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时钟一样的准确，差十五分八点，田守诚迈着不慌不忙，从从容容，四平八稳的步子，走进了办公室。边走还边和迎头碰上的、小字辈的工作人员，开两句无伤大雅的玩笑。

天天如此。他不像其他部长，常常在八点以后，汽车才驶进部机关的大院。

田守诚习惯地往他那张大得足以容下一个人在上面睡觉的写字台瞥了一眼，上面，一大摞文件、报告之类的东西在等着他。这是每天要办的第一件事。

田守诚脱下大衣，往衣架上挂去，不行，那个衣钩松动了，他又换了一个。转过身来，双手习惯地捋了捋一丝不乱的头发，又泡了一杯花茶，然后在写字台前坐下，开始翻动桌上那一大摞东西：密码电报、中央文件、值班室的电话记录、等着他签发的各司局的请示报告、人民来信，等等等等，全按文件制定单位的等级、问题的轻重缓急，顺序排列着。

肖宜，是田守诚颇费踌躇，而后又颇为得意地选定的一个秘书。因为肖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全部造反派的一个头头。

田守诚明知肖宜把他这个决定的动机看得底儿透，但田守诚并不把肖宜的感觉放在心上。他只需估量这个决定，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群众，能否造成他所期望的印象就够了。和一个小人物是不必花费心思去较量的，田守诚只把精力花费在对付等量级水平的对手身上。何况至关重要的事情，还有林绍同秘书去办。

田守诚顺水行舟般地一路看下去，该划圈的，划了；该签发的，签了；该批示的，批了。

在一份部办公厅请示该不该给本部招待所的服务人员分发奖金的报告上，田守诚那支洋洋洒洒的大笔停住了。

发奖金？给招待所的服务员？这两天报纸上的社论，又在强调思想教育，政治挂帅。要求个人所得奖金不得超过本单位两个月的平均工资。似乎有刹住奖金风的趋势。工厂都在压缩奖金开支额，服务人员就更不好说了。何况这是部里办的招待所，又不是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办的，也不是市服务局办的。人家那里，对于这个问题，也许有一套办法、条例。不过那套办法，当然是根据他们的情况制定的，不好照搬，万一出了问题不好办。田守诚不打算由他来开这个口。于是，他在报告上批道：“按上面指示精神办。”

对自己这条批示，田守诚觉得很得体。上面？哪个上面？让经办人揣摩去，就这么含含糊糊的才好。而且，根据田守诚的回忆，关于各部自己办的招待所该不该发奖金，似乎上面从没有过具体的指示。

下面，厚厚的一份报告让田守诚发怵。难道写这报告的人，不懂得那个不成文的规矩吗？给上级机关打报告，越往上去，字应该越大，字数也应该越少。

田守诚信手翻去。原来是上面转来的一封人民来信。

肖宜怎么搞的，这样的信也要转给他吗？继而又想，肖宜不会错，肯定需要他亲自处理，才会送给他的。

什么问题呢？他潦潦草草地看去，竟然是批评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过的，到二○○○年建成多少钢铁基地、煤炭基地、十来个大庆的规划，是左倾思想在经济建设上的反映，是沿袭五八年大跃进、不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错误。信上列举了一九七九年的国家基本建设计划中，有哪些不够基本建设条件的项目，硬是列入了计划，拉长了基本建设战线，浪费了多少有限的基本建设投资……看得田守诚眼皮直跳。他沉下心来，端起茶杯，呷了一口。

写信的，准是重工业部的人，所以这封信才会转给他。谁呢？田守诚翻到最后一页。哦，贺家彬。“天安门事件”的时候，这个贺家彬折腾得挺热闹，又是送花圈又是写诗，要不是他那个局长方文煊顶着、包着的话，差点没给送去坐班房。不过也幸亏有人顶着、包着，不然，真的送了进去，现在又是田守诚的一笔账。田守诚不由得笑了一下。什么年月了，还吃这碗饭，太不识时务了。

照转贺家彬所在的司局吗？不，这件事比较棘手。对中央领导同志同意过的方案提出指责，上面不会不挂号的。部里不表示个态度就这么转下去，万一将来上面有人想起来，问上一句，怎么答复呢？

田守诚把有关部门在信上的批字又看了一遍，似乎看不出什么倾向性的意见。只写道：“转去人民来信一封。”

这该如何处理？田守诚不停地、机械地转动着手里的铅笔，很长时间，不知怎么下笔。最后，他终于在那份人民来信上批了一句：“请郑子云副部长阅处。”这么处理还是说得过去。郑子云现在正热衷于抓什么体制改革、企业管理、思想政治工作。实质上在和“学大庆”唱对台戏。不是吗？前些日子在曙光汽车厂搞了个民意测验，真是笑话。

什么“你喜欢什么？”他们喜欢什么？喜欢邪门歪道！

“你关心什么？”关心他们自己！

“你痛恨什么？”痛恨干活！

“需要什么？”他们需要钱，就知道向钱看！

“业余时间干什么？”吃喝玩乐，不信上馆子里看看！

“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希望吗？”问他们？！

“‘四化’最大的障碍是什么？”现在谁能听谁的？

“你愿意在这个厂工作吗？”他愿意上美国，你送他去吗？

搞的什么名堂！思想政治工作这么搞还不乱了套？民意测验，那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

拿郑子云和田守诚相比，一个好比是打守球的，软磨硬泡；一个好比是打攻球的，一个劲儿地猛抽。

田守诚会时不时地给郑子云吊上几个小球，然后冷眼地瞧着郑子云毫不吝惜地消耗着自己的精力。他并不把郑子云当做太了不起的对手，犯不着跟他费那么大的劲。郑子云的对手早就有了，那便是这个社会里，虽说是残存的、却万万不可等闲视之的旧意识。

鸡蛋碰石头啊。

去年田守诚出国考察，开中央工作会议时，由第二把手郑子云参加。那时，所谓六十一个叛徒问题还没有个说法，庐山会议也没有平反，刘少奇的问题还没提到日程上来。你郑子云听就是了嘛，发什么言！说什么：“干部免不了要犯错误的，以后谁犯了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是什么性质错误，就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是叛徒、特务。刘少奇那个专案的材料，什么问题都不说，光说是叛徒、内奸、工贼，我认为这是苏联秘密警察的办法。还有彭德怀、杨尚昆同志的问题，也说他们里通外国，抓一些莫须有的事，不能说服人。今后处理干部，要实事求是。”

这样的话，是冲着谁呢？太危险了。当然喽，现在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平反了，六十一个叛徒的问题、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问题，都平反了。但终究是冒险的。而冒险总会有所失误，说不定哪一次一个筋斗就栽了下去。“反击右倾翻案风”那次，田守诚那么一个谨慎的人，等了又等，看了又看，结果还是失算了。那个教训，足够田守诚窝心一辈子。

会上有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不是会议的议题，可以把这个问题作为理论问题从容讨论。郑子云却说：“这个问题讨论得好，下一阶段的会才能讨论得好。这次会议要讨论许多重大的方针政策，讨论了就要干的。这许多方针政策是以指导思想为基础的，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如果有的理论刊物不同意，再有中央哪位负责同志也不同意，再加上有人说现在是让他们‘放’，如果现在是‘放’，以后是不是又要‘收’？我们具体执行的同志就不放心，没法放手去干。理论家可以从容讨论，我们回去就要根据会议的精神干，我们不可能坐而论道。”

人家讲人家的意见嘛，你郑子云愿意论就论，不愿意论就不论，得罪人有什么好处，特别是舆论阵地，搞不好什么时候找岔子在报刊上给你来一家伙，那影响可怎么收得回来。

还说什么“宣传毛泽东思想，要全面准确，要打破‘四人帮’搞的‘一句顶一万句’的枷锁”。

还好，在对“凡是派”的问题上，他的表态还是明确及时的。这才是顶重要的一件事。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看准了风向，该表态的及时表态。其他全是瞎扯淡。

田守诚从里间走了出来，把准备在厅局长会议上用的讲话稿还给了肖宜，说道：“肖宜同志，这篇东西我看过了，具体的我也提不出太多的意见，只觉得说得还不透，你是不是再和调研室的同志们研究研究，结构再调整一下，语言再凝练一些，内容再充实一些。文字不能太严肃，可也不要太活泼；要站得高一点，但也不要太空。请你再辛苦一下。好不好？”

田守诚总是这样，自己从不动手，也不把自己真正的意图、观点，清楚、明确地告诉经办的同志。刚开始给田守诚当秘书的时候，肖宜真是吃了不少苦头。一个讲话，总是左改右改。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改，以及应该改些什么。田守诚作一个报告，肖宜总要累掉几斤肉。渐渐地，他也摸出了一点规律，想出了一点办法。

现在，肖宜毕恭毕敬地听着，认真地翻着手里的文稿，不断地点着头。等田守诚说完，立刻说：“是，一定按您的意见改好。”其实，他心里正在琢磨如何剪剪贴贴、勾勾划划，把第一页变成第三页，第九页变成第七页，拖上几天，什么都不用改，等到作报告的头天晚上十点钟送到田守诚家里，再说句：“我们按您的意见改了。”也就行了。每每田守诚讲完之后，还会对他说：“这次改得不错，比以前的好多了。”

“还有，这几份文件我看过了，请你转给有关同志吧。”

这时，林绍同走了进来。默默地看了田守诚一眼，田守诚立即会意地走进里屋，林绍同随后跟了进去，并且随手把里屋的门关上了。

真可笑！好像谁会对他们这种见不得人的活动感兴趣。肖宜早就感到，田守诚和林绍同的关系亲昵得不正常。他立刻以送文件为由走了出去。肖宜正巴不得离这种不正常、没原则的东西越远越好。

纪恒全把贺家彬那份人民来信送给郑子云：“田部长那里转来的。”

郑子云匆匆地翻了翻，然后，朝站在一旁的纪恒全斜睨了一眼，便把那篇东西往写字台里一塞：“好吧，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是郑子云表示谈话或办事到此为止的意思。

看着纪恒全走出房间，郑子云又从写字台里拿出贺家彬写的那份东西，认真地再看一遍。他一面看一面微微地点头。

渐渐地，他感到被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紧紧地攫住。那东西用它看不见的肢爪扼他的脖子，挠他的心。

那是什么呢？他非弄清楚不可。郑子云不喜欢不明不白的东西。他潜下心来审度自己。

近了，近了，好像看清楚了。那东西竟有些令人难堪。他犹豫了一下，它立刻滑了过去。

“你没有勇气正视它吗？”他尖刻地反问自己。静静地想了一会儿，然后像斗牛那样扎下自己的脑袋，硬着头皮，猛地一下扑了上去。

他终于明白。他绝不可能写这么一篇报告，去明明白白地阐述自己真正的看法。

当然，按照他的身份，不必这样去办事。但只是身份吗？他能无愧地说，那难能可贵的，使一个人懂得如何生、如何死的信念、良知，一如当初那样未被世俗利禄的尘埃所遮蔽吗？

从干校回来之后，很久没见过贺家彬了。当郑子云还被作为“走资派”审查的时候，他们曾在一个班里劳动过。那时，贺家彬很有些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众目睽睽之下，竟敢分担他力不胜任的担子；甚至和他讨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谈论蓝眼睛的白猫为什么是聋子，应该验证一下，但他们谁也没见过蓝眼睛的白猫；告诉他学习小组长的外号叫“发了疯的钢琴”，连长的外号是“拱形的线”。因为他给大家分菜的时候，先是舀上满满的一勺。你以为他是那么慷慨吗？不，接着他就把菜勺抖了又抖，直抖到剩了半勺，好像就要因此而破产，一咬牙、一跺脚地扣在你饭盆里。要是他发现领菜的队伍里有值得拍马屁的人，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会从那人的前三位起，逐渐增加分量，至那人时，达最大量，然后又逐渐下降至半勺。当然，也有人叫他“张半勺”，不过贺家彬说，那个外号就不能说明连长的特异性了，等等，等等。和贺家彬在一起的时候，郑子云有一种变得年轻的感觉。贺家彬有一种特殊的、摆脱不愉快的心境的办法——不停地说着刻薄的玩笑话。

回到部里，人人各就各位之后，那种亲密感好像消失了。有次去部里看电影，在公共汽车上，郑子云遇见了他。他竟不无讥讽地对郑子云说：“您体验生活来啦。”

工作、工作，忙、忙。把郑子云的什么都挤掉了。应该和贺家彬聊聊，即使不谈这封人民来信，谈谈“拱形的线”和“发了疯的钢琴”也好。听叶知秋说，她准备和贺家彬合作，写一篇报告文学，宣传一下像陈咏明那样有魄力、有胆识、一门心思干“四化”的厂长。不知道他们写得怎么样了。叶知秋那个人似乎有点神经质，忽而要研究经济体制的改革，忽而又要写报告文学。文人嘛！心血来潮。也许这就是灵感吧。郑子云拿起电话筒，本想拨个电话给贺家彬，约他聊聊。已经拨了三个号码，又把话筒放下了。他觉得不妥。已经不是在干校的情况了……郑子云和部内任何一位同志的交往，始终保持一种不近不远的工作关系。他觉得，过分亲昵的关系，会给他那一贯坚持原则的形象造成一定的错觉，招致非议。

这封人民来信如何处理呢？田守诚显然是把难题推给了他。目前情况仍然十分复杂，力主改革和力主按老规矩办事的两大派别之间，斗争相当激烈。那些吹牛家们，靠空喊政治口号吃饭发家的人，成帮成伙地纠结着，从上面到下面。贺家彬的话说得很对。

经济上不顾客观的可能，不顾人民的负担，向国家大量要钱。宝钢二百个亿，武钢几十个亿。搞什么高指标，一九八五年六千万吨钢，二亿五千万吨油，说梦话吧？！再搞高指标，长战线，重蹈大跃进的覆辙，这点家当就要完了。

到现在，仍然对改革持抵制态度。对实践是检验客观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不懂。听说有个单位搞政治测验，什么是检验客观真理的唯一标准？百分之三十的人回答是实践，百分之七十的人回答是权力。真是让人啼笑皆非。难怪有人紧紧地抓住权力不放。改革之所以困难，相当大的原因是在这里。

对生产目的性的讨论冷嘲热讽。这样一个在共产党的纲领里开宗明义便明确了的问题，现在却不得不重新拿出来讨论。有人偏偏不愿意懂。这个问题不解决，工业生产的方针就不可能正确，工业发展的速度就快不了。到处都在办工厂，老百姓却没有房子住，可是工厂呢？倒空着，长期不能投产。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外乎两个：一叫国强，二叫民富。国强民富总有一个本末、先后的问题。只讲国强，不讲民富，国也强不起来，民也富不起来。这和很多具体问题有关。比如计划，能不能反映客观实际的需要？虽然毛主席多次提出农、轻、重的比例，实际上却是重、轻、农。赞成高指标，计划本身就是不平衡的，有缺口的。而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计划可以有缺口，可以不平衡，财政可以有赤字，通货可以膨胀，这才能促进人的主观努力，产生积极效果。有人甚至说：“世界上的货币史，就是一部通货膨胀史，因此我们应该多发票子，历史上历来如此。”不知马克思对此公的宏论会作何感想。

一定要把人民的生活搞上去，多还点账。生活上去了，积累多了，重工业自然而然就上去了。只有民富才能国强。要考虑计划的平衡，考虑市场，不能有赤字，不能有通货膨胀，不能影响人民的生活。

在基本建设计划的制订上，不考虑项目的可能性，不做详细的、科学的技术分析，不进行几种方案的比较，不尊重科学家得出的结论，一拍脑袋就是多少、多少，上这个、上那个，谁都可以随便批东西、批项目，这个人也能决定问题，那个人也能决定问题。这完全是封建的办法。即使你这个人有十分的天才，也不是全能的。

对企业的管理，还沿袭着家长式的、行会式的管理办法，没有科学的组织、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计算，不看经济效益，不抓经济核算，下死命令，限期完成，用大嗡大轰的群众运动、简单的口号，代替科学的均衡生产，代替科学的管理……自以为这是有魄力，有办法，管理就是个“严”字喽，结果是一塌糊涂。

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成风。什么十个大庆，大庆下面还有个大庆，大庆周围还有个大庆。没过多久，又说松辽平原没有大油田了，只有分散的小油田。而后，在国务院会议上说，十个大庆是中央决定的，把责任又推到中央去了。这是什么作风。

…………

矛盾是错综复杂的。困难哪。困难在于，这场斗争，不像战争时期那样敌我分明。有些说法表面看来好像还是对的，实际后果却是严重的。它造成千百万人的贫困和因之而来的大量的社会问题。比如，对生活的失望、悲观、因为你提我不提的几块钱工资冷酷相待……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资本家、没有了地主生活还是那么贫困，这像是没有尽头的贫困根源到底在哪里？生活的目标是什么……人的灵魂将在这旷日持久、为每日的食物而竭尽全力的挣扎中遭到腐蚀。它引起激愤、忧虑、人的尊严的丧失以及对自身生存价值的怀疑……

不，一定得让老百姓像个人那样活着……

如果说过去有许多事情曾让郑子云感到忧虑，那么现在，在三中全会以后，他恢复了信心。

郑子云认为，三中全会，是党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如果说它的重要性相当于长征时期的遵义会议，一点都不过分。三中全会只开了几天，许多重大事情都是在三中全会前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的。他参加了那次工作会议，对会议的全过程是清楚的。当时，“凡是派”的一些人还在台上，首先是“实践是检验客观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和对“两个凡是”的否定。这是极其重大的事情，在思想意识上解放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被捆着的手脚。以后一系列的改革、平反之所以能够进行，都建立在三中全会这一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条思想路线，就是抓住了“四人帮”，人们还是在过去的道路上摸索，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改革。

农村的放宽政策，休养生息，是同穷干、大干、苦干、以粮为纲相对立的。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以计划调整为主，开展市场调节，保护竞争。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反对高指标，反对浮夸风，反对过高的积累，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提高粮价，稳定农民这一头。

为“天安门事件”和一切冤假错案平反，包括为错划的右派平反。纠正对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以调动千百万人的积极性。这一切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重大决定，都是在三中全会的基础上展开的。三中全会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大转折。对此必须给予充分的估计和肯定。

在这样一个思想、政治路线的指引下，有什么是非不能分清呢？有什么障碍是不可越过的呢？他之所以能在工作中打开一些局面，指导思想不正是从三中全会那儿来的吗？想到这里，他心里踏实了、熨帖了。

他把贺家彬写的那份东西，锁进写字台最底层的抽屉。若有人问起来，像一九七六年对待揭发方文煊反王洪文那份材料一样，用“找不到了”交账吧。这种处理人民来信的办法能不能改一改呢？往来信者的原单位一转了事。对反映问题的人缺乏应有的保护，对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一种推卸。

“文革”后期，他“解放”出来主持专案工作。许多干部的历史专案明明清清楚楚，可是专案组就是揪住不放。你硬去做结论的话，用不了多久，造反派就会闹起来说你右倾、包庇，到处贴大字报，到“四人帮”那里去告状。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把你这个管专案的职撤了，还闹个右倾复辟。撤了就撤了，倒也没什么。要是换上个“左倾”的老爷呢，那些干部又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解放，还不如自己留在这个岗位上。他呢，采取软磨硬泡的办法，就是不做那些不实事求是的结论。他总能找出些理由拖时间，这里再查查吧，那里再外调一下吧。查来查去，讨论来讨论去，无穷无尽。最后把那些人磨烦了，水到渠成也就解决了。同专案组的关系也没闹僵，下一个专案咱们还是在一块好好研究。就这样穷磨，把他经手的专案全都解决了。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办法。

他常常苦笑着想：一个老奸巨猾的老官僚。要是没有这个官僚呢？可能还要坏些，官僚也有官僚的用处。反正我们已经有四千六百年的文字历史了，拖就拖吧，慢就慢一点吧，总比弄得稀巴烂强。

但是这种无穷无尽的虚功、会议、争论，耗去人们多少精力啊。

“有什么事情吗？”田守诚问林绍同。

自然有事情，凡是林绍同找他，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需要他特别注意的事情。

“早上碰到小纪，说昨天上午郑副部长和汪副部长上B大学去访问戴教授了。”

“噢？！”田守诚愣了好久。

越闹越离谱了。两个共产党的部长，怎么心血来潮，去拜访一个资产阶级的教授呢。那人是全国鼎鼎有名的大右派，刚刚改正不久。“他们——”田守诚拖着长长的话音沉吟着，难怪部里最近私下有人议论，重工业部有两个司令部。笑话，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谁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又来了，这一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听得反胃的话。

“谈什么事情呢？”田守诚问。

“不清楚，是他们两个人去的，没带秘书。我估计总是和将要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有关吧。”

这么说，郑子云和汪方亮决心干了。

“听调研室筹备会议的同志说，他们正在考虑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吸收社会学、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成果。”

田守诚哑然。

花样真多。这两个人，一天到晚和什么教授、文人、新闻记者拉拉扯扯。到处座谈、讲话、写文章，放着好端端的部长不干，弄这些个沽名钓誉的事。文人，就像化学家阿累尼乌斯所定义的活化分子一样，是顶能惹是生非的一种人。

“据他们说，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是加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入手，也是研究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一个途径。”林绍同继续解释着。

心理学？早已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学科嘛。现在提倡干部知识化，但也不能胡来，变成赶时髦的一场闹剧。当然，调动人的积极性，提法还是对头的，只是路子不大对头。体制改革、加强企业管理，这是全党全民关心的、势在必行的工作。现在各个工业部门，各个省、市都在搞试点，闯门路，能够抓出些成绩，自然是众望所归的一件事。作为重工业部的第一把手，他应该做出些决策，提出些办法。但是，经济理论界有一帮人头脑发热，跟着他们胡闹会捅娄子，出问题。他需要等一等，看一看。等什么，看什么？田守诚也说不清楚。反正，根据他的经验，那些让人拿不准，或是僵持不下的事情，往往就在等一等、看一看中拖了过去。就像北京冬天刮的风，一上来就是七八级，飞沙走石的。它不能老那么刮吧，刮上一两天，就会转成五六级，三四级，最后变成一二级。眼下他只需找些人搭个班子，做些姿态。对郑子云和汪方亮的那套搞法，还能起点钳制作用。

他说：“是的，我们应该抓好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我也有个想法，还没考虑成熟，是不是把企业管理司和调研室合并，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研究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林绍同一愣。这么一来，不是把调研室从汪方亮的管辖下挖出来，另立一套人马，和汪方亮唱对台戏吗？汪方亮是什么人物？论魄力，论智谋，论根子，哪一方面都是硬邦邦的，不是关键时刻，不应轻易交锋。

“恐怕还需要再斟酌、斟酌。”

田守诚看了看林绍同。林绍同也木无表情地看着田守诚。但两个人立即心照不宣地互相明白了。

“好吧，那就再等等，看看也好。”田守诚垂下双目。

田守诚待人处事，大多留有余地。就拿汪方亮“文化大革命”中被开除党籍这件事来说，田守诚当时是举手同意的。私下里，却很会送人情。前些日子，田守诚还对汪方亮说：“那时候，开除你党籍的决定显然是错误的，但我也不好反对，因为我和你私人关系过密。”

汪方亮并不买账，立时拉下脸来说：“胡扯！首先是原则。应该说的，就要说。什么私人关系不私人关系，我不承认和你有什么私人关系。”

“文化大革命”后期，田守诚和郑子云先后恢复了工作。逢年过节，田守诚总是偷偷去看看汪方亮。那时候，汪方亮还因为“恶攻”的罪名未恢复工作，更没有恢复党籍。想想，那是什么罪名，又是什么时候啊。有几个人能这么干呢？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不容易。郑子云却从来没去看望过汪方亮。但在讨论处理他的问题时，却坚持实事求是。如果田守诚和郑子云在部党组会议上发生意见分歧，形成不了决议的时候，汪方亮几乎总是郑子云的支持者。其实，他们两人的私人关系并不十分密切。据田守诚多年的观察，郑子云不交什么朋友。只能这样理解，那是两个互相需要的帮手，而并非推心置腹的朋友。

纪恒全告诉郑子云：“报社叶知秋同志来电话——”

郑子云觉得叶知秋太过地不拘小节。动不动就打个电话，而且在电话里直呼老郑，为什么不称郑子云同志呢？部长的电话，参加听的人少说有一打，还不算她那一头的。是一种炫耀吗？不像，她当然不是那种世俗的女人。而且，时不时地还要写个语气相当随便的条子或短笺给他，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无非是对社会上一些问题的看法，或是对他们曾经交谈、辩论过的一些事情，再做一些说明和补充。文笔诙谐而潇洒。但，在中国这块封建意识还到处寻隙侵蚀的土地上，女人，是顶顶让人敏感的问题啊，稍不注意，就会使人身败名裂。郑子云对待女人的问题，是十分谨慎的。

郑子云每天要收到若干封信，不论什么“亲启”、“内详”，甚至写“大人亲收”，一样按公文程序办理，由秘书纪恒全首先过目，进行一些必要的处理之后，再转给他。电话也是照此办理。像叶知秋这样太过随便地打电话、写信，会平白地增加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想想看，纪恒全告诉他叶知秋电话时的神情。真是岂有此理！

最近，还搞了个“邮票事件”。有封注有“叶知秋缄”的来信，纪恒全不知为什么不拆了，却拿着那封被人撕去纪念邮票的信，到处诉苦：“谁把邮票撕了？我怎么向郑部长交代？”弄得人人都知道叶知秋给他写信，又好像他和叶知秋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生怕人知道，连秘书也避着。

鬼知道。没准儿那邮票就是纪恒全撕的，有意搞个“国会纵火案”呢。

是不是应该告诉叶知秋以后有事可以写信到家里？不好。好像他真和她有什么事情。何况，他看出叶知秋对夏竹筠印象不佳。郑子云不希望叶知秋有更多的机会去加深这个印象。不管怎么样，夏竹筠毕竟是他的妻子，凡是与她有关的一切，必然会波及到他。他们是“模范夫妻”，郑子云的一生，应当是无懈可击的一生。

郑子云拿起电话筒，语气里带着过分渲染的距离感：“你好，我是郑子云。”

对郑子云的努力，叶知秋竟全然不予理会，她开门见山地说：“告诉您一个也许使您不快的消息，您那篇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文章，后天不能见报了。”

“什么原因？编辑同志亲自对我说后天发稿。”郑子云有点光火。他毕竟不是一个以写稿为职业的随随便便的小人物。何况这篇文章，又是报社派人上门请他写的。

“说是总编的意见，希望您对文章里的一些提法，再斟酌一下。”

“哪些地方呢？你是不是谈得具体一些。”

“比方说，‘团体意识’这样的概念，我们这里一般是用‘集体主义’——”叶知秋不知为什么笑了笑，“其实，用意相同，用‘团体意识’接受的人可能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多些统战意味，如同用‘人情’比‘无产阶级感情’接受的人更多一些。调动人的积极性，自然是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而不仅仅是学雷锋的先进分子。我以为是不必改的。我们的一些同志，到现在还认为，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等理论研究人类行为的规律，是资产阶级学科。实际上人总是有行为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有行为，无产阶级社会的人也有行为。人总不能躺着不动吧，实际上躺着不动也是一种行为。问题是你用什么立场、观点去研究它。您看过《参考消息》上报道的日本丰田汽车厂吧？我以为他们很会做人的工作。谁家死了人，会送上一笔丧葬费；谁过生日，会收到礼物……这就是心理学。当然，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资本家赚钱，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它用于社会主义的目的呢？”

倒好像那篇文章是叶知秋写的，她在说服他相信她的论点。也或许她敏感到了郑子云的犹豫。

郑子云没有更多的“野心”——如果要用“野心”这个词儿的话。他已经六十五岁，年轻时的许多抱负，到如今只剩下这一点：他希望在社会主义新历史到来的时期，根据他多年在经济部门工作的成功和失败的实践，在企业管理问题上，提出他认为切实可行的办法。它也许不完全正确，但哪怕有一部分可行，也会使他感到欣慰。他开始把自己的想法、体会形诸笔墨。如何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便是其中一篇。这第一篇出世，就是如此的不顺利。他要不要考虑这意见呢？是不是他走得太快了？如果不修改呢？可能全篇都不能发表。人总得有小的、局部的妥协，不然就要失去全盘。那就连一部分也不可能为人们所了解，所接受了。

郑子云没有回答。改或不改都还在斟酌之中。他不便同叶知秋说那么许多。

叶知秋的嗓音低落下来，似乎对郑子云的反应迟钝有些失望。“还有一个情况，我得提醒您注意：报社里常常会来这一手，实在和作者意见僵持不下的时候，也会答应您可以不改。等到见报时却面目全非，他们会推说值班编辑不了解情况，在付印时做了临时处理。您必须把这一点先和他们挑明。再一个，实在发不了，是不是可以直送中央一份。我以为这篇文章是很有创见的——”

“谢谢，再说吧。”郑子云匆匆地放下电话，心里有些不快。这个部里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随便地和他说话，太没有界限了。

窗外，斜射的太阳晃得郑子云睁不开眼。他闭上眼睛，向椅背上靠去。

这一天，并没有什么特别吃力的事情，没有那种争执不下的扯皮会，也没有说很多的话。但郑子云仍觉得疲倦。这疲倦不是体力上的，而是来自内心。

每每他从某一个侧面，或某一个细节看到自己仍然必须在利弊的权衡里挣扎一番的时候，他都会产生这种沮丧的情绪。这沮丧他绝不会对任何人说，也不愿为任何人所知晓，包括夏竹筠在内。

好吧，还是妥协吧，退让吧。

这也许是他匆匆地扔下电话筒的另一个原因，好像要躲开叶知秋的责难：为什么不把正确的意见坚持到底？不，她当然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然而，在她的内心深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