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客观真理的唯一标准。

令人馋涎欲滴的红菜汤的香味，从厨房里飘送过来。案板上，还响着切菜刀轻快的节奏。

也许因为身体已经恢复了健康，叶知秋的心情就像窗外那片冬日少有的晴空，融着太阳的暖意。

发了几天烧，身子软软的，嘴里老有一股苦味，什么也吃不下去。

厨房里送过来的香味，诱发着叶知秋的食欲。她跟许多善良的人一样，一点儿顺心的小事，都会使她加倍地感到生活的乐趣。比方说，一个好天气；一封盼望已久的来信；看了一部好电影；电车上有个吊儿郎当的小青年给老太太让了座……现在呢，只是因为这晴朗的天；病后的好胃口；莫征周到而又不露形迹的关切。

多亏莫征。如果没有他，谁能这样细心地照料她呢？抓药、煎药、变着法儿地调换着伙食的花样……但这番感慨莫征是不要听的，他会拿眼睛翻她，还会不屑地从鼻子里往外喷冷气儿，好像她是卖梨膏糖的。

她高兴。不由得想说两句无伤大雅的废话——你叫它耍贫嘴也行，或是唱几嗓子。她试着咕咕噜噜地哼了几句，不行，嗓子是嘶哑的，还带着齉齉的鼻音，两个鼻管里仍旧塞满了没有打扫干净的浊物。

她索然地发了一会儿呆，便收起了心。真的，一个人，即使在自己家里，也不能太过放肆。这种放纵自己的行为，如果成为一种习惯，然后不知不觉地带到办公室，或者是带到公共场合里去，就会引起莫名其妙的指责或非议。何况她在别人眼里，已经是个行为荒诞、不合时宜的人物。

她愣怔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久已忘记的法文，不禁高声地问了一句：“今天中午吃什么？”

莫征在厨房用法文嚷道：“红菜汤、腊肠和面包。”

这孩子真不赖，竟然没有忘记。这当然因为他自小生活在一个有教养的家庭。

有教养的家庭？——他现在什么也没有了，真正地成了一个孤儿，就像她一样。

可教养又是什么呢？在那几年，它是一种容不得的奢侈品，是资产阶级这个词汇的同义语。

人类真是一群疯狂的傻瓜，为什么要创造文明呢？要是还停留在洪荒时代，或是还用四肢在地上爬行，一切大概会简单得多。

莫征的父母，曾是一所名牌大学的法文教授。五十年代中期，叶知秋做过他们的学生。那时，莫征只有三岁多，很像英国电影《雾都孤儿》里那个可爱的小男孩奥利佛尔。穿着一套浅蓝色的法兰绒衣服，黑黑的眼珠，像两颗滚动着的黑宝石。每次开饭以前，他总是把两只洗得干干净净的小手，平放在桌子上让妈妈检查，然后有礼貌地用法文问道：“我可以吃饭了吗？”每每叶知秋到莫教授家里做客，总是戏谑地管莫征叫奥利佛尔。当时，叶知秋绝没想到，他以后的命运，竟是孤儿奥利佛尔的翻版。为这，叶知秋总觉得有点儿对不起莫征。没想到她这善意的玩笑竟成了一个巫婆的咒语，不然，何以会应验得如此准确呢？

“文化大革命”中父母双双死于非命之后，莫征成了靠偷窃过日子的小贼，像一只流落在街头的野狗。叶知秋第一次把他从派出所领回之后，他甚至狠狠地咬了她一口，在她家里来了一次卷逃。这也许是每一条野狗的经验，躲着那些伸过来的手，再不就咬它一口。别相信它会抚摸你，它要么给你一顿毒打，要么就勒死你。

叶知秋再一次把他从派出所领了回来。她也弄不清自己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也许因为她自小也是一个孤儿，饱尝过世态的炎凉和寄人篱下的痛苦？它们像一条天生的纽带，把她和莫征联在一起。

也许因为这一生她将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母爱，像一切女人一样，顽强地需要一个表现这种天性的机会。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丑陋真是一种不幸。

说不出叶知秋脸上的哪个部件究竟有什么明显的缺陷，可是这些部件凑在一起，毫不夸张地说，几乎使她成了一千个女人里也难以遇到的一个顶丑的女人。

那些很代表她性格的头发，又粗、又多、又硬，头发的式样也非常古怪。她又不肯让理发师剪个稍稍时髦一点的发型，稍稍地削薄一点。于是，又短又厚的头发，像放射线一样向四处支棱着，远远看去，活像头上戴了一顶士兵的钢盔。

浑身上下看不到一点儿女性的曲线和魅力。肩膀方方正正，就像伐木人用斧子砍倒的一棵老树的树桩。

没有一个神经正常的男人，会娶这样一个女人做妻子。

菜饭端进来了。

莫征，像饭店里老练的服务员，右手端着腾着热气的红菜汤，左手拿着两个分盛着腊肠和面包的盘子。两个盘子上还摞着一个小小的果酱盘子。

腊肠切得很薄，一片片错落有致地向着一个方面，顺着盘子绕成环形，斜躺在盘底。面包切得很均匀，每片面包的厚度一样，简直像用尺子比着、量着切出来的。

每每莫征十分在行地抄起锅碗瓢勺在厨房里做饭，或是带着一种猜不透含义的微笑，像饭馆里的大师傅那样，用勺子在炒锅底上俏皮地敲两下的时候，叶知秋的心里，总泛起一种说不出是悲凉还是欣喜的复杂情绪。他的生存能力似乎比她们这一代人强。比如，直到现在她还不会做饭烧菜，如果没有莫征，她就不得不去吃那口味单调透顶的食堂。奇怪，食堂里烧的东西，别管是红烧肉还是黄焖鸡，永远是一个味儿，你就分不清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她喜欢吃口味好的菜，可是要她为那种事分心她又舍不得时间，就算下个狠心抽出时间，她也不会做。她的生活安排得一塌糊涂……不，生存能力！当然她指的不是这个，实际上她想得更多的是，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干好任何一件事情，别管是做饭、弹钢琴、或是法文……可是他为什么一副乐天知命的样子端着这几个盘子呢？不，也不是说端盘子有什么不好，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而是什么呢？她的思绪飘移开去……

汤大概很烫，放在桌子上之后，莫征立刻吹着自己的手指头尖。

那应该是一双艺术家的手。手指粗而长，手掌厚而宽，指关节和桡腕关节都生得十分结实。小的时候他学过几年钢琴，小小的人儿，脚还够不着踏板，却会在一片琴键的轰鸣中忘记了玩耍和吃饭……可现在，当叶知秋心血来潮，在那架落满尘土的钢琴上，用僵硬的、不听使唤的手指勉强弹上一曲的时候，他呢，却远远地躲进自己房间的一个角落，仿佛那琴声里有什么让他感到害怕的东西……

什么叫做应该是呢？莫征早已不是那个穿着一套浅蓝色法兰绒衣服的小男孩。他已经变成又高又大的青年，穿着一件军绿色的棉布上衣，那是部队上的处理物资。衣服皱皱巴巴，原先的扣子早已掉光，现在的五个扣子是有深有浅，大小不一。又肥又长的劳动布裤子，像没有盛满东西的口袋，挂在他那又瘦又长的腿上，裤脚上还有一个没有补缀的三角口子。他所有的裤脚上几乎都有这样的口子，这大半和他干的工种有关系。整天和树枝、灌木丛打交道，灌水、剪枝、喷药……一不小心，就会被树枝剐破。即使这样，他仍然是个让姑娘们一见倾心的人物——假如她们不知道他的过去的话——方方的下巴，棱角清晰的大嘴巴，黑而柔软的头发松松地披向脑后，仿佛修剪过的、不宽不窄的眉毛，整齐地、直直地伸向太阳穴，只是在眉梢有那么几根，微微地往上翘着，这使他在不动声色的时候，也给人一种神采飞扬的感觉。也许因为黑眼珠比平常的稍大了一些，目光总显得凝重、迟缓，还有点儿淡漠。

莫征用脚勾出放在桌下的凳子，在那张摇摇晃晃的凳子上坐下，凳子立刻吱吱嘎嘎地呻吟起来，仿佛因为这突然增加的负荷而感到极大的痛苦。

这声音总让叶知秋感到不放心。她不知说过多少次，要么赶快拿去修理，要么就丢掉它，不然，早晚有一天会摔坏人。而莫征总是懒懒地说：“没事儿，只要您记着别坐它就行了。”叶知秋只好随他。不过每每他往那个凳子上坐下去的时候，她的眼睛总会不由得对那凳子瞟上几眼。这会儿，她的眼睛也还是那么不放心地瞟着。

唉，太爱操心了。

莫征装出没有察觉的样子，随口问道：“怎么样？味道还可以吧？”

叶知秋这才低头吹着汤勺里滚烫的汤，匆匆地呷了一口，笑了，满意地称许着：“不错，挺地道，像你的法文发音一样。”

莫征的汤勺在半路上停住了。啊，为什么要提起那与旧日的生活有关联的事呢？莫征不愿意回忆它。但只要有一点光亮，它就会像影子一样地出现，紧紧地跟随着他，纠缠着他，不肯和他分离，凭空地给他增添了许多的烦恼。他张开嘴巴，带着一种差不多是发狠的样子，咽下了那勺菜汤，好像要把那烦恼和菜汤一起咽进肚子里去。牵动他眉头的那根神经不安地跳动起来。接着，他又用那副白而坚实的牙齿撕下一块面包。

“哐当”一声。叶知秋一愣，一时以为莫征到底坐翻了凳子。不，那声音是从天花板上传来的。一定是楼上有人碰翻了什么。随之而来的是小壮嚎啕的哭声、杂沓的脚步声和小壮的妈妈刘玉英极力压抑着的啜泣声。

莫征的脸上闪过一丝冷冷的微笑，说道：“高尔基笔下的生活。”

叶知秋停止了吃饭。

莫征，还是带着那淡淡的、冷冷的微笑问道：“怎么啦？”

叶知秋不好意思地笑了。在比她似乎还老于世故、不易动情的莫征面前，她有时倒像个幼稚的、容易感情冲动的小女孩：“在别人的哭声里，我觉得难以下咽……”

“你简直像个基督教徒。”

她发脾气了。她觉得他亵渎了自己的感情：“莫征！”然后站起身来，往外走去。莫征把他长长的腿往她面前一横，那弓着的腿，活像一个放在二百米跑道上的中栏：“您还是歇会儿吧，您管得了吗？过不了两天还得打。”

他说的是真话。楼上这一家，总是孩子哭大人骂的。那两口子都不是泼皮式的人物，两个孩子也都懂事听话，可是，他们的生活为什么过得那么狼狈啊。

莫征和解地劝慰着她：“您还是再吃点儿吧，一会儿该凉了。”

叶知秋已经没有了胃口，饭前那阵美妙的情绪不知为什么已经消散得无影无踪。她摇摇头。

她无言地在写字台前坐下，顺手翻动着因为生病没有细读过的那些报纸。习惯性地注意着哪些工程已经竣工投产、哪些企业已经超额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这些报道都给她一种年终将近的气氛。还有一个多月，一九七九年就要过去了。她立即想起病前就应写完的那篇报道，便在写字台上寻找她已经拟好的那份写作提纲。

奇怪，那份提纲哪儿去了呢？她明明记得放在这一摞稿纸上嘛。没有，也许放在抽屉里了？

她依次拉开每一个抽屉，每个抽屉都是同样的杂乱无章：日记本、信札、邮票、装着钞票的信封或钱包、工作证、眼镜盒（有好几个）、药瓶子（空的或是装着药的）……要是没有极大的耐心，谁也别想在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找到一件要找的东西。偏偏叶知秋就是一个顶缺乏耐心的人。每当她急急地在抽屉里寻找什么东西的时候，她都会下定最大的决心，什么时候一定要清理一下抽屉，没用的就把它扔掉。这里有很多没用的东西：这些旧信，瞧，还有这个空药瓶子。“砰”的一声，她顺手把那空药瓶子扔到墙角里去。

可是，等到这阵骚乱一过，她便会忘掉自己的决心，那些废物便依旧安然无恙地躺在抽屉里。再说，那些旧信她也舍不得丢掉。它们好像是她生活的记录：失败的，然而却是昂扬的。

因为她是记者；因为她对每一个受了不公正待遇的人持着由衷的同情；因为她对一切丑恶现象的义愤——在那些年这些事情遍及每个角落——她采访过的那些工人、基层干部，把她当做了以心相托的朋友。她不自量力地干预了多少工作份外的事情哟！那些事情，照例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每当她像个没头苍蝇，乱碰一气，精疲力竭地回来，坐在桌前翻动这些信件的时候，她总是感到内疚，好像她愚弄了那些善良而忠厚的人们。难哪。

远方的客人往往会突如其来地光临：站在门口，一个劲儿地搓着一双骨节粗大的手，羞涩地微笑着，微微地涨红了脸，然后，牢骚一发就是大半夜，闹得莫征的房间简直像个客店。

这两年，信件的内容有了明显的转变：谁谁家的，被谁谁的后门挤掉了大学报考名额的儿子，终于考上了大学；谁谁的所谓叛徒问题终于澄清，恢复了工作；谁谁再也不穿小鞋了，因为那个靠帮派势力上台的党委书记被撤了职……这些信，怎么舍得丢掉呢？

但是，提纲总得找到。

“莫征，看见我放在桌上的一张纸了吗？”她没有说什么提纲不提纲，那对找到或找不到完全没有一点儿帮助。这孩子对她的工作总像不大看得上，从来不会朝她写过的那些东西看上一眼。

“什么纸？我没在您桌子上拿过什么纸。”

“一张稿纸，上面写了字的。”

莫征这才想了起来：“噢——前天小壮来玩儿，我在您桌子上拿了一张废纸给他包糖来着。”

叶知秋痛心了：“哎呀呀，那是我写的报道今年工业完成情况的提纲，怎么是废纸？”

“我怎么知道那是提纲。”莫征的语调里竟没有一点儿不安或歉意。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写过字的纸，不要乱动，不要乱动，你全当成耳旁风！”

莫征终于显出一副懊悔的模样。叶知秋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令他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他诚心诚意地表示着自己的悔过：“有那工夫您不如好好休息休息，急什么呢？那些报道什么的，不过是些冠冕堂皇的官话。有人看吗？又有人信吗？”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我看你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叶知秋拍了桌子。

莫征不再说话，只顾低着头不紧不慢地吃着。房间里只有汤勺磕着碗盏，以及莫征那轻轻的有节奏的嚼东西的声音。

他们经常发生争论，但让步的往往是莫征。他不愿意惹她生气。在他那荒漠似的心里，竟还有一片浓密的绿阴，因为她是这个世界上他唯一信赖的、给他温暖的、不记着他的过去的人。

最坚强的心，也许是最脆弱的心。对于在各种逆境中备受作践、蹂躏、摧残……从而变得残酷、冷漠的心来说，再没有什么比“温暖”这种东西更强大、更能征服它了。因为他得到的太少、失去的太多，一旦得到，就很懂得珍惜。

有时他不能理解，他们之间不过差了二十个年头，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上，却有这样悬殊的差异。简直莫名其妙！难道她们那一代人全是这个样子吗？唉，她们那一代，是多么善良、多么轻信、多么纯洁，而又多么顽固地坚守着那些陈腐观念的一代啊！

这种局面，让叶知秋打心眼儿里感到委屈，她觉得她终归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女人。她的思想是新鲜的，感觉是敏锐的。她并不陈腐。陈腐这种印象是莫征这一代人强加在她头上的。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有些年纪的人，大半是老朽的。

一九五六年大学毕业后，她在新闻战线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这工作使她的接触面十分广泛，对真实情况了解得多一点、深一点。她对许多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虽然她感到无可奈何。她总在心里告诫自己，叶知秋哟，不管你报道什么，千万不要有半点虚假，可不能愚弄养活我们的人民。就拿“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来说，她宁肯耍赖不写，也不肯跟着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理论家们吹喇叭。她明白，这绝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她幸好不搞理论。相反，她是懦弱的。但这能怪她吗？那是一个时代的懦弱。

她接触过不少基层工业部门的同志。那是些实打实的人和实打实的工作。一般人觉得干巴巴的数字，在她眼睛里却是一张张熟悉的脸、出炉的钢水、转动的机床、血管一样输送电流的送变电线路……每每想起这些，她总是感到安慰，毕竟还有人在脚踏实地地干着。因此，她的工作也是脚踏实地的工作。可是，听听莫征在说什么？“冠冕堂皇的官话”！

她愈想愈气，连下巴都有点儿哆嗦。她伸出长长的脖子，拿眼睛瞪着莫征，她的眼镜也好像发了脾气，恨不得从鼻梁上跳下来，在莫征面前跺上几脚才解气。

莫征不吃了，她显然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收起脸上那种淡漠的冷笑，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我不是说您的工作，我是说那些没完没了的数字。好些人都以为那些数字，是从基层到上面，一级一级按着统计表格的要求，个、十、百、千、万，一个算盘子儿一个算盘子儿地扒拉出来的。实际呢，没有什么是不可以伪造的，就连‘最高指示’也在内。报纸上总在写工业生产今年下半年比上半年超额完成百分之几，今年又比去年超额完成百分之几。扯淡！有什么意思。我并不是说这些数字全是假的，我是说它没有意思。就拿咱们楼上老吴这个工人来说，他们家的生活状况到底如何？应该有人写一篇若干年来，这些流臭汗、出苦力、脚踏实地地为我们这个社会创造财富、并且使我们得以生存下去的工人以及农民生活改善情况的真实报道。这才能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生产发展了没有，发展得怎么样。要是老百姓的生活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咱们的优越性还表现在哪儿呢？老百姓还拥护你吗？您说那些数字有什么用？您想过没有？！”这回，倒是莫征难得地动了肝火，他越说越快，最后还使劲儿地把汤盘往前一推。菜汤洒了出来，向四周漾开，顺着桌子一角淌了下来，淌了莫征一裤腿。他掏出揉成一团、脏得看不清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手帕，擦着湿了的裤腿，不停地，一下又一下……

莫征的话，虽然带着孩子的偏激，但是有他那一面的道理。她痛心地想起从五六年以后到三中全会前经济政策上的那些问题。如果不来回折腾，而是像现在这样，有一个讲求经济效果的明确目标，老百姓的生活肯定会大不一样了。但无论如何现在比解放前还是好得多了。

她不大有劲地说：“这些数字至少说明了我们的国民经济年年都在发展，比起解放前……”

莫征立刻停止擦裤腿，打断她的话说：“我就知道您又该这么比了。老这么比也不行呀，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你不是社会主义吗？那是旧社会，没有可比基数嘛。要是这么比、这么知足，早就应该停留在奴隶社会别往前进了。要知道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还进步一大截呢。”他露出一脸不屑再说下去的神气，把手帕当成了抹布使劲儿往剩下的菜汤里一摔，站起身来，拾掇起桌子上的碗盏向厨房走去。到了门口，又回转身来，满怀真情地对叶知秋说：“真的，您还是想想老吴一家子为什么老是打架吧！”

那真情的语调出自莫征的嘴巴，更有一种动人肺腑的力量。因为他很少流露感情。

老吴一家，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叶知秋还清楚地记得吴国栋曾是一个对妻子那么体贴入微的、英俊的小伙子。刘玉英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这栋楼里的住户，没有一个不拿吴国栋那种过分的体贴开过玩笑。二楼的王奶奶经常说：“小吴啊，没事儿，女人生孩子，就跟母鸡下个蛋一样，别那么紧张，看吓着小刘哇。”说归说，叶知秋相信，只要没有人看见，他一定会整天小心翼翼地把小刘捧在手里，倒好像小刘是个刚下的鸡蛋，而不是准备下蛋的母鸡。小刘呢，又曾是一个多么娇美的小媳妇啊。不过是十几年的时间，这一切全都哪儿去了呢？怎么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模样？吴国栋怎么变得那么粗暴，两个鬓角也过早地秃了上去；而小刘的额上怎么也那么快地添上了许多皱纹呢？

难道物质生活的贫乏，真会这样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吗？话又说回来，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缺了哪一样能行呢？

她不能用自己的思想、生活标准，去评断吴国栋家的事情。莫征首先就会说：“别饱汉不知饿汉饥。”她和莫征都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中国有多少人像她这样生活呢？他们大多有家庭、父母、妻子、丈夫、儿女、生活、就业、升学、住房等一大堆需要考虑的问题。人的存在，首先就是以物质形式出现的，有什么办法呢？

难道我们真是那么穷吗？说到哪儿，叶知秋也不肯相信。她总觉得穷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们不知在什么地方卡了壳。

问题到底在哪儿呢？她真想请个懂行的人，给她说个明白。

她恍恍惚惚地走去穿大衣。“您上哪儿去？”莫征问。

“我去打个电话。”

“带上围巾吧，您刚好，别又着凉。”莫征提醒她。

电话好不容易才打通，对方还没有好气儿地问着：“我是贺家彬，你是谁呀？”他老是那么不耐烦。

“我是叶知秋。”

“我怎么没听出来。”贺家彬一改那种拒人千里的口气，“有什么事要我办的吗？”

平时叶知秋很少和贺家彬联系。她太忙，他也忙。除非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她才打电话。他们是老同学了，用不着客气。所以叶知秋一打电话，贺家彬就以为她遇到了什么难题。

“不，没什么。我是想约你陪我去访问一下你们的那位副部长郑子云。”

贺家彬那边好久没有搭腔，叶知秋以为电话线路断了，赶紧问：“喂，喂，你听见了吗？”

“别喂喂，我耳朵没聋。”贺家彬佯做不解地问：“你想干什么？”

“咦，不是你老向我吹嘘他吗？说他工作有魄力，是个干事、不是混事的人，政治坚定，原则性强，对经济体制改革、对如何把生产搞上去，都有一套积极的想法。还有什么什么的……你还建议我给他写篇报告文学呢，怎么忘了。”

“哼哼——”贺家彬的这两声哼哼，不知是笑，还是一种无言的警告。

“怎么样，你到底去不去？”

“不去。”贺家彬斩钉截铁地说。

“你怎么出尔反尔呀？”

“我从来也没说过要陪你一块去。”

叶知秋一时语塞。确实，他从未说过陪她一起去采访郑子云。那么，他当初又何必鼓动她呢？“你为什么不去？”

“我——我受不了他那位太太。不论谁上他家，都像去求他们赏点好处。我是看那种脸子的人吗？再说——”他本来想说，部里的情况挺复杂，闹不好就会卷进两种力量的矛盾中去。你要是支持郑子云的主张，就是反对田守诚部长。你说你没参与？没门儿，那时你想择也择不干净。田守诚那张网可是大得很哪，别以为你不在工业系统，人家照样可以收拾你。什么老战友啊，老首长啊，横里、竖里，关系多得很，你一个小小的记者，吃得消吗？！

可是一回头，看见石全清进了办公室，便收住了话头，改口说：“反正我不去。”

“你这个人真是——好吧，那你把郑子云的地址告诉我，我自己去。”

“我劝你也别去。”

“那你就别管了。”

贺家彬的心软了。说归说，他能看着她只身一人深一脚、浅一脚地瞎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