏晋之世，有些观念是不能以现代人的想法去理解的，其中最重要的，自然就是门第观念。现在的人看当时的门第观念，会觉得太荒唐，但那就犯了以现代人的想法去臆测古人的毛病，对当时之人的所做所为就会不够理解。故事中，司马贞的门第观念其实是最普通、最符合当时的道德观，陆寄风的观念反而是不合理的。门第的高下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官位再高，出身寒素，就绝不会受到敬重，饱受冷眼及嘲弄。而和家世地位低的人来往，更是非常羞耻的事情。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种心理的影响，去谈魏晋，就搔不到痒处。门第观念有多牢不可破，时代太远我们体会不到，如果以较近的时代，明朝或清朝来比较，或许就能有点理解。

明朝亡了，满清成为统治阶级，反清复明就是一种很强烈的民族荣誉心，要说“清朝政府比明朝清廉英明，为何要反清？”就不够理解当时汉人失去主导权时的失落。清朝再清廉能干，对汉人来说还是文化档次不高的民族，汉人怎么能够接受他们做统治者？换作今天，突然间让我们一向认为是“外劳”的印尼人来做统治阶层，只有他们可以当官，你在他面前要自称奴才，你愿意吗？（这无关种族歧视，只是做个比方）反清复明是有这样的心理背景，不能以现代人的想法笑他们固执。

而清朝亡了，民国要人剪辫子、放小脚，大家又不愿意了，剪辫子被视为再也没有君父法统，放小脚象征着父权时代的崩毁，这都是天崩地裂的改变，在心理上绝大部分的人是不能接受的。

陆寄风既是主角，又是好人，他的观念也只好往“现代人能理解”的角度倾斜，让他没什么门第观念，但这是很理想化也太前卫了。在当时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他的心结就在于：不愿意向出身卑微的上司行礼。对当时的人来说，出身卑微表示着文化层次上的差异，类似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暴发户、田侨仔，要用现代观念来说，重视门第的人也不过是“靠爸族”啊，有什么好看不起别人的？但是，若再深入体会，那个时代的礼教崩坏，人心无所依据，朝代更迭得如此之快，维系社会稳定最需要的“尊卑”受到空前崩坏，不重视门第，也就等于向叛乱靠拢，这背后代表的价值观就是：为了利益而无所不用其极，连尊长都不加以敬重。

重视门第，相对上的表示这个人有点羞耻心、不愿意逾矩。当然太过强调就显出另一种狗眼看人低的气质。陶渊明以辞官的方式表现他的门第观、道德观，而不是像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世家子弟，他们是以折辱别人的方式来突显自己的高贵，这当然有天高地远的差别。陶渊明也才会被视为高风亮节。

刚开始写这部小说时我还未满三十岁，很多观念还不够成熟，才会有这些一厢情愿的设定。后来有再出版的机会，我曾想过要不要修改这些设定？后来还是决定让它照原来的样子问世，只改变了一些小设定。如果现在重写这部小说，很多内容我不会那样写，好与不好是一回事，不同年龄的人看待人生，本来就会有极大的差别。

其实陆寄风有绝世武功，又有不少的机遇，他会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让自己吃苦受难，至少他还有所依恃，他随时能超脱凡俗，当他的任务完成，就可以放下一切。这样的人在人品上是没有问题的，但还不到伟大的地步。

我自己最尊敬的角色，是真实人物寇谦之。

寇谦之靠着崔浩得到权势，在魏国享尽特权。但是，身为道教的领导人，在拓跋焘决定废佛、兴起屠杀时，却是寇谦之一力阻挡。被视为崔浩同党的他，向崔浩极力谏诤，不惜和他撕破脸。

为了与自身荣华富贵相冲突的人请命，有多少人做得到？何况那些人不会感激你，而你救的通通是你的政敌，当他们得以活命之后，很可能会反过来要你的命。

但是寇谦之做到了，虽然在史书上只有寥寥几笔，这几笔却让人感到：这世上还是有具备道德良心的官僚，史书上的人性，并不是那么丑恶。

而现实生活，我也如此相信着。我相信人有一种向善的动力，就算人始终并未摆脱兽性，但人毕竟和禽兽不同，大体上来说，人类是越来越文明、越来越好的。唯有相信善的力量，人类才能一直往这个方向进步和努力。纵使这段过程里，不时会有种种考验，让人性又短暂地回到兽性，但良知通常在最后还是会占上风。当我们做了违反良知的事情，之后通常会后悔、会不安、有亏欠感，而动物残杀幼小的动物时，却并不会有一丝犹豫，更不用说良知上的负担。

人还是有存在的意义及价值，这也是为何明明我很爱动物，但写作时我还是要强调人性。动物就算练成了至高的法力与人形，若无法摆脱兽性，就不能算是得道，依然要被称为邪魔。提婆达多与佛陀的故事，就是弱水道长与司空无的影射。做为一个人，若因为七情六欲，放纵自己堕入魔道，那是不可取的，再怎么因为愤世嫉俗而将自己的心魔合理化，都是经不起考验的。这也就是整部《太平裂碑记》里，我希望能给读者的一点小小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