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生活作风问题，就是男女问题，这谁不知道呢？一个男人生活作风出了问题，一定是搞了女人，问题越严重，搞的女人越多。我那时候十三岁，性腺半生不熟，我知道父亲作为一个大权在握的男人，就要搞女人，但我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搞了多少？搞那么多女人有什么用呢？这事不好问别人，张不开口，我自己琢磨，琢磨得下身勃起了，就不敢再琢磨了。我不敢勃起，因为我母亲不准我勃起，勃起是对她最大的冒犯。她不管我是故意还是无意，一律严惩不贷。有一天早晨，我梦见了熟悉的综合大楼的楼梯，很多年轻貌美的女人像孔雀一样开着屏，朝父亲四楼的办公室拾级而上，她们在楼梯上咯噔咯噔地走，走到三楼，每个人都转过身子，对我回眸一笑。我陶醉在一种陌生而美妙的幻觉里，迷迷糊糊的，我被母亲用塑料拖鞋打醒了，她愤怒地瞪着我支起来的短裤，把我打下了床。她一边打一边骂，无耻的孩子，下流的孩子，上梁不正下梁歪啊，你翘得那么高要干什么？我让你学他的坏样，让你无耻，让你下流！

母亲对男性生殖器感到厌恶和愤怒，我的也一样受牵连。她与父亲的决裂从分床开始，他们划清了界限，但没有马上分道扬镳。起初我以为母亲要挽救父亲，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挽救，也不是恩赐，是一种债务清理。父亲在母亲的眼里已经贱若粪土，没必要挽救了。她要留下时间做一件事，什么事？惩罚。她放不下自己的这项特权，她要惩罚父亲。母亲最初的设想是惩罚父亲的精神，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父亲的精神，正如他突然弯曲的脊背，已成一堆废墟，没有多少惩罚的余地了。于是，先惩罚父亲的精神还是先惩罚他的身体，便成为母亲两难的选择。

母亲早晨出门的时候，父亲替她搬过自行车，叮嘱道，路上小心，骑慢一点。母亲说，你那脏手别碰我的自行车，我骑慢骑快不关你的事，让拖拉机撞死了才好，干脆一了百了。父亲知趣地离开自行车，说，那你广播念稿子慢一点，千万别出错，现在墙倒众人推，别给人抓住辫子。母亲冷笑一声，说，多谢你，你还在充善人，现在我还有什么资格念稿子？谁敢给我开麦克风？你知道我在广播室干的什么事？我天天给张小红剪报纸呢！母亲说到她给同事剪报纸的时候情绪失控了，屈辱使她歇斯底里，她的手突然朝地上一指，库文轩，都怪你，你死有余辜，给我跪那儿去，给我跪着！

父亲惊愕地看着母亲，他说，这是你不讲理了，我是好心嘱咐你几句，你怎么能让我下跪呢？

母亲的手不依不饶地指着院门口的地面，跪下，你这种人不配站着，只配跪！你到底跪不跪？今天你不跪，我就不去上班了！

父亲犹豫起来，也许他在心里评估自己的罪恶，是否必须要以下跪来洗清。我在房间里窥视着僵持不下的父母亲，他们大概对峙了两三分钟，父亲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他朝我的房间窗户观察了一眼，扯了扯裤腿管，慢慢地跪下了，跪下了。他跪在院门口，对母亲故作轻松地笑着，跪就跪吧，我死有余辜，该跪。

母亲脸上的愤怒不见了，她的表情风云变幻，看不出来是满足还是不满，也许是一种深深的悲伤而已，她的眼睛着了魔似的，死死地盯着父亲的膝盖，过了一会儿，她突然说，你跪在院门口什么意思？让街坊邻居来参观吗？人家一开门就看见你了，你还有脸笑？你不嫌丢脸我嫌丢脸！

父亲站起来，嘀咕道，你还记得注意群众影响，很好，那我跪哪儿合适呢？他朝四周扫视了一圈，物色了大枣树下面的一块石锁，他缓缓地跪在石锁上，抬头看着母亲，表情有点讨好，有点无奈。母亲扭过脸去，推了自行车就走，走到院门口，我看见她去拔门闩，拔了几次都没有拔下来。母亲突然回过头注视着石锁上的父亲，她已经泪流满面，我听见了她凄厉的尖叫声，你气死我了！让你跪你就跪？库文轩我告诉你，男儿膝下有黄金你懂不懂？你这种男人，看以后谁会瞧得起你？

父亲在石锁上欠起身子，仰望着母亲，看上去他有所触动，一个膝盖下意识地抬了起来，另一个膝盖却服从向下的惯性，按兵不动。母亲出门后他慢慢地站起来，我冲出了房间，父亲发现了我，羞惭的表情从脸上一闪而过，他拍着膝盖，用一种轻描淡写的语气说，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就这一次，闹着玩的，东亮，你最近为什么不甩石锁了？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就说出了两个字，没用！

什么有用没用的？锻炼身体嘛。父亲弯着腰站在大枣树下，讪讪地思考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苦笑了一声，是没用，东亮你说对了，什么都没用了，我们这个家快要散了，你母亲，迟早要跟我决裂的。

我不说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父亲回家后，一种幼稚而紊乱的理性让我摇摆不定，有时候我同情母亲，更多的时候我怜悯父亲。我盯着父亲衬裤膝盖处的两块黑印，目光小心地向上攀升，我看见他衬裤的褶皱凸显了一个中年男子阳具的形状，斜向下垂，垂头丧气的，像一个毁坏的农具挂在干瘦的树上。我不知道父亲勃起时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父亲搞了多少女人，时间，地点，细节，她们都是什么样的女人？一些幽深而复杂的联想遏制不住，我的目光鬼鬼祟祟，引起了父亲的警觉，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衬裤，厉声问我，东亮你在看什么？你往哪儿看？

我吓了一跳，赶紧转过脸去，说，我看什么了？我什么也没看。

父亲恼怒地扯了一下自己的衬裤，撒谎！你告诉我，刚才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躲避着父亲的目光，嘴里申辩道，你又看不见我脑子，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什么也没想。

父亲说，还嘴犟？你脑子里一定在动什么坏念头，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我被他逼急了，横下一条心，对着他嚷嚷起来，妈妈说得对，公狗才乱搞母狗！你到底为什么要乱搞女人？我们家现在这个样子，都要怪你的——我没能说出那两个字来，父亲慌张地瞪着我，两只手掐住了我的喉咙，把那两个字消灭在我喉咙里了。即使在愤怒中，他还是保持了冷静，也许怕我窒息，很快他松开了手，在我脸上补充了一个响亮的耳光，他说，没想到两个月不见，你这孩子就不学好了，整天在琢磨什么？下流透顶！

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也骂我下流，与母亲相比，他是没有资格骂我下流的，如果说我下流，那是因为他先下流了。我有满腹的委屈，可我不愿意对父亲说。我正要往屋子里跑，听见院门被撞开了，铁匠的儿子光明拿了个铁箍站在我家门槛上，一声声地喊着，空屁，空屁，我来营救你，我们去滚铁箍吧！

谁要你营救我？我没好气地骂了光明，滚什么铁箍？滚你妈个头去！

我父亲疑惑地看着光明，光明你过来一下，我问你，你叫我家东亮什么？

空屁。光明爽快地回答，叫他空屁呀，现在大家都叫他空屁了。

讨厌的铁匠儿子被我赶走了，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祸害，他泄露了我的绰号。我父亲对这个绰号很好奇，你为什么叫空屁？他皱着眉头审视着我，以前你没有绰号的，叫什么绰号不行，为什么要起这么难听的绰号呢？

你去街上问别人，我不知道。空屁就空屁，我不姓你的姓了——我不姓库，姓空；我也不叫东亮了，我的名字是屁，我叫空屁。

你给我住嘴，告诉我，这绰号是谁给你起的？

告诉你有什么用？你没用了。我忽然感到伤心，朝父亲嚷嚷起来，都怨你，你把我也连累了！你以后什么用也没有了，我是空屁，你也是空屁！

父亲沉默了。他走到门边，探头朝门外的街道张望了一眼，马上就把门闩上了。很好，很好，我也是空屁，你别委屈了，是我先做了空屁，你才变成空屁。他嘟囔着，突然苦笑一声，骂了句脏话，妈了个×，回到家，还是隔离审查嘛，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工作组审查我，老婆审查我，儿子也审查我！他嘴里发着牢骚，目光几次与我对接，都闪开了，他不敢看我怨恨的眼睛。

后来父亲蹲在横跨院子的晾衣绳下，打量绳子上的一堆鲜艳的演出服装。那都是我母亲年轻时候穿过的，她悉心保存着那些服装，每年冬天都要拿出来晾晒。绳子上悬挂的是春天，一派莺歌燕舞的景象，有维吾尔族的小花帽、镶嵌金线的黑背心、翠绿色的灯笼裙，有藏族的半截袖、毡靴、彩条围裙，有朝鲜族妇女的白色长裙和红色腰带，还有两双芭蕾舞鞋，像四把美丽而柔软的刀子，耀武扬威地挂在绳子上。

父亲仰着头，不时地眨巴着眼睛，看得出来，他是在借助那些服装回忆母亲风华绝代的舞台生涯。他拨弄了一下芭蕾舞鞋，摘下小花帽，轻柔地掸着帽子上的灰尘，我听见他在一声声地叹气，然后他突然与我谈起了母亲的艺术才华，表情看起来非常沉重。东亮啊，你母亲最可怜，我连累了她，她什么舞都能跳，什么歌都能唱，这下哪个文艺团体也调不进去了，可惜了那么好的艺术才华！我说她不调走才好，要不然我们家谁洗衣服？谁做饭？我父亲失望地瞪着我，你这孩子没出息，光知道吃。我说，不跳舞不唱歌死不了人，不吃饭要饿死人的！父亲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这都是谁给你灌输的庸俗思想？我们平时是怎么教育你的？大概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不适宜谈教育，教育的话题突然中止，他站起身朝我走过来。东亮，我跟你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记在心里。他拍打着我的肩膀，说，现在我们家是非常时期呀，我告诉你，以后要想吃你母亲的饭，要想维持我们这个家庭，都靠你了，你一定要好好表现，要让她高兴，千万千万别惹她生气！

我听懂了父亲的叮嘱，非常时期，我知道母亲对于我们这个家庭的重要性，可惜这个责任落在我肩上，有点张冠李戴，我没有什么信心取悦我母亲。说起来悲哀，我只有惹她发怒的诀窍，至于母亲的快乐，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不了解我母亲，不了解她的心，她在文艺舞台上的笑脸是伴随音乐绽放的，家里没有舞台没有音乐，我从来不知道母亲高兴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还是先说说我母亲乔丽敏的艺术才华吧。

她年轻时候是油坊镇上出名的美人，是群众文艺活动的明星，人称油坊王丹凤。如果不是腰身略长，腿稍短，她就比那个电影明星更加美丽更加出众了。她凤眼葱鼻、鹅蛋脸，能歌善舞，尤其音色善变，可以甜美，可以高亢，除了文艺舞台之外，最能展示母亲才华的其实是高音喇叭。对于油坊镇居民来说，广播员乔丽敏字正腔圆的声音是一个神奇的风向标，中音区代表着国内国际形势一片大好，次中音区代表工农业战线捷报频传，次高音区代表人民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最令人叫绝的是她的高音区，那音色里隐藏着稀有的金属质感，带有天然的穿透力和震撼力。在一次公审大会上，她呼喊的口号竟然让历史反革命分子郁文荪当场小便失禁；还有一次，她的口号还没喊完，收购站的贪污腐败分子姚会计就昏倒在台上了。你如果在现场听过我母亲呼喊口号，就知道这不是笑话，她是用整个生命在呼喊，因此她呼出的口号总是气贯长虹，响彻云霄，那声音像一串华丽流畅的惊雷在油坊镇上空炸响，惹得街上鸡飞鸭跳，猫狗发傻，台下所有人的耳朵被震得嗡嗡作响，而一些天生有耳疾的人，由于耳膜脆弱，经不起刺激，不得不提前用棉球塞住自己的耳朵。

父亲曾经说，母亲浑身上下透出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风韵。革命与浪漫，都是她追求来的结果。她的少女时代是在马桥镇度过的，她的美貌和文艺才华早就被人注意，但马桥镇的世界太小，少女乔丽敏在那里英雄无用武之地。也不知道是妒忌还是偏见，马桥镇人对母亲的评价显得不三不四，他们暗地里叫她“肉铺家的王丹凤”，这绰号暴露了我母亲的出身门第，也暴露了我母系的血缘。在马桥镇上我有个外祖父，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他，为什么呢，他是屠户出身，一辈子在宰牲口卖猪肉，这门第不是资产阶级，不是地主富农，但也绝对不是无产阶级，这不三不四的家庭出身，与母亲是不匹配的。传说外祖父在饥荒年代卖过人肉馒头，来一次运动，这丑闻就被张扬一次，我母亲无法忍受这种屈辱，一个逃离家庭的计划悄悄酝酿了好几年，终于在她十八岁那年付诸实现。有一次回家，她打碎了心爱的储蓄罐，一边清点储蓄罐里的钱，一边向家里人隆重地宣布，她与这个家庭划清界限了。家里人问她，怎么划清？她说，不吃你们的，不穿你们的，我出去独立生活。家里人又问，你一个女孩子家，靠储蓄罐里这点钱怎么独立生活？你到底有没有对象？你的对象到底是谁？母亲对家里人低估她的未来很愠怒，她说，什么对象不对象？我的对象，告诉你们你们也不懂，我的对象就是文艺舞台！你们别怨我狠心，我不跟你们划清界限，你们就会影响我的前途，你们不要前途，我要前途！

我母亲离开马桥镇的肉铺后在很多地方奔波，她报考过北京的歌舞团、装甲兵的文工团、外省的越剧团、地区的京剧团，甚至还考过一个杂技团，不知为什么每次都是虎头蛇尾，最后一关总是过不了，人家不是嫌她腿短，就是嫌她家庭出身不过硬，总之，正规的文艺团体都不收她，她的盘缠用光了，信心也受到了打击，就放低了要求，转而把目标锁定在群众文艺的舞台上。退一步海阔天空，她顺利地进了丰收氮肥厂，那厂里有一支金雀河地区著名的文艺宣传队。在丰收氮肥厂的文艺宣传队里，我母亲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她的美丽终于引人注目了。宣传队员白天包装化肥，利用晚间业余时间排练节目，我母亲不是领舞就是领唱，她走出氮肥厂的大门，蓝色工作服上散发着氨水的气味，但敞开的衣领里有一个鲜艳动人的舞台世界。我父亲那时候还在林场锻炼，他去氮肥厂采购化肥的时候遇见了母亲，第一次见到母亲，他吃惊地发现她工作服里的酱红色的丝绸小袄，原来是跳红绸舞的舞台服装，他不知如何评价她的穿着打扮，更不知如何总结这姑娘身上奇特的魅力。我父亲第二次与母亲见面，是熟人撮合的约会，地点在化肥厂外的排污渠边。父亲看见母亲从后门口袅袅婷婷地走出来，身上打扮仍然鲜艳夺目，这次她的内衣是水绿色的，也很眼熟，他想起来那是跳采茶舞的服装，这次他斟酌过了，第一句话就奉承了母亲，也打动了母亲，他说，小乔同志，你的身上，散发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息呀。

我父母的恋爱，与其说是恋爱，不如说是发现，是一次互相发现，父亲发现了母亲的美貌和才华，母亲发现了父亲的血统和前途。父亲的身高比母亲矮半个头，他们的婚姻，从前看来就不匹配，不匹配，却有结合的理由，直到那年九月父亲的问题东窗事发。母亲不知从哪儿听说我父亲勾引妇女惯用的第一句话，某某某同志，你的身上，散发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息呀。母亲说她的肺气炸了，也许是她平时过多使用胸腔共鸣，她的肺部似乎特别敏感。我亲耳听她对医院的郝医生描述过肺部古怪的反应，郝医生，我一看见东亮他爸爸就喘不出气来，一看见他的人影，我的肺噼噼啪啪地响呀，我的两片肺叶，至少爆掉一片啦！

愤怒和伤痛使母亲再度发现父亲，牛粪乔装成花园，欺骗了鲜花，她一朵鲜花终究还是插到了牛粪上。那年冬天母亲对这个家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我父亲预感到母亲的心离家越来越遥远，他束手无策，派我去关心母亲。可是每次我去对她表示关心的时候，母亲总是不领情，你总在我面前晃什么晃？你拿杯茶来干什么？谁告诉你我要喝茶？我知道是谁教你的，没用，没用了，我对你们两个人，都死心了。我一气之下就当着她的面，把一杯茶都泼在水池里了，这一下惹恼了母亲，她过来揪住了我耳朵，你要死呀，这么好的茶叶一口没喝就泼掉？你不会挣钱倒会浪费！

说到底我还是擅长惹恼母亲，我就知道会这样。父亲对我的指望落空了，我对自己的表现也很失望，别人都叫我空屁，我就像一个空屁，即使在我母亲身边，我也像一个空屁。我没有办法讨好母亲，我没有办法留住母亲。

母亲开始把洗好的秋装叠得整整齐齐，放进一只樟木箱里，而她以前那些珍贵的舞台服装，都装进了一只皮箱。那皮箱也珍贵，是我母亲辉煌的文艺生涯的凭证，箱盖子上印了一圈红字，丰收氮肥厂，奖给群众文艺演出积极分子。

我们一家三口最后的家庭生活凄凉不堪，甚至吃喝拉撒都充满了冰冷的条文和纪律。母亲把家务分成了三份：一份归她自己，主要负责我和她的午餐晚餐；另一份归我，主要是扫地抹灰倒垃圾；第三份家务繁重得多，早晨为一家人准备早餐，每天两次打扫厕所，包括我父亲自己的所有日常生活料理，他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都由自己负责。母亲在分配这些工作时明确表示，我这是为你们好，我不会给你们做一辈子老妈子，锻炼锻炼，对你们自己有好处。

也就是那年冬天，我发现了父亲和母亲之间最后的秘密。我母亲仿照了工作组的模式，将他们的卧室临时开辟成一个隔离室，对父亲执行了最后的审查，只不过审查者是我母亲，主题便稍有局限，可以想象，主要内容都集中在父亲的生活作风问题上。母亲的审查通常在夜里七点过后，有线广播里《社员都是向阳花》的音乐响起来，母亲就进了卧室，她打开上锁的梳妆台抽屉，拿出她的圆珠笔和工作手册，对着外面喊，库文轩，你进来！我父亲有一次赖在茅房里不肯进卧室，母亲让我去敲厕所的门，你去，快去把他拉出来！我不肯去，她自己去了，拿了把扫帚，用扫帚柄捅厕所的门，捅了好久，父亲终于被她捅出来了，打开门，弯着腰从扫帚下穿过，他大叫一声我受不了啦，准备朝院门外逃跑，我母亲在后面发出一声尖利的冷笑，看着他跑。父亲跑到门边站住了，回头看着母亲，我什么都说了，没什么可交待的了，我要出去散散心！母亲用扫帚指着他，严厉地说，你开门，你出去散心呀，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一看，看看油坊镇上还有没有你散心的地盘！

母亲击中了要害，父亲果然没有勇气出去了，他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终于驯顺地跟着母亲走进了卧室。卧室门窗紧闭，拉上了红色的窗帘，父母的身影一高一矮，都泛出一种猩红色的光晕，在灯光下晃动。大家心照不宣，这个生活作风问题，应该是关门审理的，他们采取了严密的措施提防我，他们越是提防我，我偷听的热情就越是高涨。事关人的下半身，好多事是难以启齿的，父亲做那些事很大胆，说这些事却很害羞，问深了，问细了，他招架不住，开始躲避，他尝试用闪烁其词、避重就轻的方法回答母亲的问题，这都被母亲看做消极对抗。她控制不住自己，就把家里的卧室当成了公审大会的现场，有一次我清楚地听见母亲高亢愤怒的声音传到了窗外，余音袅袅，飘荡在夜空中，库文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其实他们越是吵闹，我越是不在乎；他们越是安静，我越是害怕。那天夜里房间里突然一片死寂，我什么也听不见了，那片死寂让我恐惧。我爬上了院子里的大枣树，视线轻易地穿过了房间的气窗。我看见灯光下的父亲和母亲，母亲拿着她的工作手册，坐在梳妆台边，满面是泪，而我的父亲，正像一条狗似的跪在母亲的脚下，他在褪他的裤子，他又在褪裤子了。他撅着屁股，向我母亲展示着光荣的鱼形胎记。我看见父亲苍白的干瘪的臀部，在暗红的灯光下闪烁着尖锐的光。母亲扭过脸去，她在哭，她哭得喘不过气来了。父亲很固执，裤子一直褪到膝盖下，他开始在地上爬，母亲的脸转到哪里，他就往哪里爬，突然，他一把抓住了母亲的脚，嘴里吼叫起来，快看我呀，你以前喜欢看的，现在为什么不能再看一眼？看我的胎记，我是邓少香的儿子，是真的！看啊，看清楚，一条鱼呀！我是邓少香的儿子，你别急着跟我决裂，决裂也别离婚，离了婚，你以后会后悔的！

一瞬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的眼泪，说不清楚是为父亲而流，还是为母亲而流。我说不清楚，我的眼泪是对他们的怜悯之泪，还是恐惧之泪，是伤心过度，还是惊吓过度。我从大枣树上下来，看了看我的家，看了看头顶上暗蓝色的夜空，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天空就止住了眼泪，我抹干了眼泪，对着天空，恶狠狠地说，离婚就离婚，反正都是空屁！

他们的离婚算是顺利的。有一天早晨我开门出去，看见我家门上贴了一张大红喜报，不知道是什么人张贴的：热烈欢迎库文轩同志到向阳船队安家落户。落款是向阳船队全体船民。早晨来了喜报，下午我父母亲就离婚了。我是他们唯一的问题。跟父亲就去向阳船队，跟母亲就留在油坊镇上，我又想去船上，又怕离开岸上，我对父亲说，我半年在船上跟着你，半年在岸上跟着她，行吗？我父亲说，我这儿行，去问你妈妈，她那里恐怕不行。我去问我母亲，母亲恼怒地对我喊道，不行，有我没他，有他没我，上梁不正下梁歪，他这种人教育过的孩子，让我怎么教育？

不选不行。两堆不幸的礼物摆在我面前，一堆是父亲和船，一堆是母亲和岸。我只能选一样，我必须选一样。我选择了父亲。如今船民们偶尔还会谈起我当年的选择，他们絮叨地假设东亮如果跟着乔丽敏，他会怎样怎样，库文轩会怎样怎样，乔丽敏又会如何如何，我不听，这假设没有意义，假设都是空屁。就像水跟着水流逝，草连着草生长，其实不是选择，是命运，正如我父亲的命运，与一个女烈士邓少香有关，我的命运，注定与父亲有关。

是腊月里的事，街上天寒地冻，空气里提前飘荡着为春节熬猪油的香气，油坊镇上家家户户忙着准备过年，我们家不过年。我在油坊镇上的家要消失了，怎么过年呢？我们去船上，母亲也要搬家。我不知道母亲搬家为什么那么仓促，就像急于离开坟墓一样，她手忙脚乱，不停地催促她请来的两个码头工人，快点，请你们快点。结果她把一只花布包扔在我的床上了，我随手一翻，从花布包里翻出了那本工作手册。母亲用画报纸为工作手册制作了一个封套，乍一看，工作手册就像一本隆重出版的书籍，封面是《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大半个红润的脸，封底可见李铁梅的一只手，举了一盏完整的红灯。母亲搬家的时候父亲躲在茅房里，我只有很短的时间思考，怎么处置这个特殊的本子，结果我做了一个最大胆的决定，不上交父亲，也不归还母亲，我把那本工作手册藏在了我的被褥下面。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是由于母亲的疏忽，还是故意的安排，也许离婚终结了一切恩怨，她想把父亲的罪证交给他自己处理吧？我不清楚，也不敢问。我不知道我是为谁隐藏这个本子，是为了父亲，还是为了母亲，也许是为我自己？这个不可声张的秘密，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对母亲的记录倒背如流，或者说我对父亲的罪状倒背如流。我记得工作手册上的每一个字，即使是怀着愤恨，母亲的字迹仍然工整，娟秀。平心而论，手册上的主题内容并没有超越我的想象，生活作风就那么回事，母亲记录了我父亲对她的背叛：数量、时间、地点，偶尔地她在空白处留下了一些愤怒的批注：无耻、下流、气死我了，还有一些红墨水画的感叹号，看上去血淋淋的。最让我吃惊的是一些姑娘媳妇的名字，竟然有那么多女人与父亲有染，我同学李胜利的母亲名字也在上面，还有赵春堂的妹妹赵春美，还有废品收购站的孙阿姨，还有综合大楼的小葛阿姨、小傅阿姨，她们平时多么端庄、多么正派啊！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她们的名字都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