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咏明疲劳已极。耳朵里像塞了两个棉花球，铿锵的锣鼓声、人们的喧哗声、爆竹的嘭嘭声，仿佛都离得很远，很远。

分到房子的各家各户，都要请陈咏明吃饺子，不吃谁的都不行。这怎么吃呢？陈咏明就是有二十个肚子也不行。不知谁出了个主意，每户出一个饺子，派一个代表，在基建队那口大锅里煮好，请上陈咏明，大家一块吃。现在，基建队那口大锅前头，热气蒸腾，煮饺子的人正你推我搡……陈咏明不喜欢这样的场面，但他不能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干涉别人表示自己欢乐的方式。他必须站在那里，那也许会使大家的笑声，得到几秒钟的延长。他应该为一切人的快乐，尽力去做。哪怕这努力发出的温热，像炉灶里爆出来的火星那样的微小。

几天几夜几乎没有合过眼。仿佛这样，他就可以给那与死神搏斗的吕志民增加一份力量。

最后在给排雨水管子上漆的时候，吕志民从脚手架上跌了下来。

谁这样说的？“这孩子太大意了。”

不，陈咏明自己就是一个严正的法官。问题在他这里。他应该预计到人们在接近成功时往往会出现的麻痹。一切出其不意、完全可以避免的不幸，往往发生在最后松一口气的时候。他是什么人，难道是和吕志民一样的毛头小伙子不成？为什么他没有做一次讲话，强调一下人们应该警惕和注意的问题？

在医院手术室外的长椅上度过的几小时，如同几年那样长。每一个从手术室出来的穿白大褂的人，都会使他心惊肉跳。神经已变得那么脆弱，每每郁丽文走过来，静静地在他身旁坐下，他都拧过身子，不去望她，头也不回地问她：“你告诉我，情况怎么样？”

“很严重，肝破裂……”

“有希望吗？”

“在努力……”

“好吧，干你的去吧。”

只是在确知吕志民的危险期已经过去之后，他才无言地把他的头，靠在郁丽文那柔弱的肩膀上。

旗帜，红色丝绸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陈咏明的眼中，却泛起薄薄的一层泪水。原不应该有泪水的。那是为了什么呢？也许是为刚刚度过危险期的吕志民；也许是为得到这一点满足，便付出这许多快乐、感谢之情的慷慨的人们。

到底谁应该感谢谁呢？

一栋栋极其简陋的住房，便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小巢。太寒伧了。就是这样一个小巢，他们也耐心地、梦寐以求地等待了许久。

陈咏明想起吕志民在病床上说过的谵语：“小宋，你先住，咱们哥们儿过得着。这房子既分给了我，我说了就能算……不，不，你别跟我推让。厂长说了，还要接着盖呢，早晚的事，早晚的事。”

我们有多少习惯于坐在窗明几净的高楼里，侈谈“阶级感情”的人，要是他们听了吕志民徘徊在地狱门前所发出的充满阶级情谊的谵语，看见人们如何因得了这简陋的小屋而欣喜若狂，他们会作何感想呢？

也许他们什么也不会想。

马克思在《雇用劳动和资本》一文里说过：“……总之，简单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就是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这种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费用的价格就是工资。这样决定的工资就叫做最低工资。”

是啊，那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在，工人阶级变成了社会和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为什么仍然处在这种只能维持和延续后代的经济地位上？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完全有可能把他们自己的物质生活改善得更好一些。有没有人能有勇气站出来回答，老百姓创造的那些财富，是不是正常地发挥着它们应有的积累和公共福利的消费作用？

如果马克思还活着，他将有责任对忠实信仰他的学说的人们，就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重新做出回答和解释。原有的理论，已经不够用来解释和回答社会主义国家当前所共同面临的新问题了。

第一碗饺子盛了出来，李瑞林排开众人，紧紧地抓住了那只碗，说道：“这碗饺子，一定得由我递给老陈。”他那不顾一切的神色，使得人们不便与他相争。

李瑞林觉得，他有充分的权利，把这碗饺子端给陈咏明。

前些日子，陈咏明曾把负责挖鱼塘的任务交给了李瑞林，那是一个准备为全厂职工家属改善生活、谋福利的长远措施。挖塘以前，陈咏明叮嘱他，鱼塘的围堰，一定要用压路机压结实，铺上石头以后，再铺沙子。当时，李瑞林对陈咏明的那股怒气，还没有消掉。陈咏明的话，根本听不进去。

有一段围堰，李瑞林没有坚持按陈咏明交代的办法去办。放水、放鱼苗之后，一冻冰，果然从那段围堰上决口了，跑了鱼苗跑了水。李瑞林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怎么向全厂的职工交代？陈咏明那里倒好办，顶多挨一顿批，可全厂职工，对这些鸡场、鱼塘抱的希望多大啊。物价涨得那么快，鲜鱼的供应又那么短缺，职工们就盼着自己厂里的这点福利呢。李瑞林急得一进厂长办公室的门，便抱头痛哭。陈咏明沉默了半天，说：

“老李，别难过了，我和你一块从头干起吧。”

“你怪我吧？”

“我不想责备你了，老李。你的眼泪已经对你的失职，进行了谴责，同时也表明你还是有责任心的，它是宝贵的。”

人活的是什么？就是得人知己。李瑞林对陈咏明让他看大门时积下的怨气，豁然一下，随着那决了口的塘水流走了。李瑞林有了一种完全崭新的尺度、一种完全崭新的眼光，来衡量、回顾陈咏明所做的一切。

陈咏明只想呕吐，嘴里满是苦味儿，什么也不想吃，什么也吃不下去。他需要的是仰面朝天地大睡一场，睡上它三天三夜。可他又明明知道自己睡不着。刚才看过一个通知，部里最近准备召开一个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要求参加单位做好准备发言。那个通知，让陈咏明感到泄气。会议精神，写得含含混混，前言不搭后语。又是什么在工业学大庆的基础上，总结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喽，又是什么如何加强新时期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途径喽。既然大庆是人人都得念的一本经，抱着念不就行了，还探索什么？从上到下，事无巨细，都体现了一种折衷和调和。如果决策人都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既要这样，又要那样；既不是这样，又不是那样；忽而这样，忽而那样，下边怎么办？我们的事情还能不能办好？

此外，郑子云副部长方才来电话，说是趁明天是星期天，部里人休息不上班，他要到厂里来看看。为了让自己的司机星期天得以休息，他让陈咏明开车去接他。郑子云选定这一天，大概不想惊动大家。如若不是星期天，如若通知秘书安排，他这一下厂，自然会跟上部里主管局的局长、有关处室的处长、工程师、技术员、秘书……一大队人马。究竟有什么事呢？陈咏明不可能不费心思去揣度郑子云到厂里来的目的……

人有时会分离成若干个自我，在接过李瑞林带着庄重的神色，递给他的那碗饺子的时候，陈咏明感到一个勃发的、新鲜的自我又在一片激情里诞生。对一个饱经忧患的人来说，这样的激动，是很难重现的，因此，陈咏明知道这激情的可贵。此时此刻，他多么希望他们之中有谁埋怨他一句，或是批评他一句。吕志民还在医院里躺着……但那些热切地望着他的眼睛，又明明在躲闪着，仿佛那些有教养的人，不看人家的秃头顶一样。陈咏明只有喃喃地说着：“谢谢，谢谢大家！”然后，他去夹饺子。手变得笨了，饺子总是从筷子里滑脱出去。夹了几次，才夹住一个。陈咏明抬头看看围着他的人群，爆竹声、锣鼓声、喧哗声全都停息了，人们也都无言地望着他。陈咏明觉得有一种厚而坚实的东西将他包裹。他好像变成一个包裹在种子里的胚胎，这种子将产生力量。在那许多眼睛里，他看到老吕头那双昏浊的老眼，眼睛下是老吕头那胡子拉碴、颤动着的下巴。陈咏明把夹着的饺子往老吕头的嘴边送去。他说：“老吕，对不起你。”

老吕头流着两行老泪，一口吃进陈咏明夹给他的饺子：“老陈，千万不能说这种话啊。”

一片唏嘘之声，轻轻地散开去。

陈咏明忙高声叫道：“敲啊！鼓呢？敲啊！”

隆隆的，催得人心慌的鼓声响起来了。

大概因为陈咏明是郑子云推荐的，所以宋克才会写这封信给他。当初选定陈咏明任曙光汽车厂厂长的时候，就曾有人在郑子云面前说长道短。一百个看他不上。

有人说，他有什么本事？不就是盖房子，抓床子吗？

陈咏明过去是机床厂的厂长，当然要抓床子，不抓床子还叫什么机床厂。

不盖房子行吗？让工人睡到露天地去？厂里不要扩大再生产？

还有人说，陈咏明到哪儿，哪儿不听招呼，老当违法户。中央下的文件，他老有他的看法，和部里拧不到一块儿。

和中央保持一致，是指大方向的一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些不同的看法，也是正常的。有位中央领导同志说过嘛，“不唯上，不唯书，要唯是。”这个“是”，指的就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有些人一办起事情来，偏偏就忘记了这个原则。

对陈咏明这个人，究竟怎么看呢？好像郑子云也老和别人唱反调。

由于陈咏明是个敏锐、敢说、敢干、敢负责的人，这就免不了要当出头鸟，免不了要挨乱枪子儿。等到后来，事物的发展终于证明了他的正确，桃呢，早让那些能说会道、花言巧语的人摘跑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陈咏明一出来工作，就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中破掉的规章制度、组织机构。解放干部，让他们尽快地出来工作。又把靠造反上来的中层干部送回车间。有人说，“蹲了几年牛棚出来，还是这一套。”

造反派说，“复辟倒退。你一上来，造反派下去了，你那帮狐群狗党又上来了。这不是‘还乡团’吗？”

他说，“咱们这个革委会可是新成立的、革命的。你们造反，造谁的反？”

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他很早就注意提拔技术人员，恢复技术职称。那时，这些问题，还没有个明确的说法嘛，还是团结、教育、改造嘛。

不依靠技术人员怎么行呢？刚进城的时候，帝国主义、国民党不是预言我们管不好城市吗？他们以为我们是从山沟里来的，没有文化，没有技术，没有自己的专家，但是我们可以依靠知识分子。有些同志，目光太狭隘，对知识分子，总是持着不信任的态度。

光信任你、重用你，你能解决那些技术问题吗？你不能干，也不让人家干，怎么行呢？光靠扛大活的办法，能把社会主义现代化扛上去么？我们的目标长着哪。

在工资形式上，陈咏明搞奖励制度、实行计件工资也比较早。那时，从全国范围来讲，还没有提扩大企业自主权嘛。厂里有一部分为数不多的活工资，每人平均五元左右。就是那一点活工资，真让他搞活了。陈咏明说，“咱们不能干不干，五块半。”对完成生产定额、未完成生产定额以及超额完成生产定额的，都定了几条杠。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平均主义，对调动工人的积极性是有利的，特别在破铁工段搞计件工资。原来破铁工段生产率很低，全靠拼体力，把大块的废铁破开、砍碎成炉料化铁。陈咏明搞的又是无限计件，完成一吨任务，该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不封顶，不限制超额多少之后就不许超。这么一来，使那个工种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三四倍。那个时候就这么干，不叫做“顶风上”吗？

搞战备工程的时候，让厂子里自筹资金，自筹材料，自筹施工力量。动员报告说得血糊哩啦，“备战工程搞不好，老人家睡不着觉。”厂子里对这“三自”有意见。上头还说，“不要踢皮球。我这里一样没有，有也不能给你们，还要支援第三世界的弱小民族呢。”

自筹？钱从哪里来？只有摊入成本。而挤占成本又成了陈咏明一条罪状。可是，让厂里掏腰包，掏得起吗？

材料哪儿来？国家分配给厂里的材料，有些品种规格根本就是零。有的品种规格只能满足百分之八十的需要。他找不出材料，只好拿产品去换。不以物易物，能完成你的任务吗？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部里召集在京各厂表态，并且通知各厂停工停产，收听大会实况。陈咏明就没有执行。他一不表态，二不停产。说，“毛主席不是说了吗？业余时间闹革命。你要是业余时间开会，我就听，工作时间不行。我们有国家任务在身，不能停产。”

…………

他就是这么个人，你想抓他的小尾巴？没那么容易。我们这套办法，说严嘛，严得不得了。不许这样，不许那样。如若这样，党纪上如何如何，如要那样，国法上如何如何，吓人得很。说到疏漏嘛，又可以说处处有缝可钻。陈咏明算把我们这套办法琢磨透了。

这，不是现时当厂长的好材料吗？

那时候，宋克倒没说陈咏明不好。宋克急着回部里上班，陈咏明不到任，他就脱不了身。不管是陈咏明、何咏明还是朱咏明……只要来个人，赶快让他脱身就行。

陈咏明曾请求宋克晚走几天，哪怕晚走半个月，帮他熟悉熟悉情况。宋克连一天也没多留，把陈咏明仓促地推上了阵。好像晚回部里一天，那个局长、部党组成员的位子就会让谁抢了去。在部里当个局长自然比在基层当个厂长舒服多了，好干多了。一个厂长，要能文能武，能踢能踹，经打经摔。所以郑子云认为干部应该交流。当部长、局长的，应该到企业、到基层干几年，把上层工作和基层工作的经验结合起来，工作就自如多了。

现在呢，宋克看着陈咏明处处不顺眼儿了，甚至有意地挑刺儿。原因很清楚，因为陈咏明在汽车厂的工作很有成效，组织部门有意将他作为重工业部副部长候选人。这就胁迫到宋克的切身利益了。田守诚早已向宋克许过同样的愿，所以才把宋克从汽车厂弄回来，又安排个部党组的成员，这都是为宋克当副部长铺下的台阶。

难道宋克已经按捺不住，非要自己出面写这么一封不聪明的信吗？唉，利令智昏噢……

郑子云准备回他一封信，为了这封回信，他必须亲自到厂里看看。究竟宋克反映的情况有几分是真实的呢？他的话说得那么肯定——

子云同志：

你好。前天我收到了曙光汽车制造厂两名中层干部的来信，信中提到一些问题，要求我有机会一定向田部长反映。他们反映的问题是听说最近部里和某报纸准备写文章表扬曙光汽车制造厂的领导，对此他们很有意见。他们说汽车厂有点进步，但问题很多。生产一直上不去，贷款已达××元，流动资金已达××元，职工总数已达××人，另外尚有大集体职工××人，家属工××人。厂里利用福利笼络人心，只抓生活，不抓生产。通过非法手段搞到基建材料，大兴土木，组织本厂职工自盖工人住房，发生了严重的伤亡事件。并违反财经纪律，将此项用款摊入成本。生产上品种质量问题很多，管理问题也很多，有些，甚至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如撤消政工组、大庆办。中层干部中大多数不安心在曙光汽车厂工作。干部不安心，工人有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表扬厂领导，只能起反作用，引起广大职工的不满。信中还提到某报过去表扬××同志，引起了一场风波的问题。为此他们建议要慎重对待，否则将会引起群众更多的意见。

因为我不了解情况，提不出具体意见，他们要求我一定把他们的意见报告田部长，我只好如实地反映一下，请他参考。为此，有机会的话，请你向田部长报告一下。

敬礼！

宋克

根据这么一些不知是真是假的反映，就说不能表扬陈咏明。笑话，管得太宽了吧。作者愿意写，刊物又愿意发，重工业部有什么权力压制人家。信里反映的情况，是不是属实？随便写封信，既不调查，也不研究，就把一个人否定了，对同志未免太不负责任了吧？那是一个人，又不是一只小狗、小猫。

现在的事情就是这么难办，既不能批评谁，也不能表扬谁，全都摽着劲儿。把这些劲儿用到正经地方去，能干多少事。

到曙光汽车厂，该看哪些地方，郑子云心中有数。他多次到过这个厂，熟悉这里的情况，有些情况不用人介绍，自己就能有个比较。

郑子云首先去的是食堂。他清楚，这地方如同人家的后院，在这里，可以看到在富丽堂皇的前厅里看不到的东西。水泥地板冲洗得干干净净；搁板上，以及盛满调料的瓶瓶罐罐上，没有渍着黏手的油泥；水池里或案板上也没有堆着用过未洗的碗盏。炊事员们是精细的，就连洋白菜根，也用酱油和味精腌过，做成可口的小菜。大师傅的精细，说明他们安心这个工作，不像有些食堂，煮猪食一样，用盐水熬一大锅白菜帮子了事。

托儿所已经整修一新。院子里的垃圾也已清除。滑梯、转椅、压板上新刷的浅蓝色油漆，在冬去春来的缓慢交替中，更显得赏心悦目。每张小床的床头，贴着拟人化的动物画片：带着粉红色围裙的熊妈妈在烤饼；穿着浅蓝色背心的小白兔抱着一个大红萝卜；还有偷吃葡萄的红毛狐狸……每一个动物都使郑子云想起童年时代读过的童话。孩子们躺在这样的小床上睡觉，会做可爱的梦。那些小床、小椅子多可爱啊。再躺进那小床里是不可能了，小椅子呢？还是可以坐一坐吧？郑子云笑嘻嘻地在那椅子上坐下，两个膝盖高高地耸起，老胳膊老腿立刻觉得不自在起来。不行，人是不会缩小或还原的，不论形体或心灵。而水分子分解之后，还可以变为氧原子和氢原子。郑子云摇头。

陈咏明立刻睁大一双布满红丝的眼睛，以为郑子云看到了什么不满意的地方。郑子云拍着陈咏明的背：“没什么，没什么。你太累了，休息得不够，精神就显得紧张。”

陈咏明紧紧地咬了咬牙根，腮帮子上立刻鼓起两道肉棱。

然后，他们又转到新盖的宿舍楼前。真快，仿佛楼里的人已经在这里定居了一百年。小小的阳台上，晾着破破烂烂的、五颜六色的被单、衣物，堆放着早就可以扔掉的旧烟囱，以及从地震棚上拆下来的破竹竿、破木头、破木板、半截子砖头……

郑子云立刻转身。他匆匆地瞥了陈咏明一眼，又赶紧地把眼光移开，觉得不自在起来。仿佛这破破烂烂的一切，全都跟他有关。无论如何，总比两三家住一套房子，一脚丫子伸别人被窝里强多了。郑子云只有这样安慰自己。就是这样，恐怕陈咏明把浑身的解数都使出来了。郑子云深知这里面的艰辛。

郑子云跑过许多工厂，他常感到，了解一个工厂，有时像了解一个人一样，只听别人的介绍是不行的。到车间里走一走，立刻就可以摸到整个工厂的脉搏。郑子云注意到在说到产值啦，利润啦，计划完成情况啦这些数字的时候，陈咏明根本不看笔记本。这些随时都在变化的数字，全装在他的肚子里。说实在的，这样的厂长不多。

车间里有一种让人兴奋的、一环紧扣一环的节奏感。看不见聊天的、看报的、溜达的、躲在工具箱后面睡觉的。郑子云看见一位车工和一位铣工正在交接活，两人对照着一张什么纸单子，认真地和加工件查对着。他走过去，见是一张油印的“工序转移单”，随即问陈咏明：“这单子都能认真填吗？”

“这和均衡生产、计划生产有关。不但全厂有生产计划，车间、班组、个人都有。每个月上旬、中旬、下旬，甚至每日各生产多少，都有严格计划。计划就是命令，谁不完成也不行。上道工序交来一百个活，下道工序必须承认，互相签字画押，如果到了第三道工序只剩下九十九个活，就得查一查，那一个哪儿去了？这样，从原材料进车间，第一道工序到最后一道工序，谁也捣不了鬼去。成品是多少，废品是多少，成品率是多少，都很准确。这不但加强了每个人的责任感，而且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每天是否完成了任务。”

郑子云点头。又问：“你们这里，对奖金问题怎么处理呢？”

“我们的体会是，搞好奖励，根本问题在于管理。自从一九七八年七月上级批准可以发放奖金以后，大家很高兴。因为过去中层干部一点权也没有，光靠政治动员行不通。随之而来，又出现了新问题，奖金得评，怎么才能评得合理呢？那时候，管理还没跟上，谁完成了多少生产任务？质量如何？没有标准，没有数字出来讲话，只能靠印象。因而一评奖就吵架，闹得不团结，人人心里不服气。‘你一等，我二等，我比你差在哪儿？咱们得说道说道。’班组长月月为评奖伤脑筋。所以奖励办法一执行，也逼着我们搞管理，班组长必须说得出来，谁比谁好，好在哪儿。我们搞了一个奖励标准，月底把各项数字一公布，自己能算出来该不该得奖，用数字说话。这么一来，奖也不用评了，会也不用开了，架也不用吵了。”

郑子云问：“对不愿意拿奖的人怎么办呢？”

“有些家庭经济情况好的，一开始不愿意拿奖金，他们觉得何必为五元钱累死累活呢。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修改奖励办法，同时也进行教育：作为一个工人，完成任务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奖金是分配的再分配。你拿工资就应该完成任务，你完不成任务，不但不能得奖，连工资也不应该全拿。我们规定，确实无故，比如不是床子坏，料也有，没有病……完不成任务的，扣工资百分之五，由于个人完不成任务影响班组的，扣百分之十，影响车间的扣百分之十五。”

“没有人提抗议？”

“有过。说：‘罚我不行，有这规定吗？’我问：‘我规定你可以不完成任务吗？’”

“工厂怎么敢批准这个办法？”郑子云着实为陈咏明的大胆而惊讶了。

“因为我们有一套办法跟上来，确实可以证明他是无故完不成任务。比如床子不好，设备维修组应在‘设备维修报告单’上签字，证明床子确实有问题。病了？有大夫的病假条。刀不好？有刀具组签字：‘他要的那个刀，我没供给他，停车多少小时。’都是板上钉钉，死的。扣他一分钱、一角钱也叫扣。他是没完成任务的，不光彩的。到现在，还没有找党委吵闹的，因为他说不出话来，他自己还得在一切必要的报告单上签字。这是不留情面的。当然，也有一些补救的办法。比如，我们规定，废品率超过指标两倍要扣工资。每个工种的废品率不一样，如果规定是百分之一，那么到百分之三就要扣工资。而废品率是按工时计算的，虽然达到百分之三，要是想办法加班加点多干，相应的，废品率就又会降下来。损失就又挽回了。”

“对后方班组，比如电工、刀具、维修、科室管理人员怎么办呢？”

陈咏明感到郑子云问得很在行，而且看出他很有兴趣，便耐心地说个仔细：“过去，工人床子坏了不着急。有些人还说：‘停床子才好呢。停两天，我溜达两天。’这套奖惩办法订出来之后，一停床子，他急了，影响他完成任务。虽然扣不了工资，可拿不上奖了。现在，他积极找设备维修组修床子了。由于我们过去对设备维修组没有考核办法，修床子可去可不去，床子一停两天过去了，人们得‘三请三邀’，大家叫他们‘设备大爷’。刀具组也是这样，人家没刀了，他们也不想法子。于是，我们搞了一个‘每月全车间所有设备平均停台不超过两小时’和‘每月单机停台不超过十二小时’的规定，超过两小时和十二小时，扣设备维修组全组的奖金。一个月没出现设备停台，每人给加二元钱。刀具组如果没出现因刀停台，也给每人加两元钱。这样，维修组每人每月可得奖金十八九元，国家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了。过去他们没事就溜溜达达，现在马上就修，为了把维修时间缩短，他们把设备分配到人，哪几台由哪个人负责，出了事，停台时间长就找他。他们还抓紧时间对易损件搞配件制造，利用休息时间搞二级保养，搞预防工作，不让床子出问题。当然，对工人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集体荣誉感，不愿意因为自己而影响大家。有的人不愿意拿奖金，班组长还帮助他拿，拽着他拿。”

“没遇到什么阻力吗？”

“哪儿能没阻力？刚开始执行的时候，一个维修组长找我们吵了七次架。他说：‘你去访问访问全国、全市的工厂，有没有对维修、刀具、后勤组下工作量的。要是有，你罚我，我认头。要是没有，你罚不着我。’我说：‘你们是愿意干不干都一个样、每人每月五元钱基本奖呢，还是愿意多劳多得？你能代表全组的工人说，就是愿意干不干都一个样吗？’他没词儿了。”

…………

这一切，都和陈咏明上任之前大不一样了。郑子云还记得陈咏明上任前，他和陈咏明那次交底的谈话。郑子云笑眯眯地想：还好，陈咏明没让他吓倒。

郑子云还想问些什么，但他看出，陈咏明很累、很累，干燥的嘴唇上，还爆裂着一层干皮。

砰！一个篮球从球场上飞了过来，直捣郑子云的脚后跟，差点绊了他一跤。只听见篮球场上发出几声带着歉意的“哎哟”声。这些年，“对不起”这样的字眼，在人们的词汇里已经很难找到。也有哧哧笑的，自然是笑他的笨拙。郑子云回头，正好和跑来捡球的吴宾打了个照面。吴宾站住了，感到意外和突然地咧着嘴巴。他打量了一下陈咏明和郑子云的神态，立刻猜到了郑子云大致的身份。

郑子云笑着伸过手去：“你好，还认识吗？”

吴宾用那只沾着泥土、被汗水濡湿了的大手和郑子云紧紧相握：“当然认识。”并且回过头去，朝球场上吹了一声口哨，那伙人立刻跑了过来。原来都是在“新风饭店”吃饭时见过的。

陈咏明奇怪：“你们认识？”

郑子云简单地说了个大概。然后对杨小东说：“正好，我要找你。”

“找我？”杨小东根本不明白他和郑子云之间有什么联系的必要。

“对，找你。过些日子，部里准备开一个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我想请你参加，谈谈你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体会。”

陈咏明大笑：“你真找对人了。”

杨小东诚惶诚恐：“您别开玩笑了。我连党员都不是，还谈什么做思想政治工作。您还是找我们的车间主任吴国栋去吧。”

“就是你们背地里骂的那个车间主任？”

吴宾说：“对，开会就得找那号主儿。部里召开第一批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大会的时候，他就参加了。还在首都体育馆作过报告，讲过学习体会。四菜一汤吃了，高级宾馆住了，中央领导同志也接见了，厂里给他吹了个够。他一张嘴就是现成的，还保险不会给您捅娄子。”

郑子云对陈咏明说：“你听听，这是批评你呢。”

陈咏明也不相让：“不也是批评部里吗？”

杨小东说：“再说，我都不知道说些什么。”

郑子云说：“就把你们那天在饭桌上说的事，再说一遍就行。吴国栋同志嘛，也请他参加。”他转向陈咏明，“采各家之长嘛。”

郑子云说罢，便朝停着一排新汽车的停车场走去。杨小东一伙人不由得跟着他向前走。郑子云对他们已不陌生，在“新风饭店”的邂逅，彼此留下的好感，超越了地位、等级的界限。

郑子云随手拉开第一辆汽车的车门，用手指头抹了一下司机的座位，车座上立刻现出一条清晰的指痕。“密封性还不大好啊。耗油量多大？”他问陈咏明。

“一百公里耗油十五到十六公升。”

“日本同样型号的车一百公里耗油量是十二到十三公升。”郑子云不是提出批评，他只是信口比较一下。他知道，这不一定是陈咏明厂里的问题。一辆汽车，许多部件的配套产品是由协作厂供应的，并非所有的部件都由本厂生产。现在各厂的情况是长短不一，协作厂不一定都能按你的质量要求提供配件。

郑子云这句话，引得陈咏明又一次升起那个欲望——成立一个联合汽车公司，把所有的协作厂组织起来，大家在管理上取长补短，统一管理、组织生产，使散兵游勇式的生产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竞争力。也许，我们会超过日本。为什么不能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呢？

郑子云坐进驾驶室，问道：“谁要不怕死，就上来跟我兜一圈。”

陈咏明并不阻拦郑子云。他听说过，郑子云会开汽车，有时在偏远的山区，交通警查得不太严的地方，还和司机轮换开车。

吴宾跳了上去。他喜欢郑子云，觉得他通情达理、实实在在，大概不只坐在办公室里划圈。吴宾心里，还有一丝自谴：他过去对部长们下的定义未免绝对了一点。同时他想，万一老头不行，可以帮他一把。

吴宾斜眼瞟着，郑子云那只穿着棕色袜子，千层底布鞋的脚，沉着地踏下去了。启动了。“行！老头子还真有两下。”吴宾看着郑子云转动方向盘，倒车，拐弯，驶出停车场，沿着工厂里的柏油马路兜圈子。

“那个姓吕的小伙子怎么没见着？”郑子云问吴宾。

“盖房子的时候摔伤了，现在还在医院里住着呢。”

郑子云显然受了震动，把车子停在路边。侧过头来，严肃地盯着吴宾的眼睛。气氛显得紧张起来。

“情况怎么样？危险吗？”

“肝破裂。危险期已经过去了。”

“会留下残疾吗？”

“医生说不会。”

郑子云缓缓地转过头去，看着前方。“为什么？安全措施不够，还是安全教育不够？”

“工程快完了，大概心里有点急。”

郑子云说：“这种事总是有征候的。八成事先应该看出来，工程快完的时候，每班班前讲话要特别强调安全，加强检查。”

“厂长一直盯在医院里，到小吕脱离危险期才走开。”

“这件事，群众有什么反应吗？”郑子云这才把车子重新启动起来。

吴宾警觉地看了郑子云一眼，有一会儿工夫没说话。郑子云立刻感到一种疏远的气氛从吴宾那儿冒出来，并且在他们之中漫开来。他微笑了，他感到吴宾很爱护他们的厂长。即使吴宾不说什么，郑子云也明白了群众对这件事的态度。

“不一样。有幸灾乐祸的，这多半是几个带点官衔的人。一般群众都能谅解。”吴宾还是照实说了。

“这车，加速过程还是太长。”郑子云转了话题。

直到亮起灯盏的时分，陈咏明才送郑子云回城。两个人都累了，谁也不再说什么，车子里，气氛显得很沉闷。陈咏明随手打开了放在右手座位上的录音机，音乐响起来了。

郑子云随口说出：“肖邦的《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

陈咏明也不回头，眼睛盯着黑黝黝的前方，悠悠地说：“念中学的时候，我拉提琴拉得废寝忘食。我爱音乐，它是艺术王冠上的宝石，我也曾想过当物理学博士……可是我却当了厂长。”接着，他轻轻地笑了笑，那种有点苦涩的回味的笑。

郑子云默然。

他的一生，也像闪电一般在记忆里迅速地闪过……不知怎么，想起了精卫填海的故事。

陈咏明忽然把车子拐到马路边停下，打开车门。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大地复苏的气息，让人想到，树枝上，芽苞正在拱出表皮；青草正在冒出地面；小虫子正从冬眠的洞穴里伸出自己的触须……很快就会有雷声和雨点。

陈咏明和郑子云走出汽车，两人一言不发地看着远方的天空。没有月亮，夜是漆黑的。

陈咏明说：“冬天，星星好像离我们远一些，而夏天，星星就显得近得多，也亮得多。有月亮的时候，就看不见星星，有星星的时候，就看不见月亮。”

“你喜欢星星还是月亮呢？”

“月光下，即使穷凶极恶的东西也显得温柔了，而且还有一种朦胧的神秘感，而星空却给人一种孤独感。你会生出一种奇异的感觉，你和那无垠的苍穹是相通的。”

郑子云体味得到，人所害怕的不是受到伤害，而是受伤之后的荒凉孤寂之感。他自己呢，有多少次也是这样仰望过寒冷而寂寞的星空啊。

陈咏明的语气里，带着冷峻的固执：“有人要查我的账，说我胆子太大了，一定是扣了应该上交的利润给工人盖房子、盖养鸡场、挖鱼塘。我没底儿的话，胆子大得起来吗？汽车厂过去的账乱透了，几任厂长，没有一个查过账。我一本本地查了，三项基金根本就没有动用过。这个底儿，没有一任领导知道，连财务也不知道。现在，国家不是允许三项基金捆起来用吗？退一步说，就算我用二百万元钱给大家盖房子，算得了什么？有些项目上下马一浪费就是几个亿，谁也不负经济责任。要打官司就打吧，我不相信我打不过。就算我摊入了成本又怎么样，现在哪个厂不这么干？要查大家都查。如果不让这么办，国家就拿出个解决的办法来。我给国家上交的利润一个不少，还超额了呢，能犯多大的法？在现行体制下，采取一些‘变通’办法，解决厂里的主要矛盾，有什么不可以呢？”

郑子云并不答腔。他知道，像陈咏明这样的人，需要的不是同情和怜悯，而是理解和支持。为这样的人担心是多余的，对他能不能坚持下去，不应该怀疑。

“您还记得我进厂之前，您和我的那次谈话吗？”

“记得，当然记得。”

“当时厂子里的情况，您比我清楚。刚来头一个月，我收到几百封群众来信。其中百分之七十是呼吁厂领导给职工解决生活问题，百分之二十是其他问题。有关生产方面的只有百分之十……这不能怪群众，生活问题不解决，他能有多少心思用在生产上？谁能一扑心思跟你走，你算老几？你再有能耐生产也上不去。生产上不去，工人生活安排不好，企业管理不好，我这个厂长要负责任的呀！”

“群众来信你都看吗？”郑子云插问。

“当然看。因为你可以从这些信里看出群众在想什么。一个厂长，不知道自己的工人想什么，怎么能管好工人，又怎么能管好自己的工厂呢？”

郑子云微微地怔了一下。这样认真对待群众来信的领导有多少呢？虽然郑子云并不一定赞成每位领导同志都这么做。领导嘛，就是领而导之。太具体的事，可由经办同志去解决。但他又觉得陈咏明这样做，极其难能可贵。一个好厂长，那是没有白天黑夜、没有上下班之说的。到班上，就像上了战场，除了生产上的种种问题需要及时处理，几千名职工以及他们家属的吃、喝、拉、撒、睡全得管。哪有时间读这些信呢？除非不睡。这不要累坏人吗？

“工人的要求并不高，咱们国家的工人是有觉悟的。我头一次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时候，在会上宣布了三个目标：一是生产要上去；二是企业整顿要高标准地达到验收水平；三是生活上要为职工办十件好事，低标准地还上‘四人帮’时欠下的账……职工们很高兴，又担心困难太大，完成不了。他们对我说，‘只要把房子这一件事办成，其他九件也算办成了。这可不是吹糖葫芦，房子的事，顶难了。’您听听，我们的工人多好，我能不受感动吗？我能不从这里头受到教育吗？”

郑子云觉得喉头发紧。有些人，干社会主义的本事不大，整人的本事可是大得很。他要是养着、歇着也好。不，他不干，也不让别人干。他们心里，还有没有共产主义理想了呢？

陈咏明接着自管自地说下去：“说我笼络人心，叫我福利厂长，我觉得很光荣。说这种话的人真是蠢到了极点。谁要想把生产搞上去，不抓生活是做梦。我做的这一切，还不都是为了生产。部里批评我只抓生活不抓生产。为什么我月月、季季超产？就是因为抓了生活，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你说我抓生活不好，可是别的厂还来学习。说明厂长们已经注意到了生产和生活的辩证关系。

“说我撤消大庆办、政工组，是路线性错误。全国三十六万个企业，各行各业千差万别，都按大庆一个模子去搞，然后按大庆那六条验收，那么我的厂子生产上不去，工人没饭吃谁管？！”陈咏明把手里的半截香烟狠狠地向脚下丢去，烟头上的火星，在漆黑的夜色里飞溅开去。他一收方才那种愤然的情绪，对郑子云说：“净听我在这儿发牢骚了，你一定饿了吧，上我家吃晚饭去，我好像还有一点泸州大曲。”

“发吧，人有时是需要发发牢骚的，不然我们也太委屈自己了。不过老陈，我一定尽力支持你，虽然我的力量微乎其微。其实我也有碰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也有不少的牢骚要发。这个你知道就行了。”

一开单元门，就听见煎锅在吱吱地叫。不是在烙馅饼，就是在烙锅贴。

郑子云随在陈咏明那高大身躯后面，走了进去。他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温柔地抱怨：“又是这么晚。”然后，他看见一条穿着豆绿色薄毛衣的胳膊，绕住了陈咏明微微向下伏着的脖子。他赶紧在走廊里站定。随后，他听见一声亲吻落在谁的腮帮子上。郑子云暗笑，在中国，居然还有这带洋习惯的厂长。其实关了房门之后，洋人和中国人有什么两样？他们夫妇的感情一定很好吧？看来陈咏明并不回避这一点。而有些人即便谈到自己明媒正娶的老婆，也立刻现出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好像那三个、五个孩子全不是他生出来的，更不要说承认自己家庭生活的幸福或不幸。

陈咏明闪开了身子，灯光落在郑子云身上。郁丽文立刻用沾着面粉的双手捂住了脸蛋。她害羞地叫道：“哎呀！”并且用那双和善的眼睛埋怨地瞟着陈咏明，怪他不告诉她有客人跟在后面。

为着不让郁丽文更加发窘，郑子云轻轻地碰了碰陈咏明的后背，暗示他不要说明自己的身份，自己抢先自我介绍着：“我是老郑。”

陈咏明那两个孪生儿子，在门缝外打量着郑子云，然后又朝他挤眼睛，一会儿闭上左眼，一会儿又闭上右眼。他们不认生，也不像有些孩子那么“人来疯”。陈咏明和郁丽文不像别的父母那样，动辄呵斥孩子，或在客人面前，炫耀孩子的小聪明。孩子们在这样的家庭气氛中，身心会健康地成长。郑子云也照他们的方式回了礼，两个小家伙认可地点点头，走开了。有趣。

下酒的菜是一盘油炸花生米，一盘松花。馅饼现烙现吃，又热又香，皮子煎得焦黄酥脆，咬一口直冒热气，烫得人吃不进嘴里去。小米粥熬得黏黏糊糊，郑子云有好久没吃过这小米粥了。一顿饭吃得他浑身暖烘烘的。也许因为整个单元只有两间房子，空间利用得过于紧凑，比起他自己那个冷冰冰、空荡荡的家，这里的一切都让人产生一种对居家过日子的依恋感。郁丽文那疏淡的眉，娴静的举止，似乎把一切尖硬的、刺激得令人烦躁的问题软化了。

回到家里，已经是八点多了。郑子云感到心区又在隐隐作痛，今天太累了。但他还是铺开信纸，给宋克写了一封回信：

宋克同志：

很高兴地收到了你的来信，也很高兴听到曙光汽车厂两位同志的意见。

陈咏明同志在我们重工业部的长期工作中，特别在“四人帮”猖狂的时期，敢于抓管理、抓整顿，同“四人帮”顶得很厉害，把企业办成重工业部企业整顿的标兵。同时，在到曙光汽车厂工作后，又敢于挑重担，不怕困难，坚决地抓下去。

至于曙光汽车厂现在存在贷款很多，职工过多，质量不好等许多问题，是“四人帮”猖狂时期积累下来的问题，不是陈咏明同志的责任。

现在各方面问题很多，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善于团结广大干部和群众，顶着困难上。而不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因循守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现在要表扬和扶持的是这样的干部。至于把问题都解决得很完善，则不是短时期的事。馒头不可能一口吃两个，重病病人也不可能刚退烧，赛跑就能跑第一。

天津蒋子龙同志写了一篇《乔厂长上任记》，各方面反映很不一致，确实作品中也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但根据当前各级干部的思想情况，敢于抓工作，迎着困难上这一点，无论如何是值得提倡的。文艺界的多数同志仍然主张支持这篇作品，我想可能也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我这个说明可能是不完善的，请予指正。并希望能把这封信转给曙光汽车厂的两位同志一看，如果他们有什么意见，希望给我写信，我们可以继续讨论这件事。

敬礼！

郑子云

又是一阵穿过后背的疼痛。心脏，它不肯合作了吗？郑子云需要的是体力，是健康。他愿意在人生的战场上再多跑几步，而给后来的人，多留一些时间，让他们准备得更充分一些。

但假如它一定不肯合作呢？还有许多事情要办啊……

在今年全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的年会上，还没有一篇论文讲到企业整顿以后应该怎么办。郑子云设想过重工业部向前发展的远景共十二条。现在只有一个雏形，他想五月份拿出初稿，六月出去试讲，征求意见，然后修改。九十月份形成文字，到一九八○年底每条形成一本书，作为对企业管理干部进行现代化企业管理的训练教材。

目前，国家企业的管理，还停留在手工业式的管理水平上，必须在发展中巩固，在发展中提高。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非常重视体制改革工作，多种试点工作正在进行。企业管理工作如何现代化呢？中央已再三指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讲经济效益，同时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个直接领导企业的部门，应该对企业管理工作，提出哪些要求呢？

而许多企业的领导，还习惯于老办法。在经济问题上、技术发展问题上、干部使用问题上，还有很多跟不上形势的地方。这两年调整期间，重工业部各厂计划任务不足，工厂看到光躺在国家计划上不行了，必须同时自己找活干。对市场、服务、竞争多少有些理解了。但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意义还有许多人认识不足，这些必然要反映到企业管理上。因此，不从理论到实践提出一个企业管理现代化的目标，现有的成绩也巩固不了。

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光靠老办法也不够了。一定要使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各项生产业务工作中去，大家都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在即将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要请经济理论工作者、心理学研究工作者、社会学研究工作者、企业的政工干部和部里搞政策研究的同志们参加。而那文章，正如叶知秋所说，却是通不过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还让头上那个箍弄得毫无办法，何况他郑子云呢。

压在枕头底下的手表，走得那么响，咔、咔、咔、咔，简直像个火车轮子在头底下转着，郑子云伸手从枕头底下摸出手表，往脚底下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