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四川出差的朋友青州，2008年5月12日被一座四层小楼压在了身底下。在他明白遭遇了地震之前，他以为房间摇晃是因为自己喝多了，中午一顿喝了一斤半，事成了，这酒喝得值。然后他觉得自己醉倒了，身体倾斜着歪下去，动作迟缓如同慢镜头，不像后来传闻那样，咔嚓一下世界在瞬间就变了。醒来之前我朋友青州最后的意识是，这酒真厉害，一个人倒下去全世界都跟着噼里啪啦响，没喝过这样的酒。在他长达十年的营销史中，喝过的各种酒不下千种，白酒、红酒、黄酒、黑米酒、绿颜色的果酒，国产的、进口的，名牌的、小作坊的散酒、自己酿制的私房酒，醉过很多次，喝出脂肪肝、酒精肝和十二指肠溃疡，胃小出血数十次，大出血四次，为此胃被切除三分之一；尽管如此，他认为那些酒都赶不上今天喝的这个，不知道那客户从哪里弄来的，一个稀奇古怪的牌子。酒真是好，入口香，后劲儿足，喝完了还让你生出巨大的成就感：你倒下世界都陪着你一块倒下。

时间有多久他搞不清楚，醒来时发现胳膊腿没有了，想抬抬不起来，想伸伸不出去，然后才感到痛。他睁开眼，吓了一大跳，一块毛糙的东西杵在他眼皮上面，幸亏睫毛短，长一长就扫到那东西上了。那东西从脑袋一直覆盖到肚子以下，他只是凭感觉，呼吸一下肚子就顶到一块平整的东西上。这些年，他的业绩主要体现在大肚腩上。青州感到了痛，他闻到灰尘和水泥味，世界还在哗啦哗啦响，如在耳边又闷闷的仿佛远隔重峦叠嶂。他想，难道我一场酒喝出了地震？

根据救援现场留下的影像资料和青州的追忆，他被压在了一块楼板下。他要感谢那块与他对视近三天的毛糙的楼板，他住的那座四层小楼像积木一样散了架，整片废墟里就救出了五个人，楼板垫在了两边的砖头上，给了他一个喘气的空间，救了一命。

——惊恐吗？

——惊恐。

——比如？

三个月后，青州吊着石膏和夹板从医院出来，心灵恢复到先前的坚韧，开始回答亲朋好友的问题。他在叙述这场死里逃生的地震时，表情淡然目光渺远，那是死过了一回的人才有的旷达。

——一切事情都可以告诉你们。没什么不可说的。你问哪些惊恐？开始是对地震本身的惊恐。没有人告诉我在这里会碰上地震。唐山大地震时我才五岁，五岁的孩子只知道吃。我知道地震很可怕，但我真的不知道地震到底是什么样子，现在它来了，弄得我措手不及，我还没有醒酒呢。怎么能不怕。然后是对疼痛和死亡的惊恐。疼得要人命。你看看我的手和脚，当然你们看不见，我怀疑扒出来的时候抓一把下来可以直接当饺子馅用，如果你不嫌脏和恶心的话。那时候我怕死，怕死怕得要死。这些年我总想，如果死，就让我咯嘣一下死掉，别提前通知我，别让我等死。在楼板底下我觉得我在等死，我就很怕。后来？后来就不怕了。世界平静下来，一切仿佛自有安排，生死有命，要是你你也会想开的。我怕别的，怕孤独、寂寞和时间，漫长的时间。我从来没有想到，一分钟、一个小时、一天它们会有那么长。长如一生。我在黑暗的黑洞里，就算我把眼睛睁裂开，看到的也就是昏暗毛糙的楼板，恢复到最原初的水泥板结之后的样子。我觉得我离所有人都很远，远得恍如隔世，远得我像被扔进了茫茫宇宙中的唯一的人。你记得俄罗斯的登月宇航员说的话吗？他说，彻骨的孤独。这个词真好，骨头每一点都被冰镇过的彻底的孤独。我想，还是让我死吧，我希望楼板不堪重负，顺顺当当地断开来，让时间和黑暗结束。死亡对我来说，是光明的世界重新开放。

——你没死。

——我没死。我差不多死了。

——能说说吗？

——当然能。我说了，能活过来，疼痛、死亡、孤独和时间都不可怕了，还有什么不能说？我是说，到了后来，我饥饿和干渴，主要是渴，慢慢就感觉不到饿了。我喝了那么多酒，水开始报复我。无水可喝，想喝尿都够不着，一天之后，可能不止一天，我对时间的概念只有漫长，没完没了无始无终的漫长，没有别的概念，晨昏交割于我根本不存在。手脚流了不少血，我疲惫不堪。我睡了醒，醒了睡，身体像锈住了一样动弹不了。在梦里我都觉得自己要燃起来，眼角、嘴唇、喉咙、食道、肠胃、头发，整个身体都在冒烟，灵魂也在冒烟。你相信灵魂这回事吗？

——不信。

——我信。我亲眼看见他也焦渴，渴得冒烟，灵魂本身也像烟，我迷迷糊糊地看见丝丝缕缕从我冒烟的头发里飘出来，在楼板下面逼仄的空间里连缀成一个可以随物赋形的另一个我。我看见他慢慢地渗出楼板，然后重新在废墟外面集结。我看见他离开废墟和地震，向车站走。

——他要干什么？

——原路返回。他按我来的路倒回头走一遍。

说实话我没听明白。

——灵魂出窍，人就要死了。我想我要死了，我突然放松下来，如同得了解脱，整个人像懒洋洋地躺在了夏天里的水面上。你没听说过，人死了灵魂会将人生逆行一遍？此前我也没听过。我可以讲给你听听。

那一天，我朋友青州的灵魂（为了转述的方便，我称它为黄青州，青州姓黄）从废墟中穿过。他认识废墟之下的路。三十七岁的黄青州来到车站，他要坐火车回到北京。这些年青州跑营销，总是从北京出发，像子弹一样发射到全国各地。就他的工作状态，如果不在休息的床上，就在出差的车里和飞机上，或者在谈判桌前和酒桌上，尤以后者居多——我们中国人更喜欢酒桌外交。黄青州坐在火车上，窗外的楼房、树木、庄稼、野地和更远处天边的云朵唰唰唰往后跑。旅程如此漫长，回到北京时黄青州三十五岁，因为两年里除了出差、工作，他的生活乏善可陈。三十五岁这一年所以值得停留，是因为他破产了，在2006年，很多中国的散户股民腰包渐鼓时，黄青州赔了个底朝天。他也搞不清楚怎么就砸进去了，这些年的积蓄眼睁睁像灵魂一样变成尘烟，风吹过再没有聚集到一起，烟消云散归于无形了。

黄青州坐地铁回到家里，老婆已经想清楚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离婚协议放在客厅的淡绿色玻璃茶几上。他签了字。老婆年龄比他小八岁，很好，他们还没来得及要孩子。他坐在刚买来的沙发上，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沙发将来财产分割后要送给前妻，去蓝景丽家买家具的一路上他们都很开心，货真价实的一对新婚夫妇。他在沙发上抽了一根烟，然后出门。如果没记错，这包烟是在小区门口的杂货店里买的。黄青州走到马路上，发现街上人烟稀少，偶尔有几个人经过也戴着口罩，相互之间像防贼一样王顾左右匆匆疾走，公交车里空空荡荡，只有司机和售票员；他拍拍脑袋，哦，这是2003年，“非典”来了。他低头看见了自己的肚子，在家里待了三个月哪也没去，吃完了就在网上看电影玩游戏，肚子的肥肉又多出了两斤。他将把周润发、成龙、李连杰和周星驰的所有能找到的电影全部看完，他要把游戏《三国》和《帝国》在最短时间内通关。他跑起来，几乎是以逃避“非典”的速度跑到了公司里。在写字楼的大厅里，进电梯时撞到了公司的副总，副总手里的咖啡溅到咖啡色的西装上。副总八字眉倒竖，说：

——抢银行啊你？！

——对不起，我到宝龙华公司面试，赶时间，非常对不起。

他在报纸的广告里看到宝龙华的招聘信息。对于一个二十七岁才想起来要闯荡京城的人来说，广告里提供的职位和薪水应该说相当不错。之前他在另外一家公司干过，跑业务，累倒无所谓，钱少。如果不想挣钱，他来北京干什么呢。他看见副总坐在面试的办公桌前，咖啡色西装散发着浓郁的咖啡味。凭他有限的经验，这个味道的咖啡一定出自星巴克。副总接纳了他。在递给他一份优厚的待遇合同之前，副总代表老总问他：

——在北京两年了，有哪些值得一说的经历？

黄青州想了想，说：

——跑一项不喜欢的业务，腿都跑细了，总挨人白眼，那感觉就是热脸贴到了冷屁股上。参加了反对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游行；不过就走了不到两个街区，遇到一个老乡，他刚到北京，饿得头晕眼花，我想还是救人要紧，就请他吃了驴肉火烧。不能让人饿死在队伍里，是不是。回了一趟老家，家里遭洪水了，波浪滔天，百年不遇的大水，修大堤时差点被淹死。

他记得副总听完以后笑了，说好，就这么定了。

其实还有很多事他没说。现在，黄青州原路返回，在中关村大街上的一家银行门口往里看，似曾相识的人群排成一列长队。他走进去，他来是取钱的。这是1998年初，他从小地方来，还没学会用银行卡，每次取钱都拿着存折。存折上没几个钱。他排在一个少妇模样的人后面，因为无聊，两个人聊起天来。队伍有点长，办理的速度让人着急。

——你办理什么业务？他问。

——存钱。

——存多少？

——刚拿到的奖金，一千。

——这么巧，我就打算取一千。你看，你要存，我要取，干脆你直接给我得了，内部解决，省得我们都得排这么长的队。

少妇愣了一下，真就把钱给他了。他接过，说谢谢，出了银行大门撒腿就跑。他得承认他的玩笑里掺杂了侥幸和欺骗，但是他成功了。他不会想到，若干年后，类似的经历会被编成段子，作为“脑子进水”的表现之一，广泛地流传在中国的网络和手机短信里。那年轻的女人，当时还没有学会脑筋急转弯。黄青州需要这一千块钱，他的存折里只剩下八百。他从银行直接跑回民房，他租住的地方，在那套一百一十平米的三居室里，总共有四十二张床位，他五天前租下了其中一个床位。靠门，门总是关不严实，这样也好，他可以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房间里目前的臭袜子味、放屁味、口臭味、长时间不洗澡散发出来的身体酸臭味，浓重到擦根火柴都能当液化气烧。他向周围邻居打听这间房子时，邻居劝他别租，几十号人住在里面，养猪一样，臭也臭死了。他还是租了，价钱合适。

我朋友青州的灵魂从出租屋里出来，走到夜晚的地下通道里。他来北京的第一个晚上就待在这里。他把行李放在地上，坐上去，倚着冰冷的墙缩成一团正打瞌睡，城管大呼小叫地来了。凭直觉黄青州知道不是好事，拎起包就跑，城管在后面追。城管只追了二十米，但他继续跑，跑了不下五公里。他尝到了跑的甜头，身体暖和过来了，北京生活的第一天，在逃跑中黄青州感到了温暖的幸福。黄青州一不小心跑出了北京城。

千里之外的南方小城，他是个戴着眼镜的中学老师，谈过几场失败的恋爱，做过几次失败的小生意。失恋这事就不要说了，谁也不想失恋，但谁又能不失恋呢？生意失败，照那个时候青州的想法，都赖学生家长不厚道。和那些家长做生意，在他还教着他们孩子时总能赚钱；一旦孩子毕业了，或者转到了其他班级，为什么他就立马赔本呢？那时候他发下愿望，以后如果自己孩子的老师和他做生意，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绝对不能因为孩子毕业或者转学就让人家受损失。过河拆桥的事不能干。黄青州从那所中学教工生活区简陋的月牙门进去，看见自己正坐在十五个平方米的宿舍里发呆，面前放着一本厚厚的日记，英雄牌墨水笔吸饱了英雄牌碳素墨水搭在日记本上，平庸的教书生活他总是不知道该记下来什么。

——我写日记你不信？青州让我帮他把打了石膏的胳膊抬一下，这也是运动。他对我说，我在来北京之前一直记日记。好习惯吧？被迫养成的。从小爸妈就逼我写日记，写着写着就写习惯了，不写难受。我爸妈还想着我能成个伟大的作家呢，成不了托尔斯泰，成高尔基也行。到了北京就不写了。两千万的人，像蚂蚁一样泛滥，你谁啊，还写日记？我忙得脚打后脑勺，整天跟客户两嘴角冒沫地说，哪还有心情再跟日记本说？不过教书之前的日记还真是有点意思，啥时候给你看看。我说到哪了？对，灵魂，走到校园里了，看到我打开的日记本。他一步步往回走，他什么都知道了——

1997年：按照教育局和学校的统一部署，我带学生全程收看电视上香港回归现场直播。一个没见过大人物的学生，指着电视说：“那个人是谁，肚子怎么那么大？”因为这句话，我被校领导在大会上点名批评。我哪知道那学生会这么实话实说。

1995年：谢天谢地，我终于从镇中学调到了县二中。不为镇升县的虚荣，而是因为县二中门前有条河，下了课我可以去游泳。我谈对象了，那女的也是老师，教化学，尽管她元素周期表还没我记得清楚，我还是决定和她处一处。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呢？每个傍晚我都在操场上打篮球，年轻老师都打，我们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累得跑不动时还好，歇过来了下半身就像着了火。他们说，找点事干吧。我就答应和她处对象了。下半身虽然每天都蠢蠢欲动，我还是克制自己，抱完亲完了，各自回宿舍睡觉。可是有一天，她跟我说怀孕了，让我和她结婚。你说这是什么事儿？你哪来哪去吧，我全套健全的男科还没用过呢。你们一定要相信，我真的很难过，我想留着这套东西有什么用，就去了城边上的一条小巷子，那地方有“野鸡”站岗。我给了那大姐二十块钱，她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女人。

——在楼板底下，青州说，赶在灵魂还没出窍之前，我脑袋里闪过一下化学老师和那大姐的脸。平阳，我不是要跟你装圣人，当时我真在想，要是当年我娶了她就好了，起码不会让她遭那么多罪。她的老公打她，高兴了打一顿助兴，不高兴也打一顿解闷，就因为她给他带了个“小油瓶”来。那大姐，如果我还能见到她，我要多给她点钱，让她回家好好养养身体。

不过照她的年龄，现在也没法再做了。

1992年：我师专毕业，中文系，到镇中学改教政治，因为政治老师短缺。我奶奶去世，就我背行李回家那天。（黄青州在巷子口听见哭声震天，邻居们在他家门口来来往往。钱东方他妈见到他愣头愣脑地站着，生气地说：“你奶奶死了，还不回家！”）

1989年：高考之前他从教室里逃出来，为了和邻居的大哥一起坐免费的火车去北京。有生以来第一次到大城市。在北京，别人以为他们俩是大学生，一路吃喝都不要钱。有天晚上他和邻居大哥坐在天安门广场上，因为太困他睡着了，突然又被电闪雷鸣一般的声音惊醒了，眼睛只睁开了一半，就被邻居大哥拖着拽着沿一条大街狂奔。那感觉像在梦里，钻进了某部激烈的电影里。世界乱了。他们俩气急败坏地跑，耳边继续电闪雷鸣，有人喊救命，有人喊出人命了。跑到一个十字路口，他对邻居大哥说，这辈子不去北京了，真不好玩。回家时没坐到免费的车，他们只好搭顺风车，从这里坐到那里，再从那里坐到这里，折腾了一个星期才回到家。又一个星期后，邻居大哥因为从北京带了不该带的东西回来，被戴大盖帽的抓进去了，判了三年。邻居大哥说，只有他一个人去了首都，没有第二个人。

1986年：到县里一中念书，整个镇上就考进去五个人（另有三个成绩好的同学考上了中专）。穿上亲戚送的皮鞋（质量很不好），开始打篮球，听说巧克力（到1991年才真正吃到嘴里，不喜欢发苦的味道）和咖啡（念大学的第一个星期天才有机会去全市唯一的咖啡馆买了第一杯）。向宿舍里的老大学习，开始了漫长的手淫史。

黄青州加快速度，逆时间之流而上。他在镇中学门前的桥头上看见捡破烂的老仇还坐在一张破报纸上，他喜欢把每一个经过的人都叫住说几句话。班主任董老师在教室门前徘徊，自习课上他会偷偷地站在门外和窗边看学生们在干什么。他按放学回家的方向走在回村的土路上，看见青州在向初三年级的同村人借手抄本《少女之心》，被拒绝了，只给了他一本不知谁写的武侠小说《金弓神掌日月刀》。他在村口遇到背着手溜达的做豆腐的麻子。然后经过村里小学，作为小学四年级的学生，青州正在课堂上向语文老师背诵课文《黄继光》。本来没要求背诵，老师只让大家举手复述一下故事，但没人举手，会吹笛子和拉二胡的语文老师很生气，责令第二天全班背诵出课文。青州是学习委员，理当第一个被拎起来。在另一个课堂里，他被教自然的老师抽了一教鞭，紫穗槐条做的教鞭断掉，他觉得两只眼睛里飞出了一群小蜜蜂。走过小学校是打谷场，1980年大队部响应上级的号召，大集体宣布解散，名副其实的“单干”时代来临，所有的公有资料以抓阄的方式分掉。父亲说，孩子手气一定好，让青州抓。黄青州看见自己从大人们的两腿之间挤进去，抓了一个纸团，上面写着：铡刀一把。

继续往前走。大队部的山墙上刷着红艳艳的大标语：毛主席万岁！五岁的青州蹲在地上睁大眼，听大人们说，千里之外的唐山发生了七点八级大地震，一座城市在二十三秒内变成废墟。多少万阶级弟兄和姐妹啊！报告消息的人说完放声大哭，听众们跟着哭。青州觉得别人都哭他也应该哭，也咧开嘴哭了。

我朋友青州的灵魂，黄青州，现在走路步履蹒跚，步子越来越小，姿势越来越笨拙。他看见自己越来越小无能为力，最后连走路都不会了，成了一个婴儿。他开始在地上爬，光着屁股哭叫，越爬皮肤越好，越爬身体越娇嫩。他看见前面有个温暖潮湿的黑洞，像百慕大三角一样向他欢快地招手，他想躲都躲不开，咕咚一声栽了进去。他还不会思考，但已经知道那是母亲的子宫，美好祥和，像以后每一个春节联欢晚会上主持人都要用的形容词。这是一个美好祥和的世界。然后他听见剧烈的喘息，看见一场肉体的搏斗，充满革命精神和批判色彩，毫无情欲气息可言。将做他父亲的那个男人刚从被批斗的戏台子上下来，脸上被石子、砖头、巴掌打得青肿；将做她母亲的那个女人刚刚拿掉拴在一起的两只破鞋，她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放在门后的笸箩里，免得丢掉了想找都找不到。新鞋没有，破鞋同样不富余，明天下午五点到晚饭之间，她必须把它们挂在脖子上，主动从东街走到西街，反复三个来回，以便给革命群众的晚餐开胃。

两个身体无规则地抖动，黄青州听见世界在喧闹，突然眼前大放光明。黑暗的大光明。然后他，我的朋友青州，听见一个渺远的声音说：

——快，遮住他的眼！他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