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初夏天气。中午休息的时间，也相应地延长了。对莫征来说，一个上午的活儿算不了什么，吃顿饭，稍稍地休息一下也就可以了。他希望午间休息的时间短一点，晚上早一点下班，然后回到他的小屋里去。那小屋里有他许多的朋友：音乐、书籍。他的琴弹得不好，他并不想当演奏家，只是琴键上响起和声的时候，他便觉得包裹在心上的那层硬壳溶化了。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里说过这样的话：“音乐，你曾抚慰我痛苦的灵魂，你曾使我的心恢复宁静……”准确极了。作家，那是无所不知的人。世界上有作家这种人，该有多好啊。有了这种人，莫征才觉得他在世界上，不再是孤单的。莫征奇怪，为什么书里的人物、书里的生活他是那样地熟悉，而在现实生活里，人和人之间却是那样陌生。

他们的苏队长丢了个钱包。那是在哪儿丢的，他自己究竟搞清楚了没有？为什么队里的人，全用含义暧昧的眼光看着他，嘁嘁喳喳地、很神秘地不知在说些什么，等到他一走近，那嘁嘁喳喳的声音便戛然停止。他转身走开，那嘁嘁喳喳的声音便又响了起来。有人绘声绘色地讲着耸人听闻的盗窃案，并且带着恶狠狠的口气说，不论作案人如何狡猾，到了准会破案。说完之后，还要威胁似的瞥上莫征一眼，那意思分明在说：我们知道，钱包就是你偷的，你等着吧，我们很快就会拿出证据。

好，莫征忍着。只要他们当中有谁敢当面指名道姓地侮辱他，他就用他这双手，揍他个稀里哗啦。用贝多芬和雨果对付他们是不行的。

今天，那钱包又在苏队长自己家里找到了。人们不过哈哈大笑一场，说几句苏队长“马大哈”就算了事。谁也没想到用一句友善的话，甚至用一道友好的目光，对他表示一点歉疚。现在，莫征倒巴不得他们当中有谁指着他的鼻子开骂，因为他的拳头正痒得难熬。

是的，他偷过。可是他们明明知道他是为了什么缘故，又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偷的。而且他早已不偷了。

莫征举起自己那双大手，仔细地看着。那双手，吃午饭以前刚刚洗过，很干净的样子。在阳光的照耀下，像许多人的手一样，泛着健康的红色。那是一双平常的手，你甚至可以说它是一双诚实的手。但是莫征仍然翻来覆去地看个不停。

要是这时有人经过，并且看到莫征这时的神态，一定以为他得了魔怔。

莫征坐在草地上，把玩着那把修剪树枝的大剪刀，想着人们对一棵树倾注了那样多的汗水和关注：修剪影响它生长成材的枝杈、给它松土、给它灌水、给它施肥、给它除虫……却没有人照料他，关注他，一个活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也许是比植物更脆弱的东西。叶知秋是关心他的。可是，哪怕她的肩膀像石头那么坚硬，也支撑不了社会偏见对莫征心灵上的压迫。既是如此，他这棵歪扭了的树，又有什么资格来纠正另一棵树的错误呢？

郑圆圆那里，还有一把可以修剪他的剪刀。他的精神上所承受的全部社会压力，却靠两个女人的保护来平衡。生活竟把他推进这样一个狭窄的天地，这样一种等待施舍的地位。他还算什么男人。男人应该是强者啊。

莫征叹了一口气，丢开那把剪刀，脱掉工作服的上衣，把它铺在树阴下的青草地上，然后仰面朝天地躺下去。

树阴已经很浓了。身下的泥土，腾发着湿润的、清凉的、沁人心脾的气息。他把脸侧向一旁，细嫩的草叶，像温存的手指，抚摸着他那粗糙的、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庞和他干燥的嘴唇。

温存！只有这青草、这阳光是慷慨的，它们对他应许了和别人一样多的芳香、温存和温暖。

白云悠悠地从蓝得那么温柔的天空上飘过。一只鹞子在辽远、辽远的天边，自由自在地飞旋着。有时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平展着一对翅膀，像海滩上那些晒太阳的人，惬意地伸展着自己的四肢。

风儿轻轻地拂着，莫征的神思似乎已经随着轻风、随着白云飘去了。他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天边那只鹞子，或是一朵优哉游哉的白云，渐渐地睡着了。

好长一段时间以来，他睡得太少。每天临睡以前，他必得读一段原文版的《悲惨世界》。为的是给郑圆圆讲完冉阿让的后半生和珂赛特长大以后的故事。

开始，这不过是叶知秋强加给他的一个任务，虽说是为了满足郑圆圆的愿望，同时也是强制他把法文重新捡起来的一个办法。

他不干。“干吗？我又不打算考大学。”

叶知秋说：“不考大学就可以昏吃闷睡啦？”

“不昏吃闷睡又能怎么样呢？”

“你应该努力地把自己从愚昧里解脱出来。要是你的精神生活更丰富一点，现实生活就不显得那么咄咄逼人了。”

的确，叶知秋在现实生活中碰了壁，便逃到精神世界里去喘息。

这些话，莫征听起来非常幼稚，如同给一个大腿骨折的人抹红药水。他才不接受这种天真的理论呢。

要是他没有在无意之中听见郑圆圆的讲话，他才不答应这件差事呢。

那天他下班回来，突然听到了一个陌生的嗓音。这声音在他和叶知秋那单调得如兵营一般的生活里，显得太不平常了，以致他愣愣地站在那里，好一阵不敢动作，生怕自己一不小心会莽撞地弄出什么声响，吓跑了那个可爱的声音。

他听见那声音在说：“……为什么唯心主义的主教米里哀，都不凭一张黄纸来估断冉阿让，而在一些号称唯物主义信徒的头脑中，却有那许多偏见呢？不，或许这不是偏见，压根儿就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可惜我没有找到它全部的译本，我真想知道以后的故事。”

他像从旮旯里翻出来一把多年不见的钥匙。然而这钥匙，究竟是开哪一把锁的呢？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但是，他把它握在掌心里，它到底是把钥匙，对不对？

莫征听见叶知秋说：“可以让莫征试试，他有一套原文版的《悲惨世界》，不过他也只能囫囵吞枣地说给你听。他现在懒散得很，我跟他说过多少次，让他把法文再捡起来，他全把我的话当成了耳旁风。什么也不想干，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在他那小屋里干些什么来消磨时间。”

干什么？莫征常常躺在床上，数天花板上固定电线用的小小的白瓷绝缘子。一、二、三……一共是十八个。

“莫征是谁？您的孩子吗？”

莫征觉得叶知秋的声音顿时变得沙哑：“不，我没有孩子。他是我的一个小朋友。”说话的两个人，似乎都干在那儿了。叶知秋好像这才想起：“他是不是回来了，我好像听见有声音。”然后，叶知秋叫道：“莫征！”

他慌了。他不知道这样一颗体恤人的心，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又不知道见了这个人，他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不，她并没有那种使人震惊的美貌，她只是像一道泉水一样，慢慢地向岩石的深处渗透。他没有那种被雷电击中的感觉，但他立刻感到重心的倾斜和并不亚于被雷电击中的一种深深的忧伤。那是人们在可望而不可即的事物面前所感到的绝望。

她伸出她的手：“我叫郑圆圆。你看这名字多不好，可我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名字。”

她会不会猜想，刚才他在隔壁偷听过她们的谈话？莫征往郑圆圆的眼睛里瞥了一眼。好黑！像一间没有点灯的屋子，什么也看不清楚。

她的手是那么小，他几乎不敢握它，生怕自己一不经心会弄痛了它，捏碎了它。

郑圆圆在那张坏凳子上坐下。凳子立刻向后倾斜，郑圆圆惊叫一声，往地下跌去，莫征一个大步跨上去，用大手托住了她。

叶知秋责怪他：“让你扔了你不扔，瞧瞧，差点摔了人。”

郑圆圆一面用手轻轻地拍着胸口一面问：“你排球打得不错吧？”

莫征拿着那个散了架的凳子，呆呆地站在那里。他没有说话的心情。

“你愿意为我讲完那冉阿让的故事吗？”她仰起头，用那双任性的眼睛看定他。

最使男人无法对付的，大半就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女人的任性。莫征无奈地说：“恐怕我会让你失望。”

“每天晚上七点半我到你这里来。”郑圆圆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对这第一次见面的人发号施令。她有些意识到自己是在任性、撒娇。天哪，为什么？她从来不对任何男孩子任性和撒娇。这件事有一点特别，是不是？这等于她给了莫征一种权力，一种与众不同的权力。凭了什么？他那男性的自尊和矜持吗？她的腰肢上仍然感到刚才跌下去的时候，那只托住她的大手的力量。糟糕，糟糕透了。她是不是太轻浮了？她立刻板起面孔，嗓音也变得冷冰冰的，转过身子不再看着莫征，对叶知秋说：“叶阿姨，我走了。”

她走了。似乎把屋子里的温暖也带走了。莫征把她坐过的那张凳子带回自己的房间，对着那张破凳子坐下。他久久地看着那张破凳子，怀疑着真有那么一个可爱的小人儿在那上面坐过。她真是个小人儿，只够到他的肩膀。

那一晚，莫征久久地在他的屋子里走来走去，以致叶知秋在隔壁房间里说道：“莫征，你是不是该睡觉了？你就是不睡，至少也得把你那双大皮靴脱掉，不然你那咚、咚、咚的脚步声，简直像辆坦克朝我的头上轧过来了。”

有多久了？他从没有这样认真地做过一件事，更不要说这样认真地去翻阅字典和文法。为了让那一双任性的眼睛专注地、期待地看着他，他巴不得自己是个文学家或是翻译家。

要是他没有在无意之中留下这套书呢？莫征也不明白，为什么在父母亲的问题得到澄清之后，在归还的那些凌乱的遗物里，他单单地选中了这套《悲惨世界》。也许因为母亲念这故事的时候，在他幼年的记忆里，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多么爱冉阿让那颗虽然满是伤痕，却依然仁爱而博大的心啊，最后他甚至爱上了警官沙威。也或许他在冉阿让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每当他顺着一行行的文字读下去和讲下去的时候，他十分注意着郑圆圆的反应，她是不是像他一样爱着冉阿让，或仅仅是一种同情？不过，她爱不爱冉阿让与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为什么固执地想要知道个究竟？她知道不知道自己的过去？叶知秋当然不会对她说。如果她知道了，她会怎样对待他呢？冉阿让毕竟是小说里的人物，文学和现实生活是截然分开着的。他过去的经历，足以使任何一个在传统观念里长大的姑娘害怕和戒备。

莫征甚至开始嫉妒维克多·雨果。这个离开他们已经一百多年的老头子，却能使那对可爱的眼睛里流下珍珠一般的泪滴。有没有那样一种办法，可以把她的泪珠留住，串起来，像一条项链一样挂在自己的胸前呢？真是胡思乱想。男人是不戴项链的，但山顶洞人似乎男人也戴项链。莫征忽然为自己的想法所惊吓：他正在向一个一望无底的深渊里陷落。对他这样一个被人把什么都拿得一干二净的人来说，如果再栽这样一个筋斗，那真会要了他的命。

这一切都没有逃过叶知秋那双犀利的眼睛，她没有做过母亲，但女人本能的母性，使她不能不为莫征忧虑。她失悔于这事情由她开端，意识到可能出现的悲惨后果。像郑圆圆那样的一个门第，那样一个世俗的母亲，还有这样的一个父亲——怎么说好呢？郑子云在他那个阶层里，虽然可以说是顶少陈腐观念，顶多新鲜思想，但由于环境、地位、经历所限，难免不按某种规矩、方圆行事。就算郑圆圆本人不顾一切，非嫁莫征不可，她有足够的力量和她周围的东西抗衡吗？为了莫征，这可怜的孩子，她必须阻止事态的发展。她对郑圆圆说：“圆圆，你知道莫征像谁？”

“像谁？”这女孩真聪明，叶知秋想。她并不回答。回答等于暴露自己的好恶。

“冉阿让。我不是从文学形象上说。”

“哦！”郑圆圆应着。就这么一个字，也不知道是惊讶，是不以为然，还是后悔。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又是一个不正面的回答。

“意味着他一辈子不该做关于爱情的梦。”叶知秋如卸重负。

“是吗？”郑圆圆头也不抬，继续哗啦哗啦地翻着手里的画报。气恼和羞涩使她不能停住不动，不然，泪水就会夺眶而出。叶知秋话里的意思很清楚，好像她在死皮赖脸地纠缠莫征。这对她来说，实在太难堪了。追求她的人几乎可以论打数。

出了叶知秋的家门，郑圆圆才恢复了正常的思考。冉阿让、不该做的梦……不但不该做关于爱情的梦，也大概失去了一切的梦。这可怜的莫征。郑圆圆的心变得酸疼。泪水重又涌上眼眶，但已不复是为了气恼和羞涩。她抹去眼角上的泪。这泪珠，是为了什么呢？仿佛一张画布，原先只是模糊一片的色彩，高明的画家添上几笔便出现了景物。爱他吗？不知道。只是愿意支使他，愿意看见他的服从。这只是一种占有的欲望。但也许占有便是爱吧。莫征有什么地方值得爱呢？他永远不会去考某个大学的法语系，他永远不会有钱，也许他永远也不会入党。他从不会说动人的话，但楼上王奶奶脑溢血住院时，是他去陪住的，直到王奶奶的儿子从新疆赶回来。医院的医生、护士还以为莫征是王奶奶的亲孙子。他放走过一只美丽的、因为迷失而飞进他房间里的鸟儿……别的还有什么呢？没有了。对别人这也许都没有什么，尤其是那只鸟儿。但对圆圆，这却极其重要。唉，谁能说清楚，爱情是为了什么？

她是个傻姑娘。

方方的丈夫，倒是个经济系的研究生。圆圆看过他写的论文，通篇都是马克思怎么说，恩格斯怎么说，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怎么说，至于他自己该说些什么，对不起，不知道了。随便拿出一本“马恩全集”，随便翻到哪一页，又随便挑出其中的哪一句，方方的丈夫都可以接着背下去。爸爸说过：“跟我们小时候背四书五经一样。”可圆圆要是问他，你想过没有，既然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腐朽的，没落的，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那么，目前有哪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最高阶段？在那些国家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将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发生呢？他就会风马牛不相及地给圆圆背上一段什么是“考茨基主义”。看着方方半张着嘴巴，崇拜得五体投地地听着丈夫像录音机一样地背诵那些条文，圆圆只觉得滑稽。他在经济学上的成就，只表现在揩别人油的、无孔不入的机灵上。就连一个塑料袋子也不会放过，就连精明的妈妈也算计不过他，这大概因为妈妈没有读过经济学的缘故……好笑。难道圆圆会找这样一个丈夫吗？恶心。

爸爸、妈妈倒是有钱的，可是他们幸福吗？爸爸和妈妈什么时候心对心地说过话呢？他们什么时候肩并肩地站在窗前，看过雨中的落叶，看过树枝上的积雪？什么时候，为了一对偎依在一起、咕咕叫着的鸽子而会心地相对微笑呢？他们即使在家里，说的也是那些钩心斗角的臭事儿。他们作为人的那一面生活哪里去了呢？

至于党员，郑圆圆倒不像他们这一代的某些人那样偏激。一提起入党，他们会带着轻蔑和惊诧的口气说：“入那个干吗？！”她不过认为，尽管很多人都会入党，但这并不是判断一个人好或坏的唯一标志。

只是，她到底是怜悯莫征，还是爱他呢？要是怜悯呢？爱情可不是慈善事业，那是谁离了谁便无法活下去的一种感觉。她必须弄清，究竟是她需要他，还是怜悯他。叶知秋说得对，让他做那不能实现的爱的梦，简直是杀了他。

一天，五天，十天，郑圆圆在熬煎着自己。

叶知秋看出，莫征瘦了，话更少了，书也不读了，琴也不弹了，但她认定自己为莫征做了一件好事。叶知秋一辈子没有谈过恋爱，未免把这一切看得过于简单，总觉得他慢慢地会好起来。可她同时又对郑圆圆产生了一种失望的情绪，如同郑子云有时让她感到失望一样。比如那篇文章，竟然把那些精辟的、科学的、足以把经济界那些假、大、空的行家们气得七窍生烟的见解，全部删掉了。怕什么呢？

叶知秋错了，那已经是无可救药的病了。

每每吃过晚饭，莫征便躲进自己的房间，竖着耳朵听楼道上的脚步声：近了，又远了，继续往更高一层楼上走去了。一颗心，在期待、失望里挣扎、沉浮。眼睁睁地挨过一分一秒。直到晚上十点，知道她不会来了，于是又开始盼着第二天的黄昏，一分、一秒地盼着。绝望的感觉他已体验过多次，可这一次、这一种为什么竟是这样的可怕和难以支撑。

莫征不能去找她。他只有等待。各种因素在他们之间造成的差异，使他只有被动地等待。假如他不是处在冉阿让的地位，他会为了她和人拼命、决斗。他有的是力量、勇气，他会使她爱他。而现在，他只能猜测。难道她是因为猎奇，耍着他玩儿的吗？不像，她不是那种轻薄的女孩子。

好几次，她都对莫征说：“我又撒谎了。”

“撒谎？！”莫征老是跟不上郑圆圆的思绪。女孩子们自有一种变幻莫测的思路，任凭多么聪明的男孩子也无从捕捉。

“撒谎。”她认真地点头，“妈妈问我：‘你天天晚上都跑到哪儿鬼混去了？’”她把“鬼混”那两个字说得特别重，还做出一种十分严肃的样子。莫征的面容变得愁苦。“鬼混”二字使他生出许多忧郁的联想。

“我说：‘学法文去了。’你还真得教我两句，回家以后，我好对付他们。”然后，她带着浓重的鼻音和小舌音说了一句不伦不类的法文。

这是一种默契吗？爱情的默契。

她懂，她一定什么都懂。在他们的关系中，他是无权争取的，只有等待，等待她的给予。也许她自己都没意识到这一点。正是因为不觉，莫征看出，那是一种天性的流露。她的心，是用什么做成的呢？小的时候，莫征常听见母亲向圣母马利亚祈祷。并没有什么圣母。只有郑圆圆。

但，她是什么都懂吗？连他是个冉阿让在内？

绝望……

莫征甚至没有听见敲门声。

郑圆圆的脸上蒙着一层憔悴的暗影，好像外面正落着忧郁的尘埃。叶知秋看着郑圆圆的脸，心里一阵骚动。她想，不该有的，在这样的年龄。可什么是应该有，什么是不应该有呢，聪慧过人的叶知秋在这方面大概永远说不清楚。但她知道应该躲进自己的房间，怀着一种又是高兴又是担心的复杂心情，盼望着什么事情的发生。

除了眼睛说出的话，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也没有发生。

郑圆圆只是生气地背过身去。长在她后颈上的那些茸茸的短发是那样的可爱，而离莫征的嘴唇又是那样的贴近。不，他应该告诉她。“我要告诉你……”

“不，”郑圆圆转过身来，打断他，“你什么也不必告诉我。”她发脾气了，“你真自私，你只想到你自己。”

就只这一句话。那话里，有着一种只有对属于自己的男性才有的、可爱的、甜蜜的专横。

然而郑圆圆的确是在生气。不论她如何为莫征着想，毕竟还有作为一个女孩子，去俯就一个男孩子而感到的委屈。

这正是因为她把莫征视为一个绝对平等的恋人，才会有的苛求。

他什么地方表现了自私？莫征还是不懂，但只要郑圆圆这样说，那便一定是这样。他惶惑。“你要我，要我……”他并没说出后面的话，那话毫无疑问可以这样接着说下去：你要我跪下吗？你要我为你而死吗……这古老的话，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早已说过，或不知同时有多少人在说着，在相爱的人那里，它永远像第一次那样令人动情。

莫征终于没有说出那话，因为这一切对他来说，是太过珍贵了。

郑圆圆在沙发上坐下，悄声地说：“我要吃东西，我饿了，也渴了。”她无须说这是多少天来，她刚刚恢复了饥饿的感觉。

错了，完全地错了节奏。装蛋糕的盒子在哪儿？他的眼睛明明从那铁盒子上掠过，却看不见也找不着。

“真笨。”郑圆圆跺着脚跟，“在那儿嘛，书橱的上头。”

冲咖啡的时候，开水壶直往手背上浇，郑圆圆立刻抓起他的左手。“疼吗？”天，有谁这样疼惜过这双手！这双手！

莫征的眼睛立刻像蒙上了一层雾。隔着雾，郑圆圆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更加柔和了。莫征觉得自己正在溶化，一种使心脏稍稍感到痛楚的溶化，像他每每溶化在音乐里一样。

“疼的，”望着她的眼睛，他轻声说，“这里。”他把她的手移向自己的心口。

“啊，”她叹息。“怪我。”她垂下眼睛。

“不，谢谢你。”

郑圆圆感觉到莫征急促地呼在她头发上的热气。她不敢抬头，只是望着他上衣的第一粒纽扣。黑色纽扣的扣眼上，交叉地钉着蓝色的粗线。那蓝色的粗线，仿佛向她诉说着他缺少温情的生活。她慢慢地从莫征的大手里抽出自己的手，用食指抚摸着那粒黑色的纽扣，怀着莫名的、微微的期待和恐惧在猜想：他在望着她吗？他在等她说句什么话吗？他会做什么呢……

莫征什么也没做，只是重又抓住郑圆圆的手，移向自己的嘴唇，匆匆地吻了一下便丢开了。他端起那杯滚烫的咖啡，用小勺搅着，用嘴轻轻地吹着，然后递给郑圆圆：“当心，还挺烫的。”

郑圆圆感到了些许的失望。接过咖啡的时候，她不由得在他那对黑色的眸子里找寻。那里，总是潜藏着的，随时准备对捉弄、侮慢以牙还牙的警戒，哪里去了呢？那对什么都不肯屈服的野性，哪里去了呢？她看见，那对黑色的瞳仁里，已经住进了新的主人。郑圆圆的心顿时被柔情所涨满。她还不太懂得他的爱和那爱的重量。

莫征知道这是梦。他常做这种不愉快的梦。应该尽快地从这梦中醒来。他拼命想要睁开自己的眼睛。可是不行。他梦见他直挺挺地躺在马路当间儿，马路上的汽车、自行车全包围着他，一个劲儿地朝他恶狠狠地按着铃铛和喇叭，那些铃铛和喇叭好像在说：“你再不起来，我们就要从你身上碾过去。”

警察厉声地对他吆喝着：“起来，你这个无赖、醉鬼，我要把你送到派出所去。”

他想站起来申辩：“我不是无赖，我根本没醉，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在这儿躺着。”可他就是站不起来，也说不出话来。然后，人们开始啐他，骂他。心里憋闷得好疼啊，他终于大叫一声醒了过来。

果真有一辆摩托的马达在身旁响着，他朝那声音侧过脸去，隔着矮矮的松墙，他看见郑圆圆咧开的嘴巴，浅褐色的风镜后面，那双任性的眼睛多了许多的妩媚。

女孩子，骑摩托。有几个女孩子骑摩托呢。不过她就是骑头毛驴上街，莫征也不会觉得意外。他一个鲤鱼打挺，从草地上跃了起来。头发上沾着几茎小草，敞开的领口露着他褐色的、结实的胸膛，在阳光下眯着惺忪的睡眼。活像神话里，突然从青草地里冒出来的一个人儿。新鲜，像那地上的青草一样的新鲜。

“在做什么梦？”——她希望他常梦见她。

“忘了。”他再不愿提起。

“你什么都会忘记。”——竟不在梦她！

“我只记得阳光下，那个骑红色摩托，带浅褐色风镜的姑娘。”好像在说一个远在天边的人。

“那姑娘怎么样？”她顺着往下接。

“脾气坏透了。”他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那可不好，你应该丢了她。”

“是啊，看来只好这么办了。”

“你敢。”她忽然正色，然后噘起嘴巴，使劲地蹬着摩托的脚踏板，开始发动。

莫征跳过松墙，一把捏住闸把。“圆圆。”

郑圆圆把头扭开，不看他，微风掀动着她后脑勺上的短发，闹得莫征心绪撩乱。“圆圆。”他恳求着。唉，刚才还是风和日丽的，一会儿就变天了。

“嗯？”郑圆圆心软了。

“上哪儿去？”

“看爸爸。他主持部里召开的一个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去了。”

“他不是在家养病吗？”

“这次座谈会本来由田伯伯主持，听说前些日子有谁又提出了什么口号，田伯伯便提出这次座谈会往后推，看看形势再说。部党组里大多数人坚持会议按期召开，不同意往后拖。田伯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参加。这样，爸爸只好仓促上阵。今天下午是会议开始，爸爸要讲话的，他连讲稿也没有就去了。我担心他太累，心脏病会发作。另外，他自己也鼓动我去听听，老说我知识面太窄，应该趁年轻，记忆力好的时候，多了解一些社会。”

郑圆圆对他说过，全家人里她最爱的只有爸爸。莫征想起自己的父亲，那软弱的、经常处在惊悸不安状态下的书生。就连摇头、叹息这样的事，也要躲到书架子后面，才敢稍稍地放肆一下，而且还要轻轻地、轻轻地。

会议室不大。郑子云看见女儿从旁门溜了进来，在叶知秋的身旁坐下。他觉得眼前像是亮了许多。圆圆是他的月亮。她总在惦记他：身体、情绪、工作。那么一个小人儿，能为他想到这些，真是不错。可她早晚有一天会出嫁，会离开他。那么，他那个家真没有什么让他留恋的地方了。她会嫁个什么样的人呢？在这个问题上，他觉得她随时会朝他和夏竹筠甩过来一枚炸弹。近来她的行踪有点诡秘，是不是在恋爱？如果她自己不说，郑子云决不主动问她。即使对自己的女儿，他也给予平等的尊重。他从不私拆女儿的信件，也不趁她不在，偷偷溜进她的房间，看她的日记或是想要寻出点秘密。夏竹筠这么干的时候，他总是想法制止。她呢，一面理直气壮地拆圆圆的信，一面挖苦他：“她小的时候，我还给她把屎把尿呢，现在信倒不能看了，真是怪事。少贩卖你那套资产阶级的教养。我看哪，是不是你自己有什么怕我拆的信？”闹得他只好对圆圆说：“你的抽屉上是不是安把锁？”

汪方亮正在讲话：“……有人提到过，政治是统帅，是生命线，怎样提，可以继续研究。小平同志说过，四化是最大的政治。因此，四化就是最大的统帅，如果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把人的思想、精力、干劲都转移到四化上来，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名副其实的灵魂、生命线。否则，叫什么也是扯淡。”

郑子云挨着个儿巡视着每个人的面孔，希望看出人们的反应。他的眼睛和杨小东的眼睛相遇。也不知杨小东怎么想的，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郑子云稍稍地挤了挤自己左边的眼睛，算是打个招呼，杨小东向他规规矩矩地点了点头。不好，怎么一进会议室，在饭馆里那么招郑子云喜欢的、生龙活虎的劲头就没有了？

“……由于十年动乱，外来和内在的社会影响，在思想上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混乱，有些青年职工思想空虚，从‘四人帮’的‘精神万能’，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物质现实主义’，实际上是个人利己主义……”

郑子云看见杨小东皱了皱眉头。是表示赞同，还是表示反对？

“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如何实现四化？我们工业企业的各级领导必须不失时机地、及时地注意这个问题，严肃认真地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和战争时代不同了，那时的主要对象是军队。今天是搞社会主义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对象是广大职工，问题更复杂了。军队至少没有房子问题、拖儿带女问题、上山下乡问题、工作环境问题等等。我们面临许多新的问题。要在总结我们固有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发展。

“有人说，我们只能学习西方的生产技术，自然科学，不能学管理，因为那是上层建筑。我认为不一定对。没有好的管理，再好的技术设备，也不能发挥作用。我们不能学清末的洋务派，见物不见人。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千万不能再搞那些形而上学的东西了。有些东西可能现在用不上，但将来可能有用。现在不学，将来就晚了。我认为许多学科都有助于我们从社会的各种角度研究人，做好人的工作，发挥人在四化中的作用。因为人的思想是客观社会的反映，要做好人的思想工作，不能不研究一个人生活的环境，比如历史、文化、国家体制、社会制度、劳动环境、家庭状况以及个人的习惯和修养。所以不要再空谈什么生命线和灵魂了好不好？”

讲得不错，老伙计。郑子云很满意，用右手的中指，轻轻地，有节奏地叩击着桌面，好像在给汪方亮的讲话做伴奏。

郑子云和汪方亮共事多年了，但仍觉得汪方亮是个举措无定、不大好捉摸的人。

为了到底开不开这次会议，大家闹得很不痛快。田守诚好像从来就没同意过召开这个座谈会。今天，他索性不到会场来了，连个照面也不肯打。也好，原本不希望他来念那套经。他是第一把手，不请他讲话说不过去。位次，这几乎是铁定的一套礼仪。虽没有什么明文规定，可比神圣的法律条文更加威严，绝对不能乱套。要是请他讲，他准会念紧箍咒。郑子云不想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布置工作的会议，把那套已经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的办法往下一灌，然后与会干部回去照样一搬。他想在这次会议上，和处在实践第一线的以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一同研究些问题，商议些问题。

田守诚反对这次会议，自然有他的考虑。郑子云在会上，即使不和上面唱反调，至少也得闹出点新花样。郑子云曾激烈反对“兴无灭资”的口号：“什么叫‘资’，什么叫‘无’？搞清楚了没有？概念还没搞清楚嘛。这么一来，又得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打得乱七八糟。说不定那些喊‘兴无灭资’喊得最起劲儿的人，恰恰在搞‘灭无兴资’，把封建主义的糟粕，当做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去兜售。”这一席话，听得田守诚直摇头，但他按捺下他的反感，一言不发。反正他已经表示过他的意见，党组会议的记录本上写得一清二楚：会议暂缓召开。将来出了什么事，万无一失，有据可查。至于别人，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就是下地狱，跟他有什么关系？

汪方亮没说同意会议延期，也没说同意按期召开，只是大讲了一通传统教育。党组会后，在研究会议具体日程时，因郑子云还在养病期间，汪方亮同意由他主持会议。可是临近会期，他突然声称拉肚子，几天不来上班。会务组的同志急坏了，一个部长也不到会，这个会还怎么开？田守诚早已有言在先，不能再去找他。郑子云在病中，给他增加负担于心不忍，何况他根本没有准备。要不是郑子云打电话询问会议准备情况，自己决定：“好吧，我去主持。”真不知如何是好。

郑子云到了会场，才见到汪方亮的汽车也停在院子里。而且讲话还讲得这么精彩，简直有点像是玩把戏、捉弄人、吊人胃口。

这过程，叶知秋是知道的。因此，当郑子云向她和她身旁的郑圆圆微微点头的时候，她也高兴地对他微笑。

郑子云忍不住插话：“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解放思想，开动机器，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很大突破，经济调整和改革工作正在进行，按经济规律和科学规律管理经济的工作，开始逐步实现。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在一些同志中有这样的思想，好像已经按劳付酬了，只要‘钱’书记动员就可以了，思想政治工作可有可无了。其实，现在群众中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很多，党内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也很多。我们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据我了解，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同志已经注意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比如，曙光汽车厂二车间的班组长杨小东同志。可以肯定，一定还有不少企业的不少班组、车间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工作，因为这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他把大手往杨小东坐的方向一摆，“这位年轻的同志，就是杨小东，三十一岁。”

杨小东在椅子上忸怩起来，低下了头。同时，他暗暗佩服郑子云的记忆力，记得名字也许算不了什么，竟记得他的岁数，他不由得又抬头迅速地瞟了郑子云一眼。只见郑子云那双像鹰一样锐利的眼睛正盯着他。这次，杨小东没有低头，郑子云的目光，激起了他那男子汉的争胜好强之心。

郑子云满意地想：好，小伙子，要的就是你的这个劲头。然后对汪方亮说：“对不起，我喧宾夺主了。”

汪方亮接着说：“这个工作，要先试点，总结经验，然后再逐步推广，最终要制定出一套办法。要做好企业里人的工作，一定要有个制度，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是有轨电车，不能是无轨电车。制度要人人遵守，不能有人遵守，有人不遵守。曹操的马踩了青苗割胡子的事情，京剧里的辕门斩子，虽然是故事，但说明即使在封建社会，一些头脑清醒的人，也要采取一些笼络人心的办法……

“对人的工作究竟怎么做，希望我们把这个问题研究得更好一些。郑副部长对这方面的问题，做了不少的调查研究，刚才，他只讲了一个开头，看样子，大家很希望他再介绍一些情况，我这个分析对不对？”

会议室里响起一片掌声。汪方亮对郑子云说：“你看，大家多么欢迎，你就再讲讲？”

郑子云也不谦让，他想讲，他很想讲。刚才，他已经从众人的眼睛里看到了理解和兴趣，他意识到，他所致力的事情可以得到呼应。思想政治工作一定会被人重视、发展起来，会在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心脏又开始隐隐作疼了，一种麻木感直通向左边的肩膀，沿着手臂通向手掌。老头子，你沉不住气了，兴奋了。是啊，是啊。郑子云想，哪怕他一生最后干完这一件事就进八宝山也是值得的。郑子云的眼睛掠过一张张面孔，奇怪，叶知秋那张丑脸好像被什么东西照亮了，这一霎间，不能说她变得漂亮，但至少是不那么丑了。圆圆，那永远用揶揄的玩笑来掩盖对爸爸挚爱的任性的女孩，像一件艺术品，终于揭掉盖在它上面的那块粗帆布，把它真实的、精美的面目显露出来。此刻，她一点也不苛刻，一点不像平时那么桀骜不驯，她是多么可爱啊。然而郑子云的眼睛却在陈咏明那张因为聚精会神而变得几乎是严厉的脸上停留下来。难道他也像某种动物一样，天生地具有一种可以导向的触角，单单地选中了陈咏明吗？

“我没有做过更系统、更深入的调查研究，我只想把我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介绍给大家，并且我希望大家不要以为我是以行政领导的身份来讲话，可以把我的讲话当做一个企业管理协会的会员，在学术讨论会上的一次发言……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很好的传统的经验。首先是从红军、解放军那里传下来的，在革命战争中起过伟大作用，是我们的传家宝，我们必须继承发扬。

“解放以后，在军队政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许多企业也积累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但是，由于长期左倾路线的影响，对党的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许多同志模糊起来，不少新党员、新干部不了解什么是我们的传统，正如耀邦同志所说，当前确有一种危险，‘就是我们的好传统要失传了’。所以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调动人的积极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必要，是由于随着现代化技术的发展，管理的现代化，生产的高速度发展，在企业中对群体组合的科学化、高效化，对人们迅速地交流、接受、分析信息，对迅速而正确地决策，对加强个人和群体的创造性、主动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家已经注意到，这次会议，我们邀请了研究心理学、社会学的同志参加。这是因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是属于社会的人。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刚生下来的时候，只有自然属性，而社会属性，只是一张白纸，不是生来具有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我们要注意改造影响人们思想的社会环境。比如，人有各种各样的需要，这些需要，导致了人的各种动机和行为。这些动机，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可以导致正确的行为，也可以导致不正确的行为。但是，人的需要和动机，是可以往正确的方向引导的，使之产生积极的效果。这种引导，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部分。我们要关怀人，信任人，尊重人，这是我们做人的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就连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二次大战以后，也有了新的发展。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人的管理，日本丰田生产方式中心，就是千方百计做人的工作，这是日本人管理工作中的最大特点。当然，这是资本家掩盖剥削、缓和阶级矛盾的一种手段……但是，我们要不要批判地吸收他们的管理方法，为我们的四化建设服务呢？比方说，将心理学、社会学中的科学部分，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加以改造，为我所用。丰富我们已有的经验，创造我们自己的、具有社会主义特色、民族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新经验。

“谈到把心理学和社会学应用到我们的企业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中来，有些同志总担心会出毛病，认为这些是唯心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是‘洋玩意儿’，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使不得。其实，这是一种偏见。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是无产阶级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列宁把心理学作为构成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基础科学之一……”

郑子云在讲些什么呀？那些个名词、概念全是吴国栋没有听到过的。

吴国栋对凡是自己弄不懂的东西，都有一种反感。这些让他反感的话，出自郑子云的口中，更让他感到一种压力。虽然郑子云说他不是以行政领导的身份讲话，谁要真这么认为，谁就是个傻瓜。这话，不过说说而已，不管怎么说，他是个部长，谁能拿他的话不当话呢？这么一来，吴国栋没准儿就得重新调整那些多少年也没出过娄子，磨得溜光水滑，几乎靠着惯性就可以运转下去的观念和做法。郑子云说的那套，谁知道它灵不灵啊？！而且郑子云在讲话中所流露出来的热情，在吴国栋看来，是超越身份和地位的，是有损部长的威严和分量的。一个部长，有这样讲话的吗？两眼闪闪发光，还瞪得那么大，两颊泛红，声音激昂，一句连一句，前面一句话简直就像让后面一句话顶出来的。整个给吴国栋一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印象，这就使吴国栋对郑子云的讲话内容，越发地怀疑，越发地觉得不可信。他不由得环顾四周，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意念去寻找，寻找什么？平时在厂子里传达文件和政治学习时司空见惯的扎着脑袋打瞌睡、闷着头织毛活、嘁嘁喳喳开小会、两眼朝天想心事、鬼鬼祟祟在别人后背上划小王八、大明大摆看报纸的情景全都没有了。好像郑子云把人人心里那个型号规格不同的发动机，全都发动起来了。别管是赞同的、反对的，全都支着耳朵在听。难道郑子云讲的话里，真有点镇人的东西不成？

每每说到人的问题，郑子云总免不了有一些激动。

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他经历过很多运动。他时常惋惜地想起，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无辜的、被伤害了的同志。他们其中，有些已经不在人世。比如在延安时，曾和他住过一个窑洞，就是灰土布军装穿在身上，也显得潇洒、整洁的那位同志，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戴上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不堪忍受那许多人格上的侮辱：什么假党员、什么叛徒……自杀了。听说他在遗书上写过这样的话：“……我不能忍受对我的信仰的侮辱，然而现在，除此我没有别的办法来维护我的信仰的尊严……”

一个非常有才干的同志，虽然有些孤傲。

然而孤傲一点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人都有自己的脾性，只要无妨大局。难道一定要当个没皮没脸的下三烂，才叫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吗？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是谁说的？他忘了。他的记忆力已经坏到这种地步。以前，凡是他看过的书，他认为重要的段落，几乎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下来。

是啊，我们有很多的人，有不论水淹或是火烧都不可以毁灭的信仰，然而人在富足的时候，却容易挥霍。

难道他是个守财奴？！要知道，人，这是创造财富的财富，可是并非人人都能在实际工作中认识这一点。侮辱别人，也常被别人所侮辱；不尊重别人，也常被别人所不尊重。难道马克思曾将这行径，列入过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吗？唉，经不错，全让歪嘴的和尚给念坏了。

他自己就像处在这样一个两极之中的钟摆。郑子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他早已变得粗俗，还有些官僚。否认吗？不行，存在决定意识。哼哼哈哈，觉得自己即使不是全部人的，至少也是一部分人的上帝；对那些不是在抗战时期或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革命工作的同志，情感上总有一段距离；听到某人不是共产党员的时候，立刻有一种不自觉的戒备……逢到下级没按自己意愿办事的时候，他照样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打板凳……反过来，他也照样挨上一级的训，俯首帖耳，不敢说半个不字，别看他是个副部长。他心里明白，他可以在一天之内什么都不是，如同别人，如同那些什么都不是的人一样。

当然，现在他还是个副部长，他得抓紧时机，把他想做的工作，尽可能地做好。

郑子云想起田守诚，想起部里的一些人，和那些离心离德、钩心斗角的事情。然而他并没有因为这一个角落而失去信心，失去希望。希望是黄金。不是还有杨小东那些人吗？

新陈代谢，总是这样的。

好像到了深秋，树叶的绿色会变暗、发黄，最后还会脱落。但是到了来年春天，又会长出鲜绿、鲜绿的嫩叶，在同一棵树上，却不是在同一个树节上、枝桠上。

汪方亮微微地笑着。郑子云的话，在他看来是书呆子的呓语，咬文嚼字、天方夜谭、理想主义。他最好去科学院当个什么院士，当部长是不合适的。

改革是势在必行的一件事，但像郑子云这样的一个“洋务派”是行不通的。在中国，办洋务一向以失败而告终。汪方亮觉得郑子云对中国的国民性，缺乏深刻的了解。从郑子云讲到的内容来看，大概是下了不少功夫。为什么不拿出些时间来研究一下中国的历史呢？要干大事情，不研究中国的历史是不行的。中国人从汉代开始，干的就是“重农抑商、舍本求末”的买卖。哼！螺旋式的上升。否定的否定。渗透在整个民族遗传基因里的小农意识。

在部里，人人都说汪方亮是“拥郑派”。按照他的能力，他的才情，他能甘居谁人之下呢？汪方亮不过是拥护改革而已，只是在这个前提下，他和郑子云，走到一块来了。

郑圆圆从来没见过父亲工作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他的工作在社会生活中究竟有多少现实意义。照她的想象，无非是开会——那些常常是只有决议，没有结果的会议；作报告——根据××号文件和××号文件的精神；划圈——可以不置可否；传达文件；诸如此类，而已而已。她只能从家里了解爸爸，而在家里，她觉得郑子云像好些个上了年纪、又有点社会地位的小老头一样，肝火挺旺，急急躁躁，谁的账都不买。前天晚上已经十点多了，全家人都上了床，他却忽然从自己的房间里跑出来，咚咚咚地跑下楼去，说是听见有个女人在叫喊，是不是遇见了小流氓？手里什么家什也没拿，就那么跑了出去。就凭他睡裤底下露出来的小细脚脖子，是小流氓他又能把人家怎么样？好像那些小流氓全是纸糊的，只要他伸出一个手指头就能把他们捅个大窟窿。不一会儿，自己颠儿颠儿地回来了，其实什么事也没有，想必是他自己听岔了。

夏竹筠不过随意地开了句玩笑：“没准儿是哪个女人在楼下叫你去赴约会吧，那么积极！”

郑子云大发雷霆：“我怎么不知道你从什么时候起，已经变成了个大老娘们儿了？”然后“砰”的一声摔上了自己的房门，震得墙上的石灰、水泥簌簌地往下掉渣子。

夏竹筠在他门外又是吵骂又是擂他的门，闹得全家一夜没得安生。

“文化大革命”期间，家里的阿姨让“造反派”给轰走了，妈妈在机关里“全托”，郑子云在机关里“日托”。有次过什么节，方方买回来一只活鸡。圆圆是不敢杀的，方方既然是当时家里最年长的妇女，只有硬着头皮去干那理应是主妇该干的事。她拿着那把锈迹斑斑，早已没了锋刃的菜刀，往鸡脖子上匆匆地瞄了一眼，闭着眼睛抹了一刀，便赶紧把手里的鸡往院子里一丢。那鸡非但没死，还歪着个脑袋在院子里乱飞乱扑，吓得方方和圆圆躲进屋里，关好房门，担心那鸡会不会从意想不到的地方钻进屋来。郑子云拿了一片刮胡子的刀片，很在行的样子说：“用不着那菜刀，这个刀片就行。”他倒是挺从容，一把抓住了那只发了狂的母鸡，把鸡翅膀往后一拧，鸡脖子往手心里一窝，拿起刀片就往鸡脖子上抹，抹了几下也没见血。他脸上那种大包大揽的神气，渐渐地被恼怒所代替，立刻从厨房的门后找来一把斧子，“吭”的一声，把整个鸡头剁了下来。他为这微不足道的小事，而生出来的认真的恼怒，真是好笑极了。可是郑圆圆不敢笑，他那种死不服输的劲头，简直到了连开玩笑都不懂的地步。

也是在那段没有女人当家的日子里，郑子云常常指着厨房里的那些作料瓶子对圆圆说：“瞧见吗？这个瓶子里装的是肥皂粉，可别当成盐放进菜里去！”他心血来潮，难得地炒了一次菜，油都冒烟了，葱花还没切；炝了锅，又发现菠菜还没洗，最精彩的是他偏偏把那瓶肥皂粉当成了盐。当肥皂粉在锅里泛起泡沫的时候，他就像在参观一台刚出厂的数控机床，背着手问道：“嗯，它起沫了，它为什么起沫？是不是加盐之后都要起沫？”

就是这样，他也没有把那个装肥皂粉的瓶子挪到别的地方去。而他自己不动，别人是不敢动的。

郑圆圆一阵遗憾：她作为他的女儿，她对他的了解是多么的肤浅啊，这里才是真正的他，热情、追求、执着。郑圆圆转过头去看叶知秋，镜片后面，叶知秋那双小而浮肿的眼睛，竟也闪动着一些光彩。

叶知秋感到了郑圆圆的注视，回过头来，对郑圆圆说：“你有个多么好的父亲，你应该很好地爱护他。”

她的语气里，有着深深的遗憾，好像她深知郑子云不论在家里或是在工作岗位上，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照应、理解和支持。

这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人，怎么会比郑圆圆自己，比她的母亲想得更周到呢？

看着郑圆圆那探究的目光，叶知秋加了一句：“像他这样的人，不仅仅属于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他应该属于整个社会。”

爸爸在别人的心里，竟是这样重吗？

十几台录音机在收录。

陈咏明那黝黑结实的脖子，像鹅一样执拗地向前伸着。那头灰白的头发，并不使他显得老迈，反倒增添了男人成熟的美。看他那样子，不再大干上十五年，他是决不肯善罢甘休的。

杨小东歪着脑袋，像孩子似的半张着厚厚的嘴唇。上一代人，对他们这一代人有多少误解啊，以为打动他们的不过是吉他、喇叭裤……问题是社会能不能拿出来真正引动他们的东西。

那个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表情十分严肃，很有派头上了年纪的男人，大概是个大学教授吧，好像在听学生的论文答辩，时不时地皱皱眉头，是不是觉得郑子云有些提法还不够严密呢？

最触目的是吴国栋，好像一个吃斋念佛的清教徒，不知怎么一下从天上掉进了沸腾着人间一切淫邪欲念的地狱，恐怖得几乎精神失常。一双眼睛，张皇无定地溜来溜去，好像要找个豁口逃将出去，好笑极了。

叶知秋遗憾着莫征没有机会来这儿见见世面，那他就会知道，中国，还是有自己的脊梁骨。

郑子云的肩胛因为双肘撑在桌面上而高高地耸起，像一头耸起翅膀、准备腾然飞起的苍鹰。他成功过，失败过，摔得头破血流。现在，他又要飞了，并不考虑自己已经年迈，也许飞不了多久，就没有了力气，越不过一座高山或一片汪洋，便葬身在崇山峻岭或汪洋大海之中。然而，那不是一头雄鹰最宏伟的墓碑吗？

脸颊还在发热，脑袋是麻木的，舌头是麻木的，全身像散了架一样。只有心脏不肯麻木，像个让人娇纵坏了的女人，稍一伺候不到，就要给人点颜色看看。讲了四个小时，中间还没有休息。

郑子云想，什么时候对沉积在血管壁上的胆固醇，能够像对结垢的电站锅炉那样，来一次酸洗该多好。道理都是一样的嘛。梦想是容易的，思维在一瞬间可以建立起一座宏伟的宫殿，而爱因斯坦推广相对论的原理，却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郑子云闭上眼睛，往靠背上斜倚下去。在这辆汽车里，他觉着比在哪儿都自在，甚至比在家里。他不必应酬，不必勉强，不必不是他自己……

不必……

不必……

这里如同是他的蜗壳。人有时多么需要一个蜗壳。

司机老杨是体恤他的。老杨从不过分殷勤，讨好地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周旋，不用审度的目光搅扰他，也不同任何人议论他某天为什么车门关得那么重，某天又为什么中途而返……就连车都开得相当经心，加速或刹车过渡平稳。不久以前，刚刚吃过中饭，郑子云听见有人敲门。会是谁呢，正是中午休息的时间？原来是老杨。郑子云请他进屋，他不肯，站在门廊里对他说：“您再有什么事要车好不好？我家大小子说，好几次瞅见您骑着个自行车在街上转悠。人家谁上街、看电影不要车哇。”这大概是老杨对他说过的最长的一句话了。

这件小事，使郑子云感动。但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拍着老杨敦实的肩膀，笑着、拍着。他觉得说什么也不合适。装腔作势地唱一段不要搞特殊化的高调？那会伤害老杨那颗纯朴的心；答应老杨，以后哪怕去吃涮羊肉也一定要车？郑子云又不是“入乡随俗”的人，那反而让他觉得像做戏一样的难受。

汽车减速了。大约前面不是红灯，便是路面上有坑洼。随后，郑子云觉得身子轻轻地颠了一下。他睁开眼睛，街上正是一天里行人、车辆流量最大的时辰。

右转弯，绕过一辆进站的公共汽车。上车的人你推我搡，在车门口挤成一团。两个挺胖的人同时卡在车门那里，谁也不肯让一步，谁也上不去，闹得后边的人挺着急。有个小伙子拿肩膀使劲儿地把那两个卡在车门上的胖子往车里顶。要是不这么乱挤，大家早上去了。

那辆公共汽车，不等人上完就启动了。其实车上人并不多，车下的人全能容得下。这么一来，它就把本应是自己的乘客甩给了下一辆公共汽车。而等车的人，又得白白地耗去许多时间。这是原本不存在的、硬给自己添上的麻烦。

真正使人疲惫不堪的并不是前面将要越过的高山和大川，却是这始于足下的琐事：你的鞋子夹脚。

马路两侧的街灯亮了。远远看去，像一条波光闪烁的长河。马路当中，一辆辆小汽车的红色尾灯流泻过去，像一艘艘小小的快艇。城市生活中到了顶的美妙景色。

郑子云摇开车窗，风吹了进来，抚弄着他的头发，他的衣领。他觉得自己也像驾了一叶扁舟，驶向永远到不了的地方。他想起自己刚刚作过的报告。这一生，他作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报告？回忆不起来了。记得的，只是那被热情燃烧着的感觉。

热极生风。旋风刮过之后，什么也不会留下。

他这次报告，也会像过去的报告一样，不了了之。如一片雪花之于沙漠。他感到沮丧。人在疲倦的时候思想容易变得灰暗。

领导人物的素养中有一条：能保持稳定的情绪，不沮丧，不失理性……他刚刚讲过。他的嘴角上浮起那在部里颇享盛名的“郑子云式的冷笑”：刻薄、冷酷。正是他自己，还不具备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的素养。

也许不必那么悲观。据他所知，北京、上海、哈尔滨……许多城市的工业管理部门，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大专院校，都已开展了这方面的组织、研究工作，有些企业业已开始试行。生活毕竟前进了，人的思维方法已经变得更加科学。人们一旦从迷信和愚昧中挣脱出来，就会爆发出无法估量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