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满意地松了一口气。下榻的旅馆是五星级旅馆。如果除去二胡事件，算得上是开市大吉。

几乎是急不可待的。

一俟负责接待工作的莫利小姐将他们安排停当，一俟服务员将行李放下，转身出门，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团长很快地将房间里一切可以打开的门，一律地开了一遍，好像里面一定藏着上一位客人遗忘的东西。又将一切可以揿动的按钮，一律地揿动一遍。于是房间里华灯齐放、音乐轰鸣、水管子哗哗地流淌……

副团长的目光首先落在茶几上。茶几上放着一个烟灰缸、一瓶鲜花，还有一篮水果。白吃，还是自己付钱？

他拿起放在烟灰缸里的火柴。火柴盒上果然印着文字和号码，想必就是旅馆的地址和电话了。

他打开火柴盒，像翻开一本玩具活页夹。二十根火柴，如两排头戴红盔的木偶兵，下体相连地排列在一块薄木片上。他掰下一根，划着。不，他现在不想吸烟。只是试试在这儿，在这个旅馆里划着这根儿火柴的感觉。然后把那盒火柴装进口袋，以防真的有一天走失。

写字台上摞着一摞图册。本市地图、名胜古迹介绍、旅馆服务项目（在餐厅部分，附有标示号码的图片，即使不懂任何外语，也可以按照看图识字的办法定菜单），最下面一本，如国书一般堂皇的软皮夹里，夹着信纸、信封、明信片和一支细长的圆珠笔。他拿起圆珠笔，在粗厚如麻布的信纸上画出一串串流利的曲线，然后按着他在国内下榻各大宾馆的规矩，将圆珠笔插进西服上衣的口袋。

接着他为冰箱里诸多格子的诸多铁罐、瓶子、塑料小袋踌躇。最初的冲动是每样来一个尝尝，继而一想，付款单位尚未明确，不能贸然从事，先拈出小包一个初试锋芒。原来是一包巧克力豆。他一连吃了几颗，感觉上和国产的味道差不多，并无外国月亮圆等辱没民族意识的想法。只是食指与拇指上沾着的那层巧克力亟待抹去，他的眼睛朝四周一扫，竟无一块纸片、抹布、手帕之类的东西供他揩手，只有身后的窗帘近在手边，他连想都没想这样做是不是合适，便把巧克力抹上了窗帘。金、棕两色交织的窗帘闪着丝绸般的光泽，华丽、厚重，手感良好。他抖过来抖过去地看了又看，连连叹道：“好东西，真是好东西……”

洗过手之后偶一抬头，与墙壁同宽的镜子里，赫赫地映着一个司马南江，顶灯和灯光如他从来缺少的慰藉，抚过他的脸颊，于是脸上那些被岁月驰骋、世事践踏过的痕迹不再强烈得分明。面对这样一个忽然变得陌生，而且比原来显得不那么遭罪的脸，司马南江心里涌起一些苦味的温柔，和一种不被什么追赶或压抑的无措……

供水管上有一个旋钮，上面又是外文又是箭头。但这并不能使秘书却步。天底下的旋钮不管怎么复杂，不外靠手左拧右拧。往左行不通你就往右，往右行不通你就往左，只要不是一左到底或是一右到底，到了极端就回头，总会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有所突破。理论上虽然如此，但他还是一味地坚持到底，便有了另一番英雄气概。

他把旋钮上下左右地鼓捣一番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水温。哗哗地放了满满一盆，便跳了进去，平躺下来。他放松四肢，身体就有些漂浮起来，他轻轻地握住浴盆旁的扶手，一心一意地体味着全身的困顿在热水里消融的乏软，渐渐地睡意朦胧起来。直到莫利小姐来电话，请他们下楼，他才从那消磨人的乏软中挣出。急急地将梳妆台上大大小小的盒子、纸包摸索一遍，一个写着Shoe Polisher（锃亮的金属包装盒）的小盒里弹出一块海绵，想必此物用于搓澡，便拿着肥皂往上猛打……

活动日程安排得很紧，仅当天就有四项。

中午十二点至十二点十五分科学技术部部长会见司马南江先生一行；

十二点三十分国家科学院院长，依林侯爵在自己古老家族的古老城堡里（莫利小姐介绍说，这城堡至少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他的先祖不是在罗马人打法国人，就是在法国人打土耳其人，或是在土耳其人打奥匈人的战斗中屡建战功）宴请司马南江先生一行；

下午两点三十分司马南江先生一行参观科学技术博物馆；

晚上七点三十分司马南江先生一行在国家音乐院听著名钢琴家×夫人的演奏。

团长虽然不懂外语，但司马、司马还是听得出的，而且似乎不绝于耳。好像团长不是他，而是司马南江。

莫利小姐剪男式短发，着男式西装，穿男式平跟皮鞋；汉语讲得非常流利。这使团长感到一份意外的收获，好比多了一张嘴、一双耳朵。她一上来就给他们来了一个汉语四声：“妈、麻、马、骂。”个个字正腔圆。还没等他们的惊讶从心里走到脸上，她先朗声地笑了起来。但是除了司马南江，其他几位，仍是尊其瞻视的样子。

“您在哪儿学的汉语？”司马南江自愧弗如。他是南方人，始终说不好普通话。他的同事老跟他开玩笑：“你欺（吃）不欺鞋（蛇）漏（肉）？”

“北京大学。”莫利小姐挺溜（liù）地说。

“啊，有意思。”司马南江双目炯炯。仅凭一声“北京大学”就让他立刻折（zhē）回了与他千丝万缕剪不断的北京，触发了炎黄子孙那份过剩的认同。

莫利小姐说旅馆离科学技术部很近，不知大家愿意步行一下浏览市容，还是愿意乘车。不过乘车也许比步行还慢，因为停车的地方很难找，即使找到一个停车处，从那儿到科学技术部的距离，可能比从旅馆到科学技术部的距离还远。经过差不多二十分钟的讨论、酝酿（因为不便，没有举手表决），终于决定步行。

莫利小姐的步子很大，让人充分感到是一位现代女性，信心十足地行进在一条现代马路上。她不得不时时地停下来恭候除司马南江之外的各位。

副团长有气喘病，如此大步流星地疾行，在他寡味的脸上皱褶出殉难者任人宰割的无告和绝望。

团长多次带队、带团地到过许多国家，胸有成竹地背着手儿，悠着步子慢慢地踱，好像刚在月坛公园练完太极拳。

他像一个楔子或是水底的一块礁石，稳稳当当地行走在人行道的中间。迎面而来的人流，像一群没头没脑的鱼，急急地游来，不得不在他的面前急骤地分成两路，继续朝前赶去。

他们究竟忙的是什么？！

鸽群如灰色的骤雨，呼啦啦地飞起、落下。或像首长一样挺胸叠肚，在一切游人必须止步的地方任意漫步。

到处都是雕塑。长着翅膀的马、被人骑着的马、拥着女人的马、与武士决战的马，裸体的、半裸体的执剑执戟的伟岸男人和闲散的半倚半躺的丰腴女人，屁股蛋儿滚圆的天使（或许吃了太多的黄油、奶酪、巧克力），头上长着好几个犄角的、张牙舞爪的兽人比比皆是。

街心的喷泉，或像瀑布一样，从这一处或那一处的雕塑上跌跌撞撞地跳下，饱含着令人感伤的生命的喧哗。或如水箭，直射碧天。忽来忽去的风将它的水雾，星星点点地吹洒在行人的身上、脸上（副团长免不了担心西服的平整是否将受到影响）。

空中的太阳，恰如其分地热着。

鲜花店里的各种花朵，像急着出嫁的姑娘盛情地开着。

绿树接着绿树，摇曳出一片又一片息事宁人的爽意。

路旁的咖啡座悠闲得令人想起珍珠港的偷袭。让人产生一种不管是谁，再来偷袭，恐怕还会马到成功的忧虑。

商店很多，空空荡荡，几乎看不到什么顾客。商品更多，多到你担心它们会不会全部卖出，而不是供不应求。仅帽子一项，花色品种就有上百种之多。

多少钱一顶？啊呀，折合成人民币就难免让人一惊一乍。团长虽然没有来过这个国家，但很熟悉这个国家的货币和人民币的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黑市的比价。

东华门附近就有一个民间的、倒卖外汇的地下交易所。连老外都上那儿去卖外汇，他们一点也不傻。有关方面知道也不抓。为什么？还用说！

他们只能浏览一下堆放在超级市场门外的减价商品。团长从一堆什物中抽出一支玩具手枪。青年时代戎马倥偬，如今见了飞机大炮（哪怕是玩具模型）仍会怀旧。

全团人马一旁恭候。

团长久久地把玩着那支手枪，连连称赞“果然不错，果然不错”，他对枪支的热烈爱好使他对玩具手枪也和见了兵工厂的产品一样动情。他眯起一只眼睛，将玩具手枪对准空中一个假想的目标，一梭又一梭地射击起来。头上那顶无时无刻不戴着的、江西土特产公司经销的、仿巴拿马式的草帽斜向了脑后，露出了象征智慧的开阔的脑门儿和脑门儿上细密的汗珠。

莫利小姐频频看表（仅仅是为了准确地掌握时间），却没有显出丝毫的厌烦。一副司空见惯、当然如此、准备打持久战的模样。和中国人打交道是上帝对你意志的考验。她的意志不但坚强而且十分耐磨，执行计划又斩钉截铁，这二者能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不能不说是人才难得。因为，你若是耐磨，往往就把握不住计划的顺利进行；如果只考虑计划的实施，又往往失去了耐性。好比出发前关于步行还是乘车的问题，虽然讨论了将近二十分钟，却没有影响日程的安排，她对这种情况早有思想准备，而将时耗估算在内。

所以莫利小姐赢得了政府部门、各大公司、学术团体的信任，常常被请来接待重要的中国客人，周薪约四百至五百美元。更难能可贵的是她能明白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问中国人，今天晚上你们想吃中餐还是想吃西餐，他们一定会说“随便”。碰到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西方人往往不知道该怎么办。西方人习惯于明明了了，中国人却喜欢闪闪烁烁。这时莫利小姐就会带他们去中国馆子。虽然中国人不会像西方人那样欢呼雀跃、连呼OK，但只要一看他们进了中国馆子那种如鱼得水的样子，你一定会怀疑中国人都有“自虐狂”。

“好了，”她拍拍手，“我们可以走了，否则就太晚了。”

团长意犹未尽地放下玩具手枪，莫利小姐始终为团长准备了一个大人为儿童准备的笑容，多少有些溺爱的成分。但是她并不建议他把那支玩具手枪买下来，她知道中国人通常把外汇用在什么地方。

莫利小姐边走边聊。她不能让客人感到冷落。

“去年我陪一些政府官员去中国旅游，在杭州游西湖的时候，我听见围观的人一直跟在我的后面，猜测我是男人还是女人。猜来猜去没有结果，我只好回过头去对他们说，我是女人。他们吓了一跳，没想到一个老外会说汉语。”

司马南江笑了。副团长觉得他笑得似乎太响。

莫利小姐又说：“参观完兵马俑，已经是下午时分。道路两旁出售自制工艺品的农民却一个劲儿朝我大叫‘鼓捣猫溺’（good morning）。我看中一件绣着五毒的百衲衣，用汉语问他多少钱一件，他却对我说‘你说好马吃就好马吃（how much）’。你说可笑不可笑？”

司马南江不可遏制地大笑起来，副团长发现他的牙齿似乎也太长。

“在北京，还有一个卖牛仔裤的小伙子，见我会说汉语，问我能不能给他找个外国老婆，如果我能帮忙，他愿意送我几条牛仔裤。我说你一门外语都不会，找个外国老婆怎么办？他说找个像你一样会说中国话的。我说这样的妇女很少。他说，你不愿意吗？我说，不，我不愿意。你看这种事情多么离奇。现在的中国人和我在中国念书的时候不大一样了。只要看见一个老外，他们的眼睛在一秒钟里就聚满了各种目的，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只用眼睛就可以把我撕得粉碎。中国人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有人说是开放以后受了西方的影响，是吗？”

秘书转动着一双并不像莫利小姐所说的聚满着各种目的，而是空洞洞的眼睛，不知问谁也不知问什么似的问道：“是这个情况吗？”

团长已经觉得这番话是极不友好的信号，便针锋相对地说：“当然是这样。”

司马南江的心情一下变坏了。好像莫利小姐说的那些现眼的事全是他干的。“西方的影响并不是最主要的，封建主义自身就腐败透顶。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开放了自身。过去，中国人的各种欲望都被压抑着、束缚着，就像把魔鬼装在瓶子里。现在瓶盖打开了，自然和装在瓶子里的时候大不一样。你们的瓶盖打开得比我们早，资本主义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吧？所以你感觉不到一种突变的冲击……别把中国人看得那么坏，也别把中国人看得那么好，你就不会感到奇怪或失望了。”他这辈子写检讨写得太多了，动不动就追本溯源。

副团长立刻反驳说：“这样说恐怕不合适吧？”确实没有声严色厉，可是每个字儿都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到了，到了。”莫利小姐如释重负。她的一段本想锦上添花的废话，却造成了这样的效果，不能不说是她多年接待工作中少有的失误。只是因为司马南江的脸上，透着一种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共有的，智慧得近乎呆傻的智慧，凭着这种智慧造就出来的语言，他们可以进行谁都明白、谁都不会误解的谈话。可他毕竟是中国人，对不对？

会见在科学技术宫的礼宾厅进行。这是一座巴洛克式的建筑。天花板上的绘画，以及厅柱上的浮雕无不体现着巴洛克式的奢华、辉煌和累赘。四壁上的镜子又将这一切无穷地扩大。

深红色的丝绒窗帘，让粗大的丝绦绾着，如舞台上的帷幕，呈扇形地分别垂吊在窗子的两旁。宽阔的窗台上，一盆盆鲜花，如各位崭露头角的新星，耀目地灿然开放。

大厅的正中，孤零零地站着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桌子，金贵、显贵地装饰着这个大厅。经历过各种盛大的场面，接待过各种名垂千秋的人物，现在正准备接受东方来客的仰慕。

一张张精力无穷、血气很好的脸，板板正正地放着，使人不得不猜想，在板板正正之后，那无穷的精力如何发泄？

人们压低了嗓音说话，得体地运用面部的五官，做出种种微妙的、不承担任何责任的、任对方怎么揣测理解都行的动作，无声无息地走在满铺的地毯上，等候着一个仿佛隆重的时刻，使也许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的事情显得有了内容。

装潢得如武官一般矜持的侍者，手托银盘，为宾主一一奉上一杯葡萄美酒。大家举杯肃立，听部长先生致欢迎词。

“……我们为能够接待司马南江先生这样一位著名的科学家而感到十分的荣幸。您的著述、创造，早已为西方同行所熟知……”

著名科学家？我怎么不知道？研究所里从来没有反映，团长想。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家全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团长和司马南江就在一个班组劳动。他连一个水泵都安装不了，还说什么著名科学家！

副团长却什么都没有想，他睡着了。听着、听着他就突然坠入了梦乡。

有时候，睡觉可能也是一种病。

这几年，他的觉往往来得突然。他也曾竭力地抗拒，可是他怎么也摆脱不了那一片把他拖进混沌的灰黑。

一路上，除了吃饭、上厕所这两头，他一直在睡。但那是坐着，无论如何更容易睡着。现在可是站着站着就睡着了。可以称得上是无时差、无条件、无地点、全天候的睡家。

他的两腿微微地弯曲着，整个身体松垮下坠，像个装得不太满的麻袋，疲软地堆在无所倚靠的大厅里。他脸上的肌肉，疲惫而无奈地耷拉着，似乎这睡眠让他极其劳顿与痛苦。看到他这副样子，谁也不能不同情地想，可怜的人哪。

他的腿弯曲得更厉害了，身体更难以平衡，渐渐地向一旁倾斜过去。手里的酒杯也跟着一同倾斜，杯里的酒眼看就要洒到铺满大厅的猩红色的地毯上去。

司马南江几次想要上去把他摇醒，又考虑这反而更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同时又担心他醒来尴尬，由尴尬而生不快，由不快而生其他。只好任他将那杯酒，结结实实地洒到地毯上去。

“……鉴于司马南江先生对这一学科的卓越贡献，我们决定授予他太阳勋章……”

大厅里不多不少地响起了几下掌声。既不热烈，也不冷落。仿佛经过精确的计算和测量。

掌声把副团长惊醒了。但他并无大梦初醒的懵懂，一醒过来就能接得上茬儿，点头、微笑什么的。好像他从来没有睡过，好像没有莫利小姐的帮助，他也能听懂部长先生的讲话，并深谙其中的妙处。

莫利小姐将部长的讲话一句不落地作了翻译，同时还解释了太阳勋章是该国科学界的最高奖赏，是许多科学家所企望的殊荣。她拿过司马南江手中的酒杯，提醒他现在应该走上前去接受这一馈赠。

部长先生转向司马南江，板板正正的脸上，适时地显出恰如其分的喜悦。他双手撑着勋章上的绶带，好像一个耐心的、有经验的牧人在等待时机，好把缰绳套在一匹难以驯顺的好马的脖子上。

在场的中国人全都愣住了。

他们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没有思想准备的事情缺乏应对的能力。

虽然出发之前，他们集中了整整一周的时间，学习、领会、消化有关的外事纪律以及中央现时的各种大政方针（以备对方提问，好在他们只出访两周，估计这段时间内，不会有大的变动）；请各方专家介绍了该国的政治经济（诸如绿党或是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比例以及他们的黄金储备等等）、风土人情（包括见面礼节究竟是伸舌头还是摸鼻子）、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史，乃至与中国友好或不友好的国家的外交关系史（这个情况不大好掌握，因为以此站队、划线的标准，变化不但很快也很大，涉及范围又浩瀚庞杂。大至国际争端，小至一个名字十分拗口，领土面积二十二平方公里的什么国家的一个税收免检法）、地理历史（是否出产与中国有贸易前景的金、银、铜、铁、锡以及它的第几世皇后曾杀父弑君篡夺王位）等方面的情况；模拟了可能遇到的种种棘手的场面以及应付这种场面的办法，诸如政治挑衅，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有人策反叛逃（这一问题的讨论，只限于正、副团长的级别）等等，却偏偏没有料到是从这样一件谁知道是好是坏的事情上发端。

这一手与其说是可喜可贺，还不如说是闷头一棒。

正、副团长甚至感到大事不妙。他们不但没有机会向国内请示汇报，甚至向大使馆请示汇报的可能都没有。这一事件的后果和责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首先是团长的头上。那些丧尽天良的人，居然还对他带团出访说东道西。

司马南江忧愁地想到它得不偿失的灾难性的后果。

冷场。

定格。

聪明伶俐如莫利小姐者一时也傻了眼。中国人层次更深的心态她就无从得知了。

部长先生不解地望着莫利小姐，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期望这位译员能够一显神通，化险为夷。她只好用手推了推司马南江的后背：“请快去吧。”

他低眉垂目，生怕自己不够谦虚谨慎。

可是团长仍然觉得司马南江欠了他一个请示，请示谅解、勉为其难之类的眼色。副团长觉得司马南江的步子比往常大，似乎有些急不可待。秘书则想，这小子真是名利双收，回去以后可有了涨工资、提级、要房子的资本，明明让外国人捧晕了，却装模作样地把脑袋往裤裆里扎……

就在此时，司马南江发现，他右脚上的皮鞋前掌突然开裂。

这是刚上脚的新鞋，血淋淋的七十块钱。“新履”皮鞋厂第三十八代最优产品。上好的牛皮面依然油光可鉴。就是每走一步，鞋掌和脚底就“吧唧”一下拍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声响。司马南江顿时汗流如雨。

如果在首都体育馆，观众热烈的掌声、高音喇叭的乐声、节目主持人永远像对百万雄师发布进军令的、气吞山河的嗓音，会将一切窘人的难堪掩盖起来。而在此地，这种仪式简直就像墓地上的葬礼，肃穆得连一声叹息也掩盖不了。

此时此刻，太阳勋章或是这勋章将改变的一切，全都显得无足轻重了。要紧的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如何走完前头那十几步路。

接下来就是研究如何解决皮鞋裂口的问题。

除了这双皮鞋，司马南江没有带备用的鞋。当然，还有一双拖鞋，放在旅馆的浴室里。但是，他能穿着拖鞋到依林侯爵那历史悠久的城堡里去赴宴吗？哪怕是到丈母娘家赴宴也不行，顶多能到他家那个路口的小吃店里买油饼。

莫利小姐安慰道：“别着急，即使在第一世界，也有修理皮鞋的地方。”

虽然时间相当紧张，但她从容镇定地指挥着众人。决定由她带领其他人先行，将司马南江交代给一个出租汽车司机，先把司马南江带去修理皮鞋，然后再把他送到这个城市人人皆知的侯爵城堡。

修理皮鞋的店铺很小，窝藏在一条狄更斯笔下的胡同里。倾斜的、花岗石砌的路面弯弯曲曲。湿淋淋的仿佛刚刚驶过水车。墙皮剥落的老房子上有窄小的窗，每扇窗外环着木制或铸铁的圆形围栏，如一排排小小的竖琴。临街的阳台上也装着同样的围栏，不过是一排大一些的竖琴，铸铁的花饰街灯穿凿在这些房子的墙上。阳台上有晒太阳的老人、猫，以及使这老胡同明媚的花。

穿行在这些胡同里，司马南江有一种是耶非耶回归故里的感情。

现在你还能找到这样的房子吗？六块水泥板一拼，就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空间。

再也不会雕饰了，再也不会有飞檐了，连这修理皮鞋的小店也快没有了。

小店的橱窗里，放着一双双整旧如新的鞋子。看样子手艺不错。弓腰从低矮的窗里望进去，室内并无一人。推开拱形的小门，门上的挂铃便叮叮咚咚地响了起来。这时从内间走出一个魁伟的汉子，有两块营养良好的红阔的脸庞和好像不是在作坊，而是整日在田野里劳作的粗硬皮肤。

他的眼色精细，认真地打量着司马南江的脸，好像在查看一只哪里需要修补的皮鞋。

司马南江说明来意，将皮鞋脱下递了上去。汉子说很荣幸有机会为中国人贡献他的手艺。他把鞋子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用嘴唇和舌头咂出一个脆巴响亮的不满：“这鞋子用的倒是上等的牛皮。不过太浪费了，在我们这里，起码可以再揭下一层，”他抬头看看司马南江，接着又残酷无情地说下去，“甚至两层，做出两双或三双皮鞋。可是你们粘皮鞋的胶实在太糟糕了。这是胶吗？简直是润滑剂。润滑剂恰恰是不能用来粘皮鞋的。”

司马南江说他不研究皮鞋，而是研究化学。

那汉子像判断真货还是冒牌货地又把他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说：“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什么？！难道化学家就不需要补鞋了吗？

他差不多以一种急切的心情，期待着与依林院长的会面。

为了什么？

为二胡燃起的浪漫情调不但渐渐地息止，甚至还滋生了一些厌烦。当依林院长接过那把历尽千辛万苦、惹是生非的二胡之后，司马南江真是一身轻松。就跟那把二胡不是他花钱买的；他不曾在各大商场的呢绒部（差点儿没让呢子味儿熏死！）跑来跑去地耗费时间、精力（比起钱来是那么的不值钱！）地进行衡量、比较，为的是省下几个置装费来买这把二胡。他忽然怀疑起自己品格的某些方面，比方说他是不是有出尔反尔、逢场作戏、朝令夕改诸如此类的毛病？

依林院长一脸迷惑地托着那把二胡，不知怎么拿着才顺手，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玩意儿。

他忘记了那场音乐会，以及音乐会上关于二胡的谈话了吗？

团里各位则如隔岸观火。并且为二胡的再次罹难而兴高采烈。

好像冥冥之中有人为他们雪了心头之恨。

太阳勋章最终地把这个访问团一切两半儿。

这个团虽然是因为司马南江才得以出访，但是他们恰恰不是因此感念他，而是因此仇恨他。特别在司马南江修补皮鞋的这段时间里，他们甚至产生了司马南江是否去和特工部门挂钩的怀疑。他们明知这是不可能的，却又巴不得如此地希望着。

有人接过了依林院长手里的二胡。他情不自禁地搓了搓手，好像那把没有二斤重的二胡，压得他血脉不畅。纯粹是为了周到，他表现了应有的惊喜，发出了适度的感叹和热诚的感谢。

人生匆匆。有无数比二胡更重要的事情。你能指望一个只有一面之交的西方人（哪怕在那次会面里，他无数次地拥抱过你，分手时挥洒过惜别的泪，好像你一定会收到他寄来的一张机票那么热诚地邀请你到他的国家，或到他个人的家里去做客）把你的二胡，天长地久地记在心里？你不仅对依林的企望过高，恐怕对人生的期望也过高了。想着、想着，司马南江的脸上便挂上了一个通达的笑，有了这样的笑，便不那么容易被伤害了。

庭院的廊檐下蹲着几门老炮，它们过去如果曾经打中过什么，可真叫奇怪。过去的一切似乎简单到复杂，现在的一切似乎复杂到简单。一缕泉水从一头铜狮的嘴里潺潺地流出，自然也是锈蚀了的。绿色的藤叶攀满了残败的石墙。这古堡给人的印象是一口倒扣在地上，几百年也不曾挪动过的钟鼎。他们穿过宽阔而高大的甬道。即使是正午时分，甬道里也很幽暗。阳光在穿透厚石墙上的窗户时，似乎耗尽了它的光焰和力气。乃至进了大而无当的餐室，更像进了地窖一样的阴凉。你的脚不论踩在哪儿，都有一种生怕把什么踩塌的担心。餐室正中，四不着边地放着一张约十五米长、五米宽的餐桌。

座次依照西方人的标准排列。司马南江在依林院长右手的第一个座位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卡。他不免局促。站在那里不知坐下为好，还是不坐下为好。他觉得……不，他不觉得什么。他只是突然之间丧失了可靠的记忆。他实在回想不起来，进门的时候是不是抢了他人之先，因为他当时正在听依林院长讲话，忘记注意这一点。不过事到如今他只好坐下，因为，不坐下也是不好的。

每个人的面前放有一个印着家徽的菜单。菜单下端，签有厨师、领班侍者的名字。花体，如女人一簇簇飞扬曲卷的头发。右手列队般地排着三个高低不等的酒杯和一个胖墩墩的饮料杯。

“请问您喝点什么？”满头银发、身穿燕尾服、戴白手套的老侍者在秘书耳旁低声问道，殷勤恳切，又不曲意逢迎。

他哪里像给人端盘子端碗伺候人的。倒好像他们应该倒个个儿，由他来给他端盘子端碗才合适。本团秘书向担任本团翻译的司马南江望去，可是因为桌子太长，鞭长莫及。他又转向莫利小姐，莫利小姐正在和团长谈话。

“您到敝国以后有什么感想？”

团长仅仅考虑了一会儿，却好像考虑得十分辛苦。“我感到有些不适应。”

“哪一方面不适应呢？”莫利小姐认真起来，生怕自己没有尽到责任。

“嗯……这个，说不具体。总之是思想不适应吧。”

莫利小姐好像明白其实什么也没明白地“噢”了一声。因为“思想不适应”可作多方面的解释。好比对共产主义是否仍是人类通向理想社会的唯一途径，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忧虑；好比从出生起就密封在保温箱里如今突然被从箱中拎出放进了狂风骤雨；或从出生起就驾一叶小舟，在惊涛骇浪中为保住身家性命使尽浑身的解数，如今突然风息浪止倒觉得没法活了，不会活了；好比在对西方社会的发展速度表示惊诧的同时又始终对这一状况保持了难能可贵的、符合传统的警觉……如此等等，莫利小姐如何可以明白。这样微妙和深奥的感觉，至少得有几十年的修炼方可领会一二。

秘书只好无所依靠地反问道：“嗯？”

见过许多场面的侍者，如今也有了难以应对的时刻，他尴尬地耸耸肩，好像秘书没有听懂他的话是他的过错。但他是训练有素的侍者，知道此时不便再问，再问则似乎唐突或有意刁难了。

眼疾耳快，面面俱到的莫利小姐立刻赶来照应。

喝点儿什么？

“威士忌？”秘书问道，你也可以说他回答道。

在电影里，凡是有身份的洋人或中国人都喝威士忌，包括国民党的高级官员或东西方特务。

“他问的是您喝什么饮料。比方说矿泉水、橘子水、茶？”

威士忌算不算饮料？他说的有什么错？秘书想。

见他面有不解，莫利小姐补充道：“午餐时我们通常不喝烈性酒。”

“那就喝茶吧？”他说。好像他在征求莫利小姐的意见。

他在家不是喝茶就是喝白开水。橘子汁太贵，只能优先照顾孩子或病人，他们需要增加维生素（谁又不需要呢）。他很怀疑橘子汁里到底有多少橘子的汁。橘子又少又贵，新鲜的都很难买到，还能挤成水卖而且价格比橘子还便宜？很可能是人工合成的橘子精再对上一些糖水而已。只有二道贩子和洋人出没的大饭店里才有真正的橘汁。至于矿泉水，咸了吧唧喝不来。

茶送上来了。用一个大银盘托着。大银盘里套着一个小银盘，小银盘里放着一杯红茶、一小盅牛奶、一小缸方糖、一牙夹在一个银夹子里的柠檬。弄得他简直不明白是他要喝茶，还是茶要喝他。

依林院长端起斟满酒的第一个酒杯，说道：“祝好胃口。”却不说欢迎光临、不胜荣幸、健康长寿、聊备薄酒、不成敬意等等，因此这个宴会开盘开得似乎相当冷落。

偏偏这时团长对着成行列的酒杯、饮料杯，亮得让人发冷的银制餐具，傲岸地印有古老家徽的菜单，挺括得拒人千里的台布、餐巾，打了一个声震寰宇的喷嚏。谁能控制打喷嚏、打嗝儿、放屁这样的事呢？党的外事纪律也不行，具有高度党性原则的大脑也不行。它们不受任何意念的控制，憋都憋不住。往往突如其来，连个思想准备的过程也没有。

喷嚏在大而无当、石壁累累的餐室里引起了巨大的回响。由于来得突然，依林院长的手不禁一抖，酒从他的杯里溅了出来。他放下酒杯，赶紧埋头喝汤。众人也就跟着喝起汤来。餐桌上便更显得冷落，只听得一片稀里呼噜吸汤的声音。副团长吸得额上甚至冒出了细密的汗珠。真是奇怪，为什么喝汤时不能呼噜出声？中国人这样喝汤喝了几千年，也没有把中国喝亡。中国共产党这样喝汤喝了几十年，照样喝出一个新中国，照样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以不呼噜出声为喝汤的标准模式，而不以呼噜出声为喝汤的标准模式？外国人还不会用筷子呢，有文件规定他们必须会用筷子吗？

于是在等下一道菜的时间里，副团长觉得到了应尽一下客人的义务的时刻，便和莫利小姐拉起了家常，“今年多大年纪了？嗯？”

莫利小姐一愣，但还是作了回答。

“结婚没结婚呀？”

“没有。”这回她脸上显出一丝莫测高深的笑。

“每个月挣多少钱哪？”

“我就知道你该问这个问题了。”

“哦？”

“我在中国读过书，又经常到中国去，知道中国人喜欢问哪些问题。”

侍者们开始撤第一个酒杯，并且在第二个酒杯里斟上另一种酒。站在团长身后的侍者在给他撤第一个酒杯时问道：“这杯酒您还喝吗？”

团长自觉还是懂得一些英语。他总是随身携带着自编的“谐音英语会话手册”，好比“三克油喂你妈吃”“好狼”“南渤湾”等等。这时便点点头，说道：“也死。”

开始上菜了。

六个侍者鱼贯地进入餐室。每人手里捧着一个直径约一尺半的银盘，银盘上扣着一个很大的“钢盔”。他们将这“钢盔”在每人面前放了一个，然后便垂手而立。

司马南江不免思量，这一大“钢盔”的菜，如何吃得下去。只见领班使了一个眼色，几个侍者像听到口令一样，同时揭开了扣在银盘上的“钢盔”，里面原来还套着一个白瓷盘子，这盘子的直径少说也有九寸。一块像豆腐干那么大的鲟鱼，出人意料地、娇小玲珑地躺在由柠檬、蘑菇、调料精致装饰着的白瓷盘子的正中，依林院长像唤来一阵风雨后的巫师，在享受观众的惊叹、欢呼、喝彩那样地微笑着。

秘书面对那块鲟鱼伸着脖子想了一会儿，就近拿起了该是第二道菜用的刀叉去切鱼，又用刀子把鱼送进嘴里。

莫利小姐几乎没有很好地品味那块味道鲜美的鱼。她很担心刀子会割破秘书的舌头。好在那块鱼不算大，两嘴就吃完了。

然后上第二道菜。

一大块货真价实的烤鹅。

切鹅的刀子在吃鱼的时候用掉了，用掉之后又被撤了下去。现在他只好用切鱼的刀子切烤鹅。那刀子显然不是烤鹅的对手，总是扑空的刀叉在盘子上磕出乒乒乓乓的声响。烤鹅好像在调侃他的失误，在盘子里滑来滑去。直至滑出盘子，掉在雪白的台布上，老实了，不动了。秘书很不服气地用手把它捡回盘子里，继续和它乒乒乓乓地干下去。

副团长的胃却是健康的。除了他，这道菜大家差不多都没有吃完。

侍者撤下烤鹅的残骸，又开始撤第二个酒杯，并且在第三个酒杯里斟上香槟。在撤第二个酒杯时，他又问团长：“这杯酒您还喝吗？”

团长又似听懂了地点点头。“嗯”了之后忽觉不妥，又补充了一句：“也死。”

那侍者只见团长一律地“也死”却并不见他喝，面前便红红黄黄地绚丽着一列杯子，不但扰乱了这个家族传统的进餐方式，也使他那无可挑剔的服务水准受到了威胁，他只好翻起眼睛，听天由命地对着天花板，不再看那令他窝心的台面。

副团长打了一个满意的、差不多像团长的喷嚏那样声惊四座的饱嗝。嗝里复合着鲟鱼、烤鹅、奶油、洋葱、美酒等等的回味。他伸出右手，从脖子开始，顺着食道的走向捋了捋食气，然后双手向身体两侧斜伸上去，扭动了几下腰肢，觉得除腹部以下，各处经络都有通畅之感。便开始用小拇指上的指甲挖耳朵、挖鼻孔、剔牙缝……总之，从脸上所有的窟窿里往外掏东西，并且把这些东西弹到地毯上去。在忙完这一切之后，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先让团长，后让秘书，再让莫利小姐，他们或摇头，或摆手，或婉言谢绝。他把一支香烟在桌上磕了磕，点着，眯着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对莫利小姐说：“你也算是中国通了，知道中国有句俗话吗？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莫利小姐说：“当然知道。连怎么骂人我都相当熟悉。有一次我在北京乘公共汽车，车上人很多，我又拿了不少东西，下车的时候我说，‘请，谢谢，让我过去。’谁也不理我，我突然想起我编纂的一本《汉语诟詈辞典》，便一句接着一句地背了出来，人们纷纷给我让出一条路，我像女皇一样通行无阻地下了车。不过现在还不算吃完，还有一道甜点呢。”

副团长望着莫利小姐褪尽了唇膏的嘴，突然就明白了化妆和不化妆的区别。

依林院长想，现在该轮到和团长说几句话了。要当好主人，就得有一个不落的本事，哪怕你不喜欢这个客人，至少也要有一句“见到你真高兴”这一类起码的应酬。更何况他要取得此人的好感，以便司马南江的全部著述，由依林出版社顺利地翻译出版。莫利小姐一再告诫他，对团内不请自来的各位，万万不可等闲视之，他们才是这个团的真正主人。弄得不好，轻则你花钱费力他白吃白喝白玩一通还骂你个狗血喷头而去。您不是还想出版司马南江先生的著述吗？（她文雅地看着他，一双眼睛像计算机屏幕似的，显现出这笔不付版税、世界发行的买卖清捞净赚的几位数字。中国人怎么就察觉不到她那双眼睛里的阴冷，真是活见鬼。依林先生并无半点不安，须知中国人翻译出版各国刊物书籍照样不付版税。）重则给你制造一个事端（尤其在国际性的会议上），发出一个抗议，对一个国家科学院院长来说，其损失不亚于一个企业的倒闭……

“我希望您喜欢今天的菜。”依林院长用餐巾轻轻地在嘴上沾了沾说，口气里不无讨好的成分。世界已经布尔乔亚化，古老的家族们也不得不布尔乔亚起来。用餐巾轻轻沾过的嘴，如今只好和根本不用餐巾，一任调料、菜汁浸润的嘴对话了。

“嗯、嗯。”团长说。

嗯、嗯是什么意思？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司马南江先生研究的课题，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课题。我很高兴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我很想知道中国在研究这个课题上，投入了多少力量。比方说有没有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多少研究人员；经费是不是充分……”作为一个科学家，依林院长把一切精神财富看做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并无相忘于江湖或相忘于道术的陋习。

“这个嘛……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内容之一……”上甜点了。团长对甜点表示了很高的兴趣，以至依林院长不得不反省自己是否有些地方失礼。

从古堡出来之后，他们像被幽禁了许久，突然发现天上还有太阳，四周还有绿树，足下还有草地……而且别来无恙。尤其是脚下那片弹性很好的草地，简直让人想立刻躺在上头翻个筋斗、打个滚什么的，如果不在上面干点什么，真是可惜了它的阔大、平展、厚实。似乎受到了突来的、同一的灵感的启发，他们不约而同地、争先恐后地、生怕少啐一口便吃了大亏地往草地上啐起痰来。

那一连气的啐啐之声，使司马南江不忍卒听地掉过头去。

依林院长对啐痰缺乏感性认识。在西方，几乎听不见、见不到有人啐痰，便觉得中国人的痰也很神奇，说来就来，说有就有。不过他会马上吩咐下人，彻底地给草地浇一次水。

参观科学技术博物馆由使馆文化处的一秘，以及莫利小姐陪同。

他们的神态，一律活泼、机智、舒畅、松弛了许多，就连副团长的步履也轻快起来。在依林院长的古堡里，他们全有一种被凝固了的感觉。不是因为光线的晦暗、滞重，不是因为从每一块幔帐、窗帘、丝绸椅垫、壁毯或每一条桌子、柜子缝里冒出来的，熏得人不知身在何处的旧味儿，而是因为那一套繁文缛节的架势，以及那架势后面包藏的祸心。告诉、教给你怎么做一个上等人。既然你还需要别人告诉、教给你怎么做一个上等人，那就是说你还不是一个上等人。它激起一种让告诉、教给你怎么做上等人的人，反过来给你舔皮鞋的复仇感。这祸心因为年深日久，已经和那些幔帐、窗帘、丝绸椅垫、壁毯或从每一个桌子、柜子里冒出来的旧味儿，和铸着、绣着古老家徽的银盘、银叉、银刀、银勺、桌布、餐巾什么的混为一体，连科学如依林院长者也无法掰扯得清楚，以及保持应有的警觉，否则他是决不允许这种情况存在的。他没那么傻。

一秘是一位面色苍白、沉默寡言的瘦高个子。戴一副透明塑料镜框的眼镜，像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团长于是觉得不够分量，不够热情：“你们大使知道我来了吗？”

“报上去了。”一秘说。

“你告诉他，有些情况我要和他交换交换意见。”

“可以。”

团长很不满意这个回答，拿眼睛把一秘睃了又睃。一秘只顾聚精会神地握着方向盘，跟紧莫利小姐开的那辆车。团长很想找个借口，煞煞这个既不会高兴也不会不高兴的一秘的威风，可惜实在无处下手。

“这里有红灯区吗？”

“就在国家音乐学院附近。”一秘的眼睛依旧注视着前方。

“那么‘跳蚤市场’呢？”

“在教堂附近。”

“好，我们不去参观科学技术博物馆了，去‘跳蚤市场’。”

秘书的喉结动了一下，像对美味期待已久地发出“咕”的一响。这几乎就是他无论如何也要争取出访一次的全部目标的三分之一。除司马南江之外，他相信团长和副团长同他的愿望没有丝毫的差别。

改革开放以来，左邻右舍、机关同仁时有放洋一圈者光荣归来。人们提起海外，就像提起保定、天津卫。虽然不像出差那么容易，但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

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想得出出洋考察的过硬理由。还不算对方出资邀请的开会访问、讲学交流。人事处的王处长，就是刚从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考察思想政治工作归来，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没有“跳蚤市场”。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但是不论出访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出访非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购买一件或几件减免关税的家用电器的待遇是一致的。机关大院传达室的老李，春天刚从美国考察安全防御措施回来。除了抱回一台减免关税的大彩电之外，还背回来两麻袋裘皮大衣、皮鞋、手袋、服装、日用百货。全是从“跳蚤市场”上觅来的。老李的爱人第二天就穿了一件来上班。虽说穿着那样的大衣应该坐小汽车，蹬自行车有点不伦不类，但是大街上有的是穿牛仔短裤的姑娘，足蹬一双性感的黑色镂空长筒袜，或者穿一件十八世纪的夜礼服，却蹬着一双长筒皮靴……中国，眼下就像老李的爱人一样，穿了一件裘皮大衣，蹬在一辆让连阴雨弄得满是泥泞、满是锈迹的自行车上。

老李的爱人，满脸光辉地抖着那件大衣说：“八成新，十美金。要是到百货大楼去买件新的，我一年的工资不吃不喝也不够。”不仅弄得女人们瞪大了眼睛，弄得男人们也瞪大了眼睛。

“样子是不是太老了？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白光、李丽华就穿这种样子的大衣。”有人表示了美中不足的遗憾。

又有人说：“样子这东西，几年兴过来，几年兴过去。好比女人的裙子，一会儿长了一会儿又短。在箱子里搁几年，没准再拿出来又成了顶时髦的。”

“还带回来什么好东西了？”

“没了，没了。”老李的爱人左推右挡。对大多数还没有出过洋的同志，她有一种歉疚感。她毕竟是个共产党员，受过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传统教育，虽然这件事和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也许风马牛不相及。想到这里，大衣初上身的兴奋、愉悦，似乎不那么完满了，脸上的光彩似也收敛了许多。

“我不信，听去机场接机的司机说，整整两麻袋呢。”

“没了，真的没有了。”

围观的众人，似乎余兴未尽地渐渐散去。

但是有好长一段时间，老李的爱人不再紧锁眉头。据说她和各方面的关系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和、平衡和改善，连紧张到一年多都没有走动的小姑子，也恢复了亲善关系。远至七大姑八大姨也很满意，无论如何，这是那两大麻袋的功勋。

所以从一上飞机，飞机还没有开始起飞，秘书就根据他的财政收入，开列亲朋好友的名单，编制财政开支预算，省得回国以后人家来看望你的时候，因为你的考虑不周而坏事。听说有人回国之后就因为丢了张三落了李四，弄得从头扒到脚还得罪了人。好像他不是刚刚开始旅程，而是旅程已经结束。对很多出访代表团的成员来说，出访的正式活动实际不在国外，而是在上飞机之前和飞回来之后。

那是一张两页纸长的名单，斟酌再三，不断精简。留下的绝对都是硬碰硬的角色。除了“跳蚤市场”，还有哪一处更符合少花钱多办事这一原则精神的地方呢？

“这样做恐怕不太合适，主人已经把日程安排好了。”一秘终于转过脸来，对准了团长说。原来他并不年轻，脸上已有许多成熟的皱纹。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受洋人的支配？同志，不要因为在国外生活久了，就把洋人的话当圣旨噢！”他终于抓到一个教训这个老不看着他的一秘的机会。

“外事纪律上写着不允许去‘跳蚤市场’，特别像您这样的身份。”他偏偏不和团长纠缠，像一部储存文件的电脑，显示、消失，显示、消失。不过在一秘看来，这种规定大可不必。上“跳蚤市场”有何不可？贫穷并不是耻辱。他知道此地一位著名的嚎叫派诗人就常常光顾“跳蚤市场”，毫不隐讳地告诉别人，他的西服上衣就是在“跳蚤市场”上买的。他不愿意把钱浪费在包装他那不起眼的××上，他说。就算人们知道你去“跳蚤市场”，说你穷，你没偷没抢没贪污没受贿没靠养汉子弄钱对不对？比起那些，穷也许还是一种光荣。难道你不去“跳蚤市场”人家就会以为你阔了，你不穷了？别打肿脸充胖子了。

“我们出来的时候，没有传达这一条纪律。”团长说。秘书的嘴唇，无声地跟着团长的嘴唇一起翕动着，好像一条离开江河已久的鱼。他在这里没有发言权，即使有发言权，顶多只能来个问句，一个只会表示问句的人，你能指望他有多少作为？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跳蚤市场”成为泡影。他和别的秘书不同，毫无后台可靠。他不过以善于领会领导意图取胜，这一手看似容易实则难。他不能跟得太紧，像刚上了笼头的牛犊那么卖劲，那样会招人嫉恨——就显得你行我不行，就显得你积极我不积极——招人嫉恨脚下就会有人给你使绊子。但是你又不能过于消极，小心那些靠汇报他人过日子的人告你的刁状。你得学会关键的时刻在领导面前处理几个棘手的问题，让他信得过你的能力，以及你对他的忠诚。或是给他贡献几个点子，这点子既要富有成效又不能显得比他聪明，没有一个领导人喜欢别人，尤其是他的下级比他有脑子，能干。后来他发现只有用提问这一不肯定的方式来贡献他的点子最为合适。结论由领导做，让领导充分享受英明决策的成功感。遇上一个有良心的领导，他会心照不宣地记住你的功劳。好比这次出国，就是多年苦心经营的报偿。可是那种“关键时刻”好找吗？那种“火候”好掌握吗？人们只知道对他这趟出国冷嘲热讽，他们不知道二三十年下来，除了问句，他什么句式也不会说了。就是这样，最后还不知道能不能混上个处长干干。

“您可以去使馆看看这个文件。”

如此，团长方觉无话可讲，鼻子里只好一个劲儿地往外吹粗气。

“再说‘跳蚤市场’星期天才有，今天不是星期天。”一秘说。

但是团长并未甘休，下了汽车便虎着面孔在展厅里独来独往地乱窜，也不听馆员的介绍讲解。秘书好像误入歧途一般呈现出一脸的迷茫。副团长兴味索然地走在前面，弄得一秘不知道照顾团长为好，还是照顾副团长为好。副团长一面走，一面还是用右手从脖子开始，顺着食道的走向，捋着他的食气，并且打出一个又一个复合着鲟鱼、烤鹅、奶油、洋葱、美酒等等回味的响嗝。只有司马南江仔细地去看每一件展品旁边的说明，并倾听着馆员的讲解。

一秘的脑袋“嗡”的一响，他听见，走在前面的副团长从腹内捋出了一个极响的屁。他很快地用眼梢扫了莫利小姐一眼，谢天谢地，她正在和司马南江讨论什么。看样子司马南江完全没有听见这个响屁，但这并不等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莫利小姐没有听见。一秘常常在接待国内来访团时和她打交道，此人莫测高深。可是副团长还生怕人不知道似的偏偏回过头来，做了一个令人瞠目的，与他的年龄、身份，特别是他的革命经历极不相称的鬼脸，接着又鬼使神差地笑了起来。好像他很为自己有幸在这个科学圣殿里，戏弄一下为人所景仰的文明文化而得意非凡。

就在此时，“咣”的一声巨响，令众人慌忙地回过头去。原来虎虎急行的团长，撞在了一块一尘不染得好似根本不存在的玻璃墙上，并且立时晕倒在地。莫利小姐力主急送医院，副团长从多方面的后果考虑认为大可不必。于是众人一齐动手拍脸蛋儿、掐人中、晃脑袋，终于把团长弄醒过来。他大劈着双腿，倚坐在司马南江的怀里，脑门儿上顶着一个眼见它忽悠一下就隆起的、暴着一道道青筋的、绛紫色的肿块，翻着眼睛似乎在继续生着撞晕以前的闷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