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画家那张肌肉开始松弛、打皱、下垂的面孔上，竟有一双像儿童一样充盈着幻想，让人一眼就可以望见五脏六腑的眼睛。这双眼睛可不像他的画，令人那样回味无穷。但这双眼睛让郑子云心里生出一种又是渴慕，又是怅然的感觉。像在看一幅活人走不进去，只有心灵才能走进去的美妙的画。但如果放他进去，他肯吗？问题不在于肯或不肯。永远地错过那一站了。他曾想研究人类学、历史、文学，但命运却让他做了官。
郑子云喜欢这样的眼睛。他想：要是人们到了这种年龄，眸子还能这样发光该有多好啊。但那是不可能的。这种闪光，只有在少数人的身上才可以看到。那些人，直到生命的终结，仍然保留着赤子之心。它是一种难得的财富。拥有这种财富的人，可以在万般苦涩中游离出甘甜，可以从地狱上升到天堂。
画家是汪方亮的朋友。汪方亮是个杂家，什么样的朋友全有。或是副总理，或是当今荀派的大弟子，或是金石家，或是某饭庄的名厨师……
无非因为在画展上，郑子云对汪方亮赞过那幅画：“这幅画真不错。”
汪方亮开怀大笑：“夫子，夫子。难得！难得！”你就说不准他是不是挖苦。继而正色道：“画家的日子不好过呢。”
郑子云暗暗惊诧，他怎么会给人留下“夫子”的印象。只闷闷地问了一句：“为什么？”
“在我们这里，裸体画和睡觉划等号。当然不是和自己老婆睡觉。”他又哈哈大笑。
睡觉？！
画面上，几个慵倦、娇柔、裸体的半人半神的女人，舒展着长长的手臂和下肢。不过是不长的一幅画布，却仿佛用一种出俗的人才懂得的隐语，在诉说着亿万年来生命的奥秘。
那不是某个具体的女人，而是整个的母性。脆弱的躯壳，不仅激起男性的责任，同时又内含着一种使人生出归属感的强大力量。那繁衍人类、孕育历史、诞生天才的力量。
“你问问他，这幅画肯不肯卖给我？”
幼时，父亲曾对郑子云作过如下的评语：“其犟如牛。”
没想到，画家把这幅画送给他了。郑子云失悔于自己一时犟性大发，也失悔于自己一时的冲动。拿这幅画怎么办呢？挂，还是不挂？要是部里的同志看见他挂这么一幅裸体画，会怎么想呢？他要是个一般的工作人员倒也罢了，凡事，到了他们这一级干部，会变得又简单，又复杂。不挂呢，又觉得对不起画家的一番诚意。
不能白拿人家一张画。送些钱吧？汪方亮极不赞同：“有什么关系，钱在他眼里算不了什么。这么一来，反倒伤了人家。你能给人家多少钱？你一个月的工资，还抵不上人家一张巴掌大的画呢。”
夏竹筠能批准他花那么多钱来买这张“破纸”吗？他不敢保证。
这件事，过去好久了，郑子云心里，却是一直放它不下。
于是，下午突然想起，不如接上画家，两人一起去馆子里随便坐坐，聊聊，吃吃。何况整整一天，他心里都泛着一层隐隐的烦躁。在这种心情下，他尤其不愿意回家。说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上层机关里的事情，绝非像表现出来的那么轻轻淡淡。任何一句不疼不痒的谈话后面，所囊括的内容是局外人永远无法估量的。
前些日子，某单位的一位领导同志，一定要重工业部在一个有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谈谈重工业部整顿企业的经验。田守诚竟然一口应承下来，并且把这种招人不服气的事情推给了他，还让他先写个讲话稿送某领导过目。上午，讲稿退了回来，据秘书小纪同志说，田守诚传达了有关办公室的意见：讲话顶好着重谈谈重工业部是如何在学大庆的基础上抓好企业整顿的。并且说田守诚本人也认为讲稿写得不够全面，主要是“工业学大庆”的旗帜举得不够高，云云。郑子云听后，苦笑了一下，说：“我们不过是从我们的实际情况出发去抓企业整顿的，怎么可能要什么给什么呢？”随手把讲稿一撕两半，对秘书说：“小纪！打个电话，说我不讲了。”
汪方亮赶紧叫住小纪：“慢点。”然后对郑子云说：“还是送一个讲话提纲，至于具体怎么讲，到了会上还可以即兴发挥嘛。是不是还是讲一下为好？”
郑子云眼睛也不抬地回绝道：“不必了。”
“那就由你吧。不过，小纪，电话要这样打，就说郑副部长觉得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没有什么好讲的。”
郑子云哭笑不得地看着汪方亮。
汪方亮两手一摊：“何必呢？不值得的。”
冷静下来，郑子云也自知过于偏激，不如汪方亮的练达，对于做领导工作的人，偏激几乎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可是他的犟劲一上来，便不知如何控制自己。参加革命几十年，经历过多少运动，为这个毛病挨了多少次整，生生没有把他教训过来。
纪恒全是郑子云官复原职以后，由干部部门委派给郑子云的秘书。
郑子云从来不指名要谁当自己的秘书，或把秘书当成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物件：比方，一支钢笔，或一个笔记本子，走哪儿带到哪儿。他觉得那是渗透了封建意识的一种表现。他并不认为非在哪个位置上呆一辈子不可。没有必要往上投靠谁的门下，往下纠结一帮人，形成一股力量，为巩固既得的一切而绞尽脑汁。把他放在这儿，他就拼着性命去干，把他扒拉掉，他可以读书去，有那么多书好读啊。或者，教书去。有那么多青年渴望着投身到火热的建设中来，需要上一代人，把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他们。
纪恒全曾给几位部长当过秘书，有着当秘书的足够经验，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因此，他一眼就能看出郑子云的毛病，他太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脾气，常常别出心裁地干些不合乎常规的事情。光凭这一点，纪恒全料定郑子云的官运，充其量也只能当到这个份上。就是这顶乌纱帽，也不知怎么会阴错阳差地落到了郑子云的头上。这种任性的人，天生是一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也许有什么机缘上去了，但早晚会跌得很惨，决不会四平八稳地把这个差事干到头。他很有兴味地注意着郑子云的一切，像在生物实验室里，观察那些服过什么药物，或注射过什么针剂的小白鼠。暗中注意收集、记录着郑子云的信件、电话、谈话内容以及经常来往的人等，说不定将来就有用得着的时候。
也许不应该苛刻地责难纪恒全什么，他和某些人没什么两样，不过是某种生活的副产品。他所缺少的，并不很多，只是一般人都有的那点正义感。他其实是个非常能干，有充分能力适应各种领导胃口的秘书。但是，给郑子云这样的人做秘书，他显得过于复杂了。
作为一个副部长，竟然这样处理事情，纪恒全觉得郑子云不通世事简直到了愚蠢的地步。你就是不想追随什么潮头，这样让人下不来台，总会让人心里感到不痛快吧？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时相当微妙。转眼之间就把人给得罪了。
纪恒全决定照着汪方亮的意见去办。就是郑子云火头过后，知道他没照他的意见办，也不会为这种事情责怪他。郑子云总该明白这样做实际上是维护他。真正让人感到不可忽视的是汪方亮，虽然他整天嘻嘻哈哈，什么事都不大在乎的样子，却是真厉害的人。这种人，只有到了关键的时候才会动真的。就连田部长也怕他几分。
电话里，夏竹筠也穷追不舍：
“为什么不回家吃饭？”
“和谁一起吃饭？”
“谁？我怎么不认识这个人？”那一张画，在客厅的墙壁上，至少挂了一个月。三十多天，她天天面对着它，竟连作画人的签名也没看过一眼。再说，为什么都得是她认识的呢？
好像有一则外国幽默：
要是哥伦布有个老婆，他会发现美洲吗？
“你到哪儿去？”
“同谁一块儿去？”
“去干什么？”
“什么时候回来？”
结果是哥伦布什么也发现不了。
然后，她大发雷霆：“年三十你也不回家，啊！这个家我看你干脆别要了。”——那倒真会宰了他——“方方和培文、小外孙子都回家吃饭，你倒和个什么画画的下馆子去了。”她说到画画的那种口气，活像说到一盘烧坏了的牛肉，或是一段不称心的衣料。
“我在哪儿吃饭的自由还是有吧。”郑子云懒懒地应着，根本不听电话那边还在喷射着的岩浆或是炮弹，“咔嗒”一声把话筒放到叉簧上。
听见大女婿回家，他更不要回家了，他讨厌那位“门当户对”的亲家。那是夏竹筠的乘龙快婿，浑身上下也自有一种暴发户的味道。让郑子云想起进城以前，他在农村常见的、身上冒着小磨香油味儿的小商贩。
让他们那一伙冒着小磨香油味儿的人一起热闹去吧，只是苦了圆圆。郑子云后悔没把圆圆招呼出来，可他懒得再打电话，再听那火山爆发的声音。只有圆圆才是牵系他和那个家的唯一纽带。
那窄小的死胡同，就连极精巧的“丰田”车也没有转身的余地，司机老杨是把车倒着开进去的。
那小小的四合院，原来也许是个独门独户。长着北京人爱种的枣树、柿树、茉莉、月季……曾经是温馨、宁静的。但不知从什么年月起，搬进了许多人家。家家的小厨房，像雨后林子里突然长出来的蘑菇，又像河堤上伸向河床的护堤基石，往小院当中延伸着。院子里什么味道全有：醋熘白菜，葱花烙饼，油煎带鱼……什么声音也全有：两口子吵架，婴儿啼哭，收音机放到最大音量，河北梆子，慷慨激昂。从这音量可以猜出，开收音机的人，准是个耳朵挺背又在剁肉馅的老奶奶。她们大清早一睁开眼就会把收音机拧开，从早到晚，就这么哇啦哇啦地响着。别管是播送《天鹅湖》，还是《资本论》浅释，或是《说岳全传》……其实她们一个字，一个音符也没听进去。
画家的画室，竟在一九七六年地震时搭下的防震棚里。矮小、阴冷。夏天恐怕还会酷热难当，墙上还会潮得把糊的那层报纸洇湿。身材高大的画家不得不拱背站立着。可是，只要往案子上那画了半截的，以及墙上挂着的那些画瞧上一眼，人就会忘记这小屋、小院里的气味和嘈杂。郑子云不由得想，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概是顶“物美价廉”的了。他痴痴地站在那小屋里，想起自己部里的那些技术人员，还有工厂里的那些工人群众，又很快地修订了自己的想法，不，中国的老百姓，可以说是顶“物美价廉”的了。
在汽车上，画家忽然冒出一句：“解放这三十年来，从来没有一个部长——”
郑子云打断他：“副部长。”
“就连个副局长，也没到我家里来过。不过您可别以为我是那种受宠若惊的小人，我看重的并不是您的官衔，而是您对我的事业的理解，您那种待人处世的精神。”画家说得很快，而且还带着一种气汹汹的样子握着车门上的手柄，好像时刻准备着，只要郑子云有一点误解，他便会立刻打开车门，跳出汽车。
郑子云并不说什么，只是无言地拍了拍画家放在车座上的手背。
郑子云感慨。两个完全陌生的人，有时却是那么容易沟通，而朝夕相处了多少年的人，却是那么的隔膜。这大概只能从气质是否相通去找原因。郑子云又想起了圆圆、夏竹筠、田守诚……突然，叶知秋那张其丑无比的面庞在眼前闪现。
在周围一片觥筹交错、猜拳行令声中，他们显得太斯文了。一小口、一小口地吮着杯中的茅台，静静地、慢慢地嚼着。老了，牙齿不那么好，胃口也不那么好了。烟吸得倒不少，话说得也很多。
右边的一桌，几个年轻人喝得红头涨脸，一个劲儿地嚷着：
“七个巧呀！”
“六六顺呀！”
“五魁首呀！”
“八匹马呀！”
“全！”
“宝！”
…………
不管不顾，闹得整个餐厅里的人都不安生。服务员不得不过去对他们进行干预。
画家皱着眉头：“中国人总是把吃饭的气氛搞得很热闹。”
郑子云环顾四周：“这个餐厅里，就数咱们两个人年纪大了，全是年轻人。也难怪，好像下饭馆、喝酒，是他们业余时间里唯一的消遣。不然干什么呢？他们正是精力过剩的时候。跳舞？不行。好笑，五十年代跳舞盛行的时候，也没跳出多少流氓来嘛。文化生活又不够丰富。旅游？又没那个经济条件……我倒是同情他们，可是爱莫能助。关键在于我们要创造一个可以发挥他们精力的正常渠道。”
画家感喟：“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一些人对年轻人的某些希望、要求，那样大惊小怪，那样痛恨？好像因为他们想的和我们不一样，就都成了叛逆者。其实，我们所想、所干的，不是也同我们的父辈不一样吗？而那不一样的程度，也许比现在的青年人和我们的距离更大一些。我们既然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为什么我们不承认他们也有权力变革我们所承认、所认可的东西呢？我不是指那些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那是另一个范畴。我们只承认祖先传下来的东西和我们以及我们的上一辈所习惯的东西：比方学院派的音乐喽，十九世纪的芭蕾舞喽……仅仅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接受的就是这些，比这再发展一些，我们就本能地抗拒它，不知不觉地成了卫道士。生活的节奏已经无可挽回地加快了，为什么我们不同意青年人喜爱节奏更快的音乐，节奏更快的舞蹈，以及其他节奏更快的艺术形式呢？如果他们喜爱变化，喜爱更新鲜的事物，那是非常自然的，是一种自然规律。最好我们不要去干涉他们。四月影展不是终于在公园展出了吗，不论评论界怎样用假装的冷漠对待他们，他们不是明显地比某些影展拥有更多的观众吗？我们认为应该奉为永恒的东西，终有一天要消失，就是他们现在喜爱的东西，几年之后，也会成为过去……”郑子云的嘴角上浮起一丝恍惚的笑意，“在古典音乐里，三度、四度、五度、八度、六度音程被认为是谐和的；二度、七度被认为是不谐和的；增四度以前简直就叫它魔鬼，可是现在，一切都可以叫做谐和，什么和什么都可以放在一起，不足为怪了。不要要求和希望年轻人会同我们的思想感情完全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也不要要求年轻党员和党的关系同我们年轻时和党的关系一样，那是同旧社会搏斗的生死年代。现在的年轻一辈，要求自己有更多的思考机会，更多决定自己生活的机会，他们比我们年轻的时候有更多的生活经验，经历了更深刻的历史变动。一个老太太对我说，我们那个时候对党多么尊重，同志间的关系多么亲密，一边说，一边啧啧地叹气。她看不见生活的变化。这些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前，思想不是也十分单纯吗，事实教育了他们，我们不能像九斤老太太那样对待世界，共产党员不应该丧失前进的势头。如果你累了，你可以去休息，但是不要妨碍别人前进的步伐。”
郑子云很兴奋，其实他并没有喝醉，而是喝得恰到好处。喝酒这件事很怪，恰到好处的时候，总会使人振奋，开阔。
杨小东顺着圆桌的座位，挨着个儿瞅着那十三张脸。十三张嘴虽然说着和这顿欢宴、和这次奖金毫不相干的话，但杨小东知道，此时此刻，他们每个人的心里正激动不已。因为对他们这群被苛求的偏见排斥于信任之外，却又在努力挣脱自我的荒蛮、并要求上升的人来说，今天的聚会，太不寻常了。这无疑是一种光亮，给他们自信，照彻他们自己，也照彻前面道路。这光亮并不来自别人的恩赐，而来自他们自身的不屈。
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愿意用一种随便的口气说到自己心里的感受，泄露自己的激动。他们都是硬朗朗的哥们儿。硬朗朗的哥们儿是不夸张自己感情的。
只有麦芽色的啤酒，在瓶子里嗞嗞地冒着乳白色的泡沫，泡沫顺着瓶颈溢了出来，催促着他们赶快地斟满自己的酒杯。
杨小东拿起酒瓶，把每个人的酒杯斟满，然后举起自己的酒杯，说道：“今天咱们能聚到一块儿，是大家奋战的结果。来，我敬大家一杯。”他本来还想说点什么，但他觉得自己的心竟然跳得快了起来，而且声音里还有一种颤颤的东西，他有点不好意思，便停住不再说了。
大家全都举着酒杯站了起来。吴宾却说：“慢点，咱们应该把这个镜头拍下来。”说着，从草绿色的背包里拿出了相机。
葛新发大加赞美：“你小子想得还真周到。”
吴宾指挥着：“往一块儿靠靠，往一块儿靠靠。”
吕志民说：“你呢？还是找个人给咱们按一下吧。”
吴宾一回头，正好和邻桌郑子云的目光相遇。便说：“师傅，请您帮我们照张相好吗？只要把这个小方框对准我们，别漏掉一个，按一下这个小钮子就行，这相机是自动的。”
郑子云欣然同意。不过也有点好奇，吃吃饭，怎么想起拍张照片呢？是他们之中谁办喜事？不像。清一色的秃小子。还是欢庆天南地北的朋友们相聚？随即问了一句：“有什么喜事吗？”
吴宾答道：“哥们儿心里痛快。这顿饭，体面！是我们小组挣的奖金。”
说罢，十四个人把酒杯碰得乒乒乓乓地响。酒从杯子里溅了出来，仿佛他们心里翻腾着的那股激情，也随着溅了出来，使他们想笑，想开怀大笑。
杨小东把很多想说的话，变成了顶跟劲的一句：“希望明年咱们再来这么一次。”
郑子云早已退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可是那一桌子人吸引着他的注意力。他已经不大专心去听画家的讲话，不断地朝杨小东他们那张桌子望去。
吴宾用筷子敲了敲小碟，让大家安静下来。他也端了一杯酒站了起来，一改平时那种吊儿郎当的神态，说道：“我说咱们得敬小东一杯。咱们小组，从让人挤兑，变成个先进班组，是因为组长领导有方。来，干了！”
杨小东连连摆手，不肯从座位上站起来。
听了吴宾的话，郑子云兴趣更大了。他不断地向画家递着得意的眼色，像那些自视极高、不屑于高声叫卖的，老字号店铺里的店主。而这伙年轻人，是跑遍全城也找不到的，唯独他柜台上才有的顶呱呱的货色。
吴宾说：“瞧瞧，大家全端着酒杯站着，就等你一个人。你要是不喝，可就是看不起大伙。我们就一直站着。”
杨小东只好站起来和大家一一碰杯。“这是说的哪儿的话，谁有本事一个人包打天下。”
郑子云问吴宾：“你们是哪个厂的？”
吴宾说：“曙光汽车制造厂的。”
啊，有意思，陈咏明那个厂的。郑子云心里想，他倒要仔细听听。“是先进集体，怎么还有人挤兑呢？”他问。
吕志民说：“先进集体是群众评议的，要按车间主任的意思，我们全是刺儿头、杠头。选先进？没门儿！一边呆着去。就这，还净找岔子呢。”
吴宾插嘴：“还提他干什么，反正咱们也没偷奸耍滑，从一个工人来说，咱们的力气全卖到这儿了。要是他家的买卖，我才不干呢。可工厂不是他家的，工资也好，奖金也好，是国家给的。”
画家带着善意的讥讽对郑子云说：“看来，人们不大喜欢当官的，哪怕是个挺小的小官。不知你怎么样？”
郑子云想了想，笑了：“恐怕也有人背地里骂娘。”他举起酒杯，呷了一口，接着说：“挨骂是免不了的，皇上老子也有人骂呢，自古皆然。就看谁骂了。”他又侧过身去，问他椅子后的吕志民：“怎么对车间主任那么大意见呢？”
吕志民说：“别管我们干得多卖劲，他老跟人家说，我们组没好小伙子。就拿小宋来说——”他抬起下巴，往一个蔫蔫腾腾、心事重重的小伙子那边扬了扬，压低了声音说：“就干了一件顶漂亮的事。他原来给他哥介绍了个对象，开始挺顺利，后来发现他哥不对劲。人家女方约他哥‘十一’去吃饭，全家从上午十一点等到下午三点也不见人。女方去找他哥，连找三次不在家，有意地躲人家，就那么不冷不热地拖着。小宋就给他哥做工作，说：‘你觉着不行，就好好跟人家说，行呢，就办，缺钱的话，我可以给你三百二百的。’
“他哥呢，也不说和人家吹，也不说不吹。后来女方只好提出拉倒。为这事，小宋觉得挺对不起她，就主动提出，自己要和她好。那女的也挺不错，觉着自己比小宋大四岁，不合适。我们大伙也觉着不合适。可小宋决心挺大，到底把女方给说服了。前些日子，小宋找小东谈了——就是那个留小平头的，他是我们组长——
“小东说：‘你这是征求我的意见，还是把你的决定通知我？要是你已经决定，我支持你。要是征求我的意见，我十五个不赞成。’
“小宋说：‘一开始，我有过做点牺牲的想法，可我知道这不会持久，对将来的生活也没好处。现在我们确实有了感情，父母也都挺喜欢她——我和哥哥也决裂了。’
“小东一听，觉得蛮好。找我们哥们儿挨个谈话，介绍了情况。嘱咐我们，外组有议论小宋挖他哥墙角的，也有议论小宋娶媳妇还是娶妈的，一定要多做宣传解释工作。现在，车间里的人都挺佩服小宋，说他这事儿做得漂亮，有道德。您说是不是？”
郑子云说：“是倒是，可他怎么不开心呢？”
“没房子呀。”吕志民朝杨小东嚷着，“小东，小宋的房子真还是个事儿。”
杨小东朝大伙望了望，想要说点什么，注意力却被吴宾吸引过去了。那一边，吴宾和小徐大声地开玩笑：“你看过莎士比亚的戏没有？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国王，求婚的时候，还下跪呢，你就不能主动点儿。”
那位叫小徐的急得结结巴巴：“我怎么不主动了，我不知道说什么。”
杨小东埋怨着：“哎呀，不是教你好几遍了吗？到时候你得送人回家；分手的时候要留地址、电话；要主动约人家下次见面。见面的时间、地点、借口——主要是借口，你得先想好。”
看来，小徐的确有困难，眼前还没有个姑娘，他已经急得脸红了。
杨小东说：“我看你先在车间里练练，平时没事和咱们车间的女同志多聊聊。慢慢习惯了，再和女朋友谈话就不紧张了。”
吴宾又说：“你看看自然界，花有好看的花瓣，鹿有漂亮的角，公鸡有漂亮的尾巴，你也得练几招儿，怎么才能抓住人家的心。”
郑子云感慨，甚至还有点善意的妒忌。像那些老态龙钟，已经不能跑也不能跳的爷爷，看见儿孙们那肌肉坚实、富有弹性的长腿，跑上十几个小时也不觉得累时的滋味儿一样。
到底不一样了。他们知道应该恋爱，而且一点也不感到羞涩地大谈恋爱经。虽然他们的爱情比起莎士比亚在戏剧里所描绘的，要少些文学色彩。而他呢，根本就没有过这档子事儿。他记得他打算和夏竹筠结婚的时候，简单得就像开了个生活会：
“你同意和我结婚吗？”
“如果你有这个需要，我想还是可以的吧。”
需要？！什么需要？生理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从以后的结果来看，似乎都不是。
而夏竹筠怎么想的呢？从那个婚约缔结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题目。那时他们属于一个非常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一切都在不停地翻腾，没有一个能沉淀下来、让人看个仔细的机会。
想到哪儿去了？
他对画家说：“你看，这儿还传授恋爱经验。”
“那有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干的。”
郑子云不语。他忘了，他们是艺术家。仿佛艺术家才有情感生活。是社会这么划分的，还是他自己出了毛病？一部分人过着丰富的精神生活，一部分人却是另外一副样子……
说话间，杨小东已经把小宋结婚用房的考虑告诉了大家：把小宋家那间大点的房子隔一下，先对付着，等厂里房子盖好之后，再给他奔房子。放假后第一天上班，每班就抽出两个人拣砖头，他们两人的活由大家分包。全桌人一致拍手通过。
小宋舒心了。那心，原先还像没有挂起来的帆一样，皱皱巴巴，这会儿，却升上桅杆，被缓缓的风所涨满。不仅仅因为杨小东想出了这个权宜之计，还因为他觉得伙伴们了解他，支持他。不像吴国栋那样，把他想邪了。
有种人，好像得了一种病，得这种病的人，会践踏、侮辱、捉弄一切纯洁、美妙的东西，眼瞅着它们在自己的眼前凋零、枯萎、褪色、黯淡……他会得到一种生理上的满足。
自从小宋为了结婚，向吴国栋申请房子以来，他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也许，认真地说，吴国栋并没有说出什么令人难堪的话。但是，中国的语言，真是一门永远研究不完的艺术。有位名演员就说过，说好台词，是话剧演出中影响观众、感染观众、有决定意义的一项艺术手段。
同样一句话，哪怕是发声方法的不同，腔调的长短、高低，节奏的快慢，乃至于话语后面所包含的潜台词和说话人的思维活动，完全会造成截然不同的效果。吴国栋和他谈话的腔调和语气，就使人想到了顶顶暧昧的事情。
“出了什么问题？”
小宋连想也没想过。
契诃夫说过：“他们开始议论，说N和Z同居了；渐渐地，一种气氛造成了，在这种气氛里，N和Z想不通奸都不成了。”
有多少所谓的错误，是人为地酿成的啊。
为什么要在人人的面前放一张哈哈镜呢？作为开心解闷的玩具是可以的。要是认为这镜子里的形象，便真是那个人的模样，可就大错特错了。可是，哪一个个人有能力抵挡像吴国栋的这种伤害呢？吴国栋本人并不是不好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个挺不错的人，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这种伤害也可以说是无意识的。但这是一种意志的化身，代表着一股不小的社会势力。在这种意志面前，天真烂漫的心显得渺小、无能、孤单。像一片偶然落进漩涡里的树叶，随时都有被吞没的可能。
郑子云又问：“你们那个车间主任抓生产怎么样？”吕志民说：“您这么拧着脖子说话多难受，您二位要是乐意，咱们干脆合一块儿吃怎么样？”
郑子云问画家：“怎么样？”然后又小声说：“挺有意思的一伙人，跟他们聊聊？”
画家盯着郑子云直乐：“行啊，客随主便。”
“你笑什么？”郑子云不明白。
“回头告诉你，先听他们的。”
吴宾插话了：“要说抓生产，车间主任挺在行，没说的。”
郑子云好像有意和他们抬杠：“能抓生产，还是不错嘛。”
吴宾注意看了看他，断定郑子云是他视为极其无能的、典型的老书呆子，对工厂的事看来一窍不通，不免指指点点：“光会抓生产就行了？还管不管人的死活，我们又不是牲口，不是机器。牲口还得喂点料豆，机器还得上油呢。”
“说得对，小伙子。”画家慷慨激昂了。也许是酒喝得差不多了，他像小孩子一样在椅子上扭来扭去。
“那敢情。”葛新发当仁不让。
“你们小组还挺行啊。”郑子云由衷地喜欢这伙年轻人，特别喜欢那个留小平头的杨小东，觉得他很有一些办法的样子。反应快，但也不是使人顿生戒心的油滑。如果让他白白浪费自己和他们这伙子人的感情和力气，他是不会干的。他身上带着曲折的生活道路留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的明显痕迹：不以为然，冷静，有头脑，实际，能干。
杨小东接茬儿：“没什么大不了的，靠的就是心齐。”
“小东知道心疼人。他心疼大伙，大伙就心疼他。”
画家问：“他多大年纪？”
“三十一啦。”
“行，能干。”
吴宾说：“不含糊。您别看是个小组长，工厂这地方，得来真格的。不像有的部长，局长，只会划圈就行。谁都能当，只要摆在那个位子上。”
画家更乐了，直拿腿碰郑子云的腿：“听见了没有？”
郑子云不动声色，说：“对，我女儿也是这么个看法。”
杨小东不耐烦地挥挥手：“没那么玄乎，不过就是让大家心里痛快点儿。生活里，本来就有好些事情让人不顺心，如果在工作环境里再不顺心，可就没活头了。一个人，一辈子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工作集体里度过，凭什么不让他们在这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感到愉快和温暖呢？”
杨小东平时从不说这些“官话”。可不知怎么回事，今天这顿饭让人生出许多美好的念头，虽然这些念头和酒，和香酥鸡，和油烹大虾……简直是搭不上茬儿的，可是他们人人都觉得自己和往常到底有点不一样了。变得愿意相信点什么，愿意说点他们平时说起来，听起来，都有点害臊的、动感情的话。
吕志民慢腾腾地接过话茬儿：“不怕大家笑话，师傅，”他转向郑子云和画家，“咱们是头一回见面。说实在的，在组里，我这个人头顶次了。他们谁也没少剋我、说我，可我还就是愿意在这个组里呆着，舍不得离开它。别管在外头遇见多少不痛快的事……”
葛新发插嘴说：“那可不，就拿上班挤车这件事来说，别提多让人憋气了。今天早上，汽车忽然来了个急刹车，我往前一冲，正好踩了一个女的脚后跟，她扭过头来使劲儿瞪了我一眼，张嘴就来了一句：‘德行！’然后把眼皮儿使劲一抹搭，恨不得用那两片肉眼皮儿把我拦腰夹断。我没理她，好男不跟女斗。心里别提多气了，觉着她自己多美，谁多爱睬她。”
吕志民接着说：“对了，谁不愿意自己乘辆小汽车，省得受这份洋罪，就算没汽车，有辆摩托也行。可咱这点工资买得起吗？就算买得起，工厂能生产出来那么多吗？现在买什么不排队？就连买大白菜也得排队。再说住房问题，我们一家三代六口人，十平方米的房子住了二十年啦……”吕志民忽然想起，不该在这个餐桌上，在今天这样一种气氛和心情下发牢骚。他觉得这番话好像亵渎了他们心里刚刚生长起来的那些美好的东西。于是转了话头：“这些不痛快的事，说起来没完，不说也罢，我是想说，虽然有那么多让人烦心的事情，也还有让人痛快的地方，比方咱们的小组。”吕志民的眼睛亮了，甚至还不自觉地透出一种和他平时说话之间就能拍桌子、摔板凳的派头极不相称的，动感情的样子：“要说小组里给大家解决了多少困难，是解决了房子问题，还是解决了工资问题、交通问题？都没有，它没有这个权。可是，它关心人，真格的，不是挂在嘴头子上，尽它能做的，全不惜力地做到了。人就是这样，活的是一口气，心里痛快，干什么都行。哪怕我住不上房，哪怕我提不上工资，哪怕你葛新发明天上班挤车，招惹一肚子气，只要一进车间，看见大家伙这十三张脸，那些不痛快的事，就全忘到脑袋后头去了。”
听了这番话，刚才还是闹闹哄哄的一桌子人，一时全都静了下来，想着心事的样子。
杨小东赶紧发话：“咱们这是会餐，开成评功摆好会可就没劲了。”然后，他又装出诡秘的样子，压低了嗓子说：“别学咱们的田部长，净让咱们过什么革命化的春节，革命化的国庆节，革命化的元旦……咱们还是来点实惠的。你们不吃，我可要吃啦。”他转向郑子云：“您来点什么？”他抄起筷子，照准红烧鱼脊背上那块厚肉夹去，弄了一大块，放在郑子云面前的盘子里，“吃，吃，别客气！”然后又招呼大家：“不吃白不吃，快点吧，菜都凉了。”
葛新发表示不同意见：“你别说，他再来个革命化的春节，咱们的加班费合起来又够开一顿了。”
“那可就不是这么个意思了。平白无故混来的，没劲！”吴宾咕咚咕咚又是一杯下肚了。他把空酒杯往桌子上一蹾，鄙夷不屑地说：“忘了？一九七六年的春节，本来活就不满，设备又是刚擦洗完，他偏要到厂里来和工人群众过革命化的春节。吴国栋那会儿可求着咱们了，央告咱们说，‘各位弟兄帮帮忙，捧捧场，千万都到，就一会儿时间，保证长不了。部长劳动嘛，长不了，长不了，千万别让领导为难。回头一人还能落两瓶二锅头。’大年初一一早，就把咱们折腾到车间。好，等到十点，他来了，还带着个女的——哎，那女的是干什么的？”
杨小东答：“部办公厅主任。”
吴宾接着说：“什么主任？！捧哏儿的。两个跟演双簧似的，跟咱们吹了一个小时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然后，嘀——嘀——屁股后头一冒烟，走人了。他敢情好，回到家里，有保姆做现成的伺候着。不像咱们，还指望着过节放几天假休息休息，看看朋友。女同志还想趁这几天洗洗涮涮，缝缝补补。这么一来，加上路上往往返返，一天的时间全泡汤了。他倒好，在厂子里混了一个小时，还落个部长下厂过革命化的春节，登报扬名，便宜全让他占了。这种花里胡哨的人，还一节节地往高里升，真他妈的邪门儿。中国还有希望没有？怎么打倒了‘四人帮’，还有这种事儿。”
葛新发又给他斟上一杯：“喝吧，喝吧，你操什么心，他当他的官儿，你干你的活，跟你有什么关系，工资一个也不少你的，不就得了。”
吴宾不肯罢休：“正经关系不小呢？这种人当权，能一心扑在‘四化’上？能把老百姓放在心里？工资一个不少，可也不见长啊。要是当官儿的都这么个当法，咱们还有没有盼头了？”
画家又在桌子底下踢踢郑子云的腿。
郑子云的神色，不像刚坐到这张桌子上的时候那么神采奕奕了。他忽然显得疲倦、苍老、冷漠、拒人千里。他抓起那瓶没有喝完的茅台，给每个人都斟上一杯，急于收场地说：“各位小同志，我敬你们大家一杯，怎么样？”
吕志民握起酒杯：“总得有个说法吧。”
“说什么呢？”郑子云转向画家。画家依然用那双儿童一般充盈着笑意的眼睛看着他。郑子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这样地笑啊。“这样吧，今天能和你们一块喝一杯，心里挺高兴，希望咱们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做出好成绩。咱们后会有期，干！”
众人一口饮下。
吴宾咂吧着嘴唇：“好酒。”
吕志民在跟郑子云握手言别的时候问道：“说了归齐，您二位又是干什么的呢？”
郑子云一面扣着绿色棉布军大衣的纽扣，一面答道：“他是画家，我嘛，干点行政工作。”
“啊，管吃、喝、拉、撒、睡的。”
郑子云笑笑：“差不多吧。我说你们这顿饭吃得真值。”
“车间主任的鼻子都气歪了。”
“再气一下，兴许就正过来了。”
出了饭馆，冷风扑面。在饭馆里变得有点沉闷的人，像一个猛子扎进了大海，让冷飕飕的感觉刺激一下，重又兴奋起来。
郑子云问：“你刚才笑什么？你说一会儿告诉我。”
“我忘了。因为我好像一直在笑。”
郑子云陪着画家慢慢地向电车站走去。他的眼睛，在街灯的映照下闪烁着，像有许多飘忽不定的念头，一个个地在那里面闪过。他忽然打破沉默：“今天吃饭，收获不小。那个杨小东帮我解决了思想上的一个大问题。怎么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不能光靠空头的说教，也不是什么先生产、后生活。靠的是关心人，相信人，鼓舞人。古时候还有一句话，叫做士为知己者死呢。你知道我当初是怎么向往革命的？既不是因为看了《共产党宣言》，也不是因为看了《资本论》，而恰恰是因为看了一本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写的《爱的教育》。它使我相信并去追求真、善、美。杨小东是个了不起的心理学家。你说是不是？不过，有点对不起你，说是请你吃饭，结果让你陪我听了一晚上你毫无兴趣的谈话……”
“谁说我没兴趣，他们说的，不正是大家心里想着的吗？况且，我也有很大的收获。”
“噢？！”郑子云有点惊奇，他停住，定睛看着画家。
“我一直在琢磨你，观察你。将来我想替你画张像。不过要画你是相当困难的。你的思绪、神情变化得异常迅速。每一个瞬息的变化，都从不同角度显示着你的气质，丢掉一个都是可惜的。可事实上不得不在丢掉，它太难以捕捉。”
郑子云异常严肃地说：“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画家那像随人摆布的儿童一样的眼睛，也变得严肃起来，像郑子云一样的执拗，绝不退让地说：“也许你有你的理由，但可以想见的是，你的任何理由，都是狭隘的。每一个正直的勤奋工作的人，他，和他的工作，都不只属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