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乘客 地面上的事不要问我。地铁外的事也不要问我。我基本上就是个生活在地铁里的人，每天上下班加起来要在车上耗五个小时。如果上班时间有出门的业务，最多一天我在地铁里待了十一个小时。坐久了想吐，恶心。想把跟地铁有关的记忆都呕出来。每天和陌生人面对面挤在一起，工作两年我觉得我就把这辈子要看的脸全看完了。没错，两年之后还得继续看。那就提前为下辈子、下下辈子看吧。我的梦里经常穿过一列列地铁，尤其是二号线和十号线，这两条环线地铁喜欢周而复始地跑，总也停不下来。跑着跑着整趟车就剩下我一个人，司机没了，乘客也没了，地铁有了自己的意志和不竭的动力，它要在这座城市底下开到地老天荒。我梦见我在地铁不停地奔跑中恐惧、叫喊、痛哭流涕，然后开始衰老。地铁跑一圈我的头发就白一把，皱纹就多几条，腰就弯一寸，无限地老下去，一直老到不能再老还得继续老，因为地铁不停下来。为了抵抗恐惧和打发时间，我就回忆我看过的脸，一张张地回忆，让它们通过想象依次回到车厢里，最后挤挤挨挨填满了整列地铁。我才知道我见过那么多人的脸。在梦里我不敢闭眼，闭了眼再睁开，那些脸就全没了，又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从头开始老起。您刚才不是说到命运吗？我曾想象过我会经历无数种生活，每一种都比现在更动人更美好，但事实是，我只有这一种生活。唯一的命运，就是在工作一天之后，在回家的地铁上，疲惫地抓着扶手，跟一个陌生人倾诉的这种命运。

——《城市启示录》

罗龙河找到一本书，像《圣经》一样厚。在满地的书籍和杂物中间很不起眼，黑不溜秋的硬封面。书打开着趴在地板上，书上压着一个玛雅人的面具。罗龙河先捡起面具，面具上雕刻的脸接近亚洲人，人头上有一堆动物，狮子、老虎、金钱豹、蛇、老鹰、蜥蜴。面具上还雕了一个库库尔坎金字塔。罗龙河由此判断，这个面具应该来自墨西哥的奇琴•伊察。罗龙河捡起书，还没来得及合上，书里掉出来一沓对折的纸，而那纸的颜色与书里纸页的颜色完全不同。那是一本陈旧的德文书，封面上的几个德语单词罗龙河不认识（他用手机拍下来，向外语系的同学请教，下午同学才回复他：生死书）。罗龙河托住《生死书》的硬封面打开，发现书的后半部是个洞，被刀子毛毛糙糙地挖空了。毫无疑问，那沓纸就是从书洞里掉出来的，大小也合适。他捡起那叠纸，打开，有十来页，写满了汉字。余松坡的笔迹，一打眼就知道。罗龙河甚至能把偶像的字模仿到八九不离十。第一面眉头上写着：

我的遗言

罗龙河警惕地向四周看看，除了整理好和尚待收拾的面具、人像、各种动物雕像和工艺品，没有第二双眼睛在这里。罗冬雨还在阳台和祁好视频，他不知道两个女人有什么私房话非得这样说。通往阳台的门窗关得死死的，很显然对他这个弟弟也不放心。刚刚他去客厅的饮水机里接水，罗冬雨以为他要靠近阳台，在双层玻璃后面对他又是摆手，又是做往里推挤的手势，还摇头挤眼。他撇撇嘴：稀罕，让我去还要看我心情呢。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他对余家满怀好奇，他甚至希望能够成为余家的一个物件，比如沙发、椅子、楼梯的扶手或者墙上的某个面具，谁都不打扰。他就想安安静静、认认真真地看余松坡一天是如何开始，又是如何结束的。他觉得余松坡这样的人，穿着短裤、拖鞋和老头衫在家里走来走去，脑袋后头也会带着一个神仙才有的金光闪闪的大光相。遗憾的是，来余家的机会极少，来了也多是站在门外，把东西或口信交接完毕就走人；就算坐下来，凳子没焐热也得起身走了；留下来吃饭，那基本上是罗冬雨对他的最高礼遇了。这几天他忙着复习考研和准备搬家，但听说可以来余家，即使是干苦力，他也放下手头的事，屁颠屁颠地跑来了。

没人会发现，但遗言事关最高级别的个人隐私，罗龙河不敢轻举妄动。他把遗言放回书做的小棺材里，码到书桌上其他书旁边，等着姐姐按照先前的归类重新摆到书架上。但他心里痒得不行，弯两次腰就抬头看一眼《生死书》，他太想知道余松坡遗了什么言。他的耳朵盯着阳台，慢慢就有了做贼的感觉，客厅里挂钟敲响一个半点他都心惊肉跳。

那就做回贼吧，要不接下来的活儿都干不好。他打开那本书，取出遗言，两只耳朵同时竖起来。

他像一个精神分裂者一样读完了遗言。罗冬雨还在阳台上与祁好视频。

您好，不知名的先生或女士：

难以相信我会给您写这封信。两周以来，我每天都在问自己：写还是不写？请理解一个中国人岩石般的沉默和谨慎。

感谢上午查房时主治大夫对我的坦诚。他拿起我正在读的一本思考生死的德文哲学书，对我说：“余先生是通透达观的智者，所以不必遮遮掩掩。本人能力有限，头发掉了一把也没能想出良方，实在抱歉。如果您愿意回家保守治疗，尽享美好的天伦之乐，我以为未必不是上佳之选。”他跟我握手，“很希望以后能继续看您的戏。”

他在宣判我死刑。布莱克大夫高估我了，果真通透达观了，我还看什么《生死书》？但我突然就放松了，有结果了。五个月来，在生死线上走钢丝，两头音讯茫茫，人反倒被吊了起来，以为努力就真的有希望。现在好了，置之死地的生，我知道了自己的去向。我从床头阿瑟•米勒的戏剧集里，找到您刊登征求匿名临终遗言广告的那一页《纽约时报》，开始写这封信。

感谢先前的1号床病友，一个瑞典老先生，愿他在天之灵安息。两周前的下午，他递给我一张刚看完的《纽约时报》：瞅瞅，没准用得上。他指的是您登在报纸上的一个小广告：

征集匿名临终遗言：如果您在临终前仍有话不能说，请将您的秘密和心愿匿名托付于我，天路迢遥，上路尤需轻装。不要把它们带去天堂，它们属于这个尘世。我会善守它们，务请放心。来信请寄：灵魂保险箱收，纽约×××××××邮政信箱，邮编×××××。

瑞典老爷子一向幽默，他是真正通透达观之人，没事就跟我们开生死攸关的玩笑。他七十八岁，五十二岁那年横穿马路被摩托车撞了，差点没活过来；康复后，觉得每过一天都是赚的，生意不做了，老板不当了，迷上了哈雷摩托，每年都要约上哈雷车友横贯两次美国。他经常跟我秀车队的照片：一群想明白了的贪玩的老头老太太，武装到牙齿，浩浩荡荡地在高速上穿行。他是车队的头儿，摩托车后座上除了简易的行李，还插了一面旗子，上面写着：指哪打哪。七十七岁这一年，骑到内布拉斯加州奥玛哈市，停下来咳了血。他坚持回纽约才进医院。

我们在病房里给他过了七十八岁生日，离开病房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老爷子给我报纸看时，说，你是文化人，有话可以写出来。我问他，您有瞒报的军情吗？他说，嗨，我那点黄历，说出来你们牙酸。昨夜倒是做了个好梦，我第一个女朋友变漂亮了，那真是美如天仙，不骗你们。她招手让我再去找她。

她在哪儿呢？

五年前死了。

病房陡然安静下来。后半夜，我们都在睡觉，老爷子悄没声息地去找她了。死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应该是找到了。我把那张《纽约时报》折好，夹进了书里。

这封信应该端庄地坐在书桌前写，用英语。但没办法，我太太不同意我出院。她相信科学既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也就有可能在我身上也显一回灵。她不听任何绝望的话，也不做任何绝望的事。我只能待在医院，见缝插针地写。太太在身边肯定不能写；太太不在，医生和护士更不允许我劳累，书看得久一点，他们也会说，不要命啦？我该回他们，想要要得了吗？刚开始住院，我还准备写本专业上的书，有空就往卫生间跑，坐在马桶上列提纲、做札记，慢慢也被迫放下了。我知道他们为我好，这段时间我的确很容易疲劳，睡个觉有时候都觉得累。我还是想写。那好，我就把书挖个洞，装作看书划重点写眉批，他们一出现，我就把信纸塞进洞里。

对一份遗言来说，没什么比坟墓与它更般配，这个洞就是它的坟墓。

我先用母语写，以便把事情说得更清楚。如果剩下的生命不足以让我把它译成英文，那只能麻烦您请人翻译了。当然，您也可以当成天书来看，理解与否都不重要。这世上不缺一份遗言，也不缺一个故事。它只对我有意义；或者说，仅仅是把它写出来这个仪式，对我有意义。对一个尚且苟活的人有意义。死亡是空白和消灭。

所以，这个故事从哪里讲起，并不重要。我是一个剧作家和导演。我编排过很多实验戏剧，但我从来不敢做一个实验把自己编进戏里，更不会上台表演，戴面具也不行。我喜欢躲在后面，让他们替我说话。不是羞怯，而是恐惧，被当众揭掉面具、戳穿真实身份的恐惧。心理学认为，逃亡的人通常如此。心理学说对了。我从中国逃到了美国。

一九九四年，我本科毕业保送研究生。但在读研的第一年，我还是偷偷地考过托福，申请上了哥伦比亚大学戏剧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导师对我很好，视若己出，但我不得不离开。导师问为什么，我说我心神不宁。导师是位老先生，纯正的读书人，以为我功名心重，非喝洋墨水镀洋金不能平息我在这个世界向上攀爬的欲望，就放手让我来了美国。他老人家哪里知道，我待在国内，对历史和现实了解越多，就越发不安，待下去只会积惧成疾，不可收拾。离开那个语境，若蒙上天垂爱，也许可以让我稍能有所忘记。

这个人叫余佳山，我堂哥。除了生养我们的偏远的余家庄和余家庄所属的兰水乡，没有人知道余佳山是谁。余家庄和兰水乡太小了，比例尺稍微大一点的市级地图上，它们都没资格占据一个黑点的位置。但那几年，我们兰水乡所属的海陵县，但凡没有堵上耳朵过日子的人都听说过，兰水乡的余家庄抓到了一个“反革命暴乱分子”。

此人不仅在北京参加非法集会，混在一群首都的大学生里，冲在第一线。他从善良的首都市民手中骗吃骗喝，肚子盛不下放兜里揣着，住宾馆就说一句“我是北大的”，免费。被戳穿后，他狼狈逃窜回乡，即便穷途末路，还不忘夹带反动传单。我公安机关正是在他床铺的席子底下搜到的传单，多达二十份。铁证如山。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那一年，这样一些坚硬的字句一直出现在余家庄沿街的墙上，偶尔会被写上白布挂上树梢，随风飘荡。那一年我穿过村庄都是低头疾走，不王顾左右，不抬头看天，我怕树梢上摆动的字条会突然变成招魂幡。那一年，在和堂兄余佳山的入伍竞争中我赢了，但我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重新回到学校，复读一年高三后考大上了大学。

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生堪称万里挑一，独木桥站不住几个人，大部分人掉到了桥底下。我是其中之一。照说我成绩不错，考上个二三流大学问题不大，但就是一失足掉了下去。初三毕业时，乡村出身的好学生流行念中等专科学校，念了中专就等于拿到了铁饭碗，熬上三年国家包分配，给你安排工作，成了洗干净泥腿子的城里人。家人都希望我念中专，保险。中考成绩足够我选最好的中专学校，我不干，想上高中考大学。父亲说，念过高中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我说，那就当兵，或者做卡车司机。

那时候余佳山的姑父在开长途货车，解放牌，一年跑七八次新疆。余佳山经常跟着他姑父出差跑长途，回来就跟我们显摆我们看不见的美丽新世界。我很羡慕。旷野无人，开着“哐啷哐啷”的卡车大声歌唱，一个新鲜辽阔的大地从你车轮下展开，恍如创世纪。你可以赤膊上阵，也可以把衣服扒光了开，你还可以蹦蹦跳跳地开。我喜欢那股淋漓尽致地不要脸的劲儿。但是必须承认，那时候一个农家子弟想出人头地，过上好日子，只有两条路：考学和当兵。

考学不必说。当兵可以吃军粮，拿军饷，可以提干上军校，再不济转业回老家，国家给你安排工作，也是端上了铁饭碗的人。殊途同归。

我第一年考砸了，距填报的最后一所大学也差了两分。父亲问，怎么办？我说，当兵。其实父亲想说的是：要不要复读一年，明年接着考。我摇摇头，丢不起那个人。当年许了诺，考不上大学就当兵，当不了兵就拜个师，跟别人开卡车跑长途。父亲又问，想好了？我说想好了。那就张罗当兵的事。

那年夏天奇热。知了正叫着从树上掉下来，热死了；公鸡正打鸣，头一歪声音没了，断气了；鱼也大片大片地死，一群群游到水面上只想吐个泡泡，尾巴甩不动了，肚皮一翻漂在了水面上。有史以来我遇到的最诡异的夏天，坐在树荫下发呆，我都觉得有两只手把我的身体当毛巾拧，不仅拧出了水，还挤出了油。我在那个夏天瘦得皮包骨头，眼巴巴地等着征兵的消息。父亲和我一样，被拧干了水分和油，每天晚上穿得整整齐齐到村长家和他聊天，希望能提前打探点消息。父亲拎着二胡，上衣口袋里装着新买的“大前门”。烟是给村长抽的，二胡拉给村长老婆听，天热成那样她还要吊嗓子。年轻时她也是文艺宣传队的，唱《孟丽君》《小姑贤》《小辞店》。她当候补，经常全公社各村都演了一遍她还插不上嘴。那些年把她憋坏了。现在我父亲每晚单给她一人伴奏，场场她都是主角。

消息来了。村长披着褂子到我家，往饭桌前一坐，上酒上菜。这是那个夏天很多次饭局中的一个，这一次村长带来了确切消息：刚到乡里开过会，启动了，咱余家庄只有一个名额。怎么办？

父亲问，怎么办？

我也问，怎么办？

我们同时想到了余佳山，我的没出五服的堂哥。他也高中毕业，他也志在必得。在余家庄，学历最高的就我们俩。学历肯定是同等条件下最大的优势。他大我两岁，早我一年高中毕业，也被挤到了独木桥下。他对落榜没任何感觉，他就从没认为自己是念大学的料。以现在我在病床上的眼光看，佳山哥是那时难得的有游戏精神的现代人。善于自嘲，喜欢开玩笑，愿意“脱掉衣服拥抱一切新事物”。他小学时就会做生意，用不着的铅笔橡皮、直尺都卖掉；天热了每天背个塞满棉衣的保温箱，向同学兜售冰棍儿。假期里带着我们一帮小屁孩摘黄花卖给医院。据说那种生长在乌龙河边的指甲大小的黄花降火消炎，是一味不错的中药。割下柳条剥掉皮晒干，卖给编织厂编织各种花篮；撸洋槐树叶卖给下乡游走的二道贩子，听说洋槐树叶粉碎后适合做蚊香。最抢眼的应该是他灵活的脑袋瓜，说小聪明也罢，大聪明也罢，除了念书，他的确就是能把各种技能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学到手。跟电工在村庄里转一圈，回来换个灯泡、保险丝，接个电线，修个电扇、收音机都不在话下；堂哥结婚，他在灶台前帮厨，一天下来学会了炒一手好菜，做的红烧肉厨师尝了都叫好；修自行车、三轮车、拖拉机，你只要让他在修理铺蹲上半天，出厂的时候什么样他就给你弄出来什么样。

他是我们同龄人中最早穿牛仔裤的，最早戴电子表的，最早拎着录音机到村庄中心路上跳霹雳舞给别人看的，最早在五年级就开始给女孩子写情书的。据他说，十二岁他就亲过隔壁村上一个小姑娘的嘴；我们问他什么味儿，他说那小姑娘的舌头是凉的。我知道男人的生殖器不仅能排出尿，还能射出精液，就是他告诉我的。我念初二时，他念初三，有一天他大大咧咧地跟我说，男女之间的那点破事真他娘好啊，啧啧，那一股烂虾子味儿。这是我接受的最早的性启蒙。他闭着眼仰起脸，无比陶醉地摇摇头。

除了念书，他在村庄里的口碑，他和街坊邻居的关系，甚至他的身体素质，都比我有更大的胜算。

父亲问，怎么办？

我也问，怎么办？

怎么办呢？村长重复了一遍。他喝了我们家的酒，吃了我们家的肉，抽着我们家的烟。再想想，他说，这狗日的余佳山，他还是咱庄上第一个去北京的人呢！你们爷儿俩也动动猪脑壳，别老追着我问怎么办怎么办，又不是我他娘的要当兵。听说狗日的从首都带了点啥回来，有这事没有？

我和父亲立马明白了。传单。

那个时候我们在余家庄，尚不知那年春夏之交的事，更不会明白此后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如何改变了我们看不见的那个遥远的大世界。我们是一帮靠天吃饭、盯着饭碗过日子的农民。余家庄生活在这个世界之外。我们对世界的所有宏大判断，都来自广播、电视和绑在电线杆和老槐树上的村支部的大喇叭。广播和电视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这是一个磅礴浩瀚的大时代，我们要保证改革顺利进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余家庄的大喇叭里，支书或者村长，或者广播员余波，一个在干农活儿时总爱播放《红太阳》系列歌曲的小伙子，就用余家庄的方言把这段话翻译一遍：社员们，农户们，余家庄大队部开始广播啦！上级说，咱们余家庄和全国人民一样，好事一桩连着一桩，一件接着一件，就像毛主席的诗词里写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咱们余家庄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然后，突然有一天，广播和电视里开始说：要严厉打击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大厦的反革命暴乱分子，他们是人民的敌人！余家庄的大喇叭在中午时分也打开了：咳，咳，社员们，农户们，播送重要通知。上级说，我们的内部出现了阶级敌人。不是我们余家庄内部，是我们人民内部，这些坏人打算拆掉咱们社会主义的高楼，谁逮到了都要狠狠打击，让他爬不起来！

我们都听到了，可我们热得提不起精神。除了经历过“文革”的老人，大家连反革命分子长啥样都不知道。太远了，像另一个星球上的事。余家庄现在热得像一口正在发酵的死水塘。

但偏偏余佳山就在首都和余家庄之间连上了一条线。村长“嗞”一声干掉一杯粮食酒，说，世间万物都是有联系的嘛。我看见父亲暗暗地拍了一下大腿。

事情已经非常明白了。我们举报余佳山，相当于一票否决。

然后没人再提入伍的事，只有一片欢愉的吃饭声。落榜以后，我们余家头一回吃上一顿痛快饭，那叫一个香，好像坐在别人家的饭桌上。我父亲一个劲儿地给村长敬酒，把我和我哥也拉上，“要像个爷们儿那样喝酒”。村长走的时候，父亲趴在饭桌上睡着了。我也喝多了，十八年没喝过酒，每一口下去都像有人用刀划开我的喉咙。

半夜嗓子着了火，我起来找水喝，走到院子里，看见父亲坐在压水井前抽烟。他看都没看我就舀了一瓢井水递给我。我“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下，喉咙眼里的火才灭掉。我跟父亲说，这么干妥吗？

父亲把烟头扔地上踩灭，脚边已经好几个了。我也在想这事，父亲说，又点了一根，等于把佳山给坑了。

广播里说的到底是咋回事？我问父亲。我在县城念高中，看不到电视，而且我们海陵县跟余家庄和兰水乡一样偏远，县城里的人连自己的事情都管不过来。听说只有县长县委书记去过首都，到北京的路费太贵，火车都要跑一天一夜。

父亲也没弄明白。但他说，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

取消他入伍资格不就是了嘛。

你把事情想简单了，真报上去，怎么处理怕是咱们说了都不算。父亲说，饭桌上光顾兴奋了，酒一醒才发觉不对，这不就是“告密”嘛。三皇五帝至今，被告的人没好果子吃，告密的人也没几个有好下场。

只说他带回了传单。我说。佳山哥的确带回了传单，我看过，他向我们逐张介绍那些传单的来历，哪个学校的大学生发的，他在哪儿捡的。他对传单上的内容并无解释，也解释不了，他只是得意于他去了首都，还赶上了，“那乌泱乌泱的，像咱们兰水乡的四月八庙会”。北京的街道真他妈宽啊。首都的广场真大啊。真的，一个广场不比余家庄小。

早知道大学生可以那么风光，我他娘的就好好念书了。佳山哥把传单归拢起来，随手塞到席子底下，继续说，松坡，哥没那命了，当大学生的事就拜托你了。

父亲对我的提议有所心动。他知道，必须有所行动，既然村长已经如此公开地暗示。他肯定不希望佳山哥入伍，两家结过梁子。如果暗示过，我们依然无动于衷，等于把他也得罪了，最可能的结果是，我和佳山哥都当不成兵。村长有几千种方法可以让一个名额名正言顺地流失掉。

十二岁那年，我和佳山哥、村长的外甥前进、和我同岁的佳山表弟东方，还有其他几个伙伴去八条路打猪草。八条路是片大野地，有土丘、沟渠和芦苇荡，每个人挎着篮子去找草，很快就走散了。打草成了借口，捞鱼的捞鱼，摸虾的摸虾，掏鸟的掏鸟，采菱角的采菱角。两个认真割草的，却因一丛嫩草打起来。先是口角，嘴上都不干净，争论和辱骂全不解气，两人挥起了镰刀。我听见喊叫声赶到，已经聚了一堆人。那时候东方的脸色正由一张黄纸向白纸转变，他躺在草地上，身下的草叶上闪着血的光芒，即使在旷野里大风吹过，我也能闻到浓烈的血腥味。东方的手已经没力气抬起来了，耷在左腿边上。我只看到他左腿的裤子上有道齐崭崭的口子，不知道他的腿上还有一条更深的伤口，来自另一个人的镰刀砍断了他的动脉。我们都缺乏救助的经验，不知道在东方的大腿根上勒一道，止住流血，就可能挽回他的一条命。

其实那时候撕一根布条截住血管也已经晚了，据说动脉血管破裂，血会像放焰火一样喷射出来。一个十二岁少年的小身板经不起放几回焰火。有人已经跑回村庄里向大人报信。我们七手八脚把他往回抬，血滴滴拉拉一路，东方的脸和白纸一样白，身体变得越来越轻。我们以为东方不会有事，因为大人们在讲故事时总是说，人死了会更重。

大人们在半路上迎到我们，东方的父母大放悲声，我们才知道现在抬的已经是个死人了。

东方的小尸体放在他家堂屋中央的草席上，头冲着门，以便灵魂顺利地离开家门，到他想去的地方。我们被村长和民兵排长集中到大队部的会议室里，背靠背坐成两排，每人面对一张白纸，闭上眼回忆：你发现东方受伤时身边已经围了几个人？分别是谁？然后睁开眼写出他们的名字。绝大多数人都犹疑地在纸上写出了东方之外的所有人的名字。没有谁能确凿地指认缺了哪一个。当时的场面，我们自己两腿上的哆嗦都止不住，哪有心思和精力去关注别人。反正我是没法确定现场缺了谁。余佳山写了两份名单，一是围观现场的人名，一个是半路上的人名。前一份名单不见的前进，出现在了后一份里。

村长和民兵排长一再让他确认，余佳山每次都点头，确认。打算把东方往回抬时，他想找一个力气大的抱住东方的脑袋，前进最合适，个儿高，但他找了好几圈都没找到，他只好自己抱住了东方的头。而在半路上，他觉得有必要停下来调整一个姿势时，前进出现了，前进接替了他的位置。

村长说，再好好想想，问你最后一遍，你确定刚开始前进不在？

余佳山说，我确定。

然后公安人员来了。同一个程序又来了一遍。

你确定开始前进不在？

余佳山说，我确定。

他们把前进带进一个小房间问讯，十分钟不到，牙齿乌黑的老公安开门出来抽烟。我们听见了门缝里传出前进扁扁的哭声。

怎么样？

老公安说，招了。

他们离开余家庄时，警车带走了前进。当时前进不足十六岁，被送进了劳教所，成了我们余家庄，也是我们兰水乡第一个少年犯。

前进是村长的亲外甥，他叫他二舅。

父亲说，狗日的在给外甥报一箭之仇呢。

我们给村长当枪使了。

但我们的箭也已经在弦上，不得不发。没张罗这个事之前，我入伍还有一半希望，如果只招一人，很可能就是我，村长会想办法把余佳山弄下来；张罗了这事之后，必须继续张罗下去，否则铁定没戏。父亲操起二胡，开拉之前长叹一声，一辈子没害过人，入土半截，赶上了。

说实话，我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我已经无限地往小里写，往轻里写，我说余佳山只是到处漫游，碰巧来到北京，相当于一个赶大集的人，顺手接过了别人递过来的广告。他不懂政治，也缺少必要的家国情怀，他只是个粗心的看热闹的人，把传单顺手塞包里带回余家庄显摆。我想他就是个路人甲，顶多批评警示再教育一下，错过了验兵期即可，既完成了村长的暗示，也成全了我。

村长开始肯定也没想到后来的结果。父亲把举报信交给他，他觉得写得过于简单，过家家玩呢你们？把他写成个走大路的，你们要负责任的。签名呢？匿名举报？要光明正大嘛！举报本身就是立功的大好机会，对入伍是加分的。我和父亲与他交涉的结果是，顶多具名，内容就这些。我和父亲相互宽慰，虽然白纸黑字，但绝非无中生有，更无恶意构陷。也算不安处求了点小心安。

结果也让我们瞠目结舌，搜出证据之后，审讯过程短得只够打两个喷嚏，佳山哥就宣判了，十五年。多年后，我咨询过一个山西的法律界朋友，他说，嗨，特殊时期嘛。

消息传到余家庄，父亲正在井台边洗菜，一屁股坐到水盆里，眼泪“哗”地就下来了。他说，我害了佳山侄儿。我们早该有预感的。起初村长一直对举报信中所列余佳山的罪名不满，见面就暗示我添点，有天下午他从县里回来，突然笑眯眯地说，就那样吧，够了。

尽管是实名举报，照当初与村长的约法三章，他之外，余家庄没人知道是我干的。我第一次从复读班回家，第一次放寒假从大学里回家，第一次从美国回家，父亲都这么说，走路别往身后看，没人知道。父亲在掩耳盗铃。多少年来我也试图掩耳盗铃，但其实我们都清楚，余佳山是明白的，余家庄很多人都明白。虽然我最终没去验兵，没有在结果上抢占余佳山的那个名额。

前期的政审等手续全部走完，体检那一天我逃了。我觉得那个兵我无论如何当不了。

后来，我开始做噩梦。总是梦见他鼻青眼肿，耳歪嘴斜，耳朵眼里都往外流血，一条腿折了。然后听到他说：我知道谁告的密！就大汗淋漓地从梦中醒来。

有时候，在梦里他对我说的是：我知道是你告的密！梦里的余佳山披头散发、鲜血淋漓，衣服被撕成了一条条一绺绺，看上去还没有他的肋巴骨数量多。他在我梦里瘦得不成样子，只有两道目光和质问的声音是坚硬的。

父亲对我逃掉体检似乎并不意外。那天早上我背着干粮，推着永久牌自行车出门，父亲在门口叫住我，能检啥样就检啥样。口气很勉强。正常点的说法应该是：别紧张，体检一定会顺利通过。或者：一定要检好。我正琢磨这句话的意思，父亲已经进了屋。出巷口时，听见父亲又拉起了二胡，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拉上了就没停下来。此后但凡余家庄有一点余佳山的谈资，但凡我们大眼瞪小眼心照不宣时，父亲就开始拉《二泉映月》。在《二泉映月》的乐声里，不知道父亲是否感受与我相同，我们的身心沉下来，宽广，开阔，如同烈风吹过大地，如同大水漫过河床。我们被清洗了一遍，还可以重新做回一个心无挂碍的善良人。

那天上午我骑车到了县医院，入伍体检的年轻人排到了医院大门外。我突然觉得这不是我该来的地方，我没有勇气接着队伍站过去。就那么简单。就像当时我决定念高中不上中专那么简单。一个电光石火般的念头。但我得把这一天耗到天黑才能回家。我骑了四五十里路到了这里。我得找点事干，就去了县里的中学，几个月前我刚从那里毕业，毕业然后落榜。在学校门口遇到一个同样落榜的同学，他说班主任胡老师正找我，打了几次电话到余家庄。这会儿去他办公室，没准儿还在。

感谢那位后来考上南京大学的同学，我去了胡老师办公室。他正锁门要回家。鉴于今年落榜的好学生比较多，学校经研究，决定增设两个复读班，一文一理，把有希望的学生招回来，头悬梁锥刺骨再来一次。胡老师给余家庄的大队部打了三次电话：一次没人接；一次是某人答应帮忙去找我，再没音信；一次接电话的人说，余松坡不去了，他要当兵啦。当时我最想干的一件事，是抱着胡老师大哭一场。胡老师说，回去收拾好被褥来吧，先把落下的功课补上。

晚上回到家，父亲背着手站在井台旁。母亲问我，检得都好？我说，明天我去复读。父亲没吭声，转身去了堂屋。

抱歉，我说得太多了，但到了这里还没有结束。

余家庄因为我放弃入伍名额，也开始怀疑自己的确错怪了我们家，言语之间逐渐消除了芥蒂。在中国农村，你光明正大干坏事，可能会被尊为英雄，但你背地里捅刀子，肯定落不到好。而其后很长一段时间，余家庄人养成了认真听时事广播的习惯。

我父亲的这一习惯更隐秘，他和我母亲分床睡，半夜三更一个人在被窝里打开收音机，只要听到一点儿相关的消息，第二天肯定会拿出二胡，涂上松香拉两段。拉完了，继续在收音机里找。像大烟鬼吸鸦片，明知那玩意儿有害，得赶紧戒，还巴巴地抢过来抽。烟鬼们不少得了肺癌，我父亲也死于肺癌。

从复读班回到余家庄，是个提醒；回到家父子二人对坐，也是提醒。我回家次数越来越少，我们的话也越来越少。我终于因此学会了自立，我自己决定我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高考填报志愿，选大学、城市和专业，以及保研后突然决定出国，我只负责把结果告诉家人。父亲总是点点头，有时候会说声好。他知道我得一个人忍受。如您所知，发生过的事，不会因为光阴流转而稍有淡漠，相反，于我越发清晰、深入。我已不再是一个只会简单地判断善恶的乡村青年，我成了一个大学生。我的大学在北京，我感兴趣的专业是戏剧。

简直是一个典型的心理学案例。我为什么要到这个城市来？我想看清这个城市的什么？我为何钟情这种舞台表演艺术？而我却从未登台。我对所有像样的面具都有浓厚的兴趣。

没错，我想躲起来，我又忍不住去探寻。我和那些瘾君子一样，我和父亲也一样。父亲死于肺癌。前几天，医生告诉我，作为一个肺癌患者，我的情况相当不乐观了。他的言下之意是，没几天活头了。据有关医学理论，癌症的遗传好像比性格的遗传还要强大。我相信。父亲死于肺癌，我哥也死于肺癌，一发现就是晚期。现在轮到我了。绝望中唯一让我笃定是，我从开始就知道，我跑不掉。

感谢您，不知名的灵魂保险箱先生或女士，感谢您给我这个清空自己的机会。这些事我从没告诉过任何人，我太太都不知道。但我不能带着一个巨大的秘密离开，太重，我飞不起来。要想能稍清白一点走，这大概是唯一的机会。我跟它耗了大半辈子，再不说，就真来不及了。

一想到我曾在浩大的历史中对一个人伸出卑劣的告密之手，我就惶惶不可终日。很多个噩梦里，我都试图砍掉这只正在书写遗言的右手，它曾工整地写出一封举报信。

我经常梦到余佳山。他从余家庄到了我梦里。十九岁之后，我再没见过他，但他在我梦里一抬头，我就能认出来。我按年月给他添上皱纹、白发、愁苦和冤屈，给他添上伤残的右腿和佝偻的驼背，给他添上干燥的皮肤和浑浊的眼神，给他添上我们都永远摆脱不掉的兰水乡余家庄的口音。

他的一个声音过来，一个影子过来，一个眼神过来，我就知道，是佳山哥来了。他对我笑笑说，咱哥俩打一架吧，谁赢谁输，十五年全都一笔勾销，一辈子全都一笔勾销。然后他突然变回二十岁时年轻强壮的身材，追得我一路狂奔。从逃亡之路中摆脱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听到《二泉映月》。我太太尽管对此一无所知，但她深解一首二胡曲子于我的重要；噩梦来临，她会及时打开《二泉映月》。这是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隐秘的良药。他拉它来自我疗救，我听它来救助自己。那些我们父子对坐，却有第三个人的幽灵穿梭徘徊的时候，父亲就会从山墙上取下二胡，他拉，我听，送幽灵远行。

也许还有另一条救赎之路，是我这几天在梦中想到的。这几次噩梦里，佳山哥没能如愿重返二十岁的自己，他无论如何拍手跺脚抖擞身体，看上去依然比我苍老，一个衰朽的中年老人。他为自己的衰老羞愧，转身就走，我追上去想拉住他。我们撕扯不休，他硬是不回身。而在梦里，我无比清晰地意识到，我多么需要他转过脸再看看我。好像他回一回头，十五年就能一笔勾销，一辈子也会一笔勾销。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一个前所未有的神启：我须把那失散的兄弟找到？

但这只能是个梦想了。他远在中国，而我时日无多。

对不起，稍等一下。我听见走廊里我太太的声音。她说有位重要的客人要来看我，他是全美最好的大夫之一

遗言到此结束。余松坡都没来得及写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可以设想，余松坡匆忙之间收起遗言，塞进德语砌成的墓穴里，再也没有打开；或者打开过，多次打开过，但再没有续写下去。他活了下来，他把它保存至今。是忘了销毁，还是就打算立此存照，留下历史的见证？

罗冬雨打开阳台通往客厅的推拉门，脚步声往书房逼近。罗龙河赶紧整理好遗言的纸页，放进《生死书》里合上。他把书放到桌上，弯腰捡起玛雅人的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