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天赐
你在梦里经常迷路，因为耶路撒冷布满石头。梦里的“和平之城”石头茫然无序，黑的石头很黑，白的石头很白，用你理解不了的方式堆积、排列、摆放在建筑、道路和山顶上。
沿着沙漠里生出的第一条石头小路进入耶路撒冷，云在天上积累，层层叠叠的白云遮住阳光，石头变幻着形状逐渐长大，像庄严的阴影大军开进了城市。那些石头，黑色的和白色的，被敲碎、打磨、镶嵌，组装出这座陌生的城市。你的双脚踝在幽暗的黑石板路上，沿向上倾斜三十度的之字形街道往高处走，房屋在升高，你手扶墙壁，身上落满石头上的白垩粉。有时候行人如织，他们穿黑衣戴黑帽，顶着水流般的黑色头巾，他们低头疾走，男人的下巴上长满茂盛的胡须；有时候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石头在风里歌唱，耶路撒冷仿如寒冷的空城；你把包背在身后，汗滴到脚前，你走啊走，从一条街升高到另外一条街，永远是石头，黑色的和白色的，永远是城堡和房屋，永远是临街关闭的窄小的门，你直起腰，看不见残存的大卫王城堡拱门，看不见哭墙、圣殿山、圣墓教堂和阿克萨清真寺金碧辉煌的穹顶，你看见你到达之处是你已经经过无数次的同一个地方，你知道，在耶路撒冷的老城，你又迷路了。石头，石头，石头，你认识它们又不认识它们，它们长得相同又相异——你总是梦见你第一次去耶路撒冷，你总是梦见你跋涉在耶路撒冷九九归一的路上。
事实上你从未去过耶路撒冷，梦里的城市来自阅读、推衍和没来由的虚构。但是你的确总是做类似的梦。
雅各布·塞缪尔教授问：“你真喜欢耶路撒冷？”
你答：“真喜欢。”
教授说：“那你来吧。”
雅各布·塞缪尔，以色列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认识了快两年，塞缪尔教授向你发出邀请；此时离你博士毕业已经很近，申请希伯来大学的博士学位是来不及了，条件也不充分。“你可以先来希大做一年访问学者，”教授建议，“有足够的时间来申请读博。”当时你们坐在淮海路上的一家酒店里喝茶聊天。这一天，你陪塞缪尔教授在虹口区过了一个中国春节后，第二次陪他来上海访旧，你们刚从淮海中路1380号回来。1380号是汉学家罗逸民的故居，这位曾经参与编写了著名的《德华标准大字典》的前罗马尼亚人，本名埃尔温·赖夫勒，奥地利著名汉学家罗斯托恩的高足，上个世纪20年代来上海，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一直在上海教书授业。1945年到1947年间，塞缪尔教授的父亲爱德华·塞缪尔，曾在罗逸民先生的中文班上学过汉语。塞缪尔教授此行就为了圆父亲生前的一个梦；爱德华和妻子艾格尼丝1948年离开上海去以色列后，再也没有回过中国。
“你到城市与社区研究所来。回去我就让他们给你发邀请函。”
塞缪尔教授是希大社会科学学院的元老，他认为学院下面的城市与社区研究所很适合你。的确如此，你在北大念的也是社会学，专业方向是城乡社会发展研究。
“到了希大你可得好好学希伯来语啊，”教授又说，“你知道身处异国不懂得她的母语是多么痛苦。”
这正是塞缪尔教授需要你陪同他来上海的原因之一。他不会说汉语，而你可以用流畅的英语为他翻译和导游。你说当然，你对希伯来语一直充满向往，自从你知道《圣经》和耶路撒冷都是从这种神奇的语言中来，十几年里你就对这种语言满怀好奇。你想知道《圣经》和耶路撒冷用希伯来语精确地念出来时是何等奇妙的声音。当然你听过，在网上和市面上流通的真真假假的音频资料里，听过很多次，甚至也听塞缪尔教授亲自用希伯来语朗诵过一大段《圣经》文字，作为庆祝新年的节目之一。他朗诵的那部分里有你最熟悉的段落：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记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谁可怜你呢？谁为你悲伤呢？”
但是，你当然希望有朝一日能让这最原初、最美妙的声音从自己的唇舌间发出来。“语言让我们得以自我确证。”这是你的导师顾念章教授说的。一年多前，塞缪尔教授来北京参加一个题为“城市与现代生活”的国际研讨会，会后拿出一沓老照片供滞留在会场的几位学者教授传阅。黑白的，因为年深日久已经泛黄。照片传到顾教授手上时，会场上只剩下他和塞缪尔教授两个人。
顾教授完全是出于礼貌才将翻阅照片的速度放慢。其中的一张让他彻底停下来。他看着照片上穿西装、打领带、梳着中分发型的年轻男子，有点愣，仿佛不经意扭了一下头，看见了远处的镜子。他看看照片再看看塞缪尔教授，然后翻转到照片背面看，背面除了茶水般的岁月陈迹，别无其他。顾教授指指照片又犹疑地指指自己，塞缪尔教授伸长脖子看照片，然后盯着顾教授看，接着指指顾教授又犹疑地指指照片。他在顾教授的手里仿佛也看见了那面镜子。顾教授除了汉语只会说俄语，塞缪尔教授除了希伯来语外还能说四种外语，但这四种里既不包括汉语也不包括俄语；他们只能像两个哑巴似的啊啊啊地相互指点。正好你从场外进来，临时充当了翻译。此次会议，你不仅要在会上宣读关于“中国小城镇化”的研究论文，还和同门的师兄弟兼做会务。导师的表情少见的激动。导师说：
“平阳，快帮我把意思表达一下。”
你看着那张照片，又看看导师，眉眼间似曾相识。你用英语说：“塞缪尔教授您好。顾教授想问，这照片是从哪里来的。”
塞缪尔教授用英语答：“我父亲40年代在上海拍的。”
你接着翻译导师的下一个问题：“上海哪里？”
“提篮桥。”
“提篮桥！他是——我父亲！”顾教授一把抓住以色列客人的手，重复道，“他应该就是我父亲！”
提篮桥。当天晚上你就从上海地图上查到了这个地方，在虹口区。二战期间，大部分逃亡到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都住这里。虹口地处公共租界和华界交叉地带，房租和物价比较便宜，所以大批流落上海的犹太难民扎堆到这里。一间屋挤了三五十号人是常事，最拥挤的房间里能住一两百人。刚到上海的爱德华·塞缪尔夫妇，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别人称他们爱德华·塞缪尔先生和艾格尼丝·弗兰克尔小姐，在一间摆了四十张高低铺的房子里住了两个晚上。两人之间隔了十八张床，临睡前必须越过几十双臭鞋子相互道一声晚安。两天之后，爱德华通过一个从德国北方城市基尔来的朋友帮助，在提篮桥旁边的一个弄堂里租了一间小屋子。
“我父母只告诉我，他是他们在提篮桥的邻居，”塞缪尔教授为不知道照片上那位先生的名字深感惭愧，“家父一再叮嘱我，如果来中国，一定要打听到这位先生的名字，当面致谢。如果真是您的父亲——令尊曾在1939年10月底，开车送了他们去一家医院。”
六十多年前的一个黄昏，犹太姑娘艾格尼丝做晚饭，菜刀从案板滑落，掉在脚上，割破了血管，血瞬间灌满了拖鞋。护士出身的艾格尼丝撕了一件衣服简单地做了包扎，男友爱德华背上她就往外跑。弄堂口一辆黄包车都没有。一个中国小伙子刚好停下车，他打开车门，招呼让两个外国人上车。他把他们送到医院，等他们包扎好，再开车把他们送回来。一路匆忙，爱德华都没来得及问对方的尊姓大名，但知道他也住这个弄堂里。有一天他站在路边，用他的莱卡相机拍过这个和他一样年轻的中国人，后者对他笑笑，并没有介意他的偷拍。爱德华和艾格尼丝一直打算，再见到那个中国小伙子，一定要认真地感谢。偏不巧，接下来的一个月都没遇到。到了12月底，艾格尼丝在法租界迈尔西路（今茂名南路）上的罗生特诊所找到一份新工作，在诊所边就近租了房子，离开了那个弄堂。此后的九年里，他们常回提篮桥一带的咖啡馆与朋友聚会，从著名的麦斯考特屋顶花园出来，他们总会拐到住过的弄堂转一圈，依然没能遇到送他们去医院的好心人。
“听我外祖母说，我父亲二十多岁就开车，”顾教授眼睛看着照片上的父亲，“他在哈同洋行做房地产生意。”
“老人家现在呢？”塞缪尔教授问。
“四十年前就去世了，”顾教授笑笑，捂了一下两只眼睛，“当时我只有十二岁。你知道，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父母都曾在外国人的公司里做过事，被当作劣迹拿出来批斗。大冬天只准穿一身单衣，被绑在学校操场的单杠上，一根立柱上捆着我父亲，一根立柱上捆着我母亲。革命群众斗完了回家吃饭，把他们给忘了。半夜下起大雪，连着又下了一天，等堆雪人的孩子发现他们时，我父母已经被冻成了冰棍。”
“非常对不起，”塞缪尔教授说，“非常对不起。这实在是个让人悲痛的消息。”
“没关系，多少年过去了。要谢谢您，塞缪尔教授，如果看不到这张照片，我差不多已经忘了父亲长什么样了。我父母的照片保留下来的很少，要不是因为提篮桥和那辆汽车，我都不敢断定他就是我的父亲。”塞缪尔教授再次道歉。在他看来，中国的“文革”和纳粹屠杀犹太人差不多是一回事。此类比较并不新鲜，但当一个犹太人下此断语，你就知道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具有石头般的力量。“人类的灾难和耻辱。”你竭力寻找最准确的词语转达出以色列客人的意思，“尊敬的顾教授，我们的父辈有相同的遭遇。我父母当年就是为了躲避纳粹屠杀才来到中国的上海。当然，他们比较幸运，躲过了浩劫，去了刚建国的以色列。但是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以及叔伯阿姨，无一幸免；有的在家中自杀，有的死于集中营。”塞缪尔教授握住顾教授的手，“家父和家母直到去世，都在想念中国，想念上海，想念每一个帮助过他们的中国人。”
既缘于学术上的惺惺相惜，也因为父辈的灾难，塞缪尔教授和你的导师顾念章教授成了语言不通的好朋友。你是他们的喉舌，会议一结束就坐在他们俩中间，你把语言转化成语言，再转化回去。交流对于两位师长来说，是倾诉也是对话，还是回忆和寻找。当你殚精竭虑找到一个准确的词语完美地表达出双方的意思，两位教授一起表示感谢，一个拍你的左肩膀，一个拍你的右肩膀。塞缪尔教授说：“太棒了，小初博士！”你的导师用的是他感谢弟子的一贯方式，把赞许隐藏在貌似不搭边的格言里，他说：
“语言让我们得以自我确证。”
会议满满当当开了两天。第三天，主办方邀请与会的专家学者看一看北京，塞缪尔教授婉拒了，他在中国剩下的时间极有限，他要用在去上海的寻根之旅上。顾教授脱不开身，你代表他陪伴塞缪尔教授的上海之行。你知道塞缪尔教授全世界最想去的城市就是上海。在会议间隙的茶歇时，五湖四海的学者聊起来最向往的城市，一大半洋教授说的都是北京。塞缪尔教授搅动咖啡杯说：
“我做梦都想去上海。”
“为什么？”从纽约来的教授颇为失落。除了北京，剩下的人基本上都在谈论纽约。你们都知道现在的学者也擅长逢场作戏，把北京挂在嘴上，姑妄听之而已；不经意地提到的纽约，多半才是真心话。
“因为我父母做梦都想回上海。”塞缪尔教授说。
你把塞缪尔教授的理由翻译给顾教授，然后随口用英文说了一句：
“我最想去的城市是耶路撒冷。”
“Really（真的）？”塞缪尔教授惊喜地睁大眼。他听到了自己城市的名字，唯一一个人发出了她的声音。
“Sure（确定）。”你说。
“Why（为什么）？”塞缪尔教授将你拉到一边。
“因为，”你放慢语速，谨慎地搜索最恰当的英文词汇，如同很多年纷至沓来，“从来没有哪个地方像耶路撒冷一样，在我对她一无所知时就追着我不放。”
耶路撒冷。作为一个音译外来词，作为四个汉字的发音，十几年前就纠缠着你。
如同很多年纷至沓来。如果从九岁的傍晚算起，距今已经二十二年。但你不能确定那天晚上是否就听见了“耶路撒冷”这四个字；你甚至敢肯定，与《圣经》有关的任何具体的声音，那天晚上都没有听见。
水边的傍晚来得总比别的地方快，夜色从运河上先升起来，一阵风就刮进了花街，黑暗无孔不入。孟弯弯的米店里狗叫了几声，满桌娘的三只母鸡跳到院墙边的桃树枝上，老歪杂货铺的灯率先在柜台上方亮起来，1987年夏天的傍晚就算正式来到了花街。你们装模作样地坐在石码头上抠脚丫，你，杨杰，易长安，抠一抠闻一闻。你们的眼睛瞟着从河边走过来的老太太秦环。她从西边来；晚饭后的例行散步，从花街出来，绕到东大街，再从西大街绕回来。杨杰用姑妈从深圳出差带给他的电子表计算过，这一圈绕下来，慢了四十分钟，快了只有半小时，那要取决于天气和是否与街坊邻居聊天。你们看见穿黑衣服的老太太从石码头拐进花街，在她的背影即将被黑暗吞噬之前，你们站起来，赤着脚跟上去。石板路的热度还没散尽，光脚踝上去你觉得你像一只心动过速的猫。
没带上天赐，三人中你最小，所以你觉得你的紧张情有可原。不带天赐，因为秦环是他奶奶。秦环旁若无人地穿行在花街上，快到长安家时往左拐，黑洞洞的教堂歪斜着杵在夜空里。那个时候天上的星星比现在多，比现在亮，团团簇簇地挤在天上，夜空几乎不堪重负，你时刻担心它兜头掉下来。天上亮，教堂黑，你父亲调出来的墨那样的黑。你们躲在墙角后面，看秦环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扁长的铜片钥匙，在黑暗里熟练地打开那把总也不生锈的老式铜锁。两扇国槐木板门饱经风吹雨打，四周已经朽烂，推开时发出老鼠一般尖利的叫声。你觉得那声音紧急、明亮，像黑夜里一道雪白的伤口。没有电灯，秦环在黑暗里消失了半分钟，先是火柴微小含混的光，然后是蜡烛，亮，更亮，在她身前，毛茸茸的一个淡黄里泛红的光晕在教堂里渲染开来。光让她的背影极其巨大，满满地堵住了教堂的门，一直推到你们脚前。
你闻到潮湿发霉的教堂味道。夏天的花街上，没有一间房子是干爽的。秦环转身离开烛火，往门口走过来，你们往后缩了缩；在缩回去之前，你看见没有了老太太遮挡的烛光照亮了墙上巨大的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外国人上半身昏暗模糊，下半身从让你难为情的缠腰布往下，看得比较清楚。那时候你的眼睛很好，从没想过以后要戴眼镜。你甚至看见了那个外国人光脚穿的解放鞋面上的一道道鞋带；当然，解放鞋、鞋带和十字架和那个几近光身子的长头发的外国瘦男人一样，都是木头雕刻出来的。又是两声同时响起的老鼠叫，门关上了。只有门四周朽坏的木头边缘挤出来的亮光。你们松了一口气，相互做一个鬼脸，吐一下舌头。
杨杰一挥手，“上！”
你们猫着腰往门口小心地走。根据白天里无数次实践的经验，你们直接趴到了地上，因为门板靠近地面的部分腐烂得最多，空当最大。你们一个个屁股撅得像油壶，浓烈的霉潮刺激得你们要打喷嚏；同样根据先前的经验，你们拧着鼻子搓动，悄无声息地化解了鼻腔里难以名状的痒。你歪着脑袋往上看，以便目光进入了教堂也能逐渐上升，直到看清楚黑衣服的秦奶奶在干什么。教堂的地面铺着很多年前的砖头，正在被磨损、风化和销蚀，你的目光磕磕绊绊地往前走，地面上布满阴影。你看见秦奶奶跪在一个圆形的蒲团上，缩小了的身形被蜡烛镶上了光。那个外国瘦男人继续一动不动；你见过很多个菩萨，见过很多个如来佛，见过很多个元始天尊，见过很多个财神和灶老爷，吊在十字架上的人你只见过这一个。秦奶奶有节奏地点着头，点头的时候嘴里发出蚊蝇一般细小的声音。那声音之所以轻微，是因为她只让声音在嗓子里转圈，并没打算放它们出来。五分钟左右，你感到了脖子发硬，酸酸地疼，汗水从后背倒流进脖子；他们俩依然撅着屁股，他们不动，你也不动。然后你看见秦奶奶的右胳膊抬了一下，侧身抹一下脖子，你确定她老人家在驱赶蚊子——那天晚上的蚊子实在太多了，回到家你发现，两条腿上被咬了十五个疙瘩，两只脚后跟上一边一个，咬得相当对称。秦奶奶侧了那一下身，你看见了她的左手里捧着一本书；绝对是一本书，赶完蚊子她用右手翻了一页。
你小声对他们俩说：“书！”
他们俩回复你：“书！”
那本书就是你后来看到的《圣经》。封面和封底都没了，没有开头也没有结束，后来你看到完整的《圣经》，你才确认当时秦环看的正是《圣经》。孟弯弯家的狗突然一阵狂吠，你们听见秦老太太跟着放大了声音，依然是含混不清，你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你不知道在那团陡然大起来的声音里，是否有“耶路撒冷”这个词；应该没有，因为你一直知道，秦奶奶是个文盲，她不识字。写自己名字时，她只会像阿Q—样画一个圈。
因为狗叫，因为秦环提高了声音，你们担心自己已经被发现。杨杰一挥手，撤。你们撅着屁股一直退到石板路上，然后直起腰，三个人撒腿就往石码头方向跑。到了老歪杂货铺前，灯光照亮了路边黑暗的青苔，你们一起放松和兴奋地大喊大叫，大声地笑。老歪从柜台上探出脑袋，说：“杰出，杰出，还疯！你姑妈让你回家睡觉！”
谁也不理老歪。他是杨杰的大姑父，说话的时候左边的嘴角会往上扯。这种毛病叫面瘫，脸上的神经出了毛病。他的小姨子，杨杰的小姑妈从大医院给他带来了药。几年前就吃好了，现在面不瘫，但老歪习惯了，你不让他左嘴角往上扯他就不会说话。杨杰的大姑妈小姑妈都很生气，真是贱命，好日子不会好过。花街上的人劝她们，让他扯去，顶多是个坏习惯，又不算病。老歪就这么扯下来了。他扯着嘴角让妻外甥回家睡觉，杨杰已经和你和易长安跑到了石码头。
你们在石码头上一直坐到被父母揪着耳朵拎回家。拎杨杰耳朵的是他大姑妈，老歪的老婆，她以脾气冲性子直著称，火撒完了对人就更好了，是那种打你一巴掌要给揉半天的人，所以五个姑妈里，杨杰最喜欢大姑妈。你们觉得终于掀开了秘密的一角。尽管你们早就知道天赐的奶奶经常去教堂，你们知道她像求神拜佛的善男信女们一样，求拜的是一个外国的男人；但你们不知道，她一个人在岌岌可危的教堂究竟干什么，怎么求拜。四条街上只有她一个人进教堂，这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她隐秘、古怪，让人恐惧，像她四十岁以后一直穿的黑衣服。当你是当年那个孩子时，在你看来的确如此，只要她和教堂联系在一起，你就觉得她和那个和蔼平易的秦奶奶、你的同伴景天赐的奶奶，不是一个人了。那秘密的一角是：她静静地坐在洋神跟前的蒲团上，也许还念念有词，手里竟然捧着一本大书。目不识丁，她在看什么呢？
“所以你被卷入一个老太太的神秘活动里？”在后来你和塞缪尔教授的交流中，他说，“从此你被带进了‘耶路撒冷’？”
“算是吧。当然还有别的。”你说，“如同您的上海？”
“人这一生其实是往回过，平阳，”塞缪尔教授说，“不知道你这么年轻能否理解：后半生往前半生过；下一辈子往上一辈子过。所以，我父母回不去的上海，我要替他们回去。”
你点点头。算懂了？
在塞缪尔教授第一次上海之行的火车上，这位以“犹太人与现代城市”为主攻研究方向的国际一流学者，胳膊支在窗边的小茶几上，向你讲述他父母的上海之行。一直讲到凌晨一点，周围的乘客早睡熟了，英语成了他们催眠的谣曲。教授认为，你知道了，你才明白他寻根的意义，你也才会更理解一座曾经接纳和厚待过犹太人的城市。“城市精神与这个城市的人的精神，无法分离，”塞缪尔教授说，“如果你到耶路撒冷，你一定也会有此发现。”
爱德华·塞缪尔生长在德国北部的一座小城吕贝克。塞缪尔教授去过这个波罗的海边上的城市六次，两次是随父母回乡祭祖，三次是一个人独自去的，父亲去世后他又去了一次；遵照父亲的遗嘱，他把父亲的一部分骨灰撒进了波罗的海。在吕贝克，他的家谱齐斩斩地断掉了，纳粹势力完整地扫荡了他的家族。
“那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有13世纪的古老城门。”塞缪尔教授后来的邮件里屡次提到吕贝克，“有哥特式圣马利亚教堂和罗马风格大教堂，一条环形的护城河将最古老的城区抱在怀里。”如果这些你都一知半解，因为迄今为止你还没有机会去德国，那么，“托马斯·曼你一定知道，据我了解，中国人非常理解这位伟大的德国作家。对，他也是犹太人，吕贝克是他的故乡。他的故居现在被称作‘布登博洛克之家’；他的同名小说即以祖居为原型写就的。还有现在依然健在的伟大作家，想必你一定也知道，君特·格拉斯，你告诉过我你喜欢那部叫《铁皮鼓》的电影，改编自他的小说。每年他交替住在柏林和吕贝克，他住在距城区十五公里的一个村庄，有事才进城。在‘布登博洛克之家’的北边不远，是‘君特·格拉斯之家’，如果你到吕贝克，你会看到这所房子里摆满了与作家相关的书籍、资料和纪念品。在吕贝克，如果你在一个公众场合说你喜欢托马斯·曼或者君特·格拉斯，你将得到我父亲的城市里的人热烈的掌声。我父亲的祖居与‘君特·格拉斯之家’隔两条街，不过很遗憾，现在已经变成了一间精致的咖啡馆。”
爱德华·塞缪尔毕业于汉堡大学，专业哲学，但因为天赋和兴趣，倒精于绘画和时装设计。艾格尼丝·弗兰克尔，雅各布·塞缪尔教授的母亲，在汉堡大学留学，学习医学，低爱德华两届。有一天，爱德华在校园的小路上捡起了一把缀着绒球的钥匙，丢失钥匙的奥地利姑娘就成了他的女朋友。艾格尼丝毕业后，爱德华随女朋友到了维也纳；一个从事时装设计，一个在医院做护士。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盖世太保穿着硬底厚跟的高筒皮靴穿过维也纳的大街小巷，整座城市有一大半的音乐都停了下来。
亲爱的维也纳市民们，请站好，但是犹太人出列；必须出列，请，往前走两步，一，二；请跟随我们伟大的元首的卫士们往前走，一直往前走！
维也纳金色的阳光不见了，乌云压在头顶，爱德华和弗兰克尔一家一起被赶进集中营。关于集中营，平阳，任何一个中国人知道的都不会比我少。我的犹太同胞们在铁丝网内成批成批像蚂蚁一样死掉，像中国的韭菜一样被一茬茬割掉，不过人和韭菜不同，割掉了就再也不会重生。先是艾格尼丝的父母、我的外祖父母，染病死掉，你能想象出来的疾病在那种地方都有，人口密度实在太大了，生存环境无须我详细解释；接着是我从没见过的舅舅逃跑时被打死，他拖着轻飘飘的两条腿奋力往前奔跑时，一颗子弹钻进他的后脑勺，然后从眉心钻出来。据家母说，他们走出集中营时，阿姨也患了重病，肚子大得像十月怀胎，里面装满了透明的黄水。我父母能逃离集中营，除了因为他们在最危险、最恐惧、最饥饿的时候，只要有机会就手拉着手，还因为，家父托了一个朋友帮他弄到了两张去上海的签证。那朋友叫大卫·海尔曼，一个跟政府有关系的富商，自家父来到维也纳，他的衣服都由家父设计。八岁的时候我随父母去维也纳，拜访了这位海尔曼先生。他已经七十二岁，留一部大胡子，头发向后梳，如果他谢顶不是很严重，看上去很像卡尔·马克思，他们都有宽阔的前额。海尔曼笑声爽朗，笑起来时，右眼角边上的小肉瘤会跟着红起来，越高兴，小肉瘤越红；他说自己现在很少出门，要不还得请家父给他设计新衣服。在1939年8月，海尔曼先生给集中营里的我父母带来了好消息：签证没问题了。
你查阅了这个时期的相关资料。反犹狂潮如日中天，纳粹当局发出指令，只要这些犹太人能够离开奥地利，即可释放。听上去如同福音，可当时的英美等国借口移民名额已满，拒绝他们入境。正在这种危难的时候，中国驻维也纳的总领事何凤山先生向犹太难民敞开了中国的大门，向申请入境上海的奥地利犹太人发出了2000份签证。
资料显示，其实当时的上海正处于一种“护照签证失控”状态，欧洲的犹太难民完全可以不需要签证就能入境，不过，犹太人必须持有证明目的地的签证才能离开奥地利。何凤山先生当然明白，持有中国签证的犹太人未必想要来上海，他们只是要一个“借口”或者“驿站”，逃过鬼门关就转道他国，去东南亚或者更远更安全的地方；他还是批准了他们的申请，因为一种广大的人道主义的理解与悲悯。
“你一定听说过何凤山先生的大名，”塞缪尔教授在火车上说，“在我父母那一辈奥地利犹太人看来，何先生就是中国的‘辛德勒’。1939年8月，我父母从意大利乘船，漂洋过海抵达上海。同船的部分人中转取道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印度，我父母留在上海。何先生与上海，让他们活了下来。”
多年后，在老塞缪尔顽固的回忆里，上岸的那天上海艳阳高照，的确是个得救的日子。所以踏上陆地，他把行李扔到一边，在女朋友面前跪了下来，亲吻了上海的砖头路面；他对她说：“甜心，我们得救了！”仿佛上海也是应许之地。塞缪尔夫人只好一遍遍纠正他，码头上是阴天，上海还深陷梅雨季中不能自拔；爱德华的确跪下了，也说了“得救”，只是他亲了一嘴的泥水，因为他正好跪在一摊水汪里。她记得清楚，是因为男朋友被同船的一个非犹太同伴取笑了，“至于吗？”那个来上海做生意、坐头等舱的维也纳银行家撇撇嘴，“太夸张了。”
事实上太至于了，一点都不夸张。到第二年，他们俩开始经常去霍山公园旁边的一堵墙上查看犹太死难者名单，一不小心就看见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赫然在列。那些不完全名单由人从欧洲不定期带回来。没看见名字的亲友，他们不断写信去打听，石沉大海；果然，所有人都没能得救，世界末日一般死得如此彻底。
生逢乱世，上海也不太平。在开头的一个多月里，爱德华和艾格尼丝主要依靠随身携带的一点可怜的积蓄和大卫·海尔曼先生赠送的临行路费过活。搬到提篮桥的一间小屋里后，艾格尼丝收拾家务，爱德华上街去找工作。幸好他有艺术天赋，绘画、广告、设计都能干，活儿少的时候就坐在街头给人画肖像，所得勉强够两人改善一下食宿，以及支付爱德华拍照用的胶卷和冲洗照片的花销。他喜欢摄影，有机会就抱着莱卡相机出门。他当然不会想到，这些照片最终成了联系他们与上海这座城市的重要纽带。他也不会想到，多年以后，他的儿子雅各布·塞缪尔代替他们重返上海时，在众多无主的照片中，有一位中国教授发现了自己的父亲。而这个中国恩人，后来遭遇了与他们何其相似的灾难。
塞缪尔教授很想多知道一点关于你导师的父亲的事情，但你的导师只能抱歉；并非不愿重提痛苦的往事，而是他所知甚少。关于父母的记忆主要来自外祖父和外祖母，你们都已经知道他的父母去世时他只有十二岁。十二岁的少年没法指望他记得更多，还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时光消磨了记忆。而在1966年之前的两年，风声已经紧了，他被父母从上海送到了苏北的运河边。如果以运河为乡愁，你和顾教授堪称老乡，你从花街坐船一直往上走，再拐一个弯，就可以到达导师成长的河边。那时候，顾教授的外祖父母长年生活在船上，外祖父带领了一支公社的船队。
1966年严冬，十二岁的顾念章吃完了父母托人带来的上海糖果，公社邮递员骑着自行车送来了电报。顾念章记得穿着制服的邮递员英姿飒爽，但他这一次没有带来好消息。外祖父披着棉袄站在船头读电报，腰杆越来越硬。外祖母从舱里钻出来问：
“说的什么？”
顾念章缩着脑袋也问：“外公，我爸妈说什么了？”
“什么也没说，”外祖父说，在船头蹲下来，电报掉进了运河里，“他们说上海很好。”柴油发动机还在轰轰隆隆响，整条船像在咳嗽。过一会儿外祖父又说，“当初还不如让他们跟着我跑船了。”
即使柴油机在响，即使北风在水面和岸边的枯草尖上呼啸，顾念章和外祖母也听出来背着他们蹲着的外祖父鼻塞了，他的声音在抖。
“他外公，”外祖母说，“有事？”那张纸围着船头打转，她俯下身想把它捞起来，一个漩儿漂到顾念章旁边。
顾念章蹲下来伸手去够，用力过猛，胳膊送出去的时候人也跟着出去了，扑通一声栽进水里。他对活着的父母温暖的记忆到此结束。冬天的运河水仿佛上海风雪的后半夜。他被捞上来，突然放声大哭，不是因为寒冷扎在身上疼，也不是因为惊吓和恐惧，而是因为两个老人此刻泪流满面。他被裹在被子里，被子被外祖母抱在怀里，他在外祖母的怀里冻得牙齿打架。
外祖父和舅舅第二天坐长途汽车去上海料理后事。所谓的后事，就是把遗物收拾一下。尸体已经火化，顾念章的父母分别变成一只黑色的盒子和一只白色的盒子，颜色区别开来为的是不贴姓名也能判断出来男女：男人黑，女人白，历来如此。没有结论；如果非要结论，那两只小盒子就是结论。外祖父一辈子跑船，舅舅也在船上度过了一生中最初的三十二年，他们只擅长与水打交道，对上海、对单位的人事部门、对革命委员会等等响亮的事物满怀敬畏，他们不知道也不懂得与他们交涉、理论。当然理论毫无意义，革命压倒一切：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论，你找死。他们沉默着抱紧骨灰盒，一人抱一只。遗物所剩无几，家里早被革命群众洗劫一空，偷的偷抢的抢，没收的没收，实在没用的东西点把火烧了，资本主义安插在人民内部的特务，每一个指纹都必须消灭干净。
回到船上，舅舅对外祖母说：“家里像个战场。”暴乱，清冷，任何象征生命和温度的东西都消失殆尽。两间房子的废墟。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顾念章记得父亲长年写日记，但带回来的遗物里，连张纸头都没有。干干净净的人生，仿佛从没有来过这世上。跟顾念章有关的只剩一个被揪光了头发的洋娃娃，父亲在哈同洋行做地产生意时，一个姓卢的同事从法国带给他的。
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的第一个寒假，顾念章去了上海。按照上世纪60年代的上海地图找到捆绑父母的操场，操场还是操场，看不见陈年的血迹，雪都没有。上海的雪下得越来越少了。他还找到了他们家的大致位置，平房被置换成六层的民居。后来，顾念章又去上海，六层的民居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摩天大楼。顾教授仰头往楼尖子上看，觉得眼晕。这一次，他打听到了送他洋娃娃的卢叔叔的下落，登门拜访。卢叔叔下肢高位截瘫，“文革”时被打的。
“别为你爸妈难过，”卢叔叔拍着轮椅说，“提前走了倒清净。那才是刚刚开始。你知道接下来的十年，我受了多少罪？要是知道这辈子必须瘫，我宁愿开始时就瘫。所有折磨人的法子我全被试过了，快熬到头了，屁股挨了几根闷棍，我瘫了。有一天我做梦，在老哈同洋行遇到你爸爸。他还和年轻时一样年轻，而我老了，坐在轮椅上。他说，老卢，我愿意像你这样老。我说，兄弟，我倒希望和你一样年轻。你知不知道，一年在这上面坐365天，比死还难受？你爸爸就不说话了，推着我在楼道里来回走。”卢叔叔对顾念章摆摆手，笑笑，“别劝我。一把年纪了什么道理我不懂？活着，是，能活下来已经烧高香了。我这不是好好地活着了吗？我活着，我不能忘记。”
现在你导师还保存这唯一的纪念品。会议结束，你导师设了家宴邀请塞缪尔教授，饭后向塞缪尔教授出示了光头的洋娃娃。那是个穿着咖啡色背带裤的男孩，几十年了眼睫毛还很长。此外还有五张有他父亲的照片：一张结婚照；两张三口人的全家福（一张是你导师周岁生日那天拍的；一张是他们把你导师送回外祖母家前拍的，那年你导师十岁）；一张他在哈同洋行与同事的合影（左边第二个穿背带裤的小伙子就是卢叔叔）；一张是1958年他在一次工商系统骨干培训会议上讲话的照片（戴黑框眼镜，穿中山装，面前是一个硕大的麦克风）。
“这就是我的父亲，”你导师把五张照片平摊在玻璃茶几上，“仅有的父亲。”他把塞缪尔教授带来的照片和五张照片里的父亲比较了一下，的确是一个人。“对我来说，父母永远是黑白的。”你导师说。他把照片做成只有他自己明白的排列组合，突然说，“塞缪尔教授一——”塞缪尔教授插话说：“请叫我雅各布。”
“好，雅各布，你看，”你导师说，“我刚发现，我父亲和犹太人有缘。他在哈同洋行做过事。据我所知，哈同本人就是犹太人，1873年到上海后，从看门人做起，后来创办哈同洋行，成了地产大亨。我父亲后来送令堂去医院。现在，因为这件事，你带回了令尊拍的照片。历史又接续上了。”
“遗憾的是，你父亲和我父亲没法再见上一面。”
“见过了：你在，我在，照片也在。”
上海。耶路撒冷。北京。你见证了两位父亲六十八年后的再次相遇。
“耶路撒冷”。
你明确地听到这个声音是什么时候？不过你应该先向塞缪尔教授解释一下那座歪斜的教堂和穿着解放鞋的耶稣，小时候你把他称作“长头发的外国瘦男人”。你和塞缪尔教授下了火车，到了上海。“长头发的外国瘦男人”，塞缪尔教授笑了。上海的早晨和艾格尼丝·塞缪尔夫人回忆中的一样，刚下过雨，车站广场上汪着一摊摊浅浅的雨水。塞缪尔教授深吸了一口上海的空气，闭上的眼睛半天才睁开，他说：
“爸爸，妈妈，这就是上海。”
除了几分钟后就坍塌的房子，你从没见过比花街上的斜教堂更歪的建筑，比萨斜塔也歪不过它。比萨斜塔一度倾斜到5.55度，斜教堂的倾斜度是5.68度。如果双方的统计数字都准确科学的话。“你们为什么不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塞缪尔教授说，“这是我听过的建筑里最大的倾斜度。”哦，吉尼斯世界纪录。谁去申请？花街上的人忙的忙，闲的闲，忙的和闲的都没心思关心世界。那条运河边上的小街离世界很远。再说，现在重要的不是申请什么世界纪录，而是有人分出一点时间和精力稍加保护——据你所知，自秦奶奶在一个大雨之夜抱着十字架死在石板路上，再没人关心过这座教堂。四条街的人都叫它“斜教堂”，因为它的确是倾斜的，从教堂的基础开始往右歪。
教堂初建于何时，你查阅了《淮海市志》、《淮海史志》、《运河沿河地方志》、《大运河史话》等九本涉及花街的资料，每本书里都言辞凿凿该教堂建于某年，但几本书里的时间相互又是矛盾的。比较集中的说法有三种：
一是明末，意大利传教士从杭州坐船，沿运河而上，远远看去石码头气象宏伟：这地方适合干大事业。当其时，天主教进大明王朝有段日子了，局面尚须进一步拓展，姓名不详的传教士让船家在石码头泊定，下船走进了花街。那时候花街还叫“水边巷”，装束成和尚模样的意大利人手持罗盘，在易长安家旁边转了几圈，右手食指隆重地点了三下，事情就定下了。
二说清初。这回是荷兰传教士，一个红头发的男人。为了不那么吓人，他把红头发剃掉了，但胡子还是红的；胡子他不愿剃，稍微剪短了一点儿。眼睛深蓝，跟阴天里运河水的颜色接近。红胡子的荷兰人也是坐船来的，他的方向与意大利人相反，他从北方来，据说是北京；与意大利人相同的是，他也在远处看见了石码头方向有大气象，连绵的雪白槐花中间，隐约有紫气上升。紫气、气象之类，一看就是演绎而来的，每个小地方都认为自己整天冒紫气、呈现大气象，是世界的中心，要出大人物，但多少个世纪过去了，小地方还是小地方，它忘了世界，世界也忘了它。
在此两种说法中，教堂落成的具体年份都没弄明白，传教士的眉眼倒是摸得一清二楚，史志专家们把历史当小说写了；但史志专家们显然又希望读者确信其有，为增加可信度，把妓女翠宝宝也扯进来，他们说，翠宝宝在明末就经常与意大利传教士讨论人生要义；在清初没事就到教堂，和荷兰传教士探究信仰与民族大义。荷兰的传教士手里没拿罗盘，但他也相当慎重，在一所屋子门口坐了一天一夜，最后与屋主商议，花了二十二两纹银买下了这块地，相当于今天的拆迁费，他在原地建起了教堂。
你认为时间上稍微靠谱的是第三种说法，建于清代中后期。但细节就不能深究了。英国传教士比尔·拉法罗从英格兰南部的一个小城索尔兹伯里来华，在南京下关的一座教堂里待了一年半后，受命来到花街。那时候的花街已经有了不小的艳名，因为有清一代运河实在太繁华了，只要三五船的人同时停下来，吃顿饭住上一夜，那地方就可能成为温柔绮丽之乡。拉法罗传教士听说花街上醉生梦死，无所执，无所信，不知今夕何夕，顿生恻隐之心，募捐了一堆银子来到花街。他希望这地方的浮糜之人能过上有“主”的庄严肃净的生活。
你曾在网上搜集过全国各地的小教堂，发现始建于清代中后期的小教堂，在风格上跟斜教堂都有那么一点相似，左右两侧的窗户造型尤其像。你也曾把斜教堂与花街上一座清代中期的老房子做过比较，后者早已经成了废墟，但基础上的老砖头还在，跟斜教堂石头基座上的砖头比较接近。你不考古，也非专家，只凭好奇判断个大概。单从倾斜度来看，歪成这样绝非百八十年之功；假若八十年就能歪成这样，那它早塌了，而事实上，它顽强地健在。上世纪90年代末，淮海市决定授予它“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光荣称号，请专家测量了一下，报告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上一次测量是在“文革”结束时），斜教堂歪了0.18度。照这个数字即使不那么科学地推断上去，也至少可以断定，它绝非本地一些地摊民间故事集上说的那样，建于1902年。为什么要建于1902年呢？故事里没给出任何理由。
你告诉塞缪尔教授，“斜教堂”这个名字不好听，“歪教堂”这个名字也不好听。“歪”和“斜”在汉语里都不是“正价值”，“正”才是好的。尤其前者，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邪教堂”。所以，秦环秦奶奶在世时，听不得别人张嘴闭嘴“斜教堂”。“你要是实在想说，”秦环说，“你可以说教堂。”在秦奶奶看来，进到教堂里，她觉得它比四条街上任何一间房子都正，一点都不歪。有一次你在天赐家，说起教堂，你说：“斜教堂屋顶上有个鸟窝。”天赐和天赐的姐姐福小竖起右手食指对你摇一摇，天赐说：“平阳你小声点，小心被奶奶听见了。”但还是被秦奶奶听见了，她从她住的耳房里探出一张严肃的脸，说：
“平阳，记着，是教堂。”
但是深入人心的还是“斜教堂”，一个“斜”字把它和所有教堂都区别开了。淮海市的官方文件里提到这座教堂，也叫它“斜教堂”。
塞缪尔教授不知道什么样的鞋叫“解放鞋”，你在纸上给他画了一双。可是颜色你的黑自来水笔画不出来，而颜色对解放鞋而言，甚至比它的帆布帮、橡胶底都要重要。军绿色。您知道“文革”时全中国人都穿的军绿色吗？对，就是那种颜色。军人的专用鞋，然后普及到全中国，现在还有人在穿。全世界只有一个耶稣穿解放鞋，在花街上的斜教堂里。因为给耶稣穿上鞋时，解放鞋在花街还很时髦，人人脚上都是解放鞋。那是1979年。
斜教堂里彩塑的泥十字架在“文革”初期就被砸了，榔头、锤子、棍棒和石块一起上。观音菩萨砸了，弥勒佛烧了，灶王爷也不要了，何况一尊国外的洋神。帝国主义的神比咱们露着大肚子的罗汉还不体面，病歪歪的，长一张难看的刀鞘脸，只在要害部位围了一块布，穿没穿裤衩都很难说。砸。叮叮当当，帝国主义的神碎了一地。拜洋菩萨的只有前妓女秦环一个人，都老太太了，还没事对着一个大半个身子光着的男人磕头作揖，年轻时见的光屁股男人还不够多？花街上被批斗的人里，无论如何得有秦环：年轻时做过妓女的，靠身体吃饭，还有比这更堕落和腐朽、更需要批判的吗？现在隔三岔五往斜教堂里跑，关上门叽叽咕咕，像个通敌卖国的特务，公然搞迷信活动；和一个光身子的男人共处一室，有伤风化——不管他在墙上还是在地上，不管他是泥塑的还是肉长的，男人就是男人，光身子就是光身子。
这个地方你要多说几句：另一个必须批斗的是你祖父，初凡子。初凡子是个老私塾，是四条街上屈指可数念过之乎者也的人，解放前就开始教书，解放后继续教书。闹了“文化大革命”，上头下了硬指标，花街上必须揪出来四个人。秦环算一个，没文化，但却是没落文化的代表，又做皮肉生意又搞洋迷信；初凡子有文化，那更切题了，要搞有“文化”的“大革命”，他必须得算上；有文化的要斗，没文化的也要斗，这才是“大革命”。四条街的革命委员会去小学校揪出你祖父之前，还给他送了另外一顶帽子：地主。你们家祖上做小生意，你祖父的父母做挂面、炸馓子卖，生意淡季还会租船到运河上下游贩米卖，顺便倒腾点银元，比平常人家多置了二亩地。所以你爷爷才有钱去念私塾——没钱的人家谁念得起书？现在你祖父的父母都死了，虽然土地都充了公，挂面机子散架了，炸馓子的大铁锅也漏了底，米一粒不存，银元一个不见，你初凡子依然是地主。地主是个世袭称号，就像“革命世家”，就像“无产阶级英雄”。
每次游街和批斗，要么是你祖父初凡子打头，要么是秦环第一个；接下来的人排名不分先后，谁命不好谁倒霉，犯了事被抓了现行，就把剩下的两个名额补上。偷鸡摸狗的，损害国家财产的，出工误点的，窥视女人洗澡的，好吃懒做的，偷人养汉的，通奸扒灰的，朝别人家院子里扔砖头的，喝醉了骂人祖宗的，逮谁是谁。通常你祖父会戴一个白纸做的大高帽，帽子上前后分别写了毛笔字，前面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罪名一口气全列上去，后面是“阶级敌人”。秦环不戴高帽子，被剪了个阴阳头，脖子上挂一双破鞋。这是民间智慧：男男女女的事，全在这阴阳和破鞋上了。
你们家和秦家（包括景侉子）关系好，就始于这个时候。“批友”和“游友”，算患难之交，感情自然非同寻常。四条街的人都不敢搭理你们家，秦环和她闺女搭理。再有一个原因，你祖父很是敬佩秦环。初凡子是个文人，胆子却小，稍有点儿风吹草动就低下头不敢吭声，怎么批怎么挨着，怎么斗怎么受着；秦环不，批斗游街从不把脑袋垂着，就仰着脸：想打的过来打吧，想丢石子的丢吧，想吐口水的吐吧！当年批斗会在石码头上开，初凡子、秦环和另外一对通奸的男女一起站在高出地面一米的台子上（六条船倒扣在地上，上面铺了木板），你祖父和那一对男女都快把脑袋低到裤裆里了，秦环挺着腰杆硬邦邦地站着。她的手被绑，在后面，不能指着观众，她用下巴点，下巴对着人群里一个个批她骂她的人点：
“你，你，你，你，你，还有你！现在你们都站着说话不腰疼，说我卖屄。是，老娘我卖了！我卖给谁了？你，你，你，你，你，还有你！你们哪一个敢站出来说，你从来没进过我的屋，从来没爬过我的床，从来没上过老娘的身，从来没有跟狗、跟猪一样叫唤过？哪一个？有种你站出来！”
现场静下来。突然就像一场文明人的聚会，大家学会了含蓄、矜持和隐忍。男人们低下头。女人们也低着头，因为羞愧，也为了掩耳盗铃，不想在众人面前让丈夫雪上加霜；她们不吭声，但两眼喷着火，盘算着回家如何收拾这帮虚伪无耻的臭男人；同时她们中阴险的人也在心里骂，不要脸的婊子，裤裆里的事也好意思拿出来说，斗，斗死这个烂屄！
你父亲后来说，批斗完回家，你祖父感慨，愧不如秦环，那真是巾帼英雄。你祖父由此对初家的人交代：如果花街上只有一家人可交往，那就是秦家。这也是你和姐姐平秋与天赐、福小打小一起玩的原因之一，长辈们鼓励你们去秦奶奶家。在四条街，秦家不是人缘最好的那类人家。人都很好，但大家就是觉得有点隔。老太太秦环年过四十就只穿黑衣服，经常一个人进神秘可怖的斜教堂，在那个时候，“破四旧”的遗风尚在，秦环本人性格又刚烈，能不惹都不愿去惹；景侉子来花街，因为倒插门心里免不了自卑，话少，见着人能躲就躲，慢慢地，这一家都冷冷的有点人不沾鬼不靠了。大人们敬而远之，倒是小孩子们相互交好，那另当别论了。
1976年，“四人帮”被抓起来，家家户户的小广播和街上的大喇叭同时在讲，天下太平了，都消停吧。远离北京的花街担心领会错了中央的精神，拖拖拉拉又把“运动”坚持了两个月。到年底，批斗和游街已是强弩之末，早就从政治斗争转变成一种全民游戏。你祖父的高帽子还戴着，但上面没人愿意再写字了；秦环左边的头发已经长起来，没人督促她再剃掉，脖子上的鞋子也没那么破，有时候没挂也没人记得起来。大家嘻嘻哈哈地说：“集合啦！游街啦！批斗啦！”游街和批斗时耐不住寂寞的人，主动跳起来，唱起来，文艺宣传队的骨干们在队伍里演起了地方戏，经常把被游街的人甩在了队伍的最后头，把他们给忘了；热热闹闹的像过年。再后来，“年”也懒得过了，没人招呼他们。1977年2月17号，除夕，傍晚，你祖父从南大街买了炮仗走进花街，看见秦环站在斜教堂门口往里看。
“他秦姨，不回家包饺子？”
“他初伯，你说这以后真就不斗了？”秦环答非所问，“咱们都有阵子没上台了吧？”
“听政府的话音，是这么回事。可谁知道呢。”
“政府要是反悔，说继续‘革命’呢？”
“要真继续，这年你不过他也继续。过了年再说。你没见着，街坊邻居也斗不动了？”
“你看这冷风灌的，”秦环说。她把洞开的教堂门关上，手里突然多了把铜锁，“他初伯，我想信这个教，你看行不？”
你祖父一下子愣了，慌慌张张说：“他秦姨，这个你别问我。我不知道。”
“那你能不能帮我找个手艺好的木匠，我想做个十字架。”秦环说，“他初伯，放心，不连累你。”
你祖父为自己的胆怯难为情。“不是那个意思，”你祖父说，“我的意思是，你不是已经信了吗？”
“我那是进来坐坐。沙教士一个人蛮孤寂的，过来看看他。”
她说的沙教士是斜教堂里最后一个洋教士，奥地利人，上世纪30年代初来中国，辗转传教，40年代中期来到花街。刚传了几天教，还没发展出够一张桌吃饭的教友数，新中国成立了。教友们转身开始积极要求入党，坚决不进教堂了。中央政府下了文件，所有的洋教士全部停止传教活动，一律各回其国。沙教士倒是想回奥地利，叶落归根当然是美事，但年纪大了，要回去非把老身板弄散架不可。他早也适应了中国生活，汉语虽然还带着口音，但肯定比德语说得利索；筷子用得也比刀叉顺溜，喜欢上了喝豆浆吃油条包饺子，胃也被改造过来了。他给淮海市领导写了份申请，风烛残年，实在动不了了，教不再传，只求终老花街；他可以在河北岸辟三五分田园，自食其力，不给政府和人民添麻烦。经讨论，宗教局批复：鉴于沙教士多年来靠医术造福中国人民（沙教士懂西医），以华夏为家，特许留住花街，政府施以少量月俸，慰其安度晚年。一个传教士最终靠医术在花街得以安身。
其人汉名沙约翰，四条街人只称他沙教士，本名叫什么忘了。解放后沙教士没活几天，1952年深秋去世，死在白天。那天花街暴雨，阴历十月大雨，这没什么，关键是大雨伴着惊雷和闪电，这有点怪。还有人看见一团蓝色的火球在教堂屋顶上乱飞。到晚上，雨停了，屠夫冯半夜经过斜教堂，看见门敞开，伸头往里看了两眼，发现沙教士倚着墙一动不动。叫他也不答应。冯半夜进门推了他一把，沙教士以盘坐的方式歪倒在地上。冯半夜吓得叫起来，声音都变了：“沙，沙，沙教士，死，死啦！”他害怕不是因为没见过死人，而是没见过外国人死。
秦环念着沙教士的好，花街人都知道的原因是，沙教士救过她的命。1949年夏天她患疟疾，照药店坐台先生的方子吃，差点死掉。沙教士给了个新方子，把她从死人堆里拽了回来。你祖父初凡子理解她的感恩。
过去她只是进去坐坐，现在，她要信了。信沙教士一辈子都搭进去的洋宗教。你祖父不懂得怎么信，但秦环要信，只能由她信；在你祖父看来，这人完全有资格说一不二。问题是，她现在要请个木匠做十字架。你祖父迅速做出判断：只能答应；尽量减少麻烦。他想起了三十里外的上游的白塔镇，很多年前他在那里教过书，班上有个年龄最大的学生是小木匠，那时候做出来的木工活儿已经小有名气，全镇人都看好他，现在理所当然成了该镇最好的木匠。
“我试试。大年初六给你回话。”
照花街的风俗，大年初六可以出门了。他把姓曲的木匠学生从白塔镇带过来，交给秦环。木匠远在白塔镇，出了事也没人会去找他碴儿，最保险。曲木匠没见过耶稣，但他通过秦环的描述，靠出色的天赋和专业技能，迅速在头脑里画出了最接近耶稣本人的形象。他用秦环给自己准备的棺材木料，上好的槐木，在斜教堂里哼哧哼哧干了八天，元宵节晚上，秦环给他送来了元宵，曲木匠指着竖在墙边的十字架说：
“就它了。”
秦环端着油灯走到十字架前，抽了一口冷气，曲木匠雕刻出的耶稣脸，比泥塑的耶稣逼真多了，和沙教士描述的耶稣一模一样：那从容、哀伤的神情，嘴角的血迹，头上的荆棘王冠，凌乱得暗含另一种章法的胡须。这的确就是耶稣本人的脸。再往下看耶稣光裸的胸膛、肌肉、肋骨的形状、伤痕、扭曲的姿势、腰布，直到两条瘦腿，如果忽略掉木料的纹理，这绝对是活人之躯。但是再往下，秦环看见了一双解放鞋。她把油灯往前凑了凑，没错，在脚踝处的那颗钉子下面，耶稣穿着一双所有人都在穿的解放鞋。和曲木匠脚上的一样。
“他是光脚的呀！”秦环说。
“脚保暖很重要，”曲木匠一边吃着猪油红糖元宵一边说，“天太冷。他穿得已经够少的了。”
“那也不能让他穿解放鞋啊！”
“他可以脱掉，但我必须让他穿。”曲木匠说，“有了这双解放鞋，我就不是在帮外国人干活儿。谁敢帮洋鬼子干活儿啊？”
秦环想想也是，自己不怕批斗游街，早早准备了棺材板，人家木匠不能引火上身。得允许人家留一手。“也好，”她说，“在中国，穿解放鞋走起来更稳当。谢谢你曲木匠，多吃几个元宵啊。”
穿解放鞋的耶稣让塞缪尔教授目瞪口呆。“曲木匠太有想象力了，太有想象力了！”他惊叹道，“你们应该跟他说，耶稣本人也是个木匠，但很可能技术比不上他。”塞缪尔教授嘴里念叨着“解放鞋、解放鞋”，然后说，“对着一个穿着解放鞋的耶稣祈祷，会是什么感觉呢？”
你当然不知道，你从没在他面前祈祷过。你没有宗教信仰。但你相信，当秦奶奶的头低下来的时候，她是看不见解放鞋的，她的心里也不会有这双解放鞋，当她念诵《圣经》时，耶稣永远是光着脚的；因为她的声音和往常相同，不过是有时候分贝提高一些，吐字更清晰了。你终于听见她跪在十字架前，嘴里发出“耶路撒冷”的声音。
你们继续偷窥秦环在斜教堂里。在那个暑假，这种偷窥几乎是常态，隔三差五你们就撅着屁股趴到教堂门前，或者踮着脚尖、扒着教堂左边仅存的窗户往里看（教堂右边的窗户因为紧贴着人家，被砖头堵上了。左边的窗户，为了采光好一点，秦环请人把“文革”时被捣毁的窗户修整了，装了两扇很小的玻璃窗。装好的玻璃最下面的一块很快被人砸掉，她用报纸糊住了挡风），你们把旧报纸用手指往上挑，看见秦环跪在十字架前的蒲团上，手里抱着那本词典一样的厚书。很多年后，你才知道，洋神跟咱们中国的神不一样，祈祷和诵经时并不需要磕头跪拜。但秦环坚持中国式的敬神方式，蒲团，跪拜，磕头。三只手都去挑报纸，步调不一致，发脆的旧报纸哗哗响起来。秦环陡然放大了声音：
耶路撒冷……
你的耳朵动了动，一个奇怪而又悦耳的音节。“秦奶奶说什么？最响的那几个字。”你压低嗓音问杨杰和易长安。
“一路撒冻？”杨杰说。
“是‘野猪瞎蹦’！”易长安纠正。
“要不，是一路瞎蹦？”杨杰也不确定了。
你觉得都不对。凭你的直觉，“野猪”和“瞎蹦”不足以让你的耳朵动起来。你的耳朵会动，比较稀罕，也是小时候你引为自豪的为数不多的资本。你母亲以为你能通灵，可以子承母业，但你仅仅耳朵会动，其他方面实在天资平庸。塞缪尔教授对你的耳朵神功很好奇，在此技荒疏多年之后，你还是让耳朵动了起来：上下动，前后动，转着圈子动。看得塞缪尔教授抚掌称妙。你相信你的耳朵。你们蹲下来，在窗户底下争论那四个字最可能是什么。争论半天，杨杰说：
“神经病！就是‘太上老君’又跟咱们有屁关系？争得一头子劲儿！”
他站起来，打算再趴到窗户上。一个人影到了他们面前。“你们都进来。”秦奶奶站在一米外。你们一起叫“秦奶奶”，顺从地进了教堂。秦环点了蜡烛旁边的一盏煤油灯，浓重的油烟飘摇而上。“帮我认几个字。”秦奶奶把书捧到你们面前，翻到某一页。掐头去尾的一本书，那么厚，一只手都很难拿得动。你们的目光跟着秦奶奶的手指和声音走：
那时，摩西急切地寻找那作赎罪祭的公山羊，发现已经烧了；他就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发怒，说：“这赎罪祭是至圣的，耶和华又把祭肉给你们，要叫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什么没有在圣洁的地方吃呢？这祭牲的血既然没有带进圣所里去，你们就应该照着我吩咐的，在圣所里吃这祭肉。”
都是繁体字。秦环逐字地念，不认识处停下来等你们认。认识的你们就说，或者三个人凑在一起像算命一样猜，实在不认识的就跳过去。一段文字念了十来分钟。然后秦环又顺了一遍，边顺边猜，整段话的意思她基本就弄清楚了。你们可以走了。她把油灯吹灭，满屋子呛人的煤油味。杨杰和易长安左顾右盼地往外走，这地方还是有让你们不知深浅的神秘。你站着不动。秦环指指门外。
“秦奶奶，”你说，“刚刚你念的是‘一路瞎蹦’吗？”
“‘一路瞎蹦’？”秦环迷惑了，翻开书，一个字一个字指着看，“你说的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对，就是耶路撒冷！”你都没想起问这四个字是啥意思，追着杨杰和易长安跑出来，告诉他们，“是耶路撒冷！”
你第一次清晰地听见这四个字。你第一次清晰地说出这四个字。从此，这四个字总会不经意地窜到你的舌头上，钻进你的脑袋里，你张不张嘴都会发出和听见这四个字的音：耶路撒冷。在你还不懂外语时，在你还不知道它是一个音译外来词、代表了什么意思时，在你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汉字之美时，你已经在惊叹这四个汉字组合之后所呈现的韵味和美感。美在哪里，你说不清楚，至今也理不出头绪，但你确信它就是最美的汉字之一。
出了教堂，你又站住了：秦奶奶不识字啊，怎么这书看得头头是道？易长安说：“谁也不是生来就认字的，学呗。”
杨杰说：“我妈认了一堆字，有时候还得查《新华字典》呢。”
一闪念就过去了。过了两天，你去天赐家玩，看见福小的《新华字典》又想起来这事。天赐豁着一颗牙，满嘴跑风：“奶奶可认真了，天天追着我和姐姐教她认字。还让姐姐教她查字典，你看，字典都快让奶奶翻烂了。不知道她那破书有什么好看的！”福小说：“天赐你多嘴！奶奶说了，别乱说！”天赐说：“哼，我怎么乱说了？我没乱说。你能说那不是破书？”福小说：“你还乱说！”天赐说：“就说！就说！我还要说，奶奶的破书是洋教士给的！洋教士死了屁尖子都没留下，就剩这本破书！我说了你能怎么着吧！”福小知道拦不住弟弟，只好在他泄密的时候拼命拍打《新华字典》，希望噼里啪啦的声音能盖过弟弟。
你跟福小说：“我什么都没听见。”
很多年后，你在北京王府井遇到一位瑞典的老先生，这老先生手拿一本中文版《圣经》，站在街头，逢人就指着某一段文字请教路人该段怎么念，是什么意思。他说他在学习中文。其实他的中文说得相当不错，那些汉字他全都认识。初平阳问他为什么还要假装请教，瑞典老先生说：“我想让主的声音走进每个人的心里。”初平阳想到了秦环。那个时候，主的声音只能走入一个人的内心。
流亡上海的欧洲犹太人里，艾格尼丝·弗兰克尔和爱德华·塞缪尔运气算相当好了。艾格尼丝放在前面，因为女士优先，还因为从提篮桥搬到法租界迈尔西路附近生活，完全是艾格尼丝的功劳。著名的大夫乐孙特聘用了她。这位汉名“乐孙特”的奥地利人原名罗生特，也是犹太难民，维也纳大学医学系泌尿科博士毕业，他和后来的塞缪尔夫妇遭遇类似。德国吞并奥地利后，他被关进了集中营，一年后，幸运地得到了何凤山签发的赴上海签证。他在迈尔西路上的“葛罗凡纳花园”公寓内，与别人合开了一个泌尿科与妇产科的诊所。此人擅治肾脏、膀胱、前列腺疾病和妇科疑难杂症。艾格尼丝拿着一封她和爱德华共同推敲过的求职信来到诊所，罗生特看过信，和她聊了半小时。两人共同回顾了集中营的生活，以及亡命上海的历程；然后罗生特让她给一个产后的上海女人做了一次护理。护理结束，奥地利的犹太医生罗生特说：
“就你了。”
这份工作艾格尼丝做得很开心。罗生特先生人好，也总能在必要的时候勾起她的乡愁，然后又巧妙地把它化解掉。不仅对她，对爱德华也如此，他们有共同的身份与记忆。乡愁是他们必需的身份认同。罗生特先生的正直与敬业，很多年后艾格尼丝在耶路撒冷也念念不忘。她记得罗生特先生接待完病人就开始读报纸，《黄报》和《上海犹太早报》。读过以后，他会告诉艾格尼丝最近外部世界和犹太人世界又发生了什么，纳粹恶势力又干了什么坏事。事关纳粹与战争，他必拍案而起，这个时候，艾格尼丝觉得他更像一个战士。诊所里清闲下来，他会和她谈政治，谈中国的抗战，俨然是个革命家。她的猜测没错，1941年2月底，罗生特先生请她和爱德华去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路口的罗威饭店，那是一顿丰盛的法式西餐。如此隆重令人疑惑。果然，餐后罗生特先生向他们告别：他即将启程去江苏的盐城，加入新四军。
这家名叫“罗威饭店”的馆子，大年初一那天你带塞缪尔教授去过，现在它叫“红房子”。按照父母的回忆，塞缪尔教授和你坐到西北角的窗户边，当年，罗生特医生和塞缪尔夫妇就坐在那个位置。从罗威饭店到红房子，变的显然不仅是一个店名，但你和雅各布·塞缪尔教授愿意相信，你们精确地坐到了当年他们坐的地方。
红房子西餐馆现在大概无人不知，在上世纪40年代初，它也同样声名浩荡，它推出的法式传统菜“洋葱汤”足以和淮海路上俄式饭店里的招牌菜“罗宋汤”一比高下。罗生特先生请他们喝了“洋葱汤”；六十六年后，塞缪尔教授和你也点了“洋葱汤”。味道香浓，你能喝出上好的牛肉和胡椒味，稍嫌油腻。六十六年前，艾格尼丝和爱德华喝完洋葱汤，对罗生特先生说：
“这个味道让我们想起欧洲，想起德国和奥地利。”
六十六年后，塞缪尔教授喝完洋葱汤对你说：“这个味道让我想起已故的父母。”
母亲去世前，对塞缪尔教授交代的几件事情中，有一条是：如果他能来上海，一定要去罗威饭店再喝一次洋葱汤，为他自己喝，也为她和爱德华喝，还要为罗生特医生喝。罗生特先生曾为罗荣桓治疗严重的肾病，他在中国的军队里工作长达十年，担任过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长。塞缪尔教授对你说，他其实见过罗生特先生，不过那会儿他还在艾格尼丝的肚子里。1950年，罗生特先生去以色列探亲，让人悲痛的是，他去了以色列就没能回来，两年后病故。艾格尼丝挺着大肚子和丈夫爱德华去看望病中的罗生特先生，夫妻俩在病床前一人握住罗生特先生的一只手。罗生特先生用衰弱的声音鼓励他们说汉语。他们曾约好，孩子出生后，就随罗生特先生一起回上海看一看。爱德华说：
“中国人爱说给予自己巨大帮助的人是‘贵人’。我们等着我们的贵人好起来，一起去中国。”
“呵呵，”罗生特先生疲惫地笑笑，他已经深解中国式幽默，“贵人等不到啦。”
罗生特先生很快与世长辞。塞缪尔夫妇照中国的葬仪，对着罗生特先生归西的方向摆了食物与美酒，三杯泼地以示祭奠，然后，夫妻俩面对浩浩长空拜了三拜。当其时，高天上有鸟飞过，其声悲切，听上去像乌鸦，但他们坚定地认为那是喜鹊；必须是喜鹊。
罗生特先生是他们共同的贵人，艾格尼丝在诊所安定下来，他把爱德华引荐给了“朋街”服装店的老板立希纳。熟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的人都会知道，1935年，一个德籍犹太人创办了一家名叫“朋街”的服装店。此人并非裁缝出身，但对服装经营极有悟性，招募了一批当时上海时装界的设计高手，制作新款时装，还在每年春秋两季举办时装发布会，邀请外国的模特来走台。店铺在南京路61号的二楼，店名源自他家乡的一条街名，Bong Street。此人与罗生特是朋友。他们在南京路上的一家咖啡馆里见面，爱德华从皮包里拿出自己拍摄的一些照片，和前一天晚上临时设计的几件时装的草样。
从那些照片和几件时装设计的急就章中，立希纳先生断定爱德华·塞缪尔就是他想要的人才。爱德华把欧洲的风格与中国气象很好地结合到了一起，有相当的品位和文化内涵。
“老兄，别以为我搞的就是个砸钱的事儿。”他对罗生特说，“时装不仅要领奢华、富贵之潮流，更要开审美和文化的先河。你这位朋友，塞缪尔先生，我用了。”
爱德华一进“朋街”，就成了最抢手的几大设计师之一，薪水也在最高的那个梯队里。因为艾格尼丝爱穿旗袍，他把设计的重心放在旗袍上，尽力寻找旗袍这种中国传统服装里中西合璧的分寸。他拿捏得非常好：中国女人看上了它若隐若现的西化；外国女人又喜欢它充沛的东方风情，既古典又现代，穿着塞缪尔款的旗袍仿佛走在香榭丽舍大道上。那些年，“朋街”时装成为上海时尚的标签，名媛淑女们都靠“朋街”的商标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塞缪尔款旗袍是其中焦点之一。
在南京路上，“朋街”服装店旧址的楼下，你和塞缪尔教授站在上海湿冷的寒风里，一手拿着一张艾格尼丝年轻时的照片，一边抬头往二楼的窗口张望。窗户紧闭，你们都搞不清那扇窗户里如今究竟在做什么。此去经年，人是物非。塞缪尔教授的母亲在照片上穿着一件塞缪尔款旗袍，爱德华特地为她量身设计的。她在对爱德华的镜头微笑，高鼻梁深眼窝，一头长长的卷发；尽管照片是黑白的，尽管因为岁月悠久画面有些模糊，尽管你对服装尤其是旗袍毫无研究，但你依然能够发现，那件旗袍穿在这个西方女人身上是多么的合适与和谐，有浑然天成之美，仿佛她天生就该穿这样的衣服。
那天傍晚，你们在前“朋街”服装店街对面的一家馆子里吃饭。还是靠窗的位置，为了能在吃饭和聊天的间隙看一眼二楼的那些窗户。如果当年这地方也有饭馆，爱德华很可能经常在这里就餐。你看见塞缪尔教授在椅子上用力地扭了几下屁股，他在找父亲当年的感觉。
“一座城市不会记住两个相依为命的犹太人，”塞缪尔教授看着前“朋街”的窗户，幽幽地说，“但是，两个流散的犹太人会记住一座伟大的城市。”
你插了一句话：“第三个犹太人也会记住这座伟大的城市。”
“对，第三个犹太人也会记住。”塞缪尔教授笑了，“不仅第三个，还有千千万万的犹太人都会记住。告诉你平阳，穿行在这座我父母遭遇苦难与幸福的城市，让我心安，就像我走在耶路撒冷。这两天在街上走，我一直有个错觉，仿佛一转身就能看见父母的背影。”
很多年里，你经常在转身的时候想起秦奶奶。为什么当你从一个方向侧身转到另一个方向时会想起秦环，是因为转了身就要出现背影？你也弄不明白。但当你想起秦奶奶时，出现在头脑里的秦环的确是个背影。穿一身黑衣服，摇摇摆摆地在花街上走，是因为衰老，而不是因为小脚。在你祖母这一辈，花街上的女人基本都裹了小脚，脚指头攥到脚底下。指头们被一块细长的白布条狠狠地缠住，收紧，再收紧，听到骨头变形、折断和重新生长的声音；然后拆掉布，指头顺从地长到脚底下，一只脚就是一只粽子、一把锥子，一双脚是一对粽子和两把锥子。小脚的女人更值钱，男人们以为自己喜欢这个，女人们也以为男人喜欢这个。做妓女时，姐妹们建议她赶紧缠，价钱还来得及往上提，她哼了两声，去他妈的，爱谁谁，我才不受这个罪。秦环不裹脚，当年从运河上下船，光着脚走上了石码头，裤腿卷起来，露出白嫩的脚踝和小腿。男人们看傻了，那白皙圆润的脚踝、小腿和脚后跟，还有十根鲜活的脚指头；脚大，却也有另一番的好看。女人们也傻了，光天化日之下胆敢露出腿脚，竟然还是个不裹脚的，真让人难为情；这个来讨生活的外地傻姑娘！一个月之后，都知道她没事就光脚，还知道她脚底生了茧，全身上下只有脚底的皮肤最糙。男人和女人都在暗地里高兴了：男人高兴是因为，这个女人原来也不是从头到脚都是根葱，在可以染指的范围内；女人们高兴是因为，嘿嘿，果然就是你的软肋。那时候花街人不知道什么是“阿喀琉斯的脚踵”，否则，肯定会弄出一个外地女人“秦环的脚踵”的典故来。你记忆里的秦环就用这一双老茧丛生的大脚走在花街的青石板路上，穿一身黑衣服，瘦弱，晃晃荡荡像个衣服架子。她越走越远，远处的花街开始变窄，夜幕垂帘，消融了街两边的人家，天底下就这么一个老太太，摇摇晃晃地走，仿佛要走进青幽的石头里。当她消失不见了，你知道她拐进了斜教堂。
依然是一个背影。她坐在蒲团上，跪在蒲团上，挺直或者弯曲的脊背虔诚而又衰老。你从门缝里看她，或者和杨杰、易长安从窗口里看她，看见的都是她的背影，只有在转身时，在她让你们进去，在她问你们某一个字怎么念、什么意思时，在她待在家里和任何一个正常的老太太一样和蔼可亲时，你才能看见她的布满十万道皱纹的脸。就算在这些时候，当你的目光从她脸上移开，当你在遥远的地方，比如北京，闭上眼，看见的依然是她的背影。她的背影不屈不挠。
念大学以后，你养成看《圣经》的习惯，随手翻，风吹哪页读哪页。同学和朋友以为你玩深沉，要找个上帝来信了，你告诉他们，你只是在读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就像读托尔斯泰、歌德、曹雪芹和萨拉马戈一样。这当然没错，有比《圣经》更好的文学吗？你没告诉他们，你其实也在把它当字典来读，当童年的回忆来读。你在被风和你的手翻开的每一页上，寻找当年秦奶奶苍老枯瘦的右手食指指点过的汉字，她问你，她问你们：这个字怎么念？这个词什么意思？从第一次被“请教”开始，直至你考上大学离开花街，秦奶奶请教你成百上千次。知道的你告诉她，不知道的，你查过字典再告诉她。你几乎是她可以“请教”的唯一的人：你们两家过从相对稠密；你是了解她“秘密”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先是天赐割腕血流而死，然后福小离家出走，能教她识字的人没几个了。也许最重要的，是你从没有对她待在斜教堂里这件事本身有所排斥。
——在那个时候，秦环信奉的一个人的宗教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就算在之前，之前到解放前，沙教士和教堂跟花街上的妓女和她们挂在门楼上的红灯笼一样是道独特的景观，信教的人也极少。进教堂的人也许挺多，但多是在石码头上歇个脚，进教堂“到此一游”，那时候无照可拍，就偷偷找块尖角石头在教堂的砖墙上刻下几个字，风吹日晒久了，化作风尘；那些真有信仰的外地人，祷告一下，隔着一块手织蓝染布对沙教士忏一下悔，忏完了，像洗了个澡似的身轻如燕地离开了。本地人对洋玩意儿相当谨慎，别扭，对着一个外国男人跪拜，跟一个说曲里拐弯的汉语的洋老头说花街话，多难为情啊。更主要的，你不好意思在他们面前烧香，求他们让你升官发财、儿孙满堂。如果不能生子、升官、生财，不能免灾去病，那你拜他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假如男人信了沙教士的教，花街人会想这家伙是不是入了反动会道门了？要是女人没事就往教堂跑，嘿嘿，那话就不好听了，难道就一定可以排除男女私情吗？沙教士是男人，又不是和尚或太监，听说洋人那玩意儿厉害着呢，八十岁也能让十八岁的姑娘肚子大起来。总之那是非我族类的神秘兮兮，沾上了绝非光荣的事。秦素文的态度含混不清（作为善解人意的女儿，多年来她总能与秦环达成共识），景侉子的不高兴是一不小心就吊在脸上的。有一天晚上，你和天赐坐在秦家门楼底下的石臼上“翻单被”，一圈线被你们的手指拉扯出几十种形状，秦奶奶穿着黑衣服从院子里走出来，出门往教堂方向走。景侉子叼着一根自制的卷烟过来，叫天赐回去洗脚，你听见他对着秦奶奶的背影嘟囔一句：
“又玩幺蛾子。”
“幺蛾子”为何物？那口气充分证明不是个好东西。很多年后，你到北京，才明白这是北方话，说的是那些爱作的人。景侉子肯定是在顺流南下的运河船上听来的，跑船的人五湖四海，可以一口气从北京通州坐到浙江去。船油子们南腔北调的鸟语都明白。景侉子的态度想必也影响了儿子，天赐经常把眉毛挑到制高点，把眼睛睁到最大最圆，既夸张又自豪地对你说：
“平阳，我奶奶又去那里啦！”
他的夸张和自豪意味着：我奶奶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在花街，区别于众人其实是件让人难为情的事，街坊们更习惯于泯然众人，过被大家淹没的生活，那样才安全。年幼的天赐夸张里的自豪是反方向的，忠实地继承了景侉子的血统。
秦环打开斜教堂的木板门，一个人进去，关上门，一个人待在里面：礼拜，祷告，阅读《圣经》，想象一尊神，枯坐，以及发呆；一个人的宗教。据你所知，她从未说过信仰这件事；据你的推测，秦环很可能都不会在内心里使用“信仰”这个庄严宏大的字眼。她当然知道这个词，沙教士对每一个向斜教堂探一下脑袋的人都说：“你要信仰主。”《圣经》里也一再强调，要“信仰”。但她不会用，她一定会认为，当一个人动辄说到“信仰”将是多么轻慢和草率，多么让人难为情；她要把自己的调子压到最低。她说：
“我只是过去和他坐坐。”
你也不信宗教，所以，这些年来你对秦奶奶的敬畏并非来自宗教本身，而是来自她对沙教士的持久的忠诚，以及对斜教堂里穿解放鞋的耶稣谦卑的敬畏。她一个人的宗教在花街人看来，也许就是一个人与整个世界的战争，但她毫无喧嚣和敌意，只有沉默与虔敬。她侍奉自己的主。她的所有信仰仅仅源于一种忠诚和淡出生活的信念，归于平常，归于平静。她戴着老花镜，从目不识丁开始，到死之前几无障碍地通读了残存的《圣经》数十次。她也许甚至都没想过要把这部书彻底弄懂，她只要安妥与笃定。
在师范大学教书的第一年，你绝望地坐在辅导员的办公桌前，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大雨初霁，雷声在另外一个城市滚动。母亲告诉你，秦奶奶昨夜死在花街的石板路上，怀抱木刻的耶稣；雨水泡涨了脸，皱纹不见了，表情安详。昨夜闪电交加，球状闪电到处乱跑，秦奶奶担心斜教堂漏雨湿了耶稣，半夜去取十字架，摔倒在半路上，耶稣身上穿着她的雨衣。放下电话你泪流满面，这个结果如同眼泪要从上往下流，水到渠成，你丝毫没有震惊。
少年顾念章：在水边生活三年，足以让顾念章成为一个乖张和忧郁的少年。上海这个大都市规训了他十二年的文雅和拘谨，全被河边的生活推翻了。外祖父家长河绵延，野地阔大，让他跋扈和野了起来。管教他的人少，管教他的时候更少，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个孤儿。无父无母的孩儿，要对他好一些，再好一些，无限地好一些。少年顾念章发现了天赋的权利，越发乖张、任性和暴烈起来，说一不二。吃鱼必须吃两腮上的那两小团肉，别人谁也不能动他喜欢吃的鱼肚子，谁没眼力见儿先伸了筷子，这顿饭他就绝食。跟外祖父和舅舅跑船，兴致来了想开船，驾驶舱里第二个人都不能进来。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会把船上的小狗一脚踢进水里；如果钓某条鱼花了他超过半小时，钓上来后他就先把鱼摔死。
老人对他乖戾的一面看得很清楚，但一想到冻成冰棍的女儿女婿，眼就热了，心就软了：随他去，只要孩儿高兴。乖戾的一面他们看得很清楚。他们还看见他没事就一个人呆坐在船头和岸边，一声不吭，外祖母端着热鱼汤叫他，他也不搭理；他们以为这还是乖戾的众多表现之一，就没往心里去；由此，他们忽略了一个少年的孤独和忧郁。这既源自他是一个孤儿，也因为广大的世界——天大地大，他的确常常生出世界上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感觉，这感觉让他无端地就悲伤和忧郁起来。少年顾念章对孤儿的理解，不仅在于，他从此不会再有乡村里的伙伴他们都有的父母，每天要拎着他们的耳朵训斥，要攥着根柳枝和芦苇在屁股后头追撵着讨伐；更在于他觉得周围过于宽松，仿佛空气稀薄了：父母是贴着皮肤缠裹在自己身上的一件衣服，祖父母和舅舅他们，充其量是冬天里披在棉袄外面的大氅，有着空旷的距离感。他们表达爱的方式近乎泛滥，而不满和责骂却又如此矜持和节制，仿佛冒犯一个没了父母的孩子是种罪过。多年后，他明白这是一种失去了平常心的爱，但在他的少年时代，他只感到晃晃荡荡的不自在，这提醒他，他可能就不属于这样一个世界。大上海来的少年忧郁了。
不过事情总是很吊诡，他的乖戾和忧郁赢得同学和伙伴们的敬畏与迷恋。乖戾和暴烈是他们敬畏的，而忧郁是种迷人的禀赋：他有心事了，他有思想了：似乎只有从大城市来的人才配拥有。顾念章在十五岁时成了孩子王。他在班上年龄不是最大，既不是班长也不是杂七杂八的小干部，成绩也没有好到可以众望所归，可同学们就是唯他马首是瞻，进退看他眼色。
河边初级中学的教育本就不正规，又逢乱世，不上课是常态，聚到土坯墙、茅草顶的摇摇欲坠的教室里反倒成了师生们的休闲。举国上下都在搞革命，船民和渔民们兴趣不大，因为那是以文化的名义，他们识字的没几个。但是他们又不能不搞，举国上下都在搞，不能拖国家的后腿，公社领导每天在大喇叭和小广播里喊：要把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今天是这个领导喊，明天换成另外一个领导喊，传播小道消息的人说，因为前一天的那个领导已经被“革命”了，下台啦。再过几天，又有一个新声音在无线电里喊出同样的话来。既然得搞，既然不得不搞，船民和渔民们只好分组值班搞革命，要批斗的，要游街的，要武斗的，大家看着办，别弄得收拾不了局面就行。开会分配工作时，大家都信心十足，没文化也照样能搞出个有文化的革命来。可搞着搞着就搞乱了，失控了，家长里短、姑嫂勃谿、公恨私怨、小心眼、小心思慢慢地都搞进革命里了。水上还好，岸边有点乱。搞出甜头的，搞出悲愤的，同时想起了初级中学里的半大小子和丫头们：
响应中央号召，革命要从娃娃搞起！
闲着也是闲着，让孩子们斗起来。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说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乐无穷，正是若干年后他们也会使用的新词“休闲”的义项之一。顾念章被推举为“革命闯将尖刀排”排长，第一个任务是批斗数学老师，因为在任课老师里，只有张老师上课之前经常忘记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
批斗当天顾念章不在，跟舅舅去里下河接外祖父了。外祖父的公社船队队长职务被副队长抹掉了，副队长造了反，纠集了几个下属逼他下了台。理由是，他女婿在资本主义的企业里干过，曾是假洋鬼子，洋买办；他肯定受到了敌对势力的污染，这样的人做社会主义国家的船队领导，怎么能信得过呢。实际上，这个副队长和顾念章的外祖父邻村，两个村步行也就十五分钟，从手拉手一块长大，对方屁股上有几颗痣都一清二楚，但他就是拿顾念章的父亲作起了文章。让外祖父交权，外祖父就交了，免得扯出更多。新上任的队长准他三天假，回家用艾灸治疗肩周炎和风湿病。舅舅带着顾念章，撑船把外祖父接回家。
教数学的张老师被斗瞎了一只眼。一个学生对着他的眼镜挥了一拳，镜片碎了，扎进了左眼里。这事当天晚上顾念章才知道。那孩子弄瞎了老师的眼，还是挺害怕，天都黑了还在顾念章外祖父家的院墙外转悠，时不时吹两声口哨呼唤老大。他必须得到顾念章的支持，顾念章是排长，尽管没在现场，拿数学老师开刀是他点了头的。顾念章对玻璃片扎到眼球上没什么概念，他只想着去大商店里打二两烧酒给外祖父暖胃。他对那孩子摆摆手，多大的事，把胆子好好放回肚子里。不就瞎了只眼么，哪有革命不流血的？下一个你们要斗谁？
“蒋老头。”那孩子稍稍安了些心，“刘大刚说，下一个目标是村东的蒋老头。”
“嗯，”顾念章点点头，“回家睡吧。”
蒋老头姓姜，不知道哪里人，都说是个苏联特务。小孩子搞不清苏联在哪里，一听到“特务”，就认定是国民党从台湾派来的；既然从台湾来的，那必定姓蒋，天下的特务都姓蒋。后来顾念章慢慢弄明白了，老姜其实是个俄语翻译，中国跟苏联好得穿一条裤子时，他给支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专家当翻译，市领导、县领导见着他都得点头哈腰的，更不用说公社书记啥的。然后，因为中国和印度的边境冲突，苏联不高兴了，发表一个袒护印度的公开声明，两国关系开始微妙；屋漏偏逢连阴雨，苏联对中国斗志昂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也不满，而中国对赫鲁晓夫涎着脸和美国拉关系也看不下去；大眼瞪小眼，心里都不爽，相互都要背过身去，一使劲儿，中苏友好的裤子撕裂了。第二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同中国签订的六百个合同，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当然，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说来必须话长，不过就老姜来说，故事讲到这里足够了——苏联专家都走了，他也就没用了；没用倒还在其次，掉过头还要挑你毛病：你跟“苏修”究竟什么关系？是不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收买的特务？
这种事情你哪说得清楚？你说你不是就不是了？如果不是，你那一口舌头乱蹦的俄语是怎么回事？老姜就不吭声了。跟革命领导和革命群众你用汉语是讲不明白的，用俄语更不行，那只好沉默，离得越远越好。他主动要求被发配到偏远的运河边。
他以为躲到村边就太平了。这下好了，一帮小知识分子敲锣打鼓地来了。批斗一个特务，听上去都激动人心。这一次顾念章亲自去了。老姜一间茅草屋门大敞着，人不见了。顾念章坐到老姜门口的一个藤条马扎上，“革命闯将尖刀排”副排长刘大刚带着一帮人到河边找。十来分钟后，一帮人吆五喝六地押着老姜回来。老姜腰弓头低，像一辆破败的独轮车被推到顾念章跟前，又长又稀的白头发遮住了两只眼。旁边有人端着他在河边正洗的一盆衣服，端着搪瓷脸盆的少年兴奋地说：
“报告排长，我听见蒋家特务蹲在河边洗衣服时嘴里咕哝说：这衣服，就是领子和袖子最脏。排长，他辱骂我们的领袖！”
老姜蹙着额头，打算用皱纹把遮住眼睛的白头发支起来，但这种反动的企图是徒劳的，头发还是低垂在脑门儿上。“我没说。还没洗到袖子。”
若干年后，这是世人皆知的段子。但在1969年运河边的村庄里，如果是刘大刚欲加之罪，那只能说明刘大刚是个天生的“革命”好手，“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若干年后，顾念章已经在北大留校任教有年，他回河边看舅舅，得知当年的副排长刘大刚已升任副县长。该县人民都知道刘副县长口才一流，对一无所知的事情绕了半圈也能说到点子上。人民说：刘副县长天生就是当领导的命。
1969年，刘大刚上来就给了老姜一个耳光。“这罪更大，领袖你都不洗完整！”
老姜又咕哝了一句。这句谁都没听懂。
“你说什么？”刘大刚掐着腰问。
老姜摇摇头，表示没出过声。大家也就把这事忘了，兴冲冲等着顾念章发话，开始花样翻新的批斗。顾念章没听懂那句话，但他听见了，他觉得老姜的舌头上像装了一个性能良好的弹簧，当舌头弹性十足地击打上颚和牙齿时，老姜发出了悦耳的声音，如同某种深沉的鸟叫。凭着依稀的记忆，他觉得这声音似曾相识。
“别急着上手，”顾念章站起来，让手下们把老姜松开，“给他一天时间，等他把电报机找出来再说。”
“不斗了？那咱们不是白来了？”刘大刚歪着脑袋看正排长。“对一个国民党的特务，批斗他重要，还是搜出敌台重要？”顾念章向更多的手下挥挥手，“你们知道特务靠什么传送情报？”
“电报机！”大家一起说。
公社电影院巡回在各村庄放映的露天电影里，所有反特片里的国民党特务都有一台电报机，每天夜里躲在诡秘的角落里，嘀嘀嘀嘀地发报，向蒋家王朝传递有关共产党和革命的重要情报。这个大家都懂。
懂就好。那就先散了吧。
顾念章去了河边，对着芦苇丛装模作样地撒了一泡子虚乌有的长尿，等“革命闯将尖刀排”的成员们都散了，他又回到老姜的茅草房前。老姜坐在马扎上继续洗衣服。这群小崽子们狠起来可能也像狼，但他还是止不住地觉得可笑，更觉得可悲。世道如此，终老河边又有什么意义。他先对顾念章开了口：
“你不会真要搜敌台吧？”
“我想听你再说一遍那句话。”
“哪句？”
“我们都听不懂的那句。舌头上蹿下跳的那句。”顾念章犹疑地说，“——外语？”
“你怎么知道是外语？”
“在上海的时候听过。”
“哦，”老姜用手背撩起遮眼的白头发，“你就是老章家的外孙，从上海来的？”
“嗯，我外公姓章。”
老姜笑了笑，根本不像即将要被批斗的样子。他的舌头再次在嘴里跳了一串踢踏舞，这一次美妙的声音持续的时间更长。他本能地相信这个少年，不仅因为他是老章的外孙，从上海来；还因为他为了确认一种陌生的声音重新折了回来。“俄语。好听吗？”
顾念章说：“好听。刚才那句短的是什么意思？”
“骂你们的。有娘养，没娘教。”
“嗯。”顾念章说，“我得回去找我外公了。”转身往家跑。
他们家的船在水上。外祖父蹲在船头抽烟袋，外祖母在灶间里做晚饭，炊烟和鱼汤的香味弥漫河面。跳上船，外祖父站起来，对着鞋底磕烟袋，问他去哪了。
“带人批斗特务老蒋了。”
“带人？”
“‘革命闯将尖刀排’。”
“就是弄瞎张老师左眼的那帮人？”
“我是排长，”顾念章没当回事，他都没看见外祖父脸上的皱纹全都垂下来了，“管事的。弄瞎数学老师时我不在。”
外祖父一脚就踹过来了。十五岁的顾念章抱着肚子一屁股坐进运河里。这是他第二次在非常时刻掉进运河。等他抱着肚子湿淋淋地爬上船，发现外祖父慢慢蹲下来，抢在他前头哭了，老泪咕嘟咕嘟往下掉。外祖父的哭相实在不怎么样，乍一看像在笑，长时间没哭过，基本的技巧都忘了。
“知道你爸妈怎么死的？”外祖父指着他说，“就是被批斗死的！你爸妈被捆在操场上，活活冻成了冰棍！”
这顿骂立竿见影，一下子就让十五岁的顾念章理解了“批斗”最终可能意味着什么。苦难，离散，死亡，失去。他把一肚子委屈咽回去，湿漉漉地蹲到外祖父对面。他不会去道歉，他还没有修炼出后来才有的雅量、真诚和本色，在过错面前及时地认领；他只是蹲下去，一声不吭，外祖母只好把干外套披在他的湿衣服上。在接下来祖孙两个蹲在船头的近半个小时里，外祖父只说了一句话：
“不用想别的，就想想你爸妈。”
顾念章此后时刻想着爸妈。他没有辞掉“革命闯将尖刀排”排长的职务，为的是不让下面的人找老姜麻烦。如果他的命令不那么管用，一旦刘大刚带人冲到老姜的茅草房前，就会发现他已经坐在老姜的马扎上了。顾念章把声音放大，让他们听见，他在用上海话审问老姜。他告诉他们，他正在循循善诱，迟早会套出发报机的下落。上海话他们听不懂，叽里咕噜的，但上海话是从大上海来的，洋气，意味着某种权力；他一张口就把他们比下去了。他们的自信和革命斗志在听不懂的上海声音里一点点后退，一直退到偏远的运河边的村庄里。刘大刚挥挥手：
“我们走。让排长审。”
俄语比运河边的方言难学，一天下来顾念章舌头都学麻了。蹦蹦跳跳，这哪是学说外国话，完全是体操训练。新鲜劲儿过了，顾念章开始懈怠，老姜不干了，软硬兼施让他学。他向顾念章描述了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它们漂亮得如同天上的城市；他跟他讲他在西伯利亚的冒险经历，告诉他在匪夷所思的俄罗斯白夜，他抱着酒瓶子跟苏联人民围着熊熊燃烧的篝火跳舞。最后，老姜总结：你若想亲眼见到这些，你如果想经历比上海更冷的大雪之夜，你就得学好俄语。只能偷偷地来他的小屋里学，别让任何人知道，外公外婆、舅舅舅妈和你的表哥表姐表弟表妹们都不能知道。只是他们两个人的俄语。顾念章答应了。弹跳的声音已经够诱人了，还有广阔的俄罗斯风光。他想象着北方连绵的异国大地，舌头越发欢快地跳起舞来。
老姜教得极认真，免费授课，经常还要搭上饭菜。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使用俄语的机会，顾念章是他这辈子最后一个学生。在这块辽阔的乡村野地，不会再有更好的人选了；他甚至想过，即使顾念章不主动送上门来，他也会想办法去找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他不能让一肚子美妙的语言跟着他进棺材。
如果塞缪尔夫妇把罗生特先生视为“贵人”，那毫无疑问老姜也是顾念章的“贵人”。他在他学业荒疏的时候及时地喂养了他一门外语；重要的固然在于早早地掌握了一门语言，更在于修习俄语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类似“专业”的学习习惯和精神；他把他迅速地从乡村初级中学的同伴中区别了出来，成了一个潜在的知识分子。顾念章逐渐静了下来，读书和思考慢慢成了他的日常生活。四年后，顾念章在省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化革命与运河生产》的两千两百字文章，谈“革命切要，运河生产更切要”，县委书记碰巧读到了，觉得不错。一打听，这个叫顾念章的待在村里，已经从放散牛似的学校里辍学，跟舅舅跑船了。他找人通知船队队长，就是篡了顾念章外祖父位子的那人，要见“有学问”的“革命接班人”。见了面县委书记被震了，这小子肚子里墨水的确不少，尤为难得他还说一口好俄语。县委书记念书时学的就是俄语，两人在办公室里还用俄语你来我往了三五十个回合。书记纳闷，整天在野地里跑，哪来这么一口标准的好俄语。顾念章告诉他，老姜教的。他把老姜供出来，是因为老姜已经不在了。在他进县委大院的半年之前，老姜肺结核、肺气肿发作，夜半死在床上。次日清早，顾念章推开老姜的门，老姜已经像冰棍一样凉。
“老姜是谁？”书记问。
顾念章摇摇头。他只知道他叫老姜，做过苏联专家的翻译，姜什么都不清楚。
县委书记找来教育局局长，今年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留一个。几天后，局长来汇报，这个姓顾的历史有问题，他爹做过洋买办。
“爹早死了。爹是爹，儿是儿。”县委书记说，“让他念了书，更好地反省一下他爹的问题。”
那一年全县有两个北大推荐名额，他占了一个。
坐船去北京的前一天，顾念章去老姜坟边坐了一下午。带了饭菜和酒，带了两刀火纸，他用俄语和老姜说了一下午的话。坟在运河边上，离老姜的茅草屋不远，旁边是芦苇荡，风吹过来，所有的芦苇和野草都弯腰，喧喧之声不绝，如成千上万人在哭。顾念章没有哭，跟老姜说话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他是多么想离开这个地方。不是不回来，而是离开，到更远的地方去。所以，尽管他的俄罗斯渺茫得近乎抽象，他依然认真地学习俄语。他没哭，这也是老姜的愿望，老姜托付给他的愿望——他终老于此已经够了，他必须到世界去。
走到通往外祖父家的岔路口，顾念章觉得应该向老姜行拜别礼，他在路中间跪下来。三拜之后，抬起头，大风骤起，芦苇潮水般涌动，老姜的坟不见了。
在长阳路62号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门前，塞缪尔教授摸着脖子，颈椎疼了。“中国有这个说法么，”教授问你，“颈椎有毛病的人上辈子是个吊死鬼？”
纪念馆比你想象的要小，一栋三层的、带阁楼的花园住宅式小楼。红灰两色砖建造，一楼是礼拜大堂，正前方和左侧手是一扇深咖啡色的木门，巴洛克风格的石拱门廊。当然这是现在装修过的，1927年迁到这里的时候，它叫摩西会堂。
“有。”你回答，“您怎么知道？”
“我父亲告诉我的。”塞缪尔教授站在大门外给纪念馆拍照。二月里潮湿的寒风吹过他拿下围巾的脖子，颈椎病犯了。“有中国人跟他这样说过。你知道吗，平阳，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那天，他的颈椎病也犯了，因为筹备婚礼累的。塞缪尔家族颈椎病遗传，听说我祖父有，我父亲有，我哥哥有，我也有。那扇窗户，”教授指着小楼二层最左边的一扇窗户，“我家有一张照片，我父母结婚时站在窗前，朋友站在楼下给他们仰拍的。忘了跟你说，他们的婚礼在这里举行。很多犹太人都到这个会堂来结婚。”
1941年的1月，爱德华和艾格尼丝在摩西会堂结为夫妻。在此之前，他们在《以色列信使报》刊登了订婚启事。他们考虑了好几个可以举行婚礼大典的犹太会堂，最后还是选在摩西会堂，尽管来这个会堂结婚的更多是俄罗斯的犹太人。因为初至上海时，提篮桥这一带，包括摩西会堂，对他们如此重要，安妥过他们惊恐的流亡之心；犹太难民们在摩西会堂聚会交流，相互安慰和传递亲人们的消息。照犹太民族的规矩，婚礼当由拉比或哈赞主持，但他们决定请罗生特和立西纳两位先生主持，见证他们患难中的百年好合。那一天也有潮湿的寒风，还飘了一点小雪，楼下常青的枝叶上如同顶着一头蓬松的花朵。婚礼进行到一半，爱德华摸摸后脖颈，对妻子说：
“颈椎病犯了。”
“亲爱的，这些天你累坏了。”塞缪尔太太说。
“也可能是，”你说，“颈椎病是因为虔信上帝，要低头祈祷啊。”塞缪尔教授觉得这个解释很好。“看来我的颈椎病犯得恰当，”他说，低下头，做犹太人的作揖状，“我要在摩西会堂，现在的犹太难民纪念馆前，感谢，祈祷。你无法想象摩西会堂对上海的犹太人有多重要。”
它的重要性证据之一：塞缪尔教授的哥哥取名摩西。婚后艾格尼丝生了个胖小子，夫妻俩总算对上海有了点归宿感。他们带着小摩西转遍了上海的各个角落，到拉都路（今襄阳南路）和霞飞路路口的儿童用品店给儿子买“彼得·潘”童装，他们希望逐渐长大的小摩西能记住这个异国的城市。随着二战结束，希特勒垮台，他们预感到悬在犹太人脖子前的绳索将会慢慢消失；果然，以色列建国了。上海的犹太人奔走相告：犹太人自己的国度诞生了！
在塞缪尔教授的叙述里，你能感受到当年饱受惊恐、压抑和磨难的塞缪尔夫妇如何的兴奋。上海固然是个已经开始建立起归宿感的城市，但他们依然更向往婴儿般新生的以色列。他们自己的家园需要他们去建造，事实也是如此，全世界的犹太人风起云涌般赶赴以色列。塞缪尔教授纠正了你的一个词，不是“赶赴”，是“归赴”。没错，是归赴。塞缪尔夫妇决定归赴以色列。
1948年12月，第一位由以色列政府派到中国的外交官，摩西·尤瓦尔，到达上海。此人大笔一挥，发出了七千张去以色列的签证。塞缪尔夫妇带着八岁的小摩西拿到了其中之一。他们坐船离开上海。在黄浦江码头上，爱德华再次跪拜在地上，不同的是，这一次不只他一个人，还有他的妻子艾格尼丝、儿子摩西；这一次不是庆幸逃亡成功，而是拜谢上海；这一天，上海没下雨，太阳很好，万里无云。
第二次上海之行结束，塞缪尔教授回了以色列，断断续续通过几封邮件，半个月后，又给你发来一封邮件：
收件人：[email protected]
发自：[email protected]
主题：耶路撒冷
亲爱的平阳，
昨天携妻儿去祭拜了父母，我把上海之行的照片摆到他们墓前，我想他们的在天之灵一定很愿意重新看一看上海。这个城市对他们来说既熟悉也相当陌生了，世界变化太快。必须再次感谢你的陪同和导游，如果说这是父母的遗愿，那我已经完成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是我自己的，我还会继续通过对上海的研究、旅行和体悟，以及对整个犹太民族的磨难的深入体认来完成，希望有机会能再次到中国，到北京，到上海。
我告诉过你吗，平阳，回到以色列我的失眠好多了，晚上不用折腾那么久就能睡着；睡眠的质量也有极大提高，不必每天夜里通过数绵羊才能把一个个梦连起来（过去我经常数绵羊，有时候把羊羔都数完了还睡不着）。我太太说，这是因为上海之行让我心安。我觉得很有道理，每个人都必须找到一种让自己心安的方式；还愿之旅，祭奠之旅，感恩之旅，我找到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耶路撒冷”必定也是让你心安的一种方式；但是，我又不免疑惑，仅仅因为一个地名发出的美妙的汉语声音，和秦环女士皈宗的神秘性，就能让你如此神往耶路撒冷？我已经问过希大的城市与社区研究所，没有问题，他们非常愿意你来做研究，所长先生也嘱我转达对你的欢迎。你可以待一年，也可以待两年，如果你想在希大接着念博士，那必须在访学期间掌握一定程度的希伯来语；你说已经在学习希伯来语了，我很高兴。来耶路撒冷是个大动作，没准对你一生都有大影响；鉴于我的疑问，我还是提请你三思：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在哪儿。尽管我非常希望能在希大见到你。你有耀眼的才华，我很喜欢，我年轻的朋友。
一切好。
你的朋友雅各布
这是一个问题。终于有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很多年里你都固执地认为这是一个“到世界去”的问题，就是精神需要突围和漫游，就是寻找一种让自己心安的生活方式。你在寻找与“耶路撒冷”四个汉字发出的声音相对应的出路，有一天，一个从耶路撒冷来的老人跟你说，来耶路撒冷吧，你立刻觉得对，就是它，你找到了。可是，你为什么要做朝向“耶路撒冷”的突围呢？你为什么只有听见这个四字之声才觉得内心安妥呢？
——仅仅因为一个地名发出的美妙的汉语声音，和秦环女士皈宗的神秘性，就能让你如此神往耶路撒冷？
你在楼下公园里一圈一圈地走，把公园里的每一个景点、每一片枯草地都走遍了，圈子越绕越小，这跟你内心里的感觉极为相似：你此刻也觉得内心里的路越绕越少，越绕越没得可绕了，该直面和正视的东西再也躲不过去了。然后，你发现，无路可走的地方坐着一个人。开始你和过去一样，以为是跪在穿解放鞋的耶稣面前的秦奶奶，走近了，原来是景天赐。
竟然是天赐！你在内心里惊呼。接着你就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夸张了，因为你并不是头一次发现他是天赐；很多次你在转圈子时，模模糊糊地看见那就是你小时候的玩伴、同学，十二岁的景天赐，你只是不愿意承认；你把眼睛眯起来，虚着视线，那个人影就开始变大，你就敷衍着对自己说：
“那人肯定是秦奶奶。她后面还有一个黑魆魆的大影子，那一定就是斜教堂了。”
然后你就信了。一下子信了这么多年。现在，在塞缪尔教授的质疑下，你不得不斗起胆，擦亮眼镜，睁大眼睛，走到跟前看：除了天赐还有谁？景天赐对你咧开嘴迷狂地笑着，右手拿着一枚明晃晃的、小巧的、青龙偃月刀般的锋利手术刀，左手高举，为了让你看得更清楚；你看见他左手腕上伤口如同一张涂了口红的嘴，浓艳的血正往外喷溅，当他的嘴咧得更开，笑变得更大，血喷溅得也更凶猛，简直像天女散花；天赐一定是把自己当成天使了，他的胳膊翻飞起舞，他对你笑，希望得到你的赞叹，或者别的，比如断喝、制止、救助，他希望你发出声音，希望你有所行动；但是你只是捂紧了自己的嘴巴，像长在了原地一动不动；你什么都没做，看着他血一直流，直到惨白的笑爬到他嘴边，直到他的眼神像煤油灯即将熄灭，直到他将缓慢地倒在地上，你转身撒腿就跑；再回到你站立的地方，天赐已经死了，变成了一个再也不会笑的冰凉的小尸体。
你不敢肯定血腥的场面里绝对真实的比重有多少，也没必要追究这个百分比：看见了就是看见了，没吭声就是没吭声，死了就是死了。你尽力回忆起那个午后，这些年其实你正在一次次回忆，因为回忆之努力，因为回忆之频繁，它可能让你距真相越来越近，也可能让你离虚构越来越近。有多少回忆能够忠实地还原现场？在回忆里，你看见天赐的同时也看见了天赐的姐姐秦福小，你看见她侧过脑袋对你笑了一下，那笑跟她让你依恋的、因为转脸轻轻飘过去的马尾巴一样具有某种迷幻的、慢镜头般的气质，她的右手食指竖起在嘴边，做了一个“嘘”的动作，她让你别说话，于是你便立在原地，没发出任何声音。在记忆里，那个午后真静啊，旷古才有的空荡荡的让人心慌的静。但是阳光无比灿烂，抬头看看太阳能灼伤人的眼，根本不像要到傍晚的样子。
有时候，你又怀疑福小是否真看见了你，也许那只是你的一个错觉？你们在北京第一次相聚，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天赐，但又不能摆在桌面上说，只好兜着圈子感叹岁月的流逝。你玩了一点修辞，说：
“那天半下午的阳光亮得能杀人。”
福小正在夹着一根青菜，茫然地接了茬：“哪天？什么样的阳光才能杀人？”
易长安大大咧咧地说：“平阳在计划他的撒哈拉沙漠之旅呢。”
福小接着说：“去过撒哈拉的朋友回来说，撒哈拉除了沙子还是沙子。”
你说：“福小，你的长发好像与生俱来似的，难以想象你曾扎过马尾巴。”
“我也想象不出来，”福小摇摇头，“我扎过马尾巴吗？”
她是不记得了，还是故意回避？你搞不明白，但她脸上的确风平浪静。而你也确信你记得清楚，那天午后你甩掉了姐姐，独自去了秦家。平秋说，她也要找福小说说月考的事。你说，我找天赐，各找各的，各走各路，别跟着我。平秋哼一声，稀罕！懒得跟你一起去呢！这正是你不喜欢姐姐的地方，清冷，孤傲，像父亲开的处方一样较真，缺了点人情味。父亲这些年断断续续地教授你们姐弟俩医药知识，平秋学得投入，你却吊儿郎当、兴味索然，让父亲很是失望；他更希望子承父业。最终女承父业，平秋进了医学院。也许就是学医学坏的，你觉得所有医生性格里都有冰片的成分，再热情的医生，他们的亲和力也是冷的。福小不这样，她的亲和力是暖的、热的，她让你天然地生出归属感。她的学习成绩挺好，但又没到平秋那样好得一骑绝尘，让别人绝望；跟成绩一样，福小的所有好都可以容人，无须防备，她从不修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优点。在童年直到少年，在你还无法分清懵懂的爱情时，你对福小的依恋远远大过对自己的亲姐姐，你经常想，要是福小是平秋就好了。她让你心安和踏实。
小时候一群孩子玩藏猫猫，男孩子一伙，女孩子一伙，一人盯住一个，你总是让福小找你。你躲藏的技术甚好，但也因为藏得太深，福小经常找不着；你就慢慢从黑暗和隐秘处往外挪，希望能被她找到。你这个念头被男孩们看穿后，遭到众人的耻笑，成了吃里爬外的叛徒。后来你决定不再往外挪，沉住气躲在运河边的一棵老槐树后一动不动。你等啊等，等啊等，你相信福小一直在找，一定会找到你。夜晚的运河静下来，石码头也空了，等到花街上人声消散，只剩了狗咬，福小还没有来。不知道几点，直至世界彻底没了声音，你从树后走出来，贴着花街小心地往里走，瞻前顾后，你依然幻想福小会从某个角落突然跳出来，大喊一声：“哈，平阳，我逮到你了！”一直走到秦家门楼底下，没有任何一个影子跳到你面前，你的后背因为总贴着墙壁，都被石头擦伤了。景侉子蹲在门楼底下刷牙。你说：
“侉子叔叔，福小呢？”
景侉子满嘴蓝幽幽的泡沫，说：“睡了。都几点了！”
你磨磨蹭蹭往家走，到石码头上终于哭出来。福小早就回家了。满月落在河里，天地皆白，石码头上风打着旋欢喜地来回跑，你觉得悲凉和委屈。等了那么久，她却回家睡了。你在石码头的台阶上坐下来，一直坐到石头的寒气从尾椎爬到了后脑勺。
尽管如此，你依然喜欢福小。她的笑，她的长相，她的马尾巴，她走路的样子。那时候你缺少词汇来形容一个女孩子的美，你只会说她好。你总是对平秋说，人家福小对天赐多好啊，比你对我要好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平秋又用鼻子哼，人家好，到人家去啊，侉子叔叔才不会要你呢！好吧，你撇撇嘴。侉子叔叔的确不会要你，他用一辈子来疼天赐都觉得疼不够，恨不得睡觉的时候都把儿子夹在胳肢窝里。但是你得承认福小对天赐就是好，你说。你向姐姐摆事实讲道理。
天赐六岁才断奶，你们刚念一年级。半中午天赐的奶瘾准犯，胃里的小手伸到嗓子眼里不停地挠，天赐就得往家跑。通常那时候秦素文会在家等着，远远地听见儿子急促的脚步声就开始敞开怀，以便天赐扑过来就能叼到奶头。这样不耽误时间，吃完了天赐再往学校跑，就算赖一点皮多吃几口，也能踩着铃声进课堂。那一天他们的同学房小小也在课间回家拿橡皮，看见天赐玩命地在前头跑，觉得奇怪，这家伙天天趁这十五分钟练跑步？就跟上去看。到秦家门楼下，从洞开的院门往里看，他的同学景天赐正趴在妈妈的怀里吃奶！房小小傻了，把这个震撼的场面带到了学校，立马成了特大新闻：六岁了还吃奶！等天赐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教室，同学们嗷嗷地叫起来，一起喊：
“景天赐，吃奶鬼！景天赐，吃奶鬼！”
你看见天赐的五官慢慢开始变形，然后哇地哭起来，在讲台前愣了半分钟，才想起来往外跑。周围几个年级的学生听到动静，跑出来看热闹，很快福小也过来了。同学告诉她，你弟弟被人笑话啦。她的三年级教室与你们只隔了两间房子。福小在校门口拦住天赐，让他等着，她去替他出气。福小果然噔噔噔跑进你们教室，抢了正打算上课的美术老师的位置，指着全班同学说：
“你们听好了，以后谁再笑话我弟弟，我跟他没完！我弟弟吃奶怎么了？有本事你们也吃！想吃你们有吗？回家问问你妈，看还有没有的吃！”
大家全哑了，美术老师眼都圆了，她也没想到这丫头来这么一通。劲儿够大。此后果然就没人敢公开取笑了。当然，天赐从第二天就断奶了，全家人怎么劝他也死活不吃了。回到家你在饭桌上跟家人说起这事，问姐姐，要是你像天赐那样被人取笑，她会怎么做。平秋哼了一声，说：
“我才不去你们教室。丢人都丢死了！”
你越发希望福小是你姐姐。如果她是平秋，你就可以整天看见她，坐在饭桌对面端着龙凤瓷碗的就会是福小。八月的午后蝉声齐鸣。刚才的两声汽笛挺讨厌，欢快，高亢，你坐在藤椅里被惊醒了，《水浒传》的连环画掉在地上。你一直在想，应该立个规矩，所有船在石码头前交会时都不许鸣笛。你把连环画捡起来，决定去看看天赐，他的耳朵和大脑是个扩音器，所有出轨的声音都会在瞬间被放大，然后他就乱了。但他一定认得你，你们生日只差了七天，你们光屁股一直玩到现在。八月的午后蝉声齐鸣。你觉得后半下午的阳光也像明晃晃的刀子，所以你拿一把蒲扇挡在头顶。花街上空无一人，石板路如同刚抛过光的青黑色的昆仑玉。石头的热量透过泡沫拖鞋渗到你的脚板上，抬脚时你听见热沥青般细碎黏稠的撕扯声。秦家的门敞开着，福小做功课的椅子和小马扎摆在门楼下的阴凉里。八月的午后蝉声齐鸣。福小张开双臂、歪着脑袋站在通往堂屋的青砖小路上，十字架一样的影子在院子里拉得如此之长，直至顶到房门口。
——然后，你看见天赐在房间里举着胳膊，他的微笑既表示此刻正幸福，又表示他在向你挑衅，血从伤口里梦幻般地喷溅出来。你曾怀疑是否真的看清楚了，因为在明亮的阳光下，房间里其实是暗的。不过，从物理学角度说，你迟早会看清的，眼睛会慢慢适应房间里的光线。你站在门楼底下，血见过，流血也见过，但好朋友如此豪华艳异的流血方式你没见过。你的确认为当时看见血明亮地喷溅出来，跟后来你在城市看见的闪烁在黑暗夜空的霓虹灯一样，那诡异的、凄绝的、变态的美，你感到梦幻般的震惊，你甚至感到了自己手腕上也有疼痛和灼烧般的快感。震惊之后想叫出来，福小转身了。
——福小转身了，她的马尾巴轻轻荡漾。她侧过脸，阳光给她的半个腮镀了金，每一根纤细的茸毛都看得见。她把右手食指竖在嘴唇前，你确信自己听见了一声“嘘”。她让你安静，对，别动，不能出声。她的命令必须服从。你捂住了自己的嘴，把叫声堵了回去。站在那里，别动。你一动不动。安静，整个世界都很安静，让你心慌的静。但你以执行福小的命令而自豪。你一动不动，任由心慌。你生在医生家庭，见惯了流血，也因此更知道天赐此刻的流血可能意味着什么。你的心里充满恐惧，乱糟糟的像长满了荒草，但你依然一动不动。度秒如年，必须精确到秒来算，天赐的小身板里没那么多血可流。现在回头想，你觉得此生从没经历过那么久的时间。你觉得一生的时间也许就那么长，你几近崩溃，要瘫倒在门楼前，但是天赐先倒了；你看见福小欲进又退，终于冲进了房间里，福小号啕大哭，喊：
“来人哪！来人哪！”
很多年里你都在后悔临阵逃脱，你应该冲上去，或者跟福小一起喊；但是你没有，巨大的恐惧贯穿了你，你转过身撒腿就跑。你听不见拖鞋底与石板路面的纠缠和撕扯声，也听不见你气喘如牛的呼吸声，但你听见了浩大的风声里夹杂着十万根麦芒陆续折断的声音：你觉得你冲进了阳光里。你一直跑到石码头，每一跳越过三四个台阶，正在摇船的孟弯弯以为你要搭船到对岸，把船桨给你伸了过来，你从船桨上跳过去，落进水里溅起巨大的水花，湿了孟弯弯一身。他对你骂：
“个小东西，作死啊！”
一个猛子扎到运河中间，你露出脑袋，抹掉脸上的水，靠着脚踩水你在河中央立住不动。其实阳光没那么好，有云朵向西天上游过去，河水从东边开始往这边黯淡。你看见父亲从家门口走出来，双手按在屁股上晃动身体。坐久了腰不舒服，初医生和所有医生一样，懂得养生。父亲的脖子在做“米”字形运动。你听见福小的声音从花街的拐角处传过来：
“初伯伯，天赐！初伯伯，天赐！”
父亲在现有的姿势上停下，像个偏瘫的病人，看见福小冲到石码头上。福小继续喊：“初伯伯，天赐！天赐！”
父亲说：“什么？福小你说什么？”
福小还在哭：“天赐！天赐杀了自己！”
父亲显然明白了，转身就往屋里跑，你刚向码头游了不到五米，他已经拎着药箱冲出了家门往花街上跑。等你湿淋淋地跑到秦家门楼前，父亲已经给天赐做了简单的包扎，举着天赐的左胳膊，抱着他往医院跑了。福小跟在后面边跑边哭。你从敞开的院门进去，再进到敞开的屋子里，天赐留在地上的一大摊血正在凝结、变黑。这基本上是天赐可能流出来的所有血，他的血在家里都流光了。到了医院，医生鉴定：他已经失血过多，回家吧。
花街上传来景侉子野兽一样痛不欲生的号叫，当他的声音稍稍减低，秦素文的哭声幽幽地飘过来。你父亲悲哀地瘫坐在藤椅里，说：“早十分钟到医院，天赐就不会死。”你躲在一楼和二楼的转角处，贴着墙不出声，你想把自己嵌进墙里，从此消失掉。就算你对时间没有任何概念，你也知道，你浪费的不止十分钟。你没让任何人知道，你曾浪费了足可以让天赐起死回生的宝贵时间。
那些天你一直不吭声。母亲安慰你：“儿子，别难过。你得学会接受天赐的死。虽然妈妈知道这样说不好，可这是事实：迟早的事。前些天我就听你秦阿姨说，天赐对着镜子喊：我找不到自己了！我找不到自己了！我去哪儿了？儿子，你看，真是迟早的事。”
你突然发火了。“谁说迟早的事！”你对母亲大喊，眼泪哗哗地流，“他能控制自己的体温，想升就升，想退就退，他就能不随随便便地死！”
“那是另一回事。”母亲说。的确是另一回事。虽然天赐能随意控制自己的体温，让你父亲颇为惊异，事实上所有见证了天赐体温忽上忽下的医生都很奇怪，这个病例，如果算病例的话，目前淮海地区的医学界是解决不了的。也许是特异功能。在天赐被闪电惊吓之后，明明感冒发烧，浑身烫手，你把体温计塞到他胳肢窝里，他硬说没烧，体温计拿出来果然就是36度半。你说他没烧，一切正常，他说自己热，体温计一量，准在38度半以上。你若问他怎么回事，他会说：我觉得烧，就烧；我觉得不烧，就不烧。弄得医生毫无办法。好在你父亲可以不按体温计走，只管下药，所以天赐头疼脑热也从来不出大问题。这个诡异的能力慢慢成了景侉子对人夸耀的资本，天赐就是有这本事，不服不行。“那是另一回事，”母亲向你解释，“有点说不清的能力不代表他就不会死。就像你老妈我，也算有点道行了，可你妈我还得靠吃饭活下去。我不能餐风饮露。你老妈偶尔能开开天眼，但你老妈辟不了谷。人都是要死的，你要相信妈妈这句话不会说错。”
人都是要死的，问题是，他因为什么死了。固然是天赐自己割了血管，固然福小“嘘”了一声，但你无法抹掉你所隐瞒的十分钟，因为你可以救他。没有及时阻止正在消失的生命，算不算凶手？很多年里你都在想这个问题。当然是。你也曾自我安慰，你其实在减轻天赐的痛苦，杀人手段救人心，可是，十二岁的时候你有这么善解人意吗？如果死后有知，你清楚天赐一定是怪罪你的。你有一阵子老梦见天赐问你：想看我流血吗？你一定喜欢看我割自己，那好，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天赐重复了那个半下午他看到的场景。刀刃明亮，血腥残暴，天赐的自杀很快就和影视、小说里的场景混为一谈，以致很多年里，直至现在，你都见不得文字和影像里的自杀场面，一看后背就发毛，觉得拿刀的那只手是自己的。和舒袖在北大那会儿，每个周末你们都会去大讲堂看一场电影，很便宜，票价五块或者十块；一旦电影里的人拿起了刀，你就低下头装作看手表或者找东西。次数一多，舒袖发现了，“你晕血，”她问，“还是胆小？”
“看多了残暴，心理会不健康。”你开玩笑说。
“还指望遇了事你保护我呢，”舒袖说，“看来没指望了。”
十分钟把你和天赐连在了一起，比你们生日相差七天连得都要紧。天赐死后，每年你都会去他的小坟前看看。转悠两圈，蹲下来拔拔草，抽两根烟。有一年入夏，你在师范大学教书，淮海市电闪雷鸣，暴雨猛灌三天，夜里梦见天赐跟你说他冷，手冻得刀片都捏不住。你一激灵醒了。第二天你请了假，一大早就往花街跑，从家里拿了把铁锨，在石码头上解下小船，去了河北。你猜得没错，天赐的小坟堆被雨水冲出了一个豁口，汪了一窝子水。你刮出水，在空地处取土，一锨一锨填满坑，又把天赐的小坟垒了一遍。大了一圈的坟堆，你想象那是天赐在那个世界又长高了、长胖了。
你把这个故事用了一封漫长的邮件发给了塞缪尔教授。故事讲完，你又附上一段话：
我搞不清楚天赐、秦奶奶、“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四者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但我绕不开的中心位置肯定是天赐。天赐让我想到秦奶奶和“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同样让我想起他们。放不下，抛不开。既然抛不掉，那我就守着他们，走到哪里都带着。直至眼下，我还没发现哪个地方比耶路撒冷更让我神往。我想，耶路撒冷一定也是他们喜欢的地方。
塞缪尔教授当天晚上就给你回了邮件：
收件人：[email protected]
发自：[email protected]
主题：我和耶路撒冷一起欢迎你！
平阳：
看了你的信我既难过又高兴。难过是因为天赐的悲惨故事和你多年来背负的十字架；高兴的，也是你多年来一直在背负一个十字架。这也是我喜欢和看好你的理由之一，我相信也是顾教授喜欢和看好你的理由之一：你还有忏悔、赎罪、感恩和反思的能力。在今天，具备这种能力的年轻人何其之少，在世界各国都如此，中国大概也不能例外。非常好，真的，非常之好！
来吧，年轻人，我和耶路撒冷一起欢迎你！
雅各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