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早上接班，李瑞林到得挺早。他在厂子门口，呆呆地站了许久。心里什么滋味儿都有。两个多月没来上班，身子骨倒是清闲了，脑袋瓜可一直没闲着。想不到他这个给别人治了二十多年“思想病”的支部书记，有一天自己也会得这种病。奇怪不奇怪。
起先，是气愤。然后，是悲凉。再后，是躺在炕上猜谜：他不上班，别人会往哪儿想？会不会来动员他上班？谁会来找他谈话？批评他，还是跟他说好话？为什么要把各车间的专职书记给撤了？陈咏明抽的什么风？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自打他到厂里以后，离辙的事儿干得真不少。他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没挨过整，还是没给整够？
听说基建处处长董大山已经把陈咏明告到部里去了。董大山部里有线。宋克局长在这里当厂长的时候，董大山就是宋克家里的常客。董大山手里有物资啊！那些年，光有钱不顶事儿。你手里要是有物，就可以换房子、换工作、换人……凡你想要的东西，都能换。再有，打个家具啦；修个“厨房”啦——那厨房讲究得给宋家老大做了新房；利用关系户，把宋克不便直接插手的老二，从农村弄了回来，还安排到哪个基建工程队搞宣传，又轻省、又不惹眼。
听说宋克局长还要提副部长呢，陈咏明这样折腾下去，能有他的好烟抽吗？
想到这里，李瑞林又着实为陈咏明担心。
虽说陈咏明这个人，说拉脸子就拉脸子。以实求实地说，陈咏明是个敢说敢当的正派人。遇见那些聪明人绕着弯子走的事，他呢，不缩脖子，不眨巴眼，对准目标，照直地走过去。
这不是哪儿泥泞，偏往哪儿踩吗。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个造反派的头头，把李瑞林全家打跑了，占了李瑞林家的房。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前，支部书记李瑞林处理过他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一来，他翻案了，说李瑞林处理错了。当时，处理意见李瑞林请示过厂党委，不能由李瑞林一个人负责。再说那件事也没有处理错。他不过是伺机报复，抓住李瑞林不放，撵着李瑞林两口子乱打。吓得李瑞林老婆直抽风，弄得李瑞林全家住没处住，躲没处躲。
陈咏明对保卫处长说，这件事闹得李瑞林一家到处流浪，连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干部里头，反应强烈。如果老不处理，人家怎么工作呢？保卫处应该干预这件事。
那时，谁也不知道陈咏明有多大能耐。曙光汽车厂是个大厂，那些见过世面的处室干部，有些根本不拿陈咏明当回事；有些对新厂长抱着观望态度，等着瞧他怎么开张。陈咏明处处体会到了由于屁股太小，坐这把交椅的难处。
保卫处长根本没理陈咏明的茬儿。
第二次，陈咏明又拉上一位党委副书记和保卫处长谈话，他还是不理。
第三次，保卫处长还是不管。并且带着对不知就里的人的讥讽说：“我的工作，受公安系统的垂直领导，不能乱抓。”
陈咏明说：“我没有做过保卫工作，我在这方面的知识，一无所有，政策水平也不高。但我有三个问题向你请教，请你回答。一，你这个保卫处是保卫什么的？他把李瑞林同志的房占了，还提溜着棒子到处打人家，这是不是侵犯人权？是不是违反宪法？二，我承认公安系统对你的垂直领导，但厂党委对你是不是也有领导权？这个双重领导是以厂党委为主，还是以公安系统为主？三，今天是第三次找你，限你三天之内，把这个造反派从李瑞林同志家里弄出去。你究竟干不干？你得正面回答我。”
陈咏明像个精细的泥瓦匠，把所有可以隐遁的小缝都给泥上了，弄得保卫处长无处可钻，他拐弯抹角地表示着自己的不敬：“我可以按你的意见执行，但我保留自己的意见。”
陈咏明威严地说：“你可以保留意见，这符合组织原则。但你能执行领导的决定，这个态度还是好的。”
真稳得住神儿！够辣的，保卫处长想。第二天他只好把那个造反派弄出了李瑞林的家。
不久以后，在全厂干部大会上，陈咏明原原本本地公布了这三次谈话的内容，最后还说：“我不相信这么多人的一个大厂，就找不出个保卫处长，这个保卫处长非得你来干。”
保卫处长就在会场的前排坐着，一点没料到陈咏明会来这一手。简直像当头一棒，他蒙了。这么多年来，他还真没遇见过这么厉害的主儿，竟敢摸他的屁股。
陈咏明果断地改组了保卫处的领导班子。上上下下，好一阵热闹。由于闹派性，这个处连党支部都成立不起来。
反正厂里的人，对陈咏明要么恨之入骨，要么拥护得要命，持中不溜儿态度的很少。
两个多月，偏偏没人理李瑞林的茬儿。他沉不住气了，去找陈咏明。
陈咏明劈头就问：“想通了？”
“想通想不通，以后再说，先工作吧。”
“这就对了。有些事儿，不是一下子就能想通的，那就慢慢想吧。”
这句话还说得尽情尽理。
下一句，可就不行了。“这两个月的工资，我已经通知财务科，超出七天以外的，全部扣发了。七天之内，算你事假。老李，咱们是老同志了，就算想不通，不该不上班。你做了那么多年的思想政治工作，难道不知道这一点？”陈咏明原先还很柔和的眼神，变得死硬起来，甚至还有些烦恼的样子，好像这谈话，这决定，都让他感到极大的不快。
李瑞林闹了两个多月的情绪，陈咏明没短了一天的思虑。他知道，扣发李瑞林工资这件事，不但会引起李瑞林极大的不满，也会引起其他人的不满。毫无疑问，有那么一伙人，还会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去迎合一部分人的不满情绪。眼下什么东西都在涨价，扣两个月工资，真够李瑞林受的。但是陈咏明宁愿完事儿以后，自己掏腰包送一部分钱给李瑞林，也不能不这么干。作为这个厂的厂长，如果没有这个“狠心”，要是任何一个人，因为任何一件事不顺自己的心，就撂挑子躺倒不干，怎么办呢？不是已经有人在处心积虑地找岔子，钻空子吗？
比方像董大山那样的人，因为自己后台硬，不是处处刁难他吗？简直是骑在他脖子上拉屎撒尿，使他无法开展工作。
进厂的时候，有个车间的土建工程还没完工。陈咏明了解到要完成汽车厂当年的任务，这是个突破口。便把董大山找了来。“这个车间是不是打个歼灭战，早点投产。你找几个人研究一下，提个方案。”
董大山想，哼，新官上任三把火。你这头把火就烧到我头上来了，看我好拿捏？嘴头上却答应得挺好。半个月过去了，什么动静也没有。
陈咏明问：“上次说的事，你研究了没有？”
董大山一点也不亏心地回答：“没有。”
“你抓紧研究研究好吗？什么时候可以完工？”
“你说呢，你想什么时候完工？”董大山歪着头，眯缝着眼睛，反问陈咏明。他在看陈咏明的笑话，看他能说出个什么道道。他觉得陈咏明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陈咏明也确实好像没有主意地说：“我问你的意见。”
“要我说，十月份。”董大山信口说道。
“还是找几个人研究一下，是不是可以缩短工期。”陈咏明恳切地要求。
“我看没那个可能。”
“你还是找几个人研究一下，能不能缩短工期。”陈咏明的口气强硬起来。董大山把他的耐心，看做是软弱可欺了。
又过半个月，一问，董大山还是没研究。
陈咏明不满意了。“怎么回事？还没研究？”
“你到底想要我什么时候完成？”还是那句话。
又来了，陈咏明心里暗笑。“我想顶好明天就完成，你办得到吗？”
“这不是开玩笑吗！”
“是玩笑。但我希望越快越好。你是搞基建的，应该心中有数。”
董大山被他缠得烦了，又答应研究研究。
再过半个月，还是没信儿。
陈咏明想：伙计，你太“轻敌”了。
陈咏明刚到厂子的时候，一个多月，什么话也没说，什么事也没办，先把大大小小的角落都走到了，看遍了。有关这个收尾车间的土建情况，他早已调查清楚。
陈咏明第四次找董大山。“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董大山嬉皮笑脸地跟他泡：“你到底要求什么时候完工？”
“我说不出。你既然负责这个工作，你就得拿出个最佳、最快的方案来。”
“什么时候拿方案？”
“五天以后。”
“五天？！要了我的命我也拿不出来。”
“咱们得把话说清楚，我给你的期限可不是五天，而是一个半月的时间，对不对？你自己可以算一算。我可不是不讲理的人。事情有再一、再二，哪有再三、再四？我也知道五天你拿不出方案，但这是你自己造成的。按照我的经验八天就够了，不过我可以给你十天的时间。十天以后，必须拿出方案来。”陈咏明用不容分辩的口气说。他已经下了决心，董大山再拿不出方案，他就先撤了他。厂长的权力范围里有一条，叫做“临机处置”。不这样整整他，还能进行工作吗？
这几句话让董大山感到一些分量了。他开始琢磨陈咏明：这到底是个什么等级的对手？但他还要试一试他以为可以拿住陈咏明的那个法宝。“你到底要求什么时候完成？”
“‘五一’。这个时间比较实事求是。你为什么非说‘十一’不可？”
董大山的脑袋摇得像个货郎鼓。列数着“五一”不能完成的种种原因。陈咏明也不插嘴，抱着两个膀子，笑眯眯地听他说。董大山发现，他越说下去，陈咏明的嘴咧得越大。
陈咏明耐心地等他说完，才不慌不忙地反驳。“你说收尾工程量很大？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陈咏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蓝色塑料封面的笔记本，用手指头轻轻地弹了弹笔记本的封面，发出“嗒”的一响，董大山觉得那一指头像弹在了自己的脑门上。“我已经全部调查清楚，收尾工程一共二十一项，每项工程的工作量，都在我这个本上记着。是像你说的那个情况吗？你强调车间里要安几十台床子，床子有大有小，非常复杂。你大概忘了，我是从哪里来的吧？我是从机床厂来的，摆弄了二十几年的床子，难道不如你？你给我来这一套？你真是看错人了。车间里一共要安四十台床子，每台床子的型号、规格、重量，以及多少个地脚螺丝全在我这个本子上，是像你说的那个情况吗？至于混凝土的养生期，在气温低的情况下，也不是不可以加快的。你可以用电养生，也可以加化学制剂，有一周时间足够了，为什么非二十八天？我可以向你介绍一下我的履历，我还搞过八年的基建，你没想到吧？你以为你很聪明？别给我来这一套，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十天以后交出方案。”
这一席话听得董大山目瞪口呆，他不得不对陈咏明刮目相看了。
后来，他们又打了第二个回合。
金工车间非常拥挤，机床也安得横七竖八，需要重新布置，合理流程。一些工段要迁出去，腾出地方，车间的工艺线路才能调整。
需要盖一个可以安装三吨吊车的九百平方米的厂房。根据陈咏明过去搞基建的经验，干基建主要是个组织工作，这个厂房三十天完成，他心里还是有谱的。
他召集计划处、基建处、运输处布置工作。“明天是星期天，基建处放线，运输处清理场地，下午挖方，夜间打垫层。现在天暖了，混凝土的养生期有四五个小时就可以了。星期一起基础。”
星期一早上，陈咏明上班一看，工地上一动没动。他很奇怪，布置工作的时候，没有人反对嘛！他到基建处去找董大山，办公室里没有，直到九点钟才把他找着。“今天应该起基础，怎么一动没动？”
“这个线我不能放。”
“这就怪了，星期六开会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怎么不能放？”
“图纸没给，我怎么放？”
“我不是给了你一个平面图吗？”
“那不能作为放线的依据。”董大山振振有词。
“平面图不能放线吗？”
“不能。”
“这是标准厂房，十八米跨是标准跨距，平面图上标没标这个尺寸？”
“有。”董大山最怕陈咏明发问，他的问题像层层剥笋，最后非把你藏着掖着的东西剥出来不可。
“厂房的长度九百米，图纸上有吧？”
“有。”董大山觉得扣子一环一环地扣紧了。
“好，再问，安装天车的六米柱距是标准柱距你知道吗？”
“知道。”他不能说不知道，宋克不是在汽车行业的厂长会议上表扬过他精通基建业务吗？
“既然平面图上给了你这三个条件，你怎么不能放这个线？你想糊弄老百姓？你知道，我可不是种地的。三十天工期你给我耽误了两天。你到底能不能放这个线？你说，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放出来？”
“明天。”董大山垂头丧气地说。
“不行。今天下午三点你必须把线放出来，三点放不出来，你这个处长就别当了。”说罢，陈咏明转身就走。下午两点半一看，不但线放了，土方都开挖了。
陈咏明真想把董大山撤了。这么一件事，不但宋克打电话替董大山说情，连田守诚部长也给他打招呼。田守诚不可能认识董大山，这当然是宋克游说的结果。
陈咏明能不服从吗？一个是他的主管局长，一个是重工业部的部长。他能去问郑子云吗？“你说的话算数不算数？‘能下放的权力，部里一点儿不留……’”郑子云又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据说他的工作也并不顺利。
再说，他自己不是也得一而再、再而三地做一定的迁就和让步吗？上次，田部长不知为什么缘由来厂里看看走走，他不是也同意报销一笔招待费吗？他说：“香烟嘛，就买三盒吧。他们要抽就抽，不抽不要打开，留着下次用。”原政工组组长深奥莫测地笑了。还有人说他小气。小气？谁不小气又从自己腰包里掏了一分钱呢？部长们在自己家里抽烟怎么办？也有人招待？明知这么做要讨人的不喜欢，但他要决心在自己的工厂里造就一种公事公办的风气。
据说，行政科的经办同志买了一条。那位行政科长不错，不给报销，说：“剩下的哪里去了？查不出来不要报销。”好，这么一来，下次就没有人再敢拿着公家的钱瞎花，并且从中揩油了。有反对的，不是也有支持的吗？
使陈咏明感到忧虑的还有，像李瑞林这种党龄不算短、党性比较强的同志，事情一涉及到自己头上，不但思想跟不上趟，甚至还产生了抵触情绪。而且，随着今后工作的发展，肯定还会涉及更多按老规矩办事的人。那阻力是多么的大啊！他，吃得消吗？
偶尔，他也会有力不从心的惶惑和短暂地丧失信心。这时候，他只要大步流星地在厂子里走上几圈，心里的郁闷渐渐就会被随时遇到需要他裁决的各种问题所驱散。他没有时间发愁，他必须把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这复杂的生活中去。
扣工资的事，气得李瑞林七窍生烟，可他既没跳也没闹。他知道这事不能闹。他不在理，摆到桌面儿上说不过去。不管怎么说，在他那杂乱的思想里，还有一根弦总在提着：我是三十多年的老党员了……
老吕头还按着老称呼招呼他：“李书记，您——来得这么早哇。”
老吕头的两个门牙已经豁了，说起话来直漏风。所以，那语调更让李瑞林感到一种落魄的凄凉。
他原想对老吕头说：“别叫我书记了，往后，就叫我老李吧。”话到嘴边儿，却硬是说不出来。
一想到今后要与老吕头为伍，一块儿看大门儿了，脸上总有些挂不住的样子。话虽那么说，共产党的干部能上能下。谁见过呀。历来的习惯是，只有那些犯了错误的干部才会连撸几级。平白无故，哪有从干部变工人的？不往上升，至少也得保持原有地位不变，才说得过去吧？
不论怎么说，老吕头还那么称呼他，在精神上多少给了他一些安慰。至少老吕头没拿他当犯了错误、撸下来劳改的干部。于是他装着没有留神的样子，只是执意劝老吕头早些下班，回家休息。
老吕头从车棚里推出自己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乱响的自行车，头上戴着一顶小儿子吕志民复员的时候带回来的军帽。绿色布面、灰色兔毛的衬里，耷拉着两个耳扇子，一走一扇忽。身上穿的那件棉大衣，油腻腻的。胳膊肘、前襟和下摆的边缘都已经补过了，就连每个扣眼儿，也都重新锁过了。这件大衣，早该换一换了。当老人的，省啊，省啊，还不都是为了孩子。
李瑞林想起老吕头的小儿子吕志民，听说净和老吕头闹不对付。能说那孩子坏吗？也不是，就是犟，你说东，他偏说西，毛毛躁躁，是个“二了八十”的浑小子。唉，现在的年轻人，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
上了年纪，心里还不得安宁啊。做父母的，除非到了蹬腿的那一天，活一天，就有操不完的心。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李瑞林瞧着老吕头走远之后，便走进传达室。坐了一会儿，又站了起来，觉得这么坐着不是个事儿，总得干点什么吧，又不知道该干什么才好。他忽然觉得呆了这么多年的厂子，变得好生分，好像他是个初来乍到的新工人。这让他觉着很不是滋味。
于是，他捅开了封着的蜂窝煤炉子，打了壶水放在炉子上烧着，又从门背后找出把大扫帚，哗啦哗啦地扫着传达室门前的那段柏油小路。说实在的，真没有什么可扫的，溜光的马路挺干净，说邪乎点，真像舔过的那么干净。他直起腰，打量着远远近近的厂房。从部队转业下来，他就到这个汽车厂来了。二十多年，眼瞅着这个厂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就像眼瞅着邻居家的孩子，生下来，吃奶，断奶，会爬了，会走了，长大了，上学了……有时，他不明白，他明明见那孩子不久以前还光着屁股满世界乱爬，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个漂亮小伙，穿着他顶不待见的喇叭裤，裤腿活像两把用高粱篾儿扎成的笤帚，胳膊弯里还挎着个小妞儿。
这工厂越来越气派了。比他家乡那个县城还大，绕厂子转一圈，没有大半个钟头怕是转不下来。
一进厂子大门，是个挺大的圆形花圃，两条柏油小路，从花圃左右两旁绕了过去。像两条筋骨挺好的胳膊，搂着个大笸箩。路边，是挺直的白杨树。树干上的节子，活像人的眼睛，木格登登地瞪着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人们，也那么瞪着李瑞林。白杨树下，是修剪得一般高低的小松墙。松树的针叶上，锈满了从北京城的烟囱里冒出来的煤灰，叶子黑不黑、绿不绿。
花圃后面是办公楼，办公楼后面是一个挨一个的车间。右边，几乎看不到边儿的广场上，一辆辆崭新的、准备出厂的汽车，排列得整整齐齐，像列队的新战士，穿着刚发的新军装，背着乌光锃亮的新马枪，很有一些排山倒海的气势。就连满肚子怨气的李瑞林也不得不承认，在原先那个乱摊子、散摊子、烂摊子上干出这一番成绩，哪里是只花苦力气就能办到的？！那真是明枪暗箭，左推右挡，嫉贤妒能，一步一个陷阱。全厂上上下下这些个人，谁是怎么回事，那些多少年也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哪一样李瑞林不知道啊。陈咏明也是个人吧，也有闷在肚里说不出的苦吧，怎么就不见他有个灰心丧气的时候？
炉子上的水开了。咕嘟咕嘟的，气儿挺足，把水壶盖顶得呱嗒呱嗒地响。李瑞林泡了杯茉莉花茶。八角钱一两的茶叶，还赶不上以前六角的。真是，什么都不如从前了。他在椅子上坐下来，掏出装烟丝的铁盒和卷烟纸，卷了一支“大炮”，悠悠地吸着，一面端详着传达室里简单的陈设。
一张条款，用毛笔字写得工工整整，醒目地贴在大挂钟的下面。大挂钟的钟摆摇来摆去，像个脑袋瓜，歪来歪去地在琢磨那张条款，看得有滋有味儿，没完没够。
条款上这样写着：
五罚一元钱的暂行规定
一、随地吐痰；
二、随处抽烟；
三、乱丢纸片；
四、乱放车子；
五、家属随便进厂。
凡有上述行为发生，各罚人民币一元。
曙光汽车制造厂
李瑞林把这条款瞧了又瞧，总觉得有点小题大做。
家属小孩不能到厂子里乱窜，这还说得过去。可随处吸烟，随地吐痰，乱扔纸片，乱放自行车要罚一元钱，有那个必要吗。寻思大伙钱多了还是怎么的？新鲜！没见过！没事儿上街看看去，满大街的烟头、纸屑、黏痰，越是人多，越是热闹的地方就越乱乎。再说，谁能不吐痰呢？中国人没有不吐痰的。不信，就支着耳朵听听，别管在戏园子里，报告会上，或是电汽车里，马路上的自行车队里，总能听见打扫嗓子的声音，往外咯痰的声音。吐口痰，又碍着谁什么了呢？倒是自行车，那是乱放不了的。看车的老娘们儿，会拿着大喇叭冲着不存车的人使劲儿吆喝，就算不想存车的人有张迫击炮也打不透的厚脸皮，也甭想省下那二分钱。一说，还是迫击炮，那是哪个朝代的武器了？早不是李瑞林在部队当迫击炮手的那个时候了。老喽！落后喽！除了迫击炮，还能知道什么呢？
肯定，这是陈咏明的主意。前不久他才从日本考察回来，准是从那儿趸来的洋货。
听说全厂整整停工一天，擦所有车间的窗子。说实话，那窗子打从建厂那天起，二十多年没有擦过。上面腻着一层黑褐色的浊物，但是谁也没觉得那有什么不好。工厂嘛，又不是宾馆，它本来就是个脏地方。油泥、铁末子、铸造车间清砂时到处飞扬的黑砂……别说车间的窗子，就是车间外头的树叶，也像刚从铸模里倒出来，上面粘着一层黑砂。你擦呀，有本事连树叶也擦擦。
陈咏明向大家讲文明生产的重要。“挺好的厂房，弄得像个监狱。黑乎乎的，一进厂房就让人昏昏欲睡，打不起精神。外国人要是看见这种厂房，准不跟你做买卖。他不相信，用这种态度对待厂房，还能用什么更好的态度对待生产。也就不相信你能生产出好东西来。”
还听说，厂子里盖了暖房，请了花匠。开春以后，还要在空地上植草皮。说是这样可以不往车间里带灰尘，能保证产品质量什么的。好倒是好，顶什么用？能代替拉闸不给电，还是能代替原材料的不足？工厂就是工厂，想看花看草上公园去。能跟洋人比吗？他们是资产阶级，中国人不看花不看草照样过日子，照样出汽车。
莫不是他成心在挑陈咏明的刺儿？
落到看大门的下场，该怪谁呢？
春天，陈咏明在部里开完整顿企业管理会回来，不知得了什么令儿，比刚到厂上任的时候更来劲儿了。什么扩大企业自主权啦；什么市场竞争啦；什么整顿企业领导班子啦；什么自由组阁啦；撤销大庆办、政工组和车间专职支部书记啦……真敢干哪。
别的事，李瑞林不敢说，有几样他可实在接受不了。
取消政工组、大庆办，行吗？
陈咏明在动员报告里讲过：“……政工组、大庆办不过是一种形式。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只要我们把工人群众的疾苦真正地放在心上，认真地去解决，只要我们千方百计地把生产搞上去，何必一定要挂那个牌子？五十年代，我们的经济发展得不错嘛，企业里并没有政工组，大家不是很团结吗？那时的思想政治工作，靠的是各级领导，小组里还有八大员。何必另设一套人马呢？反而让各级行政干部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政工组的事，自己不用管了。到底是在党的领导下，大家做人的工作好，还是少数人抓、别人撒手不管好呢？”
自由组阁，这叫什么词儿？哪儿写着了，还是哪位首长说过了？就是部里颁发的整顿企业十二条措施里，也没有自由组阁这一条啊。
“千军万马抓班子。”
不管谁说什么，陈咏明心里有数。没有这一条措施，汽车厂的工作别想打开局面。像保卫处长和董大山那种一味拆台的人，能很好地配合工作吗？
生活福利处的处长，一天到晚不干工作，还冒领加班费。谁给他送礼，他就给谁房子。谁不给他送礼，谁就分不到房子。群众敢怒不敢言，谁敢得罪他？他手里攥着房子。
还有那个劳资处的副处长。据说她这个副处长，是不分白天黑夜，一把鼻涕、一把泪从宋克那儿哭来的。陈咏明觉得对于一个人，总应该往前看。干部里女同志又比较少，也该考虑这一方面的代表性。没想到他们处的老处长退休，没有马上把她提为正职，她就到处大骂厂党委和陈咏明，躺在家里不上班，还到部里找宋克，说厂里打击她，不重用她，直闹到宋克把她调到另一个厂去了事。
临走之前，陈咏明和她谈话：“你给厂党委和我造了不少舆论。今天你要走了，咱们应该谈谈心。我来厂以后，在干部大会上做过安民告示：多换思想少换人，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要安定团结，才能大干快上。对不对？当时群众对你反映很大，这个情况你也是知道的。但是厂党委为你承担了责任。为什么选你当厂党委委员？也是给你造舆论。这步棋，你明白吗？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时候，又选你当了一个委员，也是给你造舆论。这是不是事实？你们处长退休了，半年没安排正职。当然，也不是没有人建议，应该派谁派谁，我们没派。这不是给你留的位子吗？这是不是事实？你半年就等不及了？你到底是为了工作，还是为了当官儿？没有马上给你这个官，你就大骂大闹，哪点儿还像个共产党员、像个干部的样子？这是个考验。很遗憾，你没有经受住这个考验。你要求调动工作，可以。但调走也得把这个账算清楚，不能这么稀里糊涂一走了事……”
她走了也好。这种干部，走到哪儿，哪儿倒霉。
宋克怎么净选这样一些人当干部呢？这样的干部，能扑下心来干工作吗？“四人帮”的干扰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汽车厂的工作上不去，宋克能说没有责任吗？
陈咏明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刀阔斧地调整了各职能处科室的领导班子。其速度之快，调整范围之广，是建厂以来从来未有的。
首先，厂内各职能处科室的领导，由厂党委在民意测验的基础上委任。不管这位新委任的领导是不是党员，责成他组织自己的班子，三天之内交出名单。由他自己提出，他那一摊儿谁上谁下，谁需要横调。然后大家坐下来讨论，你这个班子配得怎么样，提拔的、免职的、横调的理由是什么，合适不合适……
要照过去的办法，先提个想法给组织部门、政治部门。让他们去考核、研究，然后再交党委开会讨论研究。反反复复、上上下下，好几个来回。要想对班子做这么大的调整，等到猴年马月去了。这说明干部管理，是可以走群众路线的。
李瑞林说，这不是给拉山头、搞宗派留空子吗。处科长个人能比党委正确？客观？能比组织部门对干部的了解全面？资产阶级的办法，怎么能用来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班子？
二车间，那个叫杨小东的刺儿头，当时就顶了他：“什么资产阶级的办法，毛主席批江青的时候就说过，‘……不要由你组阁……’中央发的那几个揭发‘四人帮’罪行的材料，您没仔细看过还是怎么着？”
只要屁股一挨板凳，坐下来开会或是学习，李瑞林马上就会打瞌睡，好像头天晚上凑巧一宿没睡。难得有那么一两回不打瞌睡，他便用两个镍币摞在一起，专心致志地夹腮帮子上的胡须。那胡须挺经拔，二十多年，搞了多少运动，开了多少会，学习了多少文件，愣是不见减少。
李瑞林没和杨小东论个长短，文件上到底有没有，他心里没底儿，实在记不准了。现在的年轻人，嘴尖舌快，见多识广，新名词、新理论一套一套的，别管真假，一张嘴就能引经据典地来上几句，把人唬得一愣一愣、张口结舌。谁知道那些话马克思、列宁说过没有？上哪儿查去？遇到这种场合，李瑞林只好不搭茬儿。
陈咏明的气儿可粗得很：
“有人反映，‘苗卓岭不是党员，他有什么资格组班子？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党还管不管干部？’
“你让他当总工程师，把生产技术大权交给了他，说明你信任他。不信任他，怎么能让他当总工程师呢？生产技术让他负责，班子不让他沾边儿，他手下的人提拔、调动，他都不知道，你让他怎么负责，怎么安排工作？‘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把他安排在这个位置上，他对班子就应该有发言权。何况最后的决定权还在党委，怎么叫不要党的领导？‘党管干部’！组织部门那几个人就代表党？
“再说组阁问题。哪怕有人组了自己的小舅子、大姨子来也行，只要把生产搞上去。有条件卡着嘛，三个月内要取得较好的成绩，半年内要有新的突破。搞不出成绩，第一把手就自动让贤嘛。怕什么？何况还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人做工作，总要有合得来的帮手，我们要注意合得来这一点，不要怕人家说什么宗派、山头。人都是有个性的嘛，就有个合得来、合不来这一说。唱那个高调干什么？‘我们是马列主义者，我们是阶级兄弟，有什么合得来、合不来？’李瑞林和申鸿昭同志，是两位很好的同志，一个是书记，一个是车间主任，却闹得天翻地覆，这怎么工作呢？有隔阂就分开，两个人都会谢天谢地。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干？过去人事部门、组织部门派的班子，互相之间常常搭不上手。还有些人，资格挺老，人也不错，就是任务承担不了。这样的班子，怎么能把工作搞好？各部门工作松垮，组织部门应当负一大部分责任。现在，很多权力下放到科室、车间了，就是要选拔能承担这么多权力而又不出毛病的人。通过民意测验，说明我们不是没人，而是有人不懂得使用。”
根据这套办法，李瑞林的专职书记不但撤掉了，组阁时，又把个“干部”给组掉了。说起来既让人寒心，又让人没法儿相信。谁也说不出他有什么大毛病，可就是没人要他。就算他李瑞林不行，四车间的主任冯振民怎么样？老劳模了，也下来了。
陈咏明不是这样说的吗？“为什么当了劳模就一定要当官儿呢？现在是机械化大生产，需要领导生产的人懂技术，懂生产，还有组织领导这种生产的能力。老冯人是不错，哪儿艰苦往哪儿去，为了抢任务，经常加班加点，饭都顾不上吃，饿昏在地上。可是呢，四车间的生产组织得乱七八糟，生产计划月月完不成。厂里开个调度会，回到车间，他能把一大半要做的事给忘了。记性不好，能记在本子上也行，到了现在，还是个半文盲。他呀，还是当劳模好。按选劳模的标准选车间主任是不够的，有人能当个挺好的劳模，不一定能当个得力的好干部。‘将是将才，帅是帅才’，对不对？”
“那也不能怪他，他没文化呀。他自小受苦受穷，哪儿有条件学文化？您不能拿我们大老粗和知识分子比。”说到“大老粗”这三个字，李瑞林觉得脊梁挺了起来。
“大老粗？大老粗怎么啦？既不是光荣榜又不是奖状。就算是光荣榜，它也只能代表过去不代表现在。刚解放那会儿，你还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以前忙着打仗去了。现在，三十年的和平日子过去了，这三十年你忙什么去了？打扑克去了？”
打扑克怎么着？李瑞林不服气。他想：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不就是打打扑克吗？算什么原则性的问题？该抓的大事不抓，倒提起打扑克的事来了。
“苗卓岭就行？”
“他怎么不行？”
“他家庭出身不好，又有海外关系。”
“你呀，什么时候了，还是这么一脑门官司。这种看法不但把许多好同志整苦了，也把咱们的国家坑苦了。多少人才，就让这种偏见给毁了。结果谁倒霉？国家倒霉。没有人才，搞什么现代化，搞什么社会主义建设。咱们只好在原地踏步走，瞅着别人往前跑。五十年代，我们和日本的经济水平差不多，现在你再看看人家，把我们落下至少三十年。”
“我用不着看他们，他们那儿贫民窟里的耗子有这么大。”李瑞林两手往外一比划，那耗子大概和猫差不多了。
“你见着啦？”
“……报纸上登过。”
“哈！哈！哈！”
陈咏明嘴里打着哈哈，心里却往外冒着苦味儿。他的眼前浮现出苗卓岭那老是夹着肩膀、缩着脑袋，以及他在生产会、办公会或技术会上结结巴巴发言的样子。战战兢兢、眼睛绝对不敢离开手里的发言稿，哪怕他要讲到的，不过是同意或是不同意修个厕所这样的问题，他也要照着事先写好的稿子念。那发言稿上的每一个字一定翻过来、覆过去地掂量过、检查过，让人抓不住一点茬儿。就是这样，散会之后，他还要拉着陈咏明和记录员当场查对记录。他怕，怕万一记录员把哪个人的错话记在他的账上，或是曲解了他的哪句话。人活在这种心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儿啊。难道不应该抚平这些心上的皱褶吗？
一阵自行车的铃声惊扰了李瑞林的思绪。吴国栋骑了一辆崭新的二八永久车进厂了。瞅见李瑞林坐在传达室的窗口，他挺热情地凑过去招呼着：“您——上班了？”
李瑞林讪讪地答着：“也不能老呆着。”然后从屋里走出来，前前后后地打量着吴国栋的新车。心里琢磨着，他休了那么久的病假，哪儿来的钱买新车？总得一百七十元钱吧？
吴国栋解释着：“新买的。厂子里给住家远的同志搞了一次贷款，一个月才扣两元钱。解决远途职工上下班挤车和上夜班的人搭不上早末班车的困难。”说着，吴国栋按了一下车把上的转铃。转铃叮铃铃地响着，像唱着一支心满意足的歌。吴国栋脸上泛着微笑，就连李瑞林也微微地笑了：穷工人哪，买辆车不容易。
一抬眼，吴国栋瞧见李瑞林那霜白的两鬓，谢了的顶，心里立刻有股酸溜溜的味儿。便一把捂住了转动着的车铃。
从为工人着想上，陈咏明没什么可挑的。那边，职工自己盖的宿舍，已经快盖好了。嚷嚷了十来年的住房问题，总算有了盼头。
李瑞林两个多月没上班，真像古话说的：“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吴国栋却瞧着新起的房子犯愁。“这房子盖得不易。先是建设银行不给现钱。为这，老陈答应给人家也盖点。你要说他实在也实在，滑头也滑头。他给人家抻着来，一年打基础，二年盖房子，三年再完工。他不敢一家伙干完，怕银行再提新的要求。施工队伍又泡蘑菇，三栋房子两年还不交工。这就决定自己干。车间里三个人的活两个人干，支付施工队的钱，一部分给在车间坚持生产和抽出去盖房子的工人发奖金，剩下的用来提高房子的平米造价。哪个车间出人，就先给哪个车间房子。比施工队的进度自然是快多了。可是，银行和咱们这么干对吗？”
为这，吴国栋找陈咏明谈过，提醒他注意，不要违反了政策。
陈咏明说：“我们只好来点变通手段，不然我们没法过日子。不过这些变通办法都是沿着政策的边缘，在它允许的范围内浮动。既有利于群众，也不损害国家利益。违法的事当然不干。”
陈咏明一天到晚，不知要花多少脑子，琢磨在哪儿还可以抠出一点变通的方法，好为工厂的生产发展、职工生活的改善创造点条件。有时他觉得自己简直像那菜市场旁边专门等着给顾客宰鸡宰鸭的人，为的是弄几个小钱，得点鸡鸭下水。
除了牢牢把住政治大方向，李瑞林对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吴国栋显得豁达。“嗨，这算什么，比这邪乎的事多了。怎么样，你的肝炎好了吗？”
“好了。”吴国栋感慨地摇摇头。自打生病以来的种种苦处，尽在这无言的摇头之中了。
李瑞林是很能理解个中滋味的，毕竟他们是同一代人，不论对社会、对生活的负荷，他们的感觉总是相通的：“那也要好好注意，千万别再累犯了。”
说着话，吕志民也骑车进了厂。蜻蜓点水似的把右腿从车上骗下来，用脚尖点了一下地，然后又把腿骗上车座，算是“出入下车”了，接着又“叭”的一声从嘴上吐下来个烟屁股。
李瑞林高嗓大叫：“下来！你给我下来！”心里想，这下买卖可开张了，先罚他一元钱再说。
吕志民给他叫蒙了，眨巴着眼睛：“怎么啦，怎么啦。”
“怎么啦？拿一元钱出来！”
“干吗？”
李瑞林伸手往传达室那边一指：“墙上贴着哪，五罚一元钱。”
吕志民光翻眼睛，不见动静。
李瑞林和吴国栋都有些兴奋。不论吕志民掏不掏这一块钱，他们都会觉得称心。在这点上，他们也是相通的。要是他不掏，就是“五罚一元钱”的失败。他们乐得这一套瞎胡闹的新玩艺儿受到大家的抵制。要是他掏，那叫活该。他们就乐意看吕志民这种小青年受到条条框框的约束，巴不得他们一个个像牛一样穿上鼻眼儿才好。
李瑞林说：“瞎起哄的时候挺来劲，拿一元钱就像从身上割下一斤肉。”这句话是有所指的。在陈咏明宣布撤销大庆办和政工组的大会上，李瑞林曾跳上台去痛心疾首地喊叫：“你们想干什么？你们还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台下的小青年又是哄笑，又是吹口哨，又是拍巴掌。就是这个吕志民把他从台上拽下来的，还说：“一边玩儿去吧，您哪。”
吴国栋插嘴说：“陈厂长不是在全厂宣布过吗？你不知道？”
吕志民开始慢慢腾腾地解上衣口袋上的扣子。陈咏明说过的话，吕志民愿意捧场。吴国栋那个得意劲儿，却让他窝火，他正琢磨来句什么话噎噎吴国栋才好。别看他是他的车间主任，他才不吃他那一套呢。
李瑞林不知怎么，想起刚才老吕头推着的那辆破车，穿着的那件破棉大衣。他忽然改变了主意：“算了，下次记着吧，这回你自己把烟头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就得了。”
吕志民乖乖地捡起烟头，朝李瑞林挥了挥手，又朝吴国栋挑衅地瞥了一眼，骑上车子，扬长而去。
吴国栋忙转向李瑞林：“老李，您这是——”
“算了，何必从他开刀呢？我得先从头头抓起。这条条是他们定的，对不对？”
说好了，吃过中饭杨小东找葛新发和吴宾有“要事相商”。到时候，却不见了杨小东。哪儿去了呢？是不是还没吃完？他们又折回食堂。果然，杨小东端着两个胳膊肘，和吕志民在食堂门口站着。小吕一脸的不自在，脸上那个蛤蟆镜，像一对蜻蜓的眼睛，往下耷拉着，给吕志民那无精打采的脸，更添上一种百般无奈的样子。小东呢，两道浓眉，却得意地、时不时地往上一挑，嘴巴咧得挺大，谁也说不出他是在干正事，还是在逗乐子。吴宾是聪明人，一看就知道这两个人不会无缘无故地站在食堂门口。不过他并不露声色：“吃饱了撑的，跑食堂门口站岗来啦。”
杨小东不愧是杨小东，一向直来直去：“中午吃饭，是厂里人员顶集中的时候，我把他拽来，在这儿瞧瞧，到底有多少个戴蛤蟆镜的。”他转向吕志民，“瞧见了吧？一共就俩，你是第三个，那两个是什么人，你心里全清楚。”然后，他严正起来，“我告诉你，咱们组就不能有这样的事，你压根儿就不是那号人，赶哪门子时髦？”
“得，得，趁早收起来，没劲。装什么假华侨。”吴宾一把把吕志民的眼镜抓了下来。
葛新发眯着眼睛往天上瞅了瞅。太阳，整天整天地躲在灰蒙蒙的雾啊、云啊、煤烟子的后头。“就说是戴吧，大冬天的，也不是时候。”
“我当初可是有言在先，你们选我当班长，你们十三个人就是副班长，别管咱们组有什么事，你们都得把自己摆在班长的地位上，想想自己该怎么处理，那样，事就好办多了。你们当时都点了头的，没忘吧？”
吕志民认账：“没忘。”
别管杨小东说什么，吕志民从来不带翻脸。
小哥们儿相交，讲的是仗义。
为他穿喇叭裤的事，小东已经跟车间主任吴国栋顶过一回：“喇叭裤全让小流氓给穿糟了。其实，穿的人不见得就坏，穿得油渍麻花的人，也不一定就好。”
至于吕志民和他父亲不对付的事，究竟谁对、谁不对，那笔账是算不清楚的。
老爷子任吗不懂，管得还宽，见人就数落儿子的不是。动不动就告给小东，吕志民和他吵架；早上不起床；洗脸水、洗脚水不倒，就在地当间儿放着，谁不注意就“当”地踢上一脚，闹得满地都是水；晚上一出去就是半宿，说是“厂里有事”；又说吕志民床底下压着一把三棱刮刀，可能是对付他的……去年，吕志民带回家一个新洗脸盆，两条新毛巾，老爷子竟然问小东那些东西是不是偷的……净把人往邪里想，吕志民拧劲儿上来了，越是这么着，他越是任着性儿来。这关系好得了吗？
小东既不听信老人那些狭隘的偏见，也批评吕志民成心给父亲找气的不是。仗义的是，他从不拿那些挑三窝四、恨不得把人人家里闹得鸡飞狗叫的人散布的闲言碎语当回事。该顶的顶回去，该解释的解释。在这点上，吕志民觉着小东比老吕头待他还好。这样的领导——别看是个小班长，难得遇上啊。
“好吧，再戴你就给我没收。”吕志民下了决心，何必呢，为了个蛤蟆镜和小东惹气。
“你再戴我就抓下来给你摔了。”杨小东毫不含糊。
吴宾把眼镜往吕志民兜里一杵。问杨小东：“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儿？”
杨小东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纸条，递给了吴宾。吴宾一看，是前天小组里搞的那个民意测验。题目是：今年五十元安全卫生维护机床先进班组奖金如何处理？
吴宾数了数，一共十四张，其中十三张写着离厂子顶近的“新风饭店”，一张写了“老莫”，都想到一块去了。
写条子的时候，谁也没和谁商量过，十四个人，心齐得都绝门了。
杨小东说：“今天是一九七九年的最后一天。下午没活儿，就是搞卫生，你和葛新发就别参加了。莫斯科餐厅太远，又是个别意见，就到新风饭店去订菜订饭。你们俩占座、吃馆子有经验。五十元钱，该订什么菜，什么酒，看着办。我们三点钟干完，车间一封门，队伍就开去了。”
葛新发说：“哟，那笔账你还记着哪。”
“什么经验，都有用得着的时候，但要看场合和时间。你们吃馆子的经验这回不就用上了。”
说罢，四个人都笑了起来。
葛新发说的是上次发季度奖的事。那天，还没把奖金发到个人手中，杨小东就和他们两人打招呼了：“今天发奖金，你们可不许上班时间出去吃馆子。”
杨小东这个招呼，当然不是随便说说。他从不跟人说那号没有把握、没有根据的话。
葛新发和吴宾是班组里有名的馋鬼。拿到奖金就吃馆子是他们的老习惯。杨小东也多次劝说过他们：“又去吃馆子？也不攒点钱，还打算不打算娶媳妇？”
每每提起娶媳妇的事，葛新发总是满腹狐疑地摇着大脑袋：“媳妇儿？不行。那玩意儿太受限制。你说说，你现在有单身那会儿自在吗？”
杨小东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是不那么自在。可这不自在里，又有点儿美不滋儿的味儿。那是没媳妇的人，咂摸不出来的。”
吴宾不以为然地说：“今天说今天，明天说明天。再说，一个月就吃那么一两次。”
葛新发继续表示着对婚姻合理性的怀疑：“是啊，就算你有了钱，没房子也不行啊。你看小宋，就差没给车间主任吴国栋磕头下跪了。”
“叫我，我他妈的两口子就搬到吴国栋的办公桌上睡去。老浑蛋，他敢情结了婚，下过俩崽儿了。”提起小宋要房子的事，吴宾总是一肚子火。
杨小东表示：“不能那么说他。车间里生产抓得还不错。他不走后门，也不利用职权，就连厂子从乡下拉来的梨、苹果，一听不是国营商店里趸来的，他都不买，生怕违反了政策。像这样的干部，就算不错了。他那样一个芝麻官，能有多大的权。还能要求他什么？”
吴宾说：“那也不能净往歪处想我们。小宋跟他要房子，他连正眼都不瞧，在那儿翻报纸，看广告。让小宋在一边站了老半天才开腔：‘结婚？你多大年纪了？’
“‘二十七。您前些日子还问过我的年龄呢。’
“你瞧瞧，他心里有咱们工人吗？车间干部大小也是个官儿，他应该了解自己的工人。我看了本小说，说的是战争年代的一个团，上千人，不算少了。这个团政委的工作做到什么程度？三天可以叫上团里新兵的名字，一个星期了解了新兵的家庭情况。咱们车间到头不过三百人。”
葛新发插嘴了：“那是小说。”
“别打岔，听下去。吴国栋接着说：‘你年龄还小嘛，咱们车间还有三十多岁的人没结婚呢，还是再等几年吧。党和国家不是提倡晚婚嘛，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要考虑服从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
“我要是小宋，我就问问他：‘你多大岁数结的婚？少给我来这套假招子。’
“小宋太老实，说什么‘我的事不一样，非得赶快办不成’。
“你猜吴国栋想到哪儿去了？没有比他更歪的心眼了。马上问小宋：‘出了什么问题？’
“他妈的！出了什么问题，他怎么就不知道小宋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多么漂亮的事。这号人，还配给人家做思想政治工作，兼任什么支部书记？他什么时候真正关心过我们，拿我们当人，和我们心贴过心？他应该知道我们有权利娶媳妇，提意见，要房子，吃馆子……好像我们是专政对象，他是专来监督我们的。小东，你说的不全对。一个车间的干部，不光把生产抓上去了就是好干部，他得把每个人的心都拢到一块，像你那样。你体贴大伙，大伙再累，也心甘情愿。人到底是人，又不是牲口，他是需要点儿温暖，同情，安慰，关怀的。这些东西带来的力量，是钱、是压制命令永远做不到的。”
为了吃馆子，吴宾和葛新发确有一两次没下班就提前走了。杨小东早已警告过他们，再这么干，非得把这事儿拿到吴国栋那儿去说说不可，他决不再姑息他们。上次发完季度奖，他们俩没听小东的劝告，还是去了。一回车间，杨小东就批了他们：“我不让你们去，你们非去，这是第一个错误。上班吃饭，违反劳动纪律，这是第二个错误。你们应该主动去找吴国栋承认错误，不要让我去告状。”
他们耍赖，谁也不肯动窝。杨小东两只手像两把大台钳，拧着他们一人一只胳膊：“不去？我押着你们去，我和你们一块检讨，检讨我这个班长没当好，你们才会上班吃馆子去。”
他们挨了吴国栋的批评，扣了工时，可他们谁也不记恨杨小东。因为他从来把话说到明处，不背后整人；不编排事情算计人；不背地里打人的小报告，踩着别人的脊背往上爬；也不给人小鞋穿。
三点多钟，吴国栋看见杨小东那个班组的人，匆匆忙忙地换下工作服，在水管子上洗手。呼啊吼啊地彼此吆喝着，催促着，像有什么急事要办的样子。他才发现，这伙人里，不见了吴宾和葛新发。他走过去，顺手在吴宾那台车床的导轨上摸了一下，再看看手指头，除了机油以外，没有铁末子染污他的手指头。床子是擦过了。再看看床子周围的地面，打扫得挺干净。加工好的轴盖，整整齐齐地码在木架子上，边角上没有磕碰的地方。工具箱锁得好好的，没有工具遗留在外面。找来找去，实在没有什么毛病可挑。吴国栋并不死心，觉得自己既然兼任了支部书记，就得尽尽自己的责任，便问杨小东：“你们这样成帮成伙地干什么去？”
“到新风饭店会餐去。”
“谁请客？”
“自己请自己。你不是说了吗？奖给集体的奖金，各组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车间不管。”
旁边，吕志民还加了一句：“杀人放火去。”这不是成心噎他么，太无法无天了，到底他还是个支部书记。
吴国栋眼瞅着他们一伙人，从车棚里推出自己的车子。那些车子，辆辆都是车座拔得老高。一个个在车把上猫着腰，撅着屁股，车铃哗啷啷地响成一片，像一群蝗虫一样地飞去了。
蝗虫！在吴国栋的眼睛里，他们真是一群蝗虫！
好哇，这还了得。拿着奖金，就这么大摇大摆，明目张胆地下馆子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
当初怎么就鬼使神差地把这些刺儿头全拢到车工组来了？可他也纳闷儿，这伙子人怎么那么扎堆儿呢？干活也好，玩儿也好，说干什么，呼啦一下全走了。没看见他们之间闹过什么矛盾。就拿评工资这种最难平衡、最棘手的事来说，也没见他们组有谁到车间主任这里告过状，诉过委屈，争上一级。不像别的组，哭天抹泪的有，吵架不团结的有，工作甩耙子的有……怨谁呢？谁也不怨，没办法，穷啊。要不是为钱，为穷，他能和自己老婆打架吗？
要是他们组里有人生病，歇了两天病假，眼瞅拿不上奖金了，大伙全去帮他。吴国栋就见过，有次吕志民感冒，因为体温没超过三十七度，医务室没给开病假条，杨小东就让他一旁歇着，自己开两台床子。
再说干活。七八年以前，车间里老是完不成生产任务。全车间的人都埋怨车工组不给劲，拖了壳体大组的后腿。吴国栋没少批评他们拉了生产进度，影响钳工装配。
他们不服气，说壳体大组的组长是六八年进厂的，资历浅，技术水平不高，经验少，办法不多，群众威信低。他是铣工，不懂车工，乱派活，怎么能当大组长？
他们说，“一完不成任务就剋我们，是我们的问题吗？”要求调整生产组织，把车、钳、铣、装配四摊分开干，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到底是谁完不成任务。
就这么着，吴国栋调整了车间里的生产组织。
车工小组成立的那天，他们还开了个会。
大家说：“这回咱们成了独立的一个组，再不能干不好。让他们瞧瞧，咱们不是刺儿头。”
“不论车间布置的什么工作，咱们无论如何要搞起来，非争这口气不可。”
“这是给咱们一个翻身的机会，咱们行不行？”
“行！”十四个人一齐做了回答。
开过会以后，还贴了一份小组成立公告，说明小组于一九七八年一月五日正式成立，表示了把工作做好的决心。都挺好，就是最后来了一句：“年底见！”给吴国栋留下一种非常狂妄的印象。有这么写公告的吗？“年底见！”跟谁较劲儿？啊？好像向他这个车间主任示威。
劲儿铆得是足，小组成立以来，连续二十四个月完成生产任务。一九七八年评了个车间先进生产小组，今年，又评了个厂先进生产小组，公司里还评上了质量信得过小组。
去年车间要求各班组建立废品报告单，别的组都搞不起来。过去习惯了，出了废品，随手一扔，下班走人，谁也不愿意去搞那个原始记录：今天干了多少，出了多少废品，为什么出废品，最后还要请检查员签字认账。是杨小东他们组先搞起来的，没错儿。可是吴宾怎么说？“他们不灵我们灵，他们干不出来，我们干出来了，怎么样？”
吴国栋把心一横：“就冲你们这种态度，不怎么样。”
吴宾说：“哟，原来您就这么个水平。”
他们靠的是什么呢？靠觉悟？没门儿，他们组一共才两个党员，三个团员。
靠领导？难道杨小东真有这两下子？杨小东的情况，吴国栋清楚。他爸爸参加过国民党，本人不是党团员，一九六七年因为私自开车挨过批判……在汽车厂，私自开车并不稀罕，只是他的办法实在刁钻。自己配了一大堆车门上的钥匙，想开哪辆就开哪辆。把路码表一摘，跑回来再安上，让人察觉不出来新车是跑过的。下了夜班以后把汽车推着出去，离厂子很远才打火，回来的时候老远就熄火，滑行回到厂门口，再把车推进来。那时候，反正大家工作都不负责任，好长一段时间，领导和门卫都没发现。这些事，说明杨小东贼得很。他用什么办法拢住了这帮子人？难道像帮会那样，因为他招数高，大家都拜他做老头子不成？
靠集体的荣誉感？能指望这伙人有什么集体观念、荣誉感？这不，拿着自己的荣誉、集体的荣誉下馆子去了。
他们靠的是什么？对吴国栋来讲始终是个谜。别看他们样样走在前头，他始终对他们不放心，样样事情，他都提防着他们。就连他们加工好的轴盖，他也觉得像是土地爷吹的一口仙气变的，糊弄人的。等仙法一过，又会变成一堆铁疙瘩。
但是，吴国栋是个讲求实际的人。工厂是凭技术干活的地方，班组长要过得硬。要是技术上不行，跟他关系再好，他也不能用那样的人。虽然从吴国栋个人来说，他不喜欢杨小东，可是杨小东技术上有一套，干活也不偷奸耍滑，把一个工人的力气全卖在这儿了。吴国栋要把自己车间的生产搞上去，就得用杨小东这样的人。
吴国栋发现，陈咏明却是打心眼里喜欢他们。他常看见陈咏明和杨小东那帮子人在一起聊天，什么都聊：生态平衡、国家领导人频繁出访、尼斯湖怪、国际足球赛……有时，他们还叽里呱啦地讲几句英语或是日语。扯那些有什么用？这些人不好管，就是因为懂得太多。
陈咏明还很拿他们的意见当回事。比方他们提出，齿轮加工完了之后，随手往筐里一扔，容易磕碰，精度就会降低，严重地影响产品的质量，前面辛辛苦苦的许多道工序就白费了。应该设计一种推车式的、有几层格子的工位器具，加工好的齿轮可以直接摆上去。一层多少格，一格摆多少个，一共多少层，便于计算，防止磕碰，还便于运输。这道工序到下道工序，一推就推过去了。但是这种车子，除了前头两个轱辘以外，后头应该是两个可以落地的撑腿。这种车子停下来的时候很稳定，不会晃动。杨小东解释说：“因为平时工人看旋转的车床看得太多了，应该尽可能地在生产环境里消除一切影响工人精神状态的不利因素。”
车间里的工具箱，从打有工厂那天起，刷的就是黑色。杨小东小组，不知怎么心血来潮，全刷成了绿的。这么点屁事，也说得天花乱坠：“厂房黑乎乎的、机器黑乎乎的，看起来多沉闷啊。来点绿，可以调剂调剂人的精神，多出活儿啊。这是心理学。”
这，挨得上吗？陈咏明也跟着瞎哄哄，让大家把工具箱全刷成了绿色。还说：“好得很。这样的主意，科室干部肯定想不出来，只有在第一线的工人和管理干部才能想得出来。所以我才决定取消政治部。我们要把每一个基层管理干部变成政治工作者，让他们懂得企业管理心理学。我看，杨小东是懂得这一点的，所以他们班组的样样工作，才能做得出色。吴国栋，他们的经验要是你们车间能够认真地消化、推广，你们的生产肯定会更上一层楼，你信不信？”
难道使吴国栋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底就在这里？就在这个什么心理学上？吴国栋觉得玄乎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