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兄又婚，邀导师和诸同门作小规模庆典。在一家中等豪华的饭店包间里，我们看到三十七岁的师兄和小他十岁的新师嫂。这事情对我们有些突然。三年前师兄二婚，二任师嫂年轻漂亮，在国字头的某媒体工作，两人站一块，我们能想起来的成语就是“郎才女貌”。婚宴上一杯接一杯地喝交杯酒，开始还是我们逼的，后来他俩喝出了惯性，端起酒就开始交杯。婚前婚后都恩爱有加，惹得我们这些光棍眼睛里都流口水，怎么说离就离了呢。的确就是离了，要不我们也没法见证他的三婚。小嫂子长得不如二嫂，气质上也差了那么一点，但是年轻，与二嫂的差距就全弥补上去了。一个小师弟对我耳语：师兄不赔不赚。

——赚了。师兄举杯给导师和同门敬酒，说，岚岚工作一般，收入一般，但人好，我们是老乡。我觉得赚了。如果你们结了婚，就知道我是赚大发了。

我和师弟都没机会结婚，不懂得他是如何赚大发了。小嫂子岚岚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临时工；师兄在大学里教书，这两年就该升教授了；以我等俗得掉渣的眼光看，落差有点大。但是师兄认为，赚大发了。他们俩前后村，步行半小时。

酒过三巡，师兄去洗手间，我和师弟做贼似的尾随上去。我给师弟丢个眼色，师弟点点头，等师兄尿撒了一半郑重发问：

——请问师兄，你究竟是如何赚了？

——“凤凰男”，知道不？我赚了个太平和心安。

说来惭愧，那天在厕所里我头一次听到这个词，回头就用师弟的上网手机“百度”了一下。百度是这样说的：凤凰男作为一种标签是指集全家之力于一身，发愤读书十余年，终于成为“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从而为一个家族蜕变带来希望的男性。他们进城市后，娶了孔雀女（城市女孩的代名词），过上了城市生活，但由于原先的农村身份打下的烙印，使得他们与孔雀女的爱情、婚姻和家庭，产生了种种问题。

根据这个定义，大嫂和二嫂都是所谓的“孔雀女”。照说“凤凰”和“孔雀”天生般配，为啥师兄一离再离呢？师兄在洗手间里长叹一声，说来话长。我和师弟只好憋着，今天是师兄的好日子，老拿人家前妻说事，对小嫂子不公平，说多了也扫师兄的兴。

一周后师门又聚，我和师弟揪住了师兄，坚决要求他痛说革命家史。师兄清醒时反倒迷茫了，他也一团糨糊，不知道为什么家庭出身就如此影响了婚姻生活。他对前两任都很满意，一个是大学同学（家在北京），一个是后来的同事（老家武汉），在为人和情感上都是知根知底，才华和能力上也相互钦慕。因为师兄小时候父母离异，对单亲家庭心生恐惧，和大嫂约定，结婚五年不离再要孩子，免得孩子遭罪。他以五年为限，心想挺过危险的前五年，那挺下去一辈子也就不会有问题了。挺到第五年，绷不住了。日常生活一切都好，就是不能回头看，一旦扭头事关师兄的老家，问题就来了。

开始是大嫂对师兄的一些生活习惯看不上，整天督促他改，“向文明人靠拢”。“文明人”的生活的确不错，师兄改了，不吃葱不吃蒜，吃饭别吧唧嘴，饭后不许剔牙，丢下饭碗就去刷牙；没事别抖腿，“女抖富，男抖穷”，总之抖腿不是正经人干的事儿。然后，没事别往老家跑。回去一趟花钱不说，七大姑八大姨三舅二叔总要找点事让你忙活儿，今天让你给娃取个名字，明天盖房子让你帮写副对联，后天哪个侄子外甥没考好，让你给补习一下功课。反正不能让你闲着。接着，老家的电话能不接就不接，不会有好事。孩子考学要咨询；差了几分问你能不能帮上忙疏通关系；有人来北京，提前问一下北京站和北京西站之间距离有多远；老人生了病，问你是否知道有根治的良方；甚至老家有人要来首都上访，也问你朝廷里是不是有关系。但凡区号是老家的电话，随他响，别给自己找麻烦。你以为你是谁啊？他们以为你是谁啊？她害怕你那一群穷亲戚和乡邻来到家里，请饭、作陪，带他们看故宫和长城，害怕他们让你帮忙买车票，害怕他们张口向你借钱。在她看来，老家就是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大嘴，就是百慕大看不见的恐怖黑三角。

——他们真的如此打扰你们的生活了？

——没那么严重。偶尔会有电话来问点事，大部分都是我办不了和不知道的，简单解释一下就结了。

——来客和借钱呢？

——哪有那么多客人要来？千里迢迢的，你没事会往北京跑？也许他们觉得我在大城市，挣了一些钱，但谁又愿意随随便便开个借钱的口呢？

——那大嫂恐惧什么呢？

——不明白。她认为接个电话也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她觉得我每天要应付数不清的人和事，生活因此残缺不全，我的爱被无数人分割掉，留给她的份额也越来越少。她觉得我老家的亲戚朋友每天都踩着我家的门槛进到屋里来，坐在沙发上、餐桌前，占据了我们的床、饭桌、煤气灶和马桶。她觉得面对无数人的责任、关系终将毁掉我们的生活。可是我们的生活好好的，结婚四年多其实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她就是像萨特一样恐惧，他人即地狱。莫须有的恐惧。

——解释清楚不就完了？

——我解释了一千五百多天，嘴皮子都磨薄了。她还是恐惧，没有发生的事，她不能证实我也没法证伪。她在这方面变成了顽固的悲观主义者，在前头只能看见黑，似乎我背负了如此之多的关系，最终都要一一落实，我必须分别给他们回应，结果是，我们的生活会像筛子一样四下漏风。

他们在第五年的婚姻生活一半时，离了。从民政局出来，师兄对前妻说：“不是我以为自己是谁，也不是他们以为我是谁，而是：你以为我是谁？我当不了救世主，也没人需要我当救世主。是你自己虚构出了一个救世主。”

第二任，我们漂亮的二嫂，博士毕业，讲起理论来一套一套，天下一半以上的大道理都门儿清，过不去的是另外一道坎。这回不是救世主，是钱，是财富的“不公平”分配和流失。二嫂生在武昌城里，独生女，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三口之家日子过得也算滋润。父母是教书的，退休金接济不了女儿女婿，但也不必他们俩负担，老两口打发自己的生活绰绰有余。二嫂那头的亲朋也少，为数不多的关系中大部分也基本上不来往，相形之下，师兄这一头就显得麻烦大了。

他有鳏居的父亲，有一个姐姐，有两个叔叔和三个姑妈，还有年近九十的祖父祖母。就算这群人中半数都住在城里，也是小城，没一个比北京大——莫名其妙的是，别人习惯性认为住在大城市的就一定比待在小城市的有钱；更诡异，二嫂也这么认为，她倒不是断定自己日子就比别人好过，而是认为别人必然会向她和师兄借钱，因为他们在北京。何况，师兄的父亲和祖父母依然守在村里。村里的生活她是领教过了，杂货店里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假冒伪劣产品，能在旺旺仙贝里吃出头发和指甲来，南孚电池没有一节是真的；厕所在院子外面，蹲下来就听见巷子里来来往往走路的人声，房子老朽，早晚要翻盖，祖父和父亲多少还有点离退休的生活补贴，但大病来了，医疗费用报销不掉的，还得自己掏腰包。这钱从哪里来？当然——二嫂就是这么想的，从师兄口袋里掏。

凋敝破败的乡村生活，以及看得见的经济负担，把二嫂也吓着了。又是一个百慕大黑三角。为此师兄和二嫂有个对话，据师兄的回忆实录如下：

——老人要病了，那可是个无底洞。二嫂说。

——人有生老病死，谁也躲不过。师兄说，双方的家人我一视同仁，有病就治，钱上我不会算计。病不会只追着哪一家老人。

——我爸妈在武汉生活，生活和医疗条件好，生大病的可能性不大。

——大病来了，不管你在哪里，跑月球上照样要命。

——但是在大城市可能性就是小，每年体检，一有风吹草动就可以消灭在萌芽状态。

——大城市肿瘤医院的上座率可是远高过乡村医院的。

——请注意，我说的是我父母生大病的可能性不大。还有房子，他们的居住条件很好，不必再折腾了。（这是针对师兄打算翻盖老家的房子。）

——翻新房子用不了几个钱。师兄说，我也只是出一部分，五万块钱而已。我不能在老人家膝下尽孝，出点钱翻新房子总是应该的吧。

——不是钱多少的问题，而是，这样的事会源源不断。今天建房子，明天看病，后天支援这个亲戚，我一想到那么一长串名单头皮都发麻。

师兄明白了，不是钱多少的问题，而是两边的钱花得是否平衡的问题。从目前的情况，二嫂那头需要花钱只有她爸妈；他这头，除了祖父祖母，还有父亲，已经三个人了，再加上有可能的姐姐、叔叔、姑妈，那的确要翻了几个倍。

——问题在于，他们未必就要花我们的钱啊。

——你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可能。

——那你也不能排除你那些不常往来的亲戚朋友可能惦记着我们的钱。（说到这里，师兄觉得自己已经相当市侩和烂俗了。）

——请注意，人家都住城里！谁稀罕！

又绕回来了。出身的原罪。天然的逻辑就是这么形成的：你出生在一个经济不发达、生活和医疗条件跟不上的乡村，你有一个开放的、铺张的关系网，你有也被认为有义务和责任让所有人都跟你一样过上好日子，所以，你负担重，在婚姻和家庭的天平上你这头就可能先坠下去——凭什么？生活是两人共有的，财富是两人共有的，凭什么你单方面一个劲儿输出？

这就是问题所在吗？

在师兄历时两年的第二段婚姻中，事实上除了盖房子的五万块钱，他并没有别的输出项目，即使有一次借给别人三万，很快又还回来了。但婚姻还是毁掉了。潜在的输出不平衡成为他们生活中唯一争吵的源头。两人感情很好，我可以作证，以我在他们家蹭过的几十顿饭起誓，这是一对典范的恩爱型高级知识分子。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师兄的叹息相当悲壮。也许真有很多胸怀大志的爱情，但开阔的婚姻你最好别抱多大希望；一进入日常生活，人就鸡毛蒜皮地变小了。不患寡，患不均，世道如此，婚姻也如此。师兄的悲观让我很不得劲儿，咱还没结婚呢，尽管年过而立老大不小了，我对爱情和婚姻依然浪漫主义地一视同仁。然而事情确切如此：每次都因为这个吵架，吵多了就疲沓了，没意思极了，越来越像个耻辱。师兄不打算再挺过五年去要孩子，形式主义说到底意思不大，离就离了吧。他们相爱到分手。我以为这只会是首流行歌曲的题目，没想到是生活本身。

师兄不想再耗下一个五年，与现在的小嫂子结了婚。请别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就没有爱情；他们很恩爱，也以我开始在他们家蹭饭的次数越来越多起誓：师兄和小嫂子都是严肃认真的人。小嫂子不会没事就去翻师兄的家谱，不是因为她的家谱同样支系纷繁，而是她能理解一个从乡村出来的男人背负的十字架。他们有着更切近的世界观和伦理观。

这的确是一个要上升到“观”的问题。看到这里，一定会有不少朋友开始撇嘴，认为我在为自家人说话，拉的是偏架。如果按照我在网上搜罗到的“凤凰男”的几条表征，我的确拉了偏架：“凤凰男”有很多毛病，诸如功利和自卑、自负与刻薄、保守与自私；但具体到我师兄这里，我得说我还是客观公正的。就我狭隘的视野，能有师兄那样深刻自我反思能力的知识分子还真不多。他的话我至少愿意相信百分之八十八。

这的确是一个“观”的问题。出身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世界观和伦理观。可以想象我的师兄，生长于广袤的大地上，作为一个鳏居父亲养大的孩子，像竹子一样拔节生长的过程中，必将受到亲朋邻里的恩惠。在我生长的半城半乡的花街，从小也吃上了百家饭，端着饭碗能把一条街吃到头，碗里的饭菜还是满的；更不必说师兄长养的中原大地，大门对开，夜不闭户，在一个人成长的任一个阶段，所有人都伸出了援手。你是你父母的孩子，你也是所有人的孩子。开放式的空间和生活，决定了你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别于城里人。在城市里，相互隔绝的生活让人更独立，我这棵苗长大追的是我自家的肥，我自成系统，跟你不搭界，谁也不欠，别把我网罗进某个宏大的关系中，网也白网，不跟你玩。你有底气有本钱不搭理别人，对门住了两年，你可能都不知道邻居家有几口人，都长啥样。你不会在一个网状的关系中去看待人事和这个世界。你也不必见着谁都感恩。乡村里的孩子不一样，百家饭吃完了你不能抹抹嘴就不认账，当然，也不是让你受滴水之恩就得涌泉相报——没人为了要涌泉相报才给你滴水之恩——只是要你最质朴的回眸一笑。

我念中学时有个老师，书教得好。有一年我去一个村，和村民聊天知道，该老师是这个村的孤儿，父母早亡，几十户本家轮流供养，一直拉扯他上大学。念了大学后，极少回村。村民们很生气，一个老先生牙都没了，嗓子沙哑，是老师的堂爷爷，说：“不图得他的济，就隔三岔五回来看看，给街坊邻居递根烟，让咱们知道，养大了你，你现在好好的。”在乡邻间，恩其实事小，情才是大。

也许这才是师兄坚持接那些电话的原因。他知道自己不是救世主，他也清楚不是所有事都能帮上忙（甚至几乎所有事都帮不上忙），但他得有个回应，让遥远的故乡人知道，恩在情也在。这一声呼应是“我在我们之中”的接头暗号。

必须承认，村里的伦理观相对保守，你说封建也不算太过分。敬老护幼，慷慨重义，要孝顺、敦厚、善良、友爱，要得饶人处且饶人，要能帮人时就帮人，这都是为人基本的美德，只是村里要求得更高，有时到了刻板的程度。谁都自私，但村里的集体主义总能打败个人主义，举手投足之间你把方向弄错了，就有人对你指指点点。相互依存的生存现实造就了这种古典的生活形态，谁也没法脱离别人单个过活。你在这大潭子水里泡着，多少年这么过来的，多少年后你也得这么过去。走到哪你怀里都得揣着一大群人、一大片野地，甩都甩不掉。

在这个讲效率和先富起来的时代，到了城里你当然要落伍。别人轻装上阵，你得像个蜗牛背着一大堆行李，最先看不上你的就是自己老婆，作为“孔雀女”的我大嫂、二嫂。她们诧异然后愤怒，哀你不幸，怒你不争——在她们看来，说到底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跟你有什么鸟关系啊。你偏偏摆脱不了。

我很不专业地查了一下，“凤凰男”之风行也就这几年的事。陈世美不时髦了，高加林也没人提了，电视剧里连篇累牍地说“凤凰男”。这帮带着泥土和青草味的拉斯蒂涅们，突然面临的，其实是一个新的“门当户对”问题。它被提上日程，被挂在嘴上，是因为冲劲儿十足的拉斯蒂涅已然不能被忽略，他们像最坚硬的那部分齿轮一样嵌入了城市发展的履带中。

某日和一女家长聊天，其千金正念大一。该家长自我标榜民主和自由，论及女儿的前程只用了四个字：顺其自然。停了两秒钟，又追加了九个字：只要别嫁给村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