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恋情人 别用你的伦敦经验来审判北京。

教　　授 还有爱丁堡、开普敦、巴黎、巴塞罗那，以及众多国家的城市。

初恋情人 对，北京之外的全世界。那又怎样？你还不是回来了？

教　　授 我爱这片土地。

初恋情人 你只是爱在这片土地上骗吃骗喝。

教　　授 我做研究，我想把她看得更清楚。

初恋情人 以研究的名义行骗？

教　　授 我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我爱……你。

初恋情人 带着你忘年的小媳妇来爱……我？呵呵。

——《城市启示录》

“你发誓，咱们的谈话你不会告诉任何人。”

祁好站在自己的房间里，门关死，销上。她的脸占据了大半个手机屏幕，化过了淡妆，但眼袋还是轻微地垂了下来。祁好的表情极为严肃，如同房间墙壁上装饰的古砖。因为手机偶尔晃动，罗冬雨便在手机屏幕扫过的地方看见了房间景致。客栈的名字“菩萨的笑”被写成书法，装裱后挂在床的上方。家具一例古雅，多宝阁上栽种了不知名的嫩绿植株，床对面摆着一张酱红色的茶桌，有一盏袖珍的香炉置在案头，淡得一带可过的烟从炉子里冉冉而出。网络信号很好，手机的像素也高，罗冬雨通过手机如同亲眼看见了祁好喜欢的那家客栈。她们在用手机微信视频，省了一笔长途电话费。

“我发誓，祁姐。”罗冬雨说。

“昨天夜里的事你也要发誓。”

“好，祁姐，我也发誓。”祁好的隆重出乎她意料。

“对不起冬雨，不是姐信不过你。”祁好眼圈红了，泪水一点点漫上来。擦眼泪的时候她别开手机，屏幕和摄像头就转向了窗外。十二月的大理依旧绿意盎然，水稻早已经收割，空出来的水稻田里长满了各种应季的蔬菜。沃野平畴，一直延伸到苍山脚下，山头上有雪。祁好作为国内一家著名医药出版社的特邀代表，来大理参加一个营养学领域的高端论坛。与会人员来自世界各地，人数众多，只能分散住进不同的酒店和客栈里。祁好选了“菩萨的笑”。她喜欢这名字，前有洱海波涌，后有苍山顶雪。客栈建在古南诏国一望无际的稻田里，它的设计及其与自然环境间的关系，让她心安笃定。擦过眼泪她继续说：“老余这些年不容易，半条命都搭给了戏剧。这些事要捅出去，小报记者知道了，老余就该退休了。”

有人敲门。

“冬雨，我得去会场了。”祁好说，“你是我们在北京唯一的亲人，拜托了！”

剩下罗冬雨攥着手机在阳台上愣神。罗龙河一大早被她叫过来，此刻正在书房里帮忙收拾整理。早上她给祁好打了电话，日常通报之外，她更操心余松坡的状态。她不明白怎么回事，也就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开始祁好只是听着，嗯，嗯，明白，我知道了。好像罗冬雨在说一个跟她不相干的人。挂了电话，罗冬雨正和弟弟搭手清理书房，祁好电话来了。

“上网方便吗，冬雨？”

“我去开无线路由器。”

“有些事我们必须面对面说。家里有人？”

“我弟弟。来帮我收拾书房的。”

“你到阳台去。”

罗冬雨被弄得很紧张，到了阳台，把连着客厅的门窗关得半丝缝也不留。双层玻璃，她确保罗龙河在书房里一个字都听不见。

刚刚罗冬雨的例行电话打过来，祁好倒没觉得多大的事儿。化妆的时候越想越不踏实，手在脸上同一个地方反复涂抹，仿佛要在一张空白的面具上画出某种深刻的表情来。直到她在镜子里看见了这个机械运动，意识到自己走神了。摊上大事儿了，天大的事儿。

视频等同于面对面，可以相互盯着对方的眼睛说话。“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祁好坐在茶桌前的红木椅上，“认识余松坡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了，《二泉映月》对他有多重要。”她要郑重地把秘密告诉罗冬雨。

那时候他们都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祁好念硕士，营养学专业，早听朋友说起过一个学戏剧的中国留学生，才华横溢，但孤僻迂腐，外号“余夫子”。才华横溢是因为文章漂亮。纽约有家华人报纸叫《侨报》，舞文弄墨的留学生喜欢给他们写点豆腐块赚些零花钱。“余夫子”是《侨报》上的常客，用的笔名也是“余夫子”。祁好没事时看过几篇，因为短，也没看出什么惊世之才，好看倒是挺好看。真觉得他有大才，是他在有奖问答中给出的那奇绝的答案，就是余松坡在饭桌上对罗冬雨讲过的，中国留学生心中的女神是“老干妈”。不过那时候他们已经认识很久了，他的孤僻祁好也有耳闻。余夫子话少，朋友也不多，喜欢独来独往，永远都是一副先天下之忧而必忧，后天下之乐而不乐的表情，在图书馆可以坐一天不出来。孤僻一是因为性格使然，一脸清寡之相；二是据说喜欢做噩梦，半夜经常惊恐地大叫，几位同租室友都吓跑了，他被迫孤僻了。至于迂腐，文人再活泛也比一般人酸，稍微“之乎者也”一下，很多人就不舒服；余松坡又是从乡下来的，重情重义爱瞎操心，脑子里条条杠杠的封建残余比较多。

见到余松坡，是一个江苏老乡张罗的，春暖花开，一帮留学生骑自行车去长岛东部的冷泉港爬山。老乡指着一个高瘦帅的小伙子向她介绍：传说中的“余夫子”。的确像影视里的书生那样单薄，但因为高瘦帅，祁好还是多看了他几眼。偶尔会笑，那相当于拨云见日，笑起来还是能闪烁出一点天真和阳光的。抽烟，但牙齿没受污染。一口好牙也是祁好喜欢余松坡的理由之一。那时候祁好还是小姑娘，没有机会发福，瘦弱的小身板，头发倒挺长，差不多及腰了，一长串自行车她落在最后，还得不时扭过身照顾一下被风吹散的头发。“余夫子”也在后面，倒数第二或第三，并非主动慢下来要怜香惜玉，而是神游万仞、精骛八极，思考先锋戏剧的问题，投入得如同灵魂出壳。为了给自己的孤僻找个借口，腰间别了个随身听，耳塞也装模作样地挂在耳朵上。一直骑到了杭廷顿镇他都没说一句话。

他们从杭廷顿小镇图书馆附近的入口处进山。自行车一块儿歪倒在停车场的一角上。山不高，山头多，十来个。一个个爬过去也挺没劲的，有人提议，直奔最险的那个山头。大家一起冲过去。山不算险峻，石头也不嶙峋突兀，但偶有犄角旮旯处，攀爬倒也不方便，尤其一队拥挤的人马，一路还要说笑。跨越一个石堆时，几个人挤到一起，不知道哪个人手上多了点小动作，余松坡腰间的随身听被挤脱了腰带，骨碌碌翻滚着落进坡下的一道石缝中。石缝有点深，一胳膊够不到底，树枝倒是探到了下面，钩不出来，得人下去捡。

男生里最瘦的是余松坡自己，偏偏石缝边有三棵树，能利索下去的地方都被树挡住了。余松坡把自己往树和石缝间拼命挤，可再瘦也是男人的骨架，不是这个地方多出一块，就是那个地方塞不进去。余松坡急了，满头满脸的汗，显出异常的焦躁。祁好决定试试，她瘦小。“我决定下到石缝里真不是要当雷锋，”她对罗冬雨说，“而是看不下去他那着急样儿，快歇斯底里了。真是瞧不上，不就一个随身听，犯得着吗！”结果是，祁好从石缝里捞出了随身听。递到余松坡手上时，她想的是，从此可以不与此人打交道了。

从山上下来，他们到一家比萨店吃午饭，面对面坐成一长溜儿。在美国待久了，一群中国人也习惯了AA制。余松坡坐祁好对面，说：“你的我请。”

祁好说：“因为我帮你捡了随身听？”

“不是。是你捡出随身听后，没对我发牢骚。”

祁好想，嘿，那是我懒得发。

“扔掉一个随身听也的确不算个事儿。”余松坡在考虑是不是要继续说下去，“但对我不一样。这盘磁带难得。”

有点意思了。祁好看着他，继续吧。余松坡却打住了。轮到祁好沉不住气了：“这个牢骚我得发。最讨厌别人说半截子话。”

比萨已经上桌。跑了一上午，一个个饿得都可以吃下一头牛不抬头，厚得像教科书似的比萨他们也不挑剔，吃得津津有味。祁好揪下一块比萨盯余松坡一眼，这人真够讨厌的。

“对不起。”余松坡说，“那盘带子里反复只录制了一首曲子。”

“磁带坏了？”

“你得允许我有点秘密。”余松坡当时好像做了个鬼脸。反正祁好发现了“迂夫子”身上竟然也能灵光一现，榨出点幽默感来。

“那我请求试听一下。”

余松坡把随身听给她。祁好一边吃一边听。二胡曲《二泉映月》。快进，还是《二泉映月》。再快进，依然是《二泉映月》。继续快进，《二泉映月》。又快进一次，在《二泉映月》幽咽的二胡声里，磁带到头了。一个心怀《二泉映月》秘密的男人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男人？他的秘密又是什么呢？

必须承认，这个秘密是他们俩的月老。祁好鬼迷心窍地就想弄明白，余松坡一谈到这话题就王顾左右而言他。然后，他们有意无意在校园、食堂、图书馆和各种中国留学生的活动里“偶遇”。

有一天，他们又在图书馆“偶遇”。纽约的春天停了暖气，和北京一样冷。余松坡在资料室靠窗户的位置坐下，阳光穿过高大的窗户照进来，温暖覆盖了最边上的三四个位子。祁好走进来，她在找。余松坡“及时”地扬起手。他在身边阳光普照的位置上放了一本书，偷偷地占了一个座。祁好坐下来，一个完美的“偶然”。

然后，他们要感谢一支笔。有史以来祁好用过的最贵的一支派克牌钢笔，掉地上了，这次他俩一起弯下腰去捡。空间也没那么大，不过足够两个人同时把手伸过去。一个伸过去的是左手，一个伸过去的是右手，男左女右，右手抓到的是笔，左手抓到的是右手。两只手都没有动，两个人也没有动，仿佛上帝的钟表在那一刻停下不走了。静止，资料室的声音，图书馆的声音，哥伦比亚大学的声音，纽约的声音，美国的声音，北美的声音，整个地球的声音，还有我们寄身的这个宇宙的声音，他们全听不见了；他们抬起头，眼睛里只看见了对方，左眼里有一个对方，右眼里也有一个对方，但两只眼睛同时看，却只看见一个对方。他们没有问对方这是为什么。左手拿着右手，右手拿着笔，他们一声没吭，但他们都听懂了。两个人你抓着我手，我抓着笔，来到图书馆外，出了门余松坡一把抱住祁好，说：

“我告诉你为什么是《二泉映月》——”

祁好踮起脚，用嘴堵住了余松坡的嘴。

余松坡被堵得喘不过来气，推开她的脑袋说：“我得告诉你，我总做噩梦——”

“以后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告诉我！”祁好再次踮起脚，把余松坡的秘密堵了回去。

回忆起这一段，罗冬雨从一千三百万像素的手机视频里，清晰地看见祁好的脸上升起少女时代的红晕。图书馆门口长达十分钟的亲吻带来三个后果：

1.两人没有经过实战训练的舌头都渗出了血；

2.那只派克钢笔丢了；

3.当天下午他们成了哥大的名人。

一是目击者甚众，现场围观的学生里三层外三层；二是有好事者拍了照，洗出了照片还复印了很多份，贴到各处的海报栏里。接吻不稀奇，在图书馆门前接吻也不稀奇，在图书馆门前吻了十分钟也不稀奇，但一对中国留学生在图书馆门前接吻长达十分钟，相当稀奇。

两人恋情公开后，关心“秘密”的人是关心他们爱情的人的二十倍。朋友们见面就问祁好：“你们家夫子总做噩梦，你不怕？”

祁好开始还闪烁其词：“我们不住一起。”问多了，也懒得遮掩，“是他做，又不是我做。”

这话等于告诉人家：已经同居了，没那么可怕，我扛得住，你们可以省省了。说到这份儿上，朋友们也就不好再操心了。其实这会儿他们根本没搬到一块儿去，偶尔打游击做个爱，还没完整睡过一个通宵。祁好也就没经历过余松坡半夜上演的恐怖片。她没当回事。很快睡到一张床上，发现这事儿是被传闻闹大的。

余松坡的确隔三岔五会做次噩梦，也就乱动一阵子，火烧火燎地说几句梦话而已，翻个身也就没事了。那些过往的合租者，把噩梦炒得像夜半闹鬼，完全是因为哥大课业繁重，好容易将书本放下能睡三两个钟头，余松坡手捶一下床垫把他们弄醒了，他们衰弱的小神经受不了，就烦。烦也烦死了，你又不是我们家亲戚，都是花钱买个地方睡觉，我凭什么要遭你的罪？祁好不一样，这是她男朋友，若是不分手，一辈子都得耗在一块儿，抽冷子叫一声你都受不了，往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当然，最重要的是她有爱，他们有爱，他们相互托付了下半身，同时也托付了上半身；他们相互托付了身体这个皮囊，也托付了远在异国的焦虑、辛劳、痛苦和对一个美好未来的期许。

他们同居后的第二个噩梦之夜，祁好醒来时，余松坡的梦境主体工程已经结束，正在扫尾，手脚偶尔神经质地抽搐，嘴唇无规则地扯动一两下，脑袋会左右摇晃，眼球在眼皮后间或一轮，一头一脸的汗。祁好支起身子，在窗外美国的月光底下看着余松坡，突然心疼得肠胃都跟着难受。得多大的刺激，才能让一个如此有力量的大男人心生恐惧，过一阵就被想象的世界追得四处逃亡？她一把抱起余松坡的脑袋，没来由地想：这是我的男人！她听见自己在心里念出了这六个字，声音大得都有点咬牙切齿了。余松坡醒了。

“我做噩梦了？”他问，“没吓着你吧？”

祁好抱着他，让他倚在自己怀里，像多年以后抱着儿子余果。“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她摇晃着余松坡，摸着他的脸，“我在想：这是我的男人。”

这六字箴言此后成为余松坡屡试不爽的春药，他的身体会立刻做出反应。那骨肉纠缠一般的欲望。那个月圆之夜，他翻身把祁好完整覆盖到了身下。

“以后再发现我做噩梦，”他断断续续地说，“你把《二泉映月》打开，看管不管用。”

“好。”祁好也断断续续地回答，“好。好。好。好。”

他们的身体分开以后，风清月白。余松坡说，没有比《二泉映月》更好的镇静剂。高中毕业以后，每临大事，或者内心烦乱、焦虑和恐惧，他都会听一听《二泉映月》，它能让他迅速静下来。二胡声如不绝的流水，把焦躁和不安如数冲洗掉。这让祁好想到尿毒症患者的透析，全身的血液洗上一遍，安全了。

“为什么是二胡？为什么是《二泉映月》？”

“我爸会拉二胡，拉得最好的是《二泉映月》，闲下来每天都会来两遍。”余松坡说，“‘文革’时我爸是乡里文艺宣传队的首席乐手，走街串巷地拉二胡。‘文革’结束了，宣传队也散了，他回家拉，长年累月。这曲子我听到了骨头里。”

“成了药？”

“包治百病。”

结婚后他们回老家，祁好见到了拉得一手好二胡的公公，瘦小，单薄，苍老，衣服穿在身上有飘零之感。祁好暗暗地想，如果老爷子两眼也看不见，肯定活脱脱就是一个阿炳。那一次，公公应她的请求拉了一曲《二泉映月》。真是好，当他沉醉其中闭上了眼，她觉得阿炳分明就在他的身体里。那声音悲伤又笃定，听得她血液都停止了流动。而他揉弦揉得之深情和孤寂，仅旁观就让人肝肠寸断。的确是一剂良药。可惜当时她没有录下来。第二次见到，公公已经去世，他们回家奔丧，公公被装在一个小木匣子里，埋进了黄土。拉了一辈子的那把二胡也陪了葬。公公的遗言里，本来要把二胡留给余松坡。余松坡说，二胡声在骨头缝里响着呢，还是让父亲带上吧，在那边一个人，会寂寞。公公死于肺癌。

此后，随身听每天晚上都摆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拔掉耳机，调到外放状态，确保一打开，就能清晰地听到《二泉映月》。为了方便及时拉开抽屉，他们形成了跟很多夫妻完全相反的睡眠格局：余松坡睡在里面，靠墙；祁好睡外面。《二泉映月》果然有用。只要二胡声进入余松坡慌乱狂躁的耳朵，他很快就能平静下来，呼吸调匀，肌肉放松，胳膊是胳膊腿是腿。最重要的，音乐声驱散了他梦境里可怕的雾霾，太阳和月光重新降临。这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五官和脸部线条柔和、放松，清醒地微笑时他有多帅，此刻就有多帅。

“别的音乐不行吗？”罗冬雨问。

“不行。”祁好说，“全试过。琵琶、笛子、洞箫、唢呐、双簧管、古琴、扬琴、小提琴、钢琴、吉他、贝斯、风笛，都不管用。谁的歌也不管用，帕瓦罗蒂、刘欢、《我的太阳》《洪湖水浪打浪》，都不好使。我也试过别的二胡曲子，《江河水》《良宵》《听松》《空山鸟语》《寒春风曲》《月夜》《流波曲》《病中吟》《三宝佛》《光明行》，也不成。有两支曲子有点效果，也不理想。我翻来覆去试了几十首，后来想，别折腾他了，拖出了毛病更麻烦，留心点，多准备几首《二泉映月》就是了。早先我对二胡一窍不通，因为花了不少心思琢磨，试来试去，差不多也成半个鉴赏专家了。”

“那个时候，余老师他——”罗冬雨停顿一下，还是继续问了，“不梦游吗？”

“几乎不。反正我没见过。半夜爬起来，暴走，搞破坏，自己伤害自己。”祁好把脸从镜头前别了过去，有三四秒钟，罗冬雨只能看见她稍显松弛的双下巴在屏幕上颤动，然后祁好的眼睛重新出现在视频里。

“要有什么不合适，我就不问了。抱歉祁姐。”

“没什么不合适。那是老余被误诊为肺癌以后的事。”

祁好又停下了，仿佛回忆起那段往事无比艰难。

余松坡大概就是心理学中说的那种焦虑型人格，只要不是正儿八经想笑，眉头基本上都拧在一起，睡觉的时候都是。祁好经常惭愧地想，其实她更喜欢余松坡噩梦之后的表情，经过一场想象中的身体和灵魂的恶战，他彻底放松了，舒展了，一张脸像熨斗熨过一样从容、妥帖。他们飞赴世界各地都带着《二泉映月》，噩梦时听了平复噩梦，清醒时也经常打开，去躁清火；如同佛教信众听梵音、基督徒听圣歌。神经是个微妙的东西，安抚多了它也驯顺，不会没事就找你麻烦。余松坡一度有大半年一次噩梦也没做过，祁好私下里见什么神都拜，感谢诸神恩德。不承想，一场肺癌的误诊不仅把噩梦唤醒了，还把梦游也招来了。当然这也可以理解，肺癌不是感冒发烧，命说没就没了，搁神仙身上他也焦虑。焦虑死亡。

某一天在医院，病友们死的死、出院的出院，三张病床就住余松坡一个人，祁好守夜。半夜她听到余松坡翻身，激烈地辗转反侧。她睁开眼，看见他一骨碌坐起来，没头没脑说了句“我这就去找他”，掀开被子就下床，直直往外走。她问他干什么，没反应；叫他停下，也不听。她追上去。他在走廊里旁若无人地往前冲，白天身体的衰弱之态一扫而空，完全换了个人。查夜的护士礼貌地问他需要什么帮助，他视而不见。祁好突然明白了，他还在梦里。她赶快返身回病房取CD播放器（随身听时代已经过去了），小跑追上去，打开《二泉映月》。余松坡在电梯口停下，绷紧的身体被音乐卸了力道，转身，跟随一路往后退的祁好回到病房，脱鞋，上床，躺下，拉上被子盖住自己，就像躺在床上从没起来过。跳过了一个梦，重新接续上睡眠。

他要去找一个人。

罗冬雨说：“可余老师对死看得很淡啊。”

“不，他怕死。”祁好说，“因为怕死，他的焦虑变本加厉。”

“那余老师早期总做噩梦，是为什么？”

这是个问题。祁好看向窗外，大理早上的阳光正如“菩萨的笑”。总不能跟罗冬雨说，那时候也是因为焦虑死亡才做的噩梦。祁好打开窗户，草木和菜蔬凛冽的清香涌进来，十二月里的绿色铺排到尽头，是苍山和苍山头顶的雪。大美之境，她点上一根细长的“中南海”女士烟，说：

“老余小时候受了刺激。”

罗冬雨一只眼睛里一个问号。

“十四岁那年，他和几个小伙伴去野地里打猪草。两个小伙伴打起来，一个用镰刀砍断了另一个大腿上的动脉，那孩子的血流尽，死了。”

罗冬雨眼里的问号变成了两个巨大的圈。

其实余松坡不在现场，但那孩子的确是他的小伙伴，那天他们也的确一起去打的猪草。当年祁好问他噩梦里都有啥，余松坡回答她的也是这起凶杀：“前进砍断了东方的大腿动脉。”前进是挥起镰刀的伙伴，东方是死掉的那个孩子。

“前进呢？”祁好又问。

“少年犯，被关进了劳教所。”

但这肯定不足以解释所有的噩梦。在很多梦里，他在逃亡、忏悔、辩解、嘘寒问暖。别抓我，不是我。对不起，是我害了你。他们把你打成了这样？你吃得饱吗？衣服够不够穿？在梦里他说了很多话。她把它们记下来，拿给他看。她想的是按图索骥，从根子上把病给治了。他不愿意看心理医生，咱们自己调节总可以吧？但他抓过那张纸，撕成碎片，扔进马桶后拉动了水箱。

“你要允许我心里有点秘密。”余松坡抓住祁好的手，“你只需要知道一点，我不会伤害任何人，更不会伤害你。能让我再听一遍《二泉映月》吗？”

“这两天家里还有啥事？”祁好对着镜头说。

罗冬雨在大脑里迅速过了一遍。“余老师上《京华晚报》的头版了。”她说，“我刚看到的照片，我弟弟带过来的。余老师和一个流浪汉在天桥上的合影，酷毙了。”

“在哪儿？”祁好突然有种很不好的预感，“拿来我看看！”

罗冬雨到客厅茶几上拿来报纸，把照片对准手机摄像头。余松坡的确很酷，但祁好的心思不在他身上。那个流浪汉她确信从未见过，但为什么觉得似曾相识呢？

“嗯，这照片不错。”祁好说，“老余还可以再帅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