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事起，我家就住在侯家路120号。不过，那不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出生在虹口区的一所房子里。户口簿上记载，我出生的日期是1945年7月25日。我对这个日期不能肯定，多年前我在老户口册上看到的记载是5月7日，即使那是指农历，推算起来仍出入甚大。现在我已经无法弄清这个更改是怎么发生的了。我一向不留意自己的生日，记住它只是为了应付填写表格的需要。我的父母也是如此，从小到大，他们不曾给儿女们庆祝过生日。不过，就算日期真是弄错了，关系也不大吧，无损于我已经千真万确出生这个事实。

母亲说，怀我的时候，抗战临近结束，日本飞机（我估计应该是友邦的飞机）频繁轰炸上海，虹口是重点目标，窗外警报声和炸弹声不绝，使她惊吓不已。也许正是这种特殊的胎教，造就了我的过于敏感的天性。我出生后不久，日本就投降了，因此给我取了这个名字，以表达国家从此和平的愿望。母亲怀我时身体不好，分娩后没有奶水，我是靠奶粉养大的，因此体质也比较弱。我生下后不久，一家姓毛的邻居不慎失火，把整幢房子烧了。其后这个邻居投靠他的哥哥，把我家也介绍过去，于是我家搬到了侯家路，住进了他哥哥当二房东的住宅里。我不知道大房东是谁，从没有听人说起过。事过十多年后，母亲还常常不胜怀念地说起虹口住宅的舒适，而对毛家的闯祸耿耿于怀。我是丝毫不记得我的诞生屋的情形了，受母亲情绪的感染，我总把它想象成一幢明亮宽敞的楼房，总之世上没有比它更美丽的房屋了。

侯家路位于上海东南角，属于邑庙区，后改称南市区。那里是上海的老城，窄小的街道纵横交错，路面用不规则的蜡黄色或青灰色大卵石铺成，街道两旁是低矮陈旧的砖房和木板房，紧紧地挤挨在一起。在当时的上海，有两个区最像贫民窟，一个是闸北区，另一个就是邑庙区。邑庙区靠近黄浦江，由于排水设施落后，每年暴雨季节，当黄浦江涨水的时候，那一带的街道上便会积起齐膝深的水，我们称作发大水。水是从阴沟里漫上来的，当然很脏，水面上窜跃着水蜘蛛。大人们自然觉得不便，但我们孩子们却像过节一样，一个个穿着木屐或赤着脚，兴高采烈地在脏水里蹚来蹚去。对于可怜的城市孩子来说，这是难得的和水亲近的机会。

上海老城区的黎明景象极具特色。每天清晨，天蒙蒙亮，便有人推着粪车边走边吆喊，家家户户提着马桶走出门来，把粪便倒进粪车，一时间街上臭气扑鼻，响起了一片用竹刷洗刷马桶的声音。一会儿，垃圾车来了，推车人玎玲玎玲地摇着手铃，家家户户又出来倒垃圾。街道就在这刷马桶声和铃铛声中醒来了。然后，女人们提着竹篮，围在街道边的菜摊旁讨价还价，一片喧哗声，开始了雷同而又热闹的一天。

走进侯家路某一扇临街的小门，爬上黢黑的楼梯，再穿过架在天井上方的一截小木桥，踏上一条窄窄的木走廊，我家便在走廊的顶头。那是一间很小的正方形屋子，只有几平方米，上海人称作亭子间。顶上是水泥平台，太阳一晒，屋里闷热异常。它实在太小了，放两张床和一张饭桌就没有了空余之地，父亲只得在旁边拼接出一间简易屋子，用作厨房。现在我完全无法想象，那么狭小的空间里是怎么住七口人的，但当时却丝毫不感到难以忍受，孩子的适应性实在是超乎想象的。

从街上看，120号是一扇小门，走进去却别有天地，其实是一座颇深的二层建筑，住着十多户人家。二楼主体部分基本归毛家使用，小木走廊上的几间小屋以及一楼的房屋则租给了其他房客。住在楼梯口的是一家姓马的北京人，家里都是女孩，一个惊人的秘密在孩子们口中流传，说她们夜里睡觉都脱光了衣服。那个和我年龄相仿的惠君告诉我，这是北京人的习惯，这样冬天被窝里会很暖和。后来我自己试验，证明她说得对。楼下住着几家湖北人，常聚在一起搓麻将赌钱，楼上的居民就向警察告发，因此楼上和楼下之间充满敌对情绪。

在我家亭子间窗口的对面，相距几米，有一个火车站售票口似的小窗口，小窗口里常常露出一个胖女人的脸，笑着向我们打招呼，我们叫她“对过妈妈”。在上海话里，“对过”是“对面”的意思。上海小孩称呼邻居的父母，习惯是姓氏后面加上“伯伯”“妈妈”，比如“李家伯伯”“李家妈妈”，对同学、好友的父母则径直叫“爸爸”“妈妈”，我自己对此始终觉得别扭。因为不在同一个门牌号里，我们也就只在窗口看见“对过妈妈”。有一天，她的儿子结婚，她突然邀请我们去做客。她家的屋子比我家更小，像鸽子笼，在人们起哄下，新娘唱了一支《在那遥远的地方》。她唱得并不好，但这支歌却使不满十岁的我大为感动，从此经常哼唱。

夏天的夜晚，120号二楼的居民经常在屋顶的水泥平台上乘凉，毛家叔叔喜欢讲鬼故事，我每每听得毛骨悚然，不敢回屋睡觉。他还讲过一个徐伟长的故事，说是有一寡妇怀了孕，被告到官府，徐伟长断案，断定只是因为这女人与婆家人包括小叔子共用一个马桶，马桶内有精气而致孕，后来女人生下一无骨死胎，证明了断案正确。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当时我头一回听到与性有关的谈论，似懂非懂，觉得很神秘。

毛家是浦东人，说话带浓重的浦东乡音。大毛是个胖子，一脸横肉，开了一家袜厂，车间就在楼梯边的大客厅里，七八个女工坐在手摇织机旁做工，满楼都听得见机器的咔嗒声。这些女工中的一个，后来成了我的三舅母。小毛是瘦高个，曾经劳改过，没有职业，一生潦倒。他的老婆也在袜厂做工，这个面色苍白的可怜女人常常遭到丈夫毒打。倘若楼里突然哭喊声连天，多半是毛家叔叔在打老婆了，其结果往往是老婆被推下长长的楼梯，跌得满头是血。此后若干天里，人们会看见毛家婶婶头上裹着一块布。毛家伯伯同样打老婆，同样打得狠，只是比小毛打得少些。在挨打之后，两家的老婆始终服服帖帖，把挨打视为她们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

在我的印象中，毛家伯伯对孩子很严厉，不苟言笑，毛家叔叔却是喜欢孩子的，见了面笑逐颜开，兴致好时还会带我上街玩。他待人热心，不过，有一回他帮的忙却使我父亲不太高兴。那一天，我把脑袋伸进床头的铁栏杆里玩，退不出来了，毛家叔叔闻讯赶来，用锤子把一根栏杆敲掉。父亲下班回家，见状责备毛家叔叔太笨，说既然能伸进去，就一定能退出来，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反正从此以后，我家的铁床就少了一根栏杆。

二毛家都多子女，现在我仍记得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大毛家的大公子叫彩庭，年龄比我们大许多，在我上小学时就结婚了。他相貌堂堂，拍过一张化装成梁山伯的戏照，使我在心中崇拜了好一阵。他的婚礼在一家酒店举行，摆了一二十桌，在当时算得场面盛大。母亲背着父亲送五元钱礼金，带我们去参加了婚礼，目的当然是为了让我们饱餐一顿。老式婚礼有许多繁文缛节，新郎新娘不断地被领到每个稍有瓜葛的长辈前鞠躬，虽然当时我是一个孩子，也已发现他们越来越不耐烦，脸色渐渐阴沉。婚礼的高潮是拜天地，当司仪高声宣布之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人们发现新郎新娘不知了去向。大厅里一阵骚动，最后好像是从厕所里把他们找了出来，新郎脸色铁青，勉强三鞠躬了事。大人们说，新郎是新式人，不喜欢这些老式礼节。可是，结婚后不久，这个新式人也和他的父辈一样经常毒打那个当小学校长的妻子了。大毛家的二女儿叫彩虹，比我大两岁，是一个脸容苍白的姑娘，父亲常开玩笑说要给我们两人订亲，使得我们见面时都有点忸怩。后来她的姐姐彩霞死于脑炎，她就继承了姐姐的婚姻，成了她的姐夫的妻子，据说这是浦东农村的一种习俗。

小毛家很穷，家里有两个男孩和我年龄相近，便成了我小时经常的玩伴。彩云比我大两岁，喜欢偷家里的东西卖掉。有一回，家里让他去一个地方办事，他约我同去。乘车时，他拿出一张五元整票买车票，我感到奇怪，问他有零钱为什么不用。他说，把整票找开，就可以谎报车费而留给自己一些钱了。这种做法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使我惊讶了很久。彩蜚比我小两岁，身上脸上永远脏兮兮的，总是拖着鼻涕，不时用舌头舔进嘴里。他曾认真地把他的一个重要发现告诉我，说鼻涕的味道很鲜美。

侯家路这座老楼里也许发生过许多故事，可是年幼的我知道得不多。在其余房客中，李家妈妈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穿过毛家用作车间的客厅，角落边有一扇门，门内就住着和蔼可亲的李家妈妈。她是一个漂亮的广东女人，弯弯的眼睛，薄薄的嘴唇，常常笑容可掬，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她也爱打扮，总是描着眉涂着口红，这在新社会是很忌讳的。她的丈夫是一个比她年长得多的老先生，戴一副金丝眼镜，留着八字胡，听说是国民党的一个遗老，在一天夜里突然死了。李家妈妈没有孩子，非常喜欢我，有一回把我请到她房里，不知怎么款待我才好，最后是给我煮了一碗甜面条。也许出于对她的身世的猜疑，母亲不太赞成我们和她往来，可是我却不由自主地被她的妩媚笑容所吸引。我记得的另一个特别房客是一个单身男人，住在一楼的一间没有光线的小屋里。他也不是本地人，和谁都不来往，平时没有人注意他。有一天，他突然上吊了，楼里的居民为此议论了好些天。有一个小孩看见了现场，向我描述死者那一根拖出的长舌头。从此以后，上楼梯经过那间小屋门口时，我就会感到一阵恐怖。

小学五年级时，我家迁居了，侯家路的屋子由我的三舅和外婆续住。迁居后，因为我和姐姐仍读原来的学校，为了方便上学，我俩就和外婆一起继续住在侯家路，只在周末去新居与父母团聚。外婆住在临时搭建的那间小屋里，用图画纸重新糊了墙。其中有二十四孝图，给我的感觉是怪诞荒唐，尤其是那幅老莱子娱母，一个老头躺在地上摇拨浪鼓，以此逗更老的母亲高兴。还有民国时期历届总统黎元洪、袁世凯、段其瑞等人的头像，给我的感觉是阴森可怕，他们都戴着穿着奇怪而复杂的军帽军服。外婆很疼爱我们，天天给我们煮鸡血豆腐汤，问我们好不好吃。开始我挺爱吃，后来就腻了，但为了让她高兴，就总是回答好吃。她真的很高兴，屡次告诉母亲，说我最喜欢吃鸡血豆腐汤。结果，我吃了一年多鸡血豆腐汤。小学毕业后，我离开侯家路，去和父母同住了。母亲时常带我去看望外婆，每次告别，外婆一定会追出来，站在天井上方的小木桥上一声声喊：“阿平，来噢！阿平，来噢！”直到我听不见为止。几年前，在房产开发的热潮中，上海老城的那些旧街旧屋被全部拆毁，世上不再有侯家路，也不再有那间藏着我的童年记忆的亭子间了。

补记

后来我知道，侯家路仍在。2007年1月，我带九岁的女儿在上海，走在城隍庙附近的一条老街上。我向一个在自家门口摆摊的老妇问路。我问：“去城隍庙怎么走？”她说：“从两边都能去。”我又问：“侯家路在哪里？”她说：“这就是侯家路呀。”她问找几号，我说120号，她指着小街对面的一堵围墙，围墙中间有几个大垃圾箱，说：“这就是，已经拆了，现在是垃圾箱了。”我不免惆怅，举起相机拍了那些垃圾箱，又拍了这位老妇。离开那里，女儿仿佛懂我的心情，说：“不应该拆，应该是周国平故居呀。”

次年9月，一家电视台在上海拍我的纪录片，要拍我的故居，我把拍摄人员带到了侯家路，指给他们看那几个大垃圾箱。小街这一侧，有一对老年夫妇闲坐在自家门口，我们聊了起来。我这才知道，120号没有全拆，还留了一小部分，大部分拆了，我的故居确实就在垃圾箱的位置上。老两口对我家毫无印象，却熟悉毛家，向我讲述了这家人后来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