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夜晚，下着雪，在紧靠郊区奶牛饲养场的一套普通公寓的三层楼上，诗人程文联在睡梦中被一阵嗞嗞的水声惊醒了。这次睡眠的时间并不太长，因为他记得屋外露台上的自来水管让冰封住了，大约半个小时前，他从阳台上捧了一盆积雪回来煮水喝。现在，铝锅里的水已经沸腾。屋内弥漫的水汽很快就被门外吹进来的冷风驱散了，他看见三个蒙面人站在他的床边。

他们似乎并不急于一下子杀死他。一名歹徒随手操起一把吉他，弹了一首舒伯特的《小夜曲》。另一位则径自走到他的书桌前，骂骂咧咧地翻着桌上的贺年卡，还随口问了一句：“‘我找到了月亮花。’嗯？什么意思？”剩下的一位坐在炉边，将那把带血的三角刀指向程文联，嘟嘟囔囔地发出了第一个指令：

“起来，给我们煮一壶柠檬茶……”

程文联是汉族人，却在阿克苏和阿勒泰地区生活了将近二十年。他有一个维吾尔族的名字：哈米尔·艾买提。

据他的房东，一位高级音响师回忆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下午，他们为庆祝即将来到的新年，特地宰杀了一头羊。他曾经邀请诗人与他们全家一起吃晚饭。程文联认真地考虑了一下他的建议后回答说，他现在的心情不适合闻到羊膻腥味……

“你好像遇到了什么麻烦？”音响师手里捏着一只羊角，同情地看着他。

“不，”程文联神秘地笑了一下，“应该说，遇到了幸福。”

随后，他看见他上了楼，以后再也没有下来过。

坐在音响师旁边的那个年轻妇女正在给她的孩子喂奶。她说程文联是一个高尚的人。她为有这样一个房客，内心一直“悄悄地”充满感激。因为他能够使日常生活中最乏味的东西都变成奇迹。“他使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生活虽然充满艰辛和肮脏，可还是值得过的。”她在说这番话时，眼睛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她的丈夫吃惊地看着她。

这天傍晚，她去楼上取衣架，看见程文联一个人站在露台上，正专注地照料着一盆花，花瓣有好几种颜色，她以前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鲜花。她问他这株花叫什么名字，程文联就用一种惯常的幽默口吻对她说：“当然是月亮花知道啦。”

提到月亮，音响师的母亲，一位镶着银牙的老太太突然想起了什么。她让儿媳妇给我们取来了一帧相片。这是程文联在两个多月前替老太太拍摄的，老人坐在一张旧藤椅上，怀里抱着一轮满月。这是两次曝光后的影像考虑到程文联曾是一名摄影师，这幅照片并不使我们感到惊奇。

“除了月亮、花，也许还有巴赫的音乐，我们不知道艾买提还喜欢什么别的东西。他还写点诗，不过他很少谈论。”音响师说，“只要有空，他就往附近的一个花鸟市场跑。”

根据我们的调查，程文联近来如此频繁地光顾花鸟市场，除了买花之外还另有企图。用我的同事廖增湖的话来说，是为了去遇见阿依古丽。程文联本打算守住这个小小的秘密。可正如维吾尔所说的那样，任何秘密都有泄露的一天。你如果在地上挖个洞将秘密埋起来，可地上长出的芦苇被风一吹，秘密还是泄露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他从花铺里买一束菖蒲出来。在宠物店的门前遇到了她。当时，她正在向一个卖鸟的老头打听喂养金丝雀的方法。笼中腾跃的一对小鸟的悲啼使他永远记住了她。她穿着一件宽大的咖啡色西服，白毛衣，黑色的裙裤。在经过她身边的时候，程文联就像遇见一个熟人似的与她打招呼，然后问她能否与她相识。

她笑了起来：“我叫阿依古丽，你呢？”

“我叫哈米尔·艾买提。”程文联说。

“这就是我们的维族姑娘。”程文联事后这样向我形容那天的情景，“热情，质朴，自然。”他在上海曾无数次尝试着向陌生的姑娘致意，她们不是远远地跑开，就是假装没有听见。只有一位姑娘对他的问候作出了应答。那是在依势丹百货商店的自动扶梯上，他向一个吃冰淇淋的漂亮少妇问好。

“你好。”程文联叫道。

“神经病。”少妇回答道。

程文联与阿依古丽的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暖房里。阳光使花房顶篷的塑料膜味都散发出宁静、甘美的气息，他们在那些巴西木、剑兰、橡皮树和杜鹃花的小径中行走，除了给花木喷水的花匠偶尔经过他们身边，没有人会打扰他们。他们甚至能够听见卷曲的花叶绽开的声音，听见阳光的嗡嗡声，还有他们各自的呼吸，以及阿依古丽身上织物纤维的摩擦声。

她说她是一个工艺美术学校的教师，是学油画的。她的画室离这儿不远，她问他是不是愿意去看看她的那些画。程文联出于对过分喜悦的敬畏，不假思索地推辞了。他后来一直为此事后悔不迭。在他的一组题为《相遇》的长诗中，交织着悔恨和庆幸的惆怅展露无遗。而在程文联看来，这种惆怅和忧郁的情愫，正是幸福之树上开放的幽暗花朵。巴赫用它的全部奏鸣曲向人们作出了同样的启示。

那天他们将要告别的时候，程文联买了一盆两尾叶的铁树送给她。阿依古丽淡淡地笑了一声：“艾买提，你不该给一个姑娘送铁树。”不过，她还是高高兴兴接受了程文联的礼物，她的高兴不是装出来的。她还说，但愿他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她能够为他带来铁树开花的消息。

音响师的妻子似乎还记得阿依古丽的容貌：大眼睛，很深，很蓝，睫毛又黑又长，她一见她还以为她是外国人。“她一共来过两次。一次是和艾买提一道，手里抱着一大束玫瑰。还有一次就是昨天。她来的时候恰巧艾买提不在（廖增湖作证说，昨天下午，程文联和他一起去上海大学打排球去了），她就递给我一个信封，让我等艾买提回来后交给他，随后就离开了。

“这天晚上艾买提很晚才回来。我把那封信交给他，他拆开只看了一眼就一把将我抱住了……”

她的丈夫不知所措地看了她一眼，解释说：“艾买提也许太激动了。”

“到了后半夜，程文联又来敲我的房门，他为刚才的事向我道了歉，其实他根本没有必要道歉。然后，他这样问我：‘你知不知道有一种花……’”

在维吾尔族的民间传说中，有一种奇异的花卉，名叫月亮花。它长在草原、湖边、幽谷和冰山之中，可从来没有人真正见过它。维吾尔族的一位生物学家在他的《花林》一书中曾记载过这种三色的蔷薇科植物。他声称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八年曾两次见到月亮花，并制作了标本，但经后来切片分析，被证明是戒指蓝的变种。而汉族学者饶仲梅一口咬定所谓的月亮花实际上指的就是雪莲，同样很难令人信服。他的多年来对这种奇异花卉的苦苦寻找大概已让他失去了耐心。

从十一岁开始，程文联带着一架海鸥DF照相机在阿克苏一带的山区寻找月亮花，足迹几乎遍布了整个南疆。月亮花，是真主的无边恩典，是美丽的魔法的影子，是爱情和黄金的时间，是云朵上的飞鸟。

在塔尔寺红色的廊柱下，从一个转经的活佛交谈中知道了他的烦恼，曾经建议他去人间寻找，因为凭借佛祖的智慧之光，它应该是无处不在的。那是一九八四年，程文联来上海读书时从那儿经过。

“会不会是月亮花？”我问道。

音响师的妻子想了想，说她记不清了。

在阿依古丽的画室里，程文联曾与她谈起过月亮花。她当时略微有些吃惊的样子让程文联眼睛一亮。她的画室在一个木材厂的隔壁，被风吹起的锯末刨花纷飞，电锯的声音使他们不得不用喊叫来交谈。

阿依古丽问他：“我每次去花鸟市场总能遇见你，你是不是一直在寻找这种花？”

程文联点点头。

“在新疆找不到的东西，在上海能找到吗？”她的语调中充满了自豪。

“我几乎就要找到它了。”

“‘几乎’是什么意思？”

程文联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阿依古丽又问他，“在你的想象中，这种花该是什么样子的？”

“除非我将它画出来。”程文联答道。

阿依古丽果然为他拿来了纸和画笔。程文联画了一个月亮又画了一束玫瑰，然后脸上呈现出令人迷惑的笑容，“它在我的想象中就是这样的，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阿依古丽说。

接下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

十二月三十日的上午，大风吹了一夜，将煤气厂上方的烟尘都吹散了。天空再次变得幽蓝而遥远。阿依古丽来找程文联未遇，在她留下的一张贺年卡中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

艾买提，我找到了月亮花，你拆开信封就能看到她。

第二天，也就是元旦的前夜，我的同事廖增湖和曹元勇来看我。晚饭后，廖增湖忽然提起，已有很久没有喝过程文联煮的柠檬茶了。我们就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了郊外的奶牛饲养场。

房东老太太给我们开了门。她说程老师正在楼上睡觉。“他经常睡不着觉，如果你们没有什么特别事，就先到屋里喝碗羊杂汤，让他多睡一会儿吧。”

音响师和他的妻子也出来招呼我们。我们喝着羊汤，听着房东一家谈论着艾买提的趣事。每人还唱了一首歌。

后来，我们在上楼的时候，廖增湖在楼梯口的一张羊皮上捡起一把三角刮刀。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此刻的身份，拉下清一色的绒线帽，遮住了各自的脸。

我们一进屋，就看见程文联懒懒地躺在床上，用略带讥讽的目光看着我们，那时，我们已经隐隐感觉到了他脸上洋溢着的喜悦，但却没有人能够知道他心中珍藏的幸福的秘密：

阿依古丽，翻译成汉语，就是月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