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青年 您问我为什么来北京，教授？我只说一句话，美国作家多斯•帕索斯在小说《曼哈顿中转站》里写的：“别忘了，如果一个人在纽约成功，那么他就是真的成功了！”

——《城市启示录》

大风已到张家口，这一回千真万确。气象台报了，体育频道、交通频道、音乐频道都报了。余松坡把车里收音机的旋钮从头到尾拧了一遍，罗龙河数了一下，一共八个台播送了这条好消息，约好似的。

看来今天有望过一个能看见星星的平安夜了。

罗龙河坐在余松坡的副驾座上，跟过去相比，放松了不少。他偶尔用眼角余光瞟一眼余松坡，余老师脑袋后面那个观世音菩萨走哪带哪的金灿灿的大光相不见了。他甚至敢往后视镜里看，与余老师的目光相撞，盯着他达两秒钟之久。总之，事情正在变化。跟他偷看了余松坡多年前写的遗书没关系，那只让他更加肃然起敬。正经事的好赖他还是分得清的。当然，不正经事的好赖他同样能分得清楚。韩山告诉他的那点事就太不正经了。

“你是我弟弟，原本不该跟你讲。”昨天晚上，韩山在电话里先确认他身边没人才说的。罗龙河做考研英语模拟题，阅读理解看得他昏昏欲睡，眼皮有两吨重。“但就因为你是我弟弟，才不得不跟你说清楚。你心里有数就行，切勿声张，尤其不能让你姐知道，千万千万。我看见余松坡和鹿茜抱在一起。就十二月的气温来说，她穿得可不是很多。”挂了电话，韩山觉得自己太邪恶了，又打了一个电话往干净里找补，同时做了一点自我批评。“老弟你别往心里去，原因咱们都没弄清楚，没准儿人家就事出有因，清清白白，是我们想多了。也是当哥的不厚道，撞上了就偷偷地看了。你得跟哥保证，要沉住气，咱是个爷们儿。”

罗龙河风轻云淡地说，那当然，必须的。但他分明感觉有人对他拦腰来了一棍，差点瘫在试卷上。眼皮也“唰”地减了负，瞬间神清气爽，就是胃里的反应怪异，好像晚饭吃的辣子鸡突然活了，又抓又挠地扑腾。

挂了电话他半天才回过神来。针尖对上了麦芒，最危险的事出现了。可是这他妈的哪儿跟哪儿啊！他们只见了一次面，饭桌上两人说的话加起来不足十句，就抱上了？罗龙河洗了把脸，重新坐到书桌前，觉得这事哪个地方有点不对。哪里不对他又问不出口。鹿茜是湖北人，那彪悍的性格，弄错了肯定没好果子吃。余松坡那里更不能瞎问，就算真出了状况，他都难以想象自己如何接受偶像坍塌的残酷现实。他从抽屉里摸出一盒过期的“白沙”烟，火烧火燎地点上一根。先让我他—妈—的纠结一会儿，人一辈子遇不到几件毁三观的事。

那根火辣的白沙没抽完，余松坡的电话到了。罗龙河觉得这个夜晚太诡异了，既荒唐又神奇。

“龙河，我是余松坡，明天有空吗？找你有点事。”

“余老师，有，我有空。”明天他约了考友一起去听考研政治讲座的。

“好，那我明天开车去接你，京西大学门口？”

“没问题，就校门口。”

“八点半还是九点合适？”

“都行。”

“好，那就八点半，谢谢。”

“没问题，八点半，余老师。”

一夜没睡好，睡着的那有限一会儿还做了几个怪梦。潜意识深不可测，他竟然梦见鹿茜生了一对双胞胎，一个像他，一个像余松坡，俩孩子管罗冬雨叫妈，见了他们都喊叔叔。有点乱。这一夜把他累的，手机闹钟七点把他吵醒，站在公共卫生间布满裂纹的镜子前，他看见对面站着无数个头发凌乱、眼睛通红、眼泡浮肿的罗龙河。

远光灯穿过雾霾照见了罗龙河，他正站在校门前吃汉堡喝咖啡。余松坡把车停到他身边，打开副驾座旁边的车门。

“抱歉，害你起了个大早。”余松坡说，“想请你带我看一看几个城中村。”

罗龙河颇感失望，又有躲过一劫的侥幸。原来不是跟他谈鹿茜。那么，是好事呢还是坏事？鹿茜。鹿茜。他在心里念叨女朋友的名字，突然恶毒地想，不管缘何抱在一起，他余松坡也不过如此，随即挺直了腰杆。

收音机里还在说雾霾，提供了一大串雾霾时代的大数据：2012年，全球约70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的相关疾病，西太平洋地区最为严重；1955年9月，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仅两天，65岁以上的老人就死亡了400多；1952年12月，英国有1200万人死于毒雾，更多人患上了支气管炎、冠心病、肺结核或癌症；1930年12月，比利时马斯河谷地区，63万人死于毒雾，是同期死亡人数的10.5倍，数千居民患上呼吸道疾病……主持人的口气完全是用历史缅怀历史。就因为风刮到了张家口，眼前遮天蔽日的帐幔仿佛已然烟消云散。马路上也开始活泛了，人流量比前两天显著增大，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蓝天白云的生活，对自己的肺功能无比自信的年轻人已经摘下了口罩。他们要见证口外吹来的第一阵风。店铺门口左右摆着两棵圣诞树，开门早的，圣诞老人已经穿上红袍戴上红帽托着一大堆白胡子，在玻璃门前对雾霾和过往行人车辆打招呼了；开门晚的，被雇来扮演圣诞老人的小伙子正摘掉口罩热身，当了圣诞老人以后是不许戴口罩的。

看不出余松坡有什么不正常，跟过去一样体面、温文尔雅，说话时面带微笑，差不多都要慈祥了。难道有好几个余松坡同时存在？开车时与自己交流戏剧的余松坡，在遗书里罪孽深重的余松坡，和鹿茜抱在一起的余松坡，还有那发起火来把书房砸得一塌糊涂的余松坡。姐姐就是这么跟他说的，余老师因为什么事不高兴了，烦，也许是《城市启示录》？反正有火点着了他身体里的炸药包，余老师就爆发了。罗龙河不能理解，哪个读书人爆发了会对自己的书房下如此狠手？他能收藏那么多书和面具，基本可以证明这些东西起码是他的半条命，这么砸法，不过了吗？罗冬雨说，那谁知道，就是动手了。

罗龙河总觉得姐姐话里藏了一大半。昨天收拾完书房，他坐在客厅里喝茶喘口气，一眼就看到了东南角的留声机。过去还真没上过心，那不过是有钱人家附庸风雅的摆件；看完遗书不同了，他豁然发现了其中隐秘的联系；果然，他凑上去准备拨弄唱针时，罗冬雨及时制止了他。

余家的水很深，而他的亲姐姐是秘密的参与者之一。这让罗龙河既伤心嫉妒又兴奋自豪。既然罗冬雨对此讳莫如深，罗龙河更加确信，在书房里大闹天宫绝非谁随便在余松坡身上点个火就能引爆的。余松坡摊上大事了。兹事体大，大得让他失控了。那么，此事何事？

他们要去蚁族聚居点。近的挂甲屯、小月河，远的北四村。如果时间充裕，罗龙河还想带余松坡看看北大西门外的承泽园，那里聚集的主要是一批考研大军，非北大、清华的研究生不念，每天奔波在北大和清华的各个讲座、课堂和自修室之间，晚上回宿舍就是睡个觉，所以他们对住处不讲究，三五个人一个房间也能凑合过下去。上下铺的两个室友，经常合住了两三个月还记不清对方长啥样。余松坡想继续“深入生活”，以便确定戏中的这一章节改不改，如何改。

因为大风将临，憋了几天的人和车都出来了，城市又开始堵。余松坡兜兜转转地开车，罗龙河一抬头，看见了天桥上的流浪汉，还是那一副行头，不过怀里抱的已不是白色气球，模模糊糊的是什么看不清楚。罗龙河说：

“余老师，看，跟您合影的那流浪汉。”

余松坡踩了一脚刹车，笑笑：“我不认识他。”车继续走。

“那照片拍得可真棒。”罗龙河从手机里找出一条发过的微信。他转了那张照片，就像那天他在讲座开场时说的，他为照片加了一条替余松坡开脱的按语：余导是个“有情怀、有担当、有悲悯之心”的高尚的人。他希望朋友圈里质疑《城市启示录》的好友都能看到这一条。他把手机放到余松坡面前，尽量把整条微信往下拉，以免余松坡看见韩山跟在后面的评论。韩山的评论只有一个简单的表情符号：眉毛一根高一根低在咧着嘴坏笑。他不记得未来的姐夫是何时跟的评论，但那一脸坏笑让他再次想到余松坡和鹿茜抱在一起的情景。他觉得胃有点难受，逐渐平息下去的恨意又迅速抬起了头。

一个急刹车。罗龙河以为余老师是为了看清微信才停靠到路边的，正担心他看到韩山的坏笑，余松坡说：“删掉它。”罗龙河没反应过来，余松坡重复了一遍，“把它删掉！”如果声音也有长相，罗龙河觉得这句话是瞬间就拉下了脸。

“我想让质疑《城市启示录》的朋友更好地理解您。”

“任人评说。”余松坡也找不到更好的借口。讲座前罗龙河拿出那份报纸他就已经不高兴了，但那是在现场，只能由他去。“我不认识他。”

“谁都不认识他。”

“我不想作为一个公共形象流传出去。我只做一个导演该做的事。删了它。”

“可是《城市启示录》不仅仅是一部戏剧。”

“不管《城市启示录》里演了什么，它都只是一部戏。删了它。”

“之前您可不是这么说的。三个月前的一个周六，您对《青年报》的记者说，在当下中国，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不可能仅仅是一部作品，它还是我们生活本身。”罗龙河为自己辩驳的胆量震惊，同时感到了报复的快意。也许正是这报复的欲望激发出了他顶撞偶像的勇气。“您还说，正是因为您对我们的生活存着一份剪不断、理还乱的关注，才让您这几年尝试把实验戏剧引入现实，或者说把现实带进实验戏剧。您说您要在两者之间寻找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通道。”

“我说过？”说完余松坡就意识到自己严重失态了，“抱歉，龙河，这几天休息不太好，有点烦躁，不要介意。是我说的。”他拍了拍罗龙河的肩膀，用这份亲昵也给自己一个台阶下，然后松开脚刹，“不过，还是删了吧。谢谢！”

罗龙河低下头删微信。动两下指头的事他干了十几分钟，为的是可以一直装作有事干，没话找话很痛苦。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而余松坡习惯于沉默，开车不吭声对他从来不是问题。罗龙河把没看的朋友圈全浏览一遍，挂甲屯到了。因为长时间看手机，他有点晕车，下车时两腿发飘，心里油煎火燎的，差点吐出来。

聚租点都大同小异。住宿条件拥挤简陋，人多嘴杂，卫生和治安环境堪忧。挂甲屯的特点是平房居多，街巷横平竖直，远看一个个院子秩序井然，进了门就得盯着脚下走，地形一般比较复杂。房东们很少住这里，他们靠源源不断的房租早就买了另一个住处，即便暂时买不起新房子，也会择地另租一套好居所，以租养租。院子地方大，房东们见缝插针，能住人的地方都放上床，能放下床的地方都建起房。能建两层的不建一层，能建三间的不建两间，都是单砖到顶、苫上楼板和石棉瓦的简易房，方方正正的像大号的鸽子笼或小号的集装箱，挤满了整个院子。

都是单身的年轻人，每天早出晚归，开火做饭的没几个，巷子里的小饭馆、小吃铺和小吃摊就很多。余松坡他们进巷子时，浓郁的烟火气还飘荡着，细细嗅能辨出豆腐脑、油条、油饼、茶叶蛋、小笼包子、绿豆稀饭、鸡蛋灌饼、炸火腿肠的味道。不着急的刚刚起床，牙没刷，脸没洗，顶着一头乱糟糟的雷震子一样的发型，趿拉着拖鞋，赶在早点收摊之前来买个煎饼果子，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路走得磕磕绊绊，从背影看如在梦游。他们慢悠悠地一路走过去，蹲在路边刷牙的小伙子满嘴泡沫地和他们打招呼。不需要认识是谁，谁都是陌生人。有两个女孩在他们面前锁好院门，一个穿着清雅体面，一个时尚摩登，长筒棉袜、裙子和高跟鞋，脖子上围一圈看不出是哪种动物的毛。一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从一扇门里冲出来，右肩上挂着一个沉重的黑色双肩包，撞到余松坡身上，看着前方向余松坡摆了摆手，一溜小跑走了。

“又是个复习考研的。”罗龙河说。

再往前走，一处院子大门洞开，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站在两间小房子中间的空地上吵架。迅疾的南方方言你来我往，余松坡更听不明白了。罗龙河听了几分钟，翻译了个梗概给余松坡。两个老乡隔壁租房，早上的洗脸水泼到了对方门前，由此开始，陈芝麻烂谷子全翻出来了：一天谁霸着自来水龙头不让；哪一次谁在厕所里蹲的时间太久；哪一回谁把太阳能里的热水全用光了；上个月收房租时，谁在房东跟前告了对方的黑状。

余松坡想找个合适的租客聊聊。他们在巷子里绕了几圈，看见一个姑娘在门前生炉子。炉子倒烟，呛得她眼泪汪汪的，一个劲儿地咳嗽。余松坡提醒她：

“对着炉门扇风。”

那姑娘才想起用扇子。从厨房里找来扇子，挥几下，火上来了。她很不好意思地解释，生炉子的活儿都是她姐姐做，她们家在海南，长这么大她就没对付过炉子。余松坡问她姐呢？去学校了。她说，她姐在国际关系学院念公共外交与文化传播专业的研究生。

“你呢？”

“我？”姑娘耸耸肩，“毕业等于失业。都说北京机会多，就来了。半年换了三个公司，没一个像样的。前几天刚辞了。”

“生活怎么解决？”

“编书啊。”姑娘从炉子旁边的藤椅上拿起两本折了无数个页脚的政治和历史类的书籍，“一手糨糊一手刀。业内术语叫‘攒书’。”

“好使？”

“那当然。政治八卦，国际国内形势分析，盗版书摊上的抢手货。”

这个长相不怎么漂亮的姑娘引起了余松坡的兴趣。鹿茜打来电话，罗龙河走到远离火炉的巷子的另一端接电话。此刻炉子上已经坐上了水壶，姑娘希望余松坡能喝上用煤球炉烧出的开水泡的茶。姑娘递给余松坡一把椅子，二人聊得如火如荼。

鹿茜在电话里让罗龙河帮忙，希望罗龙河现在报考的导师张竹逊教授能给她写一封推荐信，她想去人艺和国家话剧院碰碰运气。张教授是国内研究斯坦尼体系的几大高手之一，没准用人单位会卖个面子。越快越好，招聘信息挂到网上已经很久了。

“那我也没法现在就飞到张老师家。”

“我的事你从来都不上心！”鹿茜有鼻音。感冒了？罗龙河想到韩山说的，她和余松坡抱在一起时穿得可不太暖和，头脑里亮了一下。

“在哪儿呢你？说话呀！”

“陪余导挑演员呢。”

“挑什么演员？在哪儿？”

“挂甲屯。”

“在那儿挑？演民工吗？要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

“《城市启示录》？”

“可能吧。”

鹿茜的声音像一把弦紧过了头的提琴，越发地急促尖利：“他不是说还没考虑好吗？”

“考虑什么？”

“我的事不要你管！”鹿茜说完，觉得不妥，刚让罗龙河求推荐信呢，干脆装傻，继续发威：“记着推荐信！越快越好！”电话挂了。

罗龙河揪着下巴上一根没剃干净的胡子。事情只可能是这样：鹿茜去找余松坡要戏演了。他们抱在一起。如果没有更严重的情节的话。罗龙河没勇气继续往下想，远处余松坡正和攒书的姑娘聊得热闹，他们都没往这边看，但他还是有种当众吃了耳光的感觉。身体是交易的一部分，要么是早达成了默契（他们认识才刚刚一天啊），要么是鹿茜主动送上的门（她想过他罗龙河的感受吗），看她把自己收拾的，大冬天光着两条大腿！

而现在的结果是：抱过了，余松坡依然没答应。自己的女朋友被放了鸽子。他觉得又一串耳光扇了过来。

这天上午他们还去了小月河和北四村。像在挂甲屯一样走走停停，有合适的年轻人就聊一会儿。决定找个地方吃午饭时，已经下午两点。余松坡没提去承泽园，罗龙河更不提。鹿茜的电话之后，他一直就没有从两串耳光的火辣感觉里出来。没有比他更荒唐和怯懦的男人了，女朋友被人抱完了又放了鸽子，自己还屁颠颠地陪着到处乱晃。这可能是他有生以来最沉默的一个上午，也是他思维最活跃的一个上午，他把该想的不该想的全想了一遍。在饭馆里，坐下，面对面等着饭菜的空当里，他决定出击。但余松坡先说话了：

“有事吗龙河？一上午你都没太吭声。”

“我在想如何修改《城市启示录》。”

“说说看。”

“质疑并非没有道理。戏中呈现的只是表象的一部分，必须把另一部分也呈现出来，才能辩证地看到问题的复杂性。”

“继续。”

“保留现有的细节，增加辩证的那一部分。把它矫正过来。”

“比如？”

“加人加戏。让鹿茜跟教授和烧菜的姑娘吵起来。”

“鹿茜？你女朋友？”

“对。她能把那角色演好。吵架她在行。”

余松坡给他杯子里添上水：“你们俩商量好的？”

果然去要戏了。“您担心她不合适？”

饭菜上来了。

“边吃边说。”余松坡说，“一上午我收获很多。必须承认，我没有充分认识到问题的复杂程度。”

“也就是说，戏要改了？”

余松坡对罗龙河摇了摇筷子。

“一动不动？”罗龙河有点迷糊。

“不往前走，也不往回收。”

“您不是说，已经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了么？”

“正因为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探到了它的边界，我才决定不改了。目前是保持争议的最佳状态。”

罗龙河没听懂。

“过犹不及。减之一分又太短。”

罗龙河一嘴饭菜，筷子举在半空：“对不起，我还是不明白。”

“过几年你就明白了。做一件事不容易，做成一件事更不容易。你要有分寸地站在风口浪尖上。”

“策略？”

“不仅仅是策略。也可能就是事实本身。三两句话说不清。吃饭。”

重又上车，余松坡打开收音机，除了雾霾好像没别的话题了。主持人说，空气中PM2.5增加10微克/立方米，人的脑功能就会衰老3年，病人病死率会提高10%到27%。在主持人列举各种数据的声音中，他们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说了什么，下车时罗龙河完全记不得了。余松坡在京西大学门前把他放下来，他和余松坡挥过手，关车门时听到主持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昨天，淘宝上口罩的销售量首次超过了避孕套。

站在京西大学门前，罗龙河觉得自己的大脑功能正在衰退。那些容易和不容易、风口浪尖和策略，他不是一点不能理解；或者说，这些放别人身上，他理解起来障碍也不大，但在余松坡那里，他转不过来弯。很多个余松坡他都能接受，甚至怀抱鹿茜的那个余松坡他也能理解，但“要有分寸地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余松坡他无法理解。一个完全有别于文字和生活中的、全新的余松坡出现了。这个身转得如此之快，罗龙河跟不上。

这几年他都在努力跟上，一点一点接近的那种跟上。他要沿着余松坡的方向往前走，以便走着走着就把自己走成另一个余松坡。他读余松坡读过的书，看余松坡看过的戏，揣摩过余松坡的趣味和审美，模仿余松坡的手势和发音特点：一句话末了，余松坡会出现鼻音；而开口的前两个字，通常要打一下磕巴。他私下还练习过余松坡演出谢幕时的鞠躬姿势，右手放到胸前，弯腰三十度，停留两秒钟。余松坡之纯粹，不可冒犯和篡改，他是他的乌托邦、理想国和世界的尽头。他是他照镜子时能看见的唯一一个自己。现在，余松坡说，“要有分寸”，罗龙河油然生出了一种不洁感，他觉得在内心里自己正在失态，前所未有的幻灭和悲伤，从脚底下往上蔓延。

他在校门口站了二十分钟。就站着，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复习考研的书没带在身上，现在回住处又嫌早，他决定去一趟图书大厦，看能否找到中文版的《生死书》。

踢踢踏踏地走，抬头看见了天桥上的流浪汉。罗冬雨跟他说，前两天余果从流浪汉手里买了几袋“新鲜空气”，那老头儿就是个天才，头脑不好使了也照样可以骗钱。现在他怀里的东西显然不是新鲜空气。

罗龙河上了天桥，流浪汉听见人声，转过身，对他咧嘴一笑：“买风扇吗？专治雾霾！”他从大衣里摸出一个掌心大的小风扇，摁了背后一个开关，三片扇叶转动起来。他把嘴张大，黑洞洞地对着风扇哈气，风把他凌乱的胡须理顺了。“雾霾！你看，吹跑了。”他说。他哈出雾霾，用风扇把它吹跑。见罗龙河没反应，流浪汉又从大衣里摸出一个小风扇，摁了开关，一手捏着一个，顺着马路的方向水平地吹过去。“看，雾霾逃跑了。”他兴奋地说，“跑出北京城了！”

罗龙河觉得流浪汉的声音听着耳熟，哪里熟又想不起来。他问：“多少钱一个？”

流浪汉晃动五根手指，“五十。”

“便宜点。”

“好东西不讲价。”流浪汉把红围巾甩到身后，“告诉你个秘密，你不能跟别人说啊：环保部也是用我的治霾神器治理雾霾的。”

“你这风扇叫什么？”

“治霾神器！”流浪汉害羞地一笑，“打个八折也行。”

“四十？”

“不，八折，六十。”

罗龙河终于明白为何耳熟了，他普通话里的口音和余松坡的很像。

“你是哪儿人啊？”

流浪汉说：“我不会告诉你我是鹤顶人！”

罗龙河的心跳现在才真正加速。余松坡是鹤顶人。“你肯定不愿意告诉我你姓余。”

“你买我的治霾神器，”流浪汉弓着腰往罗龙河身边凑，“我就告诉你我姓余。”

“你不姓余。”

“我姓余！不信你去问政府。”他两个脚后跟并拢，举起右手立正。“余佳山到！”

罗龙河掏出五十块钱，买了一个小风扇。下天桥时一脚高一脚低，心脏从未跳得如此剧烈。不是发现秘密的兴奋，而是自己的秘密被别人揭穿后的恐惧。离开天桥两百米远他才敢回头看，雾霾吞没了天桥和桥上的人，他对着影影绰绰的一个轮廓心里默念：

“余佳山。余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