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杰
“老板不是人干的活儿。”几年前杨杰这么说，初平阳和易长安都觉得他矫情，数钱数出了筋膜炎，就抱怨有钱人的日子辛苦，典型的没事找抽型。后来易长安也做大了，手下招募的一帮办假证的小兄弟源源不断地给他送钱，他发现，收钱的日子的确没那么好过，你不能白拿人家钱，得操心几十张嘴，整天忙得屁颠屁颠的。初平阳没机会吃老板那份苦，对“不是人干的活儿”还停留在无知阶段，杨杰已经改说法了，“老板是机器才能干好的活儿。”血肉之躯扛不住。
昨天晚上刚从台湾回来，凌晨一点上床，整个下半夜都在那家玻璃工艺企业的车间里转悠，在梦里他把人家的雕刻机器又仔细地研究了一遍。保姆夏姐叫醒他时，他还赖在台湾的雕刻机器前不想走，那会儿已经上午九点一刻。崔晓萱带女儿去了幼儿园，上午的课结束后，她要亲自帮点点请假；这是“淘淘”幼儿园的规矩，私立的，你出了很多钱，你就得为这些钱负责任，一板一眼照规矩办事，这钱出得才值。夏姐说，小文送了份文件，在客厅桌上。吃早点时，杨杰打开秘书送来的未来半个月工作计划要点，除了去淮海的几天日程空缺外，每一天至少有两件加星号的事要做。他给小文打了电话，务必空出完整的一周来，宽裕点，他想在老家多待几天，所有的活动都想办法往后顺延。
“可是杨哥，周四魏总的家宴请柬已经到了，”小文端坐在大班椅上，对面的天上是太阳，这个思虑周至的姑娘提醒老板，“魏总的秘书特地又电话嘱咐过我。一定要取消吗？”
“什么家宴，就是个流水席。”杨杰说，打着手势问夏姐，还乡的礼品都准备好了吗？夏姐点头，用她类似手语的手势说，一大早她对着单子又清点过，没问题。然后指着门外，司机贾凡已经站在了花坛旁。杨杰指指礼品，又指指贾凡。从张家港来的夏姐向来话不多，但会意极快，转身让贾凡把礼品先放进宝马车的后备厢里。“老魏最近有两单买卖不顺，情绪上不来，就以为自己抑郁了，整天担心自己会跳楼，非得让人前呼后拥夜夜笙歌才觉得不孤独。一把年纪了还玩过家家。”
“魏总已经在考虑我们新的报价了。”
“必须在酒桌上才能做成的生意，我宁可不做，”杨杰走回到卧室，拿出西裤和衬衫又把它们放回去，找了件牛仔裤和圆领T恤，边打电话边往头上套。穿衣镜照出T恤前面的四个字，“我很年轻”，被他的肚子顶起老高；转身出了房间，镜子里照见背后的八个字，“那是多年前的事了”。“咱们不能把谁都当爷供着。不少人已经被惯得没人性了。都搬妥了？同志们对新地盘感觉还满意？”
“明白，杨哥。”小文说，声音一下子晴空万里，“大伙儿都挺高兴，宽敞，时尚，办公桌大得能打乒乓球了。谢谢杨哥给我的办公室，终于推开窗户就能看见阳光了。”
“应得的就不必谢。”
杨杰走出家门，挂了电话。这栋花岗岩贴面的欧式联体别墅分东西两半，杨杰住东边，崔晓萱现在更羡慕西边的邻居，因为邻居家门前有游泳池。杨杰对这种小玩意很是看不上。跳进老家的运河里那才叫游泳，这就是个洗澡盆子，一口气没憋到头，脑袋撞瓷砖上了。贾凡装完礼品，高高低低地耸着两肩在学着跳街舞。
“二锅头买到了？”杨杰问。
“有了，杨哥。”贾凡说，“全北京最好的牛栏山。上车。”车往派出所开。“你应该叫我杨叔，”杨杰说，“我大你一轮还多。你叔叔就大我两岁。”
“我叔叔叫您杨哥，我也就跟着叫了。”
贾凡的车开得稳当。他叔叔老贾给杨杰开了五年车，最近阑尾炎手术，正抱着小肚子在家养伤，让侄子来顶一阵子。“这小子车技没得说，”老贾推荐侄子时一点也没替他谦虚，“就是贪玩，80后嘛。”杨杰看了他的车技，一分钟后就同意了。贾凡玩了一下停车漂移，启动，加速，急刹车，车钻进空当时甩了一下屁股，完美地停在两辆车中间。“不贪玩哪叫年轻人？就他了。”杨杰对老贾说，“怎么对你，我就怎么对他。必要的规矩我也不会客气。”老贾说：“那当然，年轻不是借口。”这孩子挺好，唐山人，一高兴就学乐亭话给杨杰听。说话不怯场，不像有些八面玲珑的年轻人，察言观色像个人精，当老板面脊椎是软的，一转身腰杆硬得像电线杆子，满嘴不着调地臧否前辈。
“杨哥，我真有点激动，”贾凡说，“这是我第一次跑这么长的长途，一千多里啊，听着我就兴奋。对了杨哥，您要不嫌老，我就叫您杨叔。反正您别觉得自己亏了。”
杨杰拍拍自己的肚子，又拍拍后背，说：“还是杨哥吧。”他从后视镜里看见了三个明晃晃的东西，扭头看贾凡，果然右耳朵上打了三个小银环。他对着镜子指了指，贾凡看见了镜子里晃动的那根手指头，自豪地说：
“杨哥，这耳钉帅吧？朋友给介绍的最好的师傅整的。”
“你要不介意，开车的时候我不想看见它们仨。”
贾凡扭头看看老板，“不好看？”
“耳朵就是耳朵，我不想在耳朵上面看见多余的东西。”一个男孩子长得文弱，他能理解，刻意地去哈韩哈日把自己弄得不男不女，他不习惯。男人要有男人的样儿。我很保守，那就保守吧。
“很贵的，纯银。”
“在公司干就得听我的。”杨杰说这话的时候为了照顾贾凡的面子，往后倚了倚，装作困倦闭上了眼。
“这么说，杨哥，您同意要我了？”
“八字只有一撇。”
“谢谢杨哥。”贾凡左手掌方向盘，右手已经在摸索着摘耳环了。这小子比他叔叔头脑还好使。老贾的心思他明白，一个小小的阑尾炎手术，哪需要兴师动众地休息这么久？他就想给侄子找个展示的机会，公司添了辆车，需要招个新司机，肥水不流外人田。车子开久了就成了老江湖，行万里路跟读万卷书一样，长不了智慧起码也长心眼儿。老贾把心眼儿传给侄子了，或者，80后小孩本来就这么聪明？
路上车很多，听喇叭声就知道。老贾肯定已经告诫过贾凡，老板不喜欢没事就摁喇叭。堵车人会上火，摁了喇叭更上火，年轻人必须沉得住气。车越来越多了，如果不是工作日两个尾号数字轮流着限行，全北京得有四百多万辆车在路上跑。你就想象一座浩瀚的停车场吧，如果人造卫星长了眼，它看见的肯定就是这么一幅壮观的景象，好像北京住的不是人，而是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的一堆机器。贾凡没事扫一眼左手腕上的“忍”，上班前他就用黑笔重写一遍，因为杨杰是个喜欢安静的人。在车上，杨杰常听古筝、二胡、洞箫、古琴和佛乐，悠扬、荒凉、慢条斯理，即使前头的车走得比蜗牛还慢，贾凡也轻易不敢摁喇叭。有一天贾凡实在愁不住了，问杨杰：
“老板您过去开车，也不摁喇叭吗？”
“摁。我把喇叭都摁坏过。摁烦了，所以现在不摁了。”除了不得不摁，他自己开车时，能不摁就不摁。
初平阳和易长安刚到北京那两年，北京的交通还没现在这么操蛋，法拉利也只能当QQ用，跑不起来。作为先富起来的人，他每周开车带他们俩在二环到五环之间乱转。转快了就是飙车，随便找前面一辆车就跟人家比画，在后半夜的环线上咋咋呼呼地摁喇叭狂奔。一边摁喇叭一边超车，有把全世界都不放在眼里的快意。那叫一个爽。据他所知，到北京混的人，得意的失意的都喜欢在后半夜围着这个城市飙车，飙的时候大声叫，叫完了经常满脸泪。某个周末后半夜，喝了酒，他们仨在四环上放开了跑，一路唱能记起来的所有老歌，连幼儿园里教的“小汽车，嘟嘟嘟嘟喇叭响”都唱出来了。转到肖家河桥附近，杨杰摁喇叭要超车，前面的车在超车道上就是无动于衷。见鬼。他把窗玻璃放下来，打算用唱歌的嗓子痛骂前面的司机，初平阳的耳朵在旗帜一样猎猎而动的风里动了动，他说杨杰，喇叭你还在摁吗？杨杰说，我他妈的就没撒过手。易长安说，操，我怎么只听到黑乎乎的风声？他们才发现喇叭根本没响，被摁坏了。
派出所里办事的人不多，尽管如此，出门迎接的所长还是让他加了塞，他从户籍警的一堆身份证里亲自找出杨杰的新身份证。杨杰在第一个身份证明上叫杨杰，在第二个身份证上叫杨杰出，现在他又改回叫杨杰。他得把先前改叫杨杰出的手续再走一趟，提申请、报批、备案、户口簿、身份证，等等，仿佛新生。新生是多么不容易，幸亏认识这所长的顶头上司，公安局的副局长；副局长跟他所属的派出所所长说，折腾来折腾去的确挺烦，但人活着不就是折腾吗，能折腾说明有活力，能折腾也说明有能力。他家里的多宝格上摆着一颗水晶圆球，纯水晶，市价在三万以上，杨杰送的。派出所的所长说，那当然，改名字是公民的自由，我们理当竭诚服务。他的兜里装着一个绿水晶观音像挂件，价值人民币八千，杨杰送的。崔晓萱不心疼三四万块钱，心疼那个漂亮的水晶球，半点杂质都没有，放到水里根本找不着；不就改个名字吗，他们的分内事。杨杰对在一家时尚杂志做美编的崔晓萱说，亲爱的崔老师，你没看见你老公被人训的惨状，改来改去你烦不烦啊？一会儿出，一会儿又不出，你到底想出还是想不出？你以为派出所是你们家的？训你都不集中精力训，他向崔晓萱演示女户籍警喝茶时翘起的兰花指，模仿老北京躲在舌头后面的嗓子眼里的声音，那爱搭不理的腔调阴阳怪气，崔晓萱以为他在客串流行的清宫戏里的太监。
反正杨杰见这种人就怵，公事公办你也觉得在求人，欠他们似的。所以他宁愿拿钱消灾，你别当爷，我也不做孙子。这感觉肯定不是他一个人有。跟所长亲切握完手，往停车处走，经过马路对面的地税所，一个穿牛仔短裤的小伙子抱着电话在打，杨杰听见他对着手机抱怨，说地税所工作人员的傲慢：
“我以为纳税人是爷，现在发现，纳完了还是孙子。”
上了车，距和福小约定的时间还有一小时；走，去公司看看。杨杰把身份证放进钱包。又回到自己了，但还不是最初的那个杨杰。在他当兵之前，他叫杨杰出，母亲给取的名字。母亲把十九年里的一大半时间用来嘱咐儿子：你要出人头地。结果很不理想，儿子一听“出人头地”就头大，成绩一直赖赖巴巴跟在全班同学的最后。在鹤顶那样的小城郊区，作为一个前竹器厂工人的儿子，他和所有乡镇年轻人的命运相同，念不好书的唯一出路是当兵。当兵就有可能提干，有可能念军校，就算这些都捞不着，转业时国家也能安排个体面的工作。但凡有点事做，也比继承父业编竹器强。高三念了两次，母亲终于对儿子绝望，动用了所有资源为杨杰出争到了一个名额，让他拖着两只平足戴上了大红花，成了光荣的人民子弟兵。
到了军队开始办军官证，他私自把名字改成了杨杰。这些年，因为多了一个“出”字，他觉得背了两座大山：一座是母亲压过来的，你要杰出杰出再杰出，恨不能让他干什么都拿到世界冠军；另一座山是同学们免费送的，小样儿，就你这烂成绩还要“杰出”，胆子真够大的。因为你“杰出”，人家自然对你高要求；完不成任务，那你就得忍受嘲弄；别抱怨，谁让你起个名字也要跑到别人的前头去。到后来，杨杰出听见别人叫他名字都觉得是在骂他。总算等到了办军官证，他把手高高地举起来，首长，我申请改名！改完名的第二个春节，部队给家属发慰问信，统一格式，只在信中间的空白处提到一次儿子的名字，你们家杨杰在军中表现良好云云；母亲收到后很生气，给部队回了一封信，严肃地写道：
尊敬的首长，你们应该慎重对待一个人的名字，即使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去年你们写错了我儿子的名字，我可以理解为笔误；今年再次出现同样的错误，我只能认为你们的工作态度可能需要提醒了。一个“出”字花不了多少“英雄”牌蓝黑墨水。
这封信让新调来的首长莫名其妙，但他非常欣赏杨杰母亲的文笔，调查时他问杨杰：“令堂在哪里高就？”
杨杰说：“家庭妇女，偶尔种种蔬菜。”
“业余作家？”
“除了信，什么都不写。我妈是北京下乡的知青。”
首长点点头，说：“难怪，北京下乡的知青，有内涵。”
改回“杨杰出”在四年前，杨杰转业多年，水晶生意已经做得相当可观了。东南亚来了个大师，据说相当灵验。生意场上的朋友抢着请他看风水，杨杰也重金发出邀请。现在想来那大师实在装腔作势，长相也是，白白胖胖的，还有点婴儿肥，所有的胡子加起来不到二十根。五十五岁长成那样，要在平常很让人难为情，但作为大师，他被归到天生异相的队伍里——如果在大街上拨溜半天都辨不出来，那还叫什么大师？那张老小孩的脸一出现，杨杰就被唬住了。他花了十万请他“简单地看一下”。
大师捏着那几根珍贵的胡子在他公司转了三圈，往真皮沙发上一坐，长了四个小酒窝的肉乎乎的右手漫不经心地划拉一下，门开错了。这问题很大，杨杰的公司租的是写字楼的第十六层，二十八层里所有同样格局的房间都是东南朝向，他不能随便乱改。但是大师说，门开错了。补救的方法呢？大师不说话。杨杰让文秘书放了两万人民币到沙发上。大师睁开眼，说：
“在西北角挂一面镜子，利用光的反射原理，相当于西南方向也有了门。向着西南走，财源天天有。”
杨杰立马让人去买镜子。大师又转了三圈，杨杰聪明了，让小文拎着人民币跟在他身后，哪个地方出问题，现场办公，一手交钱一手消灾解惑。这其中包括：各个部门办公桌抽屉里或者桌腿下，分别需要放进去玉石、铜钱或是镇灾的吉祥符；杨杰的办公桌最下面一个抽屉要放一个貔貅，这种传说中的神物只吃不拉，是聚财的行家；公司进门处（就是西北角悬了镜子的那个房间）要设置屏风（屏风上要绘有长城或者塞外边关，因为杨杰从南方来，要雄壮的气魄给予他支持），类似中国四合院里的影壁，该留的必须留住，该驳的也必须驳回；屏风前的长条几上要放玉做的蟾蜍，嘴里衔着钱串的那种，要和田玉（要荟萃大西北的精华），蟾蜍越大越好，上班时面向里摆放，意为向内送钱，下班后要调转方向，意思是跟着你，走到哪发到哪（大师特地强调，很多冒牌货不懂，蟾蜍要么脸朝里，要么脸朝外，一屁股坐下来就不让它动，不动怎么能让它时时帮你招财呢？必须让它忙起来）；每个房间该如何调整布局，墙角需要添加何种器物，以便改善风水；等等。
三圈结束，大师又在沙发上坐下来，满头虚汗，因为看破天机极其耗神。这一切听上去相当在理，杨杰打算报酬之外再请大师吃个海鲜。大师摆摆手，说：
“你们的名字和生辰八字也很重要。”
小文对杨杰递了个眼色，包里的现金没了。杨杰在大师对面坐下，说：“大师，先喝杯茶，待会儿您慢慢赐教。”泡的是台湾的极品冻顶乌龙，这茶一直放冰箱里，也就初平阳、舒袖他们喝过。喝茶的工夫里，小文和财务迅速到楼下的银行取来了钱。
在接下来一个小时十二分钟的点拨里，杨杰做出了两个后来认为极为荒唐的决定。一个是把名字改回“杨杰出”，一个是辞退了从公司草创时期就跟着他混的兄弟平头。大师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会对杨杰的前途抱以乐观，“水晶坊”的效益蒸蒸日上，有眼就看得见，但他颇感遗憾：以杨杰的商业才华和经营理念，如果解决了诸多非商业的障碍，在他坐在沙发上的此刻，杨杰公司的规模至少该是眼下的一倍半大。
“一倍半。”大师叼着烟斗说，“懂我的意思吗？”这个精确的概数让杨杰心动过速了。大师看着守灵一般列队站在他周围的员工，小肉手又一摆，“一个个来。”
杨杰必须“出”。不是因为“杰出”，而是要让“人杰”充分地发挥“出”来。好东西不能憋着，更不能堵着，是雄鹰就让它自由自在地翱翔；杨总，你，就是雄鹰，所以，“杰”必须“出”来。杨杰痛苦地嘬着牙花子，想到背负两座大山的那十九年，历史总是以简单、粗暴和可笑的方式轮回，但他还是点头同意了。重返少年时代已经够纠结了，看完了员工们的生辰八字，杨杰更纠结。大师说得很直：这个外号叫平头的，得拿下，犯冲。有他，该你的可能就没了；没他，不该你的，没准儿也来了。这个天机本不该泄的，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大师端烟斗的手都抖了。三天以后杨杰才下了狠心，兄弟，对不住了。为了跟平头说清楚这事，他先把自己灌醉了，他说平头，你回家扎我的小人都可以，这钱你务必留下；我给你找了两家公司，都是好位置，随你挑。平头去了其中一家公司，也痛快地拿了杨杰提前支付他的三年薪水。
三年后，在同一家馆子“辣婆婆”里，杨杰又把自己灌醉了，为的是开口把平头请回来。他说兄弟，我想通了，什么生辰八字、阴阳五行，都没有人心和情谊重要，都没有平常心和踏实的干劲儿重要；投机和侥幸现在就算能成事，我也不在乎了；公司里的位置随你挑，只要你答应回来。平头把当年的薪水原封不动地退给杨杰。红包都没拆封，他知道自己一定会回来。他挑了一个合适的位置，作为筚路蓝缕开创基业的兄弟，他知道该在哪个位置上。
恢复成“杰出”，杨杰疙疙瘩瘩了四年。只在陌生人和要签署的合同文件面前他才叫杨杰出，其他时候，记着，鄙人杨杰。这让他有种古怪的分裂感，仿佛世上还有另一个自己，每天两个自己在对峙。他经常梦见两个自己，杨杰出与杨杰舌战不已，争夺对自己的所有权；天气不好的时候，或者梦中的天是黑的，两个人还可能大打出手；有一次甚至梦见在厕所里，为了仅有的一个便斗，二杨相持不下，最后杨杰自己被尿憋醒了。在签名和接受陌生人的问候时，必须提醒一下自己才能适应那个“杨杰出”。点点现在还经常疑惑地问，是不是当了爸爸就可以同时叫两个名字？如果可以，那到底哪个才是我爸爸呢？杨杰说，你爸叫杨杰，公司老总才叫杨杰出。
点点说：“我爸爸就是公司老总。”
杨杰说：“不，你爸是你爸，公司老总是公司老总。”
现在好了，他可以不分裂了，也不必让女儿跟着分裂了。回到自己是个多么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不是多一个字少一个字的问题。当然，字少了一个，原来签订的合同和许诺依然有效。
这两年他想清楚了，就两个词，往“简单”和“真诚”里过。花里胡哨的，能删掉的都删掉。这个难度很大。他有点钱，但又没那么有钱，顶多算大老板里的小小老板。他所在的圈子也相应地不上不下，想往极品里高雅高不起来，没那个实力，把世界撇在一边自己玩，没那资格，但又想玩得好一点，隔三岔五能往上走两步，所以，整天就得上上下下地勾连，要疏导和交通，那就免不了一年到头在花里胡哨的事情里打滚，不管有多琐碎、无聊、附庸风雅、荒唐和恶心——这个圈子和阶层整体上就这水平和境界，一块儿玩，才能共进退，躲一边玩，那基本就死路一条——你不待见人，人也不待见你。可是杨杰有点玩腻了，应酬、场面、形式主义、百无聊赖的花花事，他当然都能干，干得也相当不错，但他越来越克服不了自己对虚假和意义的质疑。
在过去，他陪客户和别的老总去唱歌，包了场，有小姐来，每人抱了一个南腔北调地唱，即使只是鬼哭狼嚎，但内心里喜欢，投入，他觉得就好——多滥的事若能真诚投入，起码在敬业角度值得尊重；现在，他没法让自己真诚地进入到里头，他就在外面待着，仿佛灵魂出窍，看着自己的肉身虚与委蛇，戴着面具在酒桌上、麻将馆里、KTV包厢中、夜总会的舞池边，跟一帮厌恶的家伙称兄道弟，把满脸的假笑送到对方面前，他一点都不喜欢，这个时候，他跟自己同时叫杨杰和杨杰出一样分裂。出了聚会的门，他就开始瞧不上自己：积极主动地“杨杰出”了。这些事真是非干不可吗？就没有别一种有意义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存在吗？一定是有，他在找，因为公司必须做下去，他的商业理想不能放弃。时至今日，他还在困惑中摸索，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把花里胡哨的东西从生活中删掉，往简单里做，同时尽可能真诚。
公司在十六楼，出了电梯就听见众声喧哗，看见杨杰都不吭声了。
“别走，”他对要散去的员工说，“说完了再走。”
还是没人吭声。他示意一下平头。平头说：“大家在商量这玉蟾蜍还要不要继续放在门厅里。”
“大家的意思是？”
“放吧，吉利，但担心你不高兴，也不符合咱们‘返璞归真’的企业精神；不放吧，心里还是不踏实，风水这东西，同志们都觉得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而且，它毕竟跟着咱们四年了。”
“那就放，”杨杰说，“照大多数人的意思来。”
“那大伙儿还想让晓萱来给玉蟾蜍系一根红绸子。当初就是她系的。”
“没问题。”杨杰说，用手拍了拍放在仿明雕花条几上的玉蟾蜍，它的脑袋和嘴里的钱串被很多人的手摸得温润发亮，“不过得等几天了。她和我一起回老家，这会儿正等着点点下课。”
小文说：“杨哥，大伙儿还想知道，抽屉里还要不要再放点吉祥的宝贝。”
“想放吗？”
一大半人举起手。
“那就放。今年是牛年，”杨杰说，“小文你让计划处的林总拟个简短的申请，给大伙儿每人做一个水晶奔牛，用上等好晶。跟公司乔迁的红包一起发。咱们水晶也主财、避凶、辟邪嘛。”
所有人都欢呼。上等天然水晶雕刻的奔牛，就算只有火柴盒大小，市价也在四五千以上。是个不小的福利。
杨杰到办公桌前坐下，翻了过去一个月的日程安排，做完的事情后面都打了钩。这个月除了两宗大订单，最重要的事就是对那家台湾玻璃工艺企业的考察。那企业细雕车间的雕刻机让他印象深刻。他们对传统的雕刻机作了更科学的改造，对研磨粉尘的控制及滴水的处理极为到位。即使所有雕刻机器同时工作，你也很难闻到呛人的粉尘味，水滴总能及时、迅速地随雕刻刀落到坯料上，粉尘都没机会扬起来。征得台方的同意，他让随行的工程部胡总将机器和操作过程详细地拍摄下来，从网上发回公司，让技术人员赶紧投入研究，尽快改良雕刻机器。
“要为雕刻师的健康负责，”他和技术人员通话，“顾客是我们的衣食父母，雕刻师也是。没雕刻师，水晶就是一块石头。”然后又给远在淮海的弟弟杨泽打了电话，他在那里负责水晶制品的生产线。杨杰嘱咐弟弟，天热了，一定要将车间里的空调等硬件设施配备齐全，四层活性炭口罩的质量必须过关，雕刻师的体检工作也要做好。除了个别难度较大的大件水晶工艺品在北京、福建或者扬州等地做，因为要请著名的雕刻大师亲自上阵，公司的雕刻生产线主要在淮海。千里之外的故乡产水晶，地下的水晶储藏量占全国的一半还多，原料供应充足便捷，且水晶制品的加工生产已成规模，正在逐步进入产业化，有一大批可供挑选的从业人员，雕刻师的手艺信得过，正好适合杨杰的小挂件批量生产的经营思路。
两年前，杨杰突然向几个水晶雕刻大户收购水晶废料。那帮哥们儿觉得这家伙头脑被驴踢了，从来没听说过谁靠收集水晶废料发财的。这年头逻辑很简单，玩大的发大财，玩小的发小财，不玩的永远发不了财；越玩越小说明你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可杨杰又不像赶着要日薄西山，他的“杨杰水晶坊”在业界虽然算不上大码头，但也不是你打个哈欠都可以吹跑的。他工作坊里的重头项目设计和雕工绝对一流，最大的特色是，在原生态的语境下让艺术拔地而起：尽量不破坏原石的状态，在最合适的地方动脑筋、操刀子、出形象。有件作品叫《慈悲》，高挑细长含杂质的原石，只在最上端雕出一个半身佛陀，双耳垂肩，双目微阖，双手合十，面目从容淡定，颇有观万象聆世音的浩荡风度；人与原石自然衔接，剖出来的水晶表面坚决不抛光。另有一件“杨记”作品《创世记》，把包裹在岩石里的水晶球从中间破开，打磨，抛光，在纯度达百分之九十五的澄澈水晶体的右下角，雕出一个新生不久的蜷曲婴儿，光着小身子，小鸡鸡清晰可见，双手抱拳，面对世界微笑地睁开眼，脑袋和手脚和小鸡鸡用糙面，身体的其他地方抛光，整个石头就是包容他的房屋和世界，既有质感又极其精致。
他们弄不明白的是，杨杰理当越做越大，不仅生意往大里做，作品也要往大里做，怎么冷不丁就开始玩边角料了呢。杨杰一笑：“哥哥们玩大的，我玩哥哥们剩下的。”哥哥们想，那好吧，这世上最难治的病就是自甘堕落。也可能杨杰怕了，那更没办法，谁也救不了，把石头往大里玩，靠的就是个气魄：你得有为了一块石头死的勇气，你也得有就靠这块石头生的胆量。不就要点儿边角料么，拿去，都给你。
杨杰的心思转到小的上了，决定主攻小挂件的批量生产。从大到小，开始的确是因为他见不得水晶边角料的浪费。他去回龙观的工作室，福建来的雕刻大师老侯正在开石头。要做的名为《飞天》，九天仙女挑起一条腿反弹琵琶，胳膊、琵琶和那条右腿优雅地从身体上宕开去，整个身体支棱着，必须把多余的石头全部切掉。这就意味着半个石头将要化整为零。
“整”是原料，“零”就成了废料，看得杨杰心尖直颤。从小到大，每年寒暑假他到花街，都要扛着铁锹去运河边挖水晶，挖一两天可能一无所获，就算挖到，多半也是花生和花生米大小的，比现在被机器开掉的还要小；他也是靠着倒腾一块块水晶石头发家的，小到数克，大到上吨；水晶是二十三亿年前的地壳运动遗留下来的宝物，也就是说，哪怕芝麻粒大小的边角料，也得穿越浩瀚的光阴才能到我们眼前，二十三亿年，杨杰觉得仅此数字就令人肃然起敬；他的心尖乱颤，过去怎么就没想过善待水晶呢，吃人家的喝人家的，买房置地也靠人家，还可着性子糟践人家，简直罪过，心不能安。
碎水晶落地如在哭泣，杨杰蹲下一块块捡起来装进兜里。出了工作室，两手就在裤兜里摸，一直摸到家。手指头被锋利的石头尖刺破了好几处，他盯着两手的血对崔晓萱说：
“老婆，我要从小石头做起。”
“做什么？”
“小挂件。批量生产。”
“只挣碎银子，跟你能过上好日子吗？”
“好日子不敢说，心安的日子肯定没问题。”
挂件耗石少。雕完了，打磨好，穿上漂亮的丝线就可以挂到脖子上。最大限度地节约和利用水晶资源固然是原因之一，以挂件作为主攻方向还有另外的原因，这大概是很多同行没法理解的。杨杰私下里免不了也因此为自己骄傲，我不仅仅是个商人，我他妈还是个文化人呢。这些年东奔西走，与水晶打交道，他隐隐地认为，作为一个淮海人，作为一个水晶从业者，他有责任通过小挂件生产这种相对平易的方式，将水晶这一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认知的珍奇之物引入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玉产业在这方面就很成熟，大的做得好，小的做得也好，玉石小挂件挂满了中国人的脖子；外国人也认，他们来了，也尖着脑袋买，一照相就把小挂件拿到衣服外面，对着镜头咧开大嘴笑。他要做水晶价值认识的普及工作。做大件水晶工艺品的雕刻生产利润空间当然更大，一块原石售价几千几万，一旦经过奇绝的构思和雕刻刀，成为精美的艺术品，就等于坐了火箭，身价直往上跑，几十万、几百万都不是神话。但是大件雕刻对原料消耗极大，边角料抖落一地全成了废品，而咱们脚底下的水晶储量是有限的，放开来挖，二三十年绝对光，经不起这么奢华的浪费。杨杰弯腰把它们都捡起来，我不惮于做小事，我也不羞于挣小钱。
一个频繁出入拍卖会的大制作水晶艺术品的商人，变成了一个精打细算、收拾零碎的车间工头。业界站了一排子人，看他笑话：见过生活上堕落的，没见过生意上堕落的。你们笑吧，杨杰觉得值：勿以善小而不为；家有万贯，不如日进分文。
至于在挂件里又以佛像为主，一则跟市场有关，男戴观音女戴佛嘛；另一个，是因为杨杰想在红尘滚滚里过几天朴素的日子，这几年也逐渐素食，一来二去就有了点佛缘。当然，只是好，心向往之，没信，没剃度的打算，也没想过做居士。他就是觉得与佛有关的东西让他内心笃定，身心都清新爽朗。这感觉在他那个浑浊的圈子可太难得了。
杨杰素食纯属偶然。2006年10月他去首尔，到韩国外国语大学做关于水晶的演讲。一个对中国古典文化颇有研究的收藏家委托外国语大学邀请的，其时外大正在举办中国文化周，收藏家朴先生跟主办方的领导是朋友，隆重推荐了杨杰。这年轻人对水晶有感觉，朴老头子对外大的朋友说，当年他就是从杨杰手里得到第一件观赏水晶，从此开始了自己收藏的一个新门类：水晶。做他翻译的金小姐身世复杂，母亲是朝鲜人，抗美援朝时期到了延边，嫁给姓金的朝鲜族中医；金小姐五岁时，母亲去世；到她十八岁，突然从韩国来了消息，她的外公外婆还健在，战争结束以后被划到“三八线”以南，成了韩国人，金小姐成了他们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前提是，金小姐必须到首尔生活，成为韩国人；这好办，金医生爽快地答应了，首尔的日子当然比延边好过，还有一大笔钱拿，女儿过去他放心；金小姐在首尔念了大学，毕业后当了翻译。第二天午饭后，杨杰坐在咖啡馆里昏昏欲睡，金小姐说：
“冒昧地问一句，杨先生您血稠？”
“何以见得？”
“脸色偏暗。饭后即困。体重稍有增加，精神就会萎靡。如果短时间内频繁肉食，也有这些症状。”
要在国内，有人这么说杨杰肯定不信，谁知道是不是提前做了功课；但在国外，头一回见，就把症状说了个八九不离十，杨杰上心了。继续问：“该如何医治？”
“无须医治，饮食上注意即可。”金小姐说，“我也就是点儿三脚猫功夫，随便说说看。少吃荤，多吃素，不熬夜。杨先生童年生活未必宽裕，应该以粗粮素食为主。”
“这都能看出来？”
“只是猜测。人的脏腑功能跟最初的食物是相匹配的，那时候的粗茶淡饭规定了您脏腑的功率。现在富足了，频繁的酒肉让身体的各个器官不堪重负，马力跟不上了，人就出问题。”
“您的意思是，我这小身板享不了现在的福？”
“用汉语，通俗地讲，大体是这么回事。”
“明白了，我就是个潦草的手机充电器。前三次每次电都没充满，现在想充满也使不上劲儿，电容打不开了。”
“杨先生讲话跟演讲一样有意思。吃素。”
嗯，吃素。杨杰回来就开始有意识地吃素，果然，两个月后体重下去了四斤二两，很有点神清气爽，他觉得走路时想飞。他给大和堂的初医生打了电话。初医生说，宁信其有，吃素不是坏事。那倒是，吃素起码证明你是个有钱人。有钱人才吃素，穷人一天到晚把肉挂在嘴上。
吃素吃到了甜头，崔晓萱都觉得老公在床上像换了个人。当然海鲜是吃的；涮羊肉偶尔也得吃，不然北京的冬天过得就不地道。反正杨杰的肠胃和其他脏器是回到了二三十年前，像人之初那样自如地运转起来。吃惯了素，大荤慢慢就扛不住了，某天与老板们去香河的“农家乐”吃杀猪菜，喝点酒有了食欲，吃了一堆肉，离了桌就吐出来。那些肉里仿佛伸出了小手，挠他的胃，直犯恶心。此后，一想起大荤，空落落的胃里凭空就长出小手，心理和生理同时起不适的反应，逐渐就戒了。跟初平阳和易长安聚，一看见他们俩见到红烧肉都两眼放光，杨杰就作清高状，说：
“君子近素。”
因为素食，应酬里的声色味道也就淡了，因为会扫别人的兴。扫兴也好，不到万不得已，朋友喝大酒不招呼你，酒桌上的生活跟着就少了。这是杨杰这几年想要的，他想起酒桌上拍着胸脯说出的响当当假话，那个虚伪和腻歪，就觉得满桌子都摞满了红烧肉。因为素食，身心静下来，人一静就往悠远和玄虚上想，自然跟佛就搭着了缘分。佛乐好听，佛经好看，慢慢有能力沉到那些高深又平易的道理中了。
杨杰的佛缘也曾遭初平阳和易长安质疑。谁都知道现在中产阶级礼佛是个时髦，好像不跟高妙的精神世界搭上边儿，你就算穿着燕尾服打高尔夫，也只能是一身铜臭的俗物，没信仰，没文化。
“魏晋的士大夫爱谈玄，”初平阳说，“不谈你都怀疑自己没文化。”
“我跟他们的区别就在于，没信仰、没文化，如果这个信仰单指宗教信仰。”杨杰说，“他们怕，我不怕。我才懒得去表演，非得把自己包装成两手都很硬的精英？老老实实做我杨杰就够了。没文化我比谁都清楚。我也没信仰，在找到之前我不打算逮着什么信什么。”
易长安说：“那你还把自己整得煞有介事？又是吃素，又是听经，还主打佛像小挂件。”
“顺其自然。兄弟，你只有上了道，才明白什么是顺其自然。”
现在杨杰对自己很满意，焦虑和操心是另一回事，他满意的是，他在尽量照自己的想法做事。他请初医生写了这两幅字：顺其自然；返璞归真。装裱好，前者挂家里的书房，后者挂在办公室，抬头就能看见。
小文送来林总的申请让签字，杨杰抬眼看见的就是“返璞归真”。签完后，小文顺嘴问：“杨哥，有点不明白，你不是说不再搞那些寤迷三道的求财、保佑之类的事吗？为啥还摆玉蟾蜍、给大伙儿送小牛？”
“不想要水晶牛？”
“想。”
“那不结了。”杨杰点上烟，“犯不着刻意。大家喜欢，那就放着。”
“可它摆在那儿，跟咱们要的现代的科学的理念脸对脸，别扭啊。”
“现不现代，科不科学，在咱们心里和脑子里；玉蟾蜍爬不进去。”小文表示明白，看看表，提醒他时间差不多了。福小也来了短信，她和天送已收拾好，随时可以出发。
福小牵着天送站在楼前，脚边立着两只大旅行箱和两个鼓鼓囊囊的包。在她旁边搓着两手的男人戴无框树脂眼镜，他很想把所有的行李都给搬回到福小的地下室里。你真走啊？他说，真的不回来了？再考虑考虑吧。他的嘟囔像自问自答。天送好奇地看着这个文绉绉的高个子男人。杨杰下了车，那男人走上去跟他握手，委屈地说：
“杨先生，你帮我劝劝她，留下吧。”
杨杰从他的三七开分头一直打量到熨得笔挺的西裤和老人头皮鞋，知道这家伙一定叫高天。博士和副总也是人，急起来也会忘掉自我介绍。杨杰同情他，一个认真追求爱情的男人，你没理由鄙夷和看笑话。但他看看福小，这个三十三岁的女人依然和多年前一样，她的目光斜上十五到二十度，有点空旷，有点凉，侧着脸看爬到小区铁栅栏上的一群喇叭花，喇叭花是蓝的，他又觉得高天即使追不上她，也值。他握住高天的手，说：
“我尽力。”
“我要开车送，她不让。给她订机票和火车，也不要。”高天把他当成大舅子来哭诉了，杨杰只好再次握住对方的手，“有我在。”他觉得不应该告诉这个悲情的男人最终结果，那就是，秦福小决定了的事，只有她自己能改，但通常你最好别抱指望。
福小对天送说：“儿子，叫叔叔。”
天送说：“叔叔好。”
杨杰说：“天送乖，叫舅舅。”
天送糊涂了，看福小。福小在一瞬间眼里就有了泪。天送可以叫叔叔的人全天下成千上万，但能叫舅舅的，只有一个或者几个。“叔叔”只是个礼节和形式，“舅舅”意味的却是亲情和责任。同时它也是个限制，你可以对“叔叔”变身为“继父”或者母亲的男朋友习以为常，但你永远无法想象“舅舅”也来这么一下大变活人，它在伦理的范畴里被定义为另一种血缘，一动就不洁。如果福小作为女人的感觉没错，她肯定杨杰多年来都在喜欢自己，但他不会说，而是把自己弄成一副大哥范儿，凡事不遗余力。现在，他主动把自己改成“舅舅”，就是告诉她，帮她是理所当然，不必有任何心理负担；别人也无须质疑，他已自断念想，给自己立了一道不可翻越的纯洁的铁栅栏。
福小说：“乖，说舅舅好。”
天送拍着巴掌说：“舅舅好。”
杨杰把天送抱起来。多像一个小两号的天赐啊。贾凡要帮高天往宝马的后备厢里放行李，杨杰制止了。让他一个人搬吧，悲情的男人需要一个告别的仪式。装好行李，上车。杨杰坐副驾驶座，福小和天送坐后排，高天站在后窗外。贾凡只等老板发话就起步，杨杰示意他别着急。车里开着空调，宝马车的制冷效果很好。终于，福小摁下了窗玻璃。高天几乎把脑袋伸进了车里，这对他的身高有一定难度。他把两手搭在车窗上，说：
“福小，不逼你。但你一定要相信我，天送，没有任何问题。”
福小涩涩地笑，把手叠在高天的手背上，用力往下按了按，“高天，我会记得你。”转向贾凡，“走吧。”然后低下头。
天送歪着头往上看福小，说：“妈妈——”
福小把他揽到怀里，说：“天送，我们回家了。”车已经出了小区。
拐弯的时候，杨杰从后视镜看见高天站在原地。路上颠了一下，高天的镜片骤然一亮，反了两道太阳光，像喷出了两股泉水。
都不说话。从立交桥盘下南五环时，首先沉不住气的是贾凡。出了小区，天送的眼就不够用，扒在窗边到处看，辽阔的北京把他吓着了。先前他以为北京就是从家到妈妈开电梯的楼，再到幼儿园和散步的公园，顶多再加上家乐福超市和去超市的那一截路。环线悬在北京的腰上，他能看得更高更远，如果不是总看见无数的高楼上都有的“北京”两个字（这两个字不是从幼儿园阿姨那里学的，是妈妈教的），过几分钟他就得问妈妈，他们现在到哪里了。森林一样的北京。他在动画片中见过很多大森林，高楼为什么都照树的样子长呢？他来不及问，一张嘴就会错过好风景。可是那无数的楼房都长成树的样子，北京开始变得单调。因为要出远门，他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兴奋，一大早醒了再不愿睡回笼觉，困意现在席卷而来。等福小发现时，天送已经趴在窗边睡着了，他跪在座位上，脚后跟安稳地支撑着屁股和身体。福小把天送抱到怀里。
沉不住气的是贾凡，长时间的寂静像石头一样沉重。过去杨杰也会长久地不说话，但车里总会响着音乐；音乐是车里的第三个人，足以分担石头一样的沉默，让他觉得这拷问般的空旷的场面不必他独自承担——因为老板可以为所欲为，不必承担任何喧嚣和寂静。现在，音响根本就没打开，隔音玻璃效果显著，沉默，沉默，仿佛仇恨一般的安静责任都在他一个人。他还没到理解“舅舅”这个称谓的年龄，他想当然地以为，老板和这个怀抱孩子的女人有理不清的爱恨情仇；他甚至也认为，他有责任为他们打破僵局。所以，尽管割掉阑尾之前叔叔一再告诫他，老板不说话你就别吭声，这是成功司机的经验之一，他还是开口了。感谢一辆横冲直撞的军车从应急车道飞速驶过，他有了话头，问杨杰：
“杨哥，您开军车时经常在应急车道上跑吗？很爽吧？”
“很少，”杨杰揪着下巴上的胡茬说，“不爽。觉得车屁股上堆满了仇恨的眼珠子。”想了想又说，“你叔叔的阑尾炎看来没那么隆重啊，我当司机的事都不忘告诉你。”
杨杰的语气贾凡一时辨不清轻重，想自己可能犯忌了，多嘴就他妈的会惹事，于是囫囵着舌头说：“对不起。”
“没事。”杨杰的声调反倒明朗了，“空调打高点，孩子睡了。”他转身看福小娘儿俩，福小已经给天送搭了件外套。小孩觉沉，说话声是吵不醒他的。“我就那点破事，公司的人都知道，也不必瞒你，省得你不知道憋得慌。”杨杰让自己兴奋起来，他想说说当兵时开车的事。其实也不是要“想当年”，而是他终于找到了打破沉默的由头；军车对他的意义甚至比对贾凡还大。沉默是种瘟疫，过了该打破的点儿，就更难处理了，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能把你别扭死。从北京到淮海那可是标准的长途，开不了一个好头，十几个小时真不知道该怎么过。所以，他其实暗暗感激贾凡的多嘴，这小子运气好，弄拙也会成巧。“刚进部队你猜我干吗？别猜了，你不会想到的。养猪。”
“真的养猪？”贾凡也有绝处逢生的庆幸，声音一不留神就夸张了。
“养猪。两百四十三头，分十二个圈，每个圈二十头，加起来有操场那么大。”
“还有三头呢？”
“死了。两头猪打架，你咬我，我咬你，就那么巧，都啃到对方血管上了。等我发现，现输血也救不回来了。还有一头脾气暴，嫌地盘小，一头撞墙上把自己撞死了。”
“猪养死了，领导不找您麻烦？”
“连长谢我还来不及。全连我养得最好，一头头膘肥体壮，才损失三头，战友们哪个不养死个五七八头十来头的。因为猪养得好，还得了个三等功。”
贾凡对养猪和三等功没有任何概念，也没什么兴趣，心思都在车上。“那怎么突然改开车了？”
“伺候猪没出问题，伺候人出问题了。”杨杰的手机响了，短信提示。一品陶瓷总汇的钟老板约周末打高尔夫，杨杰给回了。钟老板喜欢约杨杰，因为杨杰打得不好，他就很有成就感，好像每次赢了都预示着生意上也能步步登高。这项上流社会的标志性高雅运动之一，杨杰把它归为形式大于内容的作秀型运动。往回数几年，他还有热情，为的是往成功人士的圈子里挤，现在想通了，成功与否是自己的事，不必做给别人看。钟老板的约，能不去就不去了。
贾凡继续说。秦福小抱着孩子坐在后座上不动声色，你都不知道她在没在听。
“立功后，副营长来视察，临走前站在闹哄哄的猪圈里拍照留念。照片洗出来，正好连队要做一期简报，连长觉得照片拍得不错，照片上副营长咧开嘴笑，围在他身边的猪圆溜溜的也都喜庆，就嘱我写段文字附在图片后面，趁机展示一下我们养猪的成绩。”杨杰让贾凡把所有车窗打开，对流一下新鲜空气，关上后继续说。“我花了两天时间写了五百三十三个字。简报的编辑，江西新余来的小刘规定，不能超过五百五十个字。在拟定副营长的照片下面的那行说明时犯了难，写‘副营长和猪在一起’不合适，写‘副营长在猪圈里’也不合适，反复斟酌，最后写的是‘某副营长（前排左四）视察我连养猪事业’。说‘前排左四’是按照脑袋数的，也为了突出一下首长。马屁拍马腿上了，副营长看到简报很不高兴。除了他，照片上就是一群猪，还‘前排左四’，分明是把他和猪混为一谈。他给我们连长打电话，说，嗯，那个叫什么杨杰的，”杨杰敞着嗓子学副营长的河南平顶山方言，“我看他根本就不是养猪的料！连长就撤了我的猪倌儿。”
贾凡咧开嘴笑，这事的确挺好玩，好玩得像个段子。但它不是段子，是亲身经历，杨杰说，他的生活里充满了这样的小滑稽和小荒唐。福小也笑了，甚至表示了好奇，自车子开动以后说了第一句话：“没继续给你穿小鞋？”
杨杰一下子轻松很多，他费了很大力气才这么惟妙惟肖地讲一件事。他根本不具备讲故事的才能，平顶山的方言他知道学得四不像，但他在尽力。一个人是无法真正打破沉默的，它需要双边努力。秦福小在响应。
“连长人挺好，觉得副营长小气，‘左四’怎么了？又没有特别注明‘左四不是猪’。他说当不成猪倌儿也是好事，当几年兵光学养猪，意思不大，干点别的吧。连里缺一个勤务兵，也缺一个跑长途拉饲料、运猪粪的卡车司机，你想干哪个？连长提醒我，勤务兵可是有提干的机会的。”
贾凡问：“杨哥，您怎么回答的？”
“当然是卡车司机。我说，养不了猪，闻闻猪粪心里也踏实。连长骂我，没出息，多少人盯着这个勤务兵的位置，两眼都盯出血了。那我也想当司机。开车多好啊，可以满世界跑。车轮子就是你翅膀。”
“我也会选司机，”福小说了第二句话，“满世界跑。”这些年她正是这样做的，不是司机，但满世界跑。
有了第一句就有第二句，有了第二句就会有第三句。杨杰希望僵局就此打开。
“我听叔叔说，现在您很少开车，不喜欢。”
“也不是不喜欢，是怕。应酬多了。屁大点事都得端着酒杯才能谈，一喝就多，喝少了还不让你下桌。晕晕乎乎容易出事。但我还是喜欢坐在车上跑长途。”
这也是杨杰没坐飞机和火车去淮海的原因。崔晓萱建议一家人都乘飞机，杨杰坚持开车回，他喜欢在路上的感觉。多年前他开解放牌大卡车运饲料和猪粪，独自昼夜兼程，扯起嗓门吼不着调的歌，看房屋、车辆、行人和草木倒退着远离自己，他就会庆幸当初做了无比正确的选择。在路上，向前跑，开阔、自在、舒展，仿佛从世界包裹在他身上的巨大铠甲里挣脱了出来，有飞翔的快感。他要在回故乡之路上重新体验一下飞起来的好感觉。当然，他的理由还有：到淮海，有车在手上方便。至于秦福小决定搭车，是后来的事，杨杰也没和老婆通气。
“平阳说，喝多了你就看到第二条路。有这事吧？”福小第三次开口。有了第二句就会有第三句，然后就会有无数句。
杨杰的心又往下落了落。“这事他也跟你说了？”杨杰自然地衔接上问话，往侧后方扭了一下头，声音却对着贾凡，“又该跟你说段子了。”然后他才彻底地向后座看了看福小，说，“平阳跟你说是在哪一年了吗？2005年，年初，他来北京不到半年。长安刚来北京。我们去南城吃贵州酸汤鱼，喝大了。那是真的大，加上舒袖——那时候还不知道你已经在北京了，四个人喝了五瓶古井贡，还有十六瓶燕京啤酒。我经常会纳闷，那顿饭怎么会喝了这么多酒。对，舒袖好酒量，那天不下八两。我开车送他们回北大，他们打算半夜到未名湖上溜冰。车一开动我就觉得不对，眼前多了一条路。该走哪条呢？我用的是司机的老办法，轻易不大动方向盘——贾凡你知道的，只要不乱动，方向盘经常比人可靠。好在那是条直路。到十字路口我晕了，眼前一堆路，他们说，杨杰你怎么不走了？我说，我得在八条路中挑最正确的那条，给我点时间。”贾凡已经笑了。“别笑，路不仅多了，还浮了起来，当时我确实担心，如果上错了道，会一直开到天上去。
“平阳提醒我，杨杰你喝喝喝多了。我说你瞎说，我没多。舒袖说，你一定喝多了。长安在副驾驶座上，拍我的肩膀说，别听他们两口子的，我相信你没没喝多，绝对没没喝多。在我喝没喝多的问题上，他们争了不下三分钟。我都在找路。”
“十字路口哪能停这么久？”贾凡说。
“大冬天，半夜了，都在抱着暖气睡觉呢。路上连条狗都没有。争论的结果是，舒袖站到了长安那边，相信我没喝多。舒袖说，路翻倍，完全是因为两只眼的缘故，捂上一只就行了。我们三个觉得舒袖太聪明了，这方法好。我就蒙上左眼，松了刹车。可是走了几十米，发现路又多了一条，只好停车。从后面来了辆车，被平阳拦下，司机是个小伙子，听说我们去北大，让我们跟他走，他去中关村。我就蒙上一只眼，盯着他的车屁股走。又走了十来分钟，那哥们儿突然一个急刹车，吓得我本能地踩刹车，一肚子的酒变成冷汗出来了。酒醒了一半，两条路终于合并成一条了。那哥们儿是个新手，听着摇滚，一激动脚踹到刹车上了。跟着他继续走，我才看见他车后头贴着张纸条：新手上路，请两百米外伺候。”
车过了天津。很多年杨杰都没有一口气说这么多话了，公司开会商讨上市的问题时，那么重要的时刻，也没说这么多。但他确信话不会白说，因为秦福小在经过漫长的预热之后，已经活络一点了。她说，真没想到，你这么能说。她的意思是，多年里她都认定他是沉默寡言的人。他是他们所有人的大哥，她、初平阳、易长安、景天赐、舒袖、吕冬，所有人的大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通常是用做事代替说话。她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十六年前，她离家出走的时候。尽管这几年他们在北京隔三岔五也会聚，但都是集体活动，跟他们俩比，初平阳和易长安那就是话痨，整顿饭就听他们俩嘚啵嘚啵没完，曲终人散，他们基本上还是沉默着。
这种沉默深究起来意味深长。他有浩荡的十六年光阴需要翻越，如果从天赐之死算起，时间更长，他本来就不是话多的人。翻越时光如此艰难，得掐准了每一个必要的点儿往前走。而秦福小，不沉默就不足以解释她为什么在很多年里，像一滴水融进了大海，音信全无。一声不吭是最好的答案。当两个人相遇时，尤其是像现在这样单独面对，只有沉默才能把这些年沉重漫长的空白页真正地翻过去。
这些年的确需要长久的沉默。
不过现在好了，沉默正在被像纸页那样翻过去。沉默的消失和沉默本身一样，让人心安。
两天前，秦福小给杨杰打电话，杨杰刚从台北的桃园机场出来。
“我必须给你打这个电话，”福小说。事实也如此，她只有不停地对自己强调“必须”，才有勇气摁杨杰的手机号。“如果你不那么迫切需要大和堂，我想考虑一下。”初平阳告诉她，他在北京时就已经许给了杨杰。
杨杰握着手机停顿了两秒钟，说：“继续说。”
因为之前易长安气急败坏地给他电话，几乎是同样的内容。“如果不是离了大和堂不行，务必帮兄弟一把，”易长安说，“我得把这女人给处理了。”让女人不折腾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别的事折腾她。你不是要房子吗？你不是还想要事业吗？那好，回我老家，在运河边上，在咱们前途远大的沿河风光带里，开一家店，只要不违法，你想卖什么就卖什么。这是易长安的逻辑：只有不让女人把你当成事业，你才能把更多的女人当成事业。他不想她整天跟着烦他。
易长安说：“哥，给个态度啊。”
“可以给你，但有两条。”杨杰说，“一，女人的事悠着点儿，大和堂只有一个；二，价得给平阳出到最高，他需要钱，你不差那几万。”
“我就知道，你要大和堂是变相帮平阳。放心，大哥是哥，二哥也是哥。”
“我想回花街，”秦福小说。因为长年累月的沉默，说出每一个字都艰难，但她“必须”得说出来。“我想让天送住上门和窗户都对着运河的房子。天赐喜欢的，天送一定也会喜欢。”
杨杰说：“稍等，过会儿我打给你。”
工程部的胡总提醒他，接他们的车到了。让他们等一下，杨杰说，他在拨易长安的电话。
易长安的声音很喜庆。“你可帮了我大忙了，”易长安在哐啷哐啷的噪音里接的电话。他在距北京一百六十公里外的一家私人铸造作坊里验货，最新一批汽车牌照质量顶呱呱，喷好漆就可以乱真。私人作坊就这点好，只要钱到位，想要什么就给你弄出什么；就像作坊的老板说，神舟飞船都没问题。“搞定。她都开始抛硬币，决定卖工艺品好还是开茶馆好了。什么？听不清，我出来接。”到了门外空旷的野地里，荒草疯长，知了在白杨树上叫，他听清楚了杨杰远在宝岛发出来的声音。“靠，福小想要？留着梦游？”
“这么多年，”杨杰说，他谨慎地选择措辞和音调。“她没对我们开过一次口。”她从不接受帮助，也从不要求帮助。漫长的沉默赋予了这个要求绝对的分量。“你还记得那时候天赐最喜欢去谁家？对，你记得。平阳家。他喜欢推门开窗就看见运河。”
“懂了。”易长安的反应出乎杨杰的预料，“就这么整。给福小。”杨杰担心易长安有情绪，继续说：“她想回花街。她想让天送推门开窗就看见运河。”
“你咋也唠叨上了？没有比天赐更大的理由；谁都不行；没二话。我再想别的招儿吧，你也帮我留个心。”
挂了电话，杨杰给秦福小打过去。“没问题。”在驶往酒店的路上，杨杰想，长安说得对，没有比天赐更大的理由，也没有比福小更大的理由。他在台北的高速公路上突然感到了时间的重量，一晃十年，一晃又十年，福小在外漂泊也十六年了。十六年，弹指一挥间，那该得多大的指头啊。
天送醒了，一骨碌坐起来。“妈妈，饿。”
杨杰转过身，做了一个逗点点时常用的鬼脸，毫无想象力地伸舌头、翻白眼，说：“天送乖，再忍五分钟，我们就到服务区啦。”
“跟叔叔说，想吃什么？”
天送纠正秦福小：“妈妈，不是叔叔，是舅舅。”
“对，是舅舅。妈妈说顺嘴了，妈妈错了，是舅舅。”服务区里午餐只供应快餐盒饭，好在有两样菜天送喜欢：五丁蛋饺和冬瓜脯。都是淮扬风味。饭菜都摆上桌，杨杰却觉得少了点东西，秦福小从包里拿出一个广口玻璃瓶，打开，说：“这个吗？”杨杰大喜，就这个，辣椒。秦福小自制的泡椒，多年前在深圳打工时，跟同屋的一个重庆姑娘学的。材料和做法都简单：
把酱油、醋、八角和花椒用热锅煮沸，凉透，倒进瓷坛里；再将事先洗净晾干的青椒，在肚子上划一道口子，也放入坛内浸泡，以便入味；辣椒最好是细长的尖椒，肥胖的菜椒和灯笼椒吃起来像瓜，没劲儿；一周后捞出，其味清新鲜美，该辣的辣，该酸的酸，该麻的麻，该香的香；可以吃多少捞多少，也可以边吃边往卤汁里续青椒。简便家常，但是切记：不能见生水。辣椒必须晾干，捞辣椒的筷子、勺子等工具也不得沾生水，否则卤水易变质，辣椒会腐烂。
这东西杨杰爱吃，初平阳和易长安也好这一口。因为它的辣新鲜，有现场感，原生态，比超市和食品店里买到的那些瓶装的辣椒酱和青剁椒、红剁椒不知道要爽口多少倍，还环保。对杨杰他们来说，发现这道美食纯属偶然。三人约好了，突击去福小家看他们娘儿俩。只能突击，福小一直不愿意他们去她的地下室。因为终年不见阳光，无论福小如何努力，想多少办法，霉斑是防住了，但厨房和卫生间里淡淡的潮湿和霉味是消除不掉的。如果卫生间的门平常不开，那潮湿和霉气更难祛除；一旦敞开，它们就像阴魂徘徊在一居室的各个角落。所以，福小从不在家待客。但是他们三个人敲响了门，你不能打开门后对客人说：我不在家。
三人落座，两岁半的天送发现客厅变小了，他得在人群里曲折地穿梭才能到达冰箱前。他拉开冰箱门找果冻。杨杰侧着脸，抽抽鼻子说：“什么味儿？”
在厨房里洗水果的福小说：“对不起，一定是天送忘了关卫生间的门了。天送，帮妈妈把卫生间的门关上；还有，把厨房门也关上。”
“卫生间里出不来这个味儿，”杨杰说，“平阳，长安，你们闻到没有？”
他们俩抽抽鼻子，易长安去了冰箱前，把脑袋伸进冷藏柜里，端出来一个蒙着保鲜膜的小龙碗。半碗辣椒。“我说杨杰，”易长安对着龙碗嗅，“当兵时你在养猪和开车之外，一定当过警犬。这保鲜膜缺了一角，你就闻到辣椒味儿了。牛逼！”他把辣椒端出来，杨杰确信就是它的味儿。易长安已经揭开保鲜膜，捏了一根辣椒放嘴里了，然后张大嘴只抽冷气，“靠，爽！这味道，杨杰，平阳，不尝尝你们下半辈子吃多少辣椒都是白活。”
辣椒是三人为数不多的共同爱好之一。在北京待，吃不了辣的跟没钱一样，混不下去。满街都是川湘菜馆，有点特色的云南菜、贵州菜，也少不了辣，还有火锅，满屋子的麻辣味儿里你都不好意思要清汤的锅底。杨杰和易长安每人捏了一根，吃完了杨杰又捏了一根。然后三人一致决定，一会儿到知春路上的“无名居”吃饭时，带上一碗秦氏泡椒。
好这口，杨杰就想把这手艺带回家，让崔晓萱照此拷贝一下。崔晓萱不干，也就那种野女人才会做这么野蛮生猛的菜，老子怎么说也是个文化人。她一想到福小抢走了天送，鼻孔都往外冒烟。好在易长安的女朋友林惠惠，也是无辣不欢，迅速领会秦氏泡椒法，做好了能送一些给杨杰。有时候他们聚会，福小也会带一些分给他们，杨杰回家就说，长安的老婆做的。此外还要补充一句，人家原来是学财经的，也是文化人。
“你说的是长安的哪一个老婆？”崔晓萱阴阳怪气地说。
“还有哪一个？”杨杰说，“当然是林惠惠。”
“当然是！嘁，你还替他谦虚了。我敢肯定，易长安的女人绝对比他的内裤多。”
“说话过点脑子啊。你可是当嫂子的。”
“要不是当嫂子的，我早当面抽丫的了。有这么祸害姑娘的么！”这个问题不便深究，否则结论必定是“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杨杰会就此打住。但他有一条坚持住了，就是无论谁做的秦氏泡椒，一概都出自林惠惠之手。因为这种所有权的专一，崔晓萱也就不那么较真了，她不碰那泡椒，但能够容忍它出现在饭桌上。
泡椒断顿有阵子了。杨杰忙公司发展和运营，迎接上市评估有一堆事要做，三个多月没和初平阳、易长安和福小他们聚了；林惠惠最近心思有波动，不在家务上，想结婚，对付花心大萝卜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一张证把他捆起来，但未果。作为对稳定感和归属感的补偿，她整天揪着易长安的耳朵要房子，自家的泡椒坛子也空得连卤水都蒸发完了。
今天终于将泡椒给续上了。就着辣椒，杨杰竟然吃了两份快餐，贾凡都觉得老板的饭量有失体面了。杨杰说，怎么着？我吃得越多，你们就能吃得越好；哪天我滴米不进，你们就准备卷铺盖滚蛋吧。泡椒的确相当下饭，但他也不必逮着快餐一顿猛吃，除了这一小瓶，福小的包里还给他准备了一大瓶。反正不回来了，她把坛子捞了个底朝天。
“实在没什么好送你的，”福小说，“就两瓶辣椒吧。”
辣椒是最好的礼物。他们在服务区超市里给天送买零食，杨杰从手包里拿出两个紫红色缎子包裹的小首饰盒，盒子上印有他公司金黄色Logo。两个天然紫水晶雕刻挂件，一个送给福小，一个给天送。福小的是最新开发出来的弥勒佛雕像，一块钱硬币大小，稍显卡通化，这个弥勒佛的脑袋、嘴和光脚丫子都比别的弥勒佛大一倍，有种夸张的喜庆，寓意翻倍的智慧、快乐和平安。天送的是水晶雕的桃核长命锁，把水晶雕成像是用桃核做成的长命锁，成年男人的大拇指指甲盖大小，方寸之间尽显高明的雕工，桃核几可乱真，每一道纹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锁的正面刻着“长命百岁”，魏碑字体，背面刻着“景天送”，楷体。
“公司最好的雕刻师的手艺，”杨杰说。“同一块水晶下的料。”
福小谢过。打开天送的水晶桃核长命锁，手抖了。“你还记得？”她问。
这个锁和天赐当年的长命锁一般大，区别在于，天赐的锁是真正的桃核雕刻成的。一直在他脖子上挂到他死，埋到了地底下。
杨杰说：“刀片是我送的。”
那时候杨杰一到节假日就来花街，坐船或者车。他更喜欢待在花街上的大姑妈家，而不是二十里外的鹤顶自己家。大姑妈对他好，大姑父老歪对他也好，杂货铺里任何他喜欢的东西都可以随便拿；更重要的是，花街有他的朋友，初平阳、易长安、景天赐，还有初平阳的姐姐初平秋和景天赐的姐姐秦福小。他从大姑父的杂货铺里拿好东西给他们吃，他也从自己家里拿好东西给他们玩。他的小姑妈在遥远的海陵市当妇产科主任，带回来废旧的手术刀以备家用。尽管已经被医院淘汰，但它们依然和刚打开包装纸时一样锋利，寒光四射。它们很漂亮，有着传说中关羽的青龙偃月刀一样的造型，所以，他带了三把到花街，送给花街上的朋友。初平阳和易长安一定是把它们玩丢了，因为以后再也没见过；只有天赐一直珍藏，用它来削一头红一头蓝的彩色铅笔，然后，用它割断了左手的静脉。
“你从来没说过。”
“正因为从来没说过，”杨杰说，从包里拿出一包中南海烟，“所以放在心里，记一辈子。”他很少抽烟，但现在点上一根，点着了才想起福小，“要来一根吗？”福小没回答，他已经把烟送过去了。福小领养天送后再没抽过烟，但她接了。
手机响了。弟弟杨泽在电话里气喘吁吁地说：“哥，到哪儿了？出问题了！”
“着什么急。”杨杰说，“天塌下来也能让你把话慢慢说完。”
“镇政府刚来电话，合同期一满就收回厂房，不再续租给我们了。原来谈好的几间空房子也不给了。”
“知道了。我晚上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