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床后，我走出户外，见一个少年一动不动地站在院子里。他看着我，我也打量着他。

这是一个难得见到、很少有的英俊少年，岁数约在十七八岁上，头发自成微波，黑如墨染，耷拉下来，一直遮住眉毛，脸光滑、纯净，带有女性的秀气和柔润，不是眉间直下的挺削鼻梁和唇上刚出的茸毛显示其男性的特质，极容易使人误认为他是一个文静、安恬的女孩儿。

“轩哥。”他露出一种姑娘式的腼腆叫我，低着头，不断把手搓得沙沙响。

“你是……？”

父亲从门里探出头来，说：“这是亮子。”

亮子？就是那个小时候脱光了衣服、精着身子在雪地上跑的亮子？

那年冬天，我扛一张网到野地里捕雀子。雪连下了三日，刚住，地上积了足有半尺多深的厚雪，在阳光下白皑皑地发亮。我正欲支网，听见远处有群小孩“嗷嗷”欢叫成一片。掉头一看，只见一个身上一丝不挂的小男孩在雪地里朝这边跑来。

那就是亮子，才六岁。

这孩子很特别，似乎一来到这个世界上，那颗小脑袋里就盛有各种各样的奇思怪想。今天，或许是被大孩子们哄了（他天真单纯得要命，常被大孩子们欺骗），或许小脑袋里又冒出了什么神经兮兮的念头，竟脱得一丝不挂，赤条条暴露在空旷的雪野上。

亮子像一颗闪光的肉团儿滚过来了。

“亮子！”我扔下网，“快穿衣服！”

他把小手合在胸前，歪着脖子仰望着我：“黑他们说我不敢光身子！”说完，他撒腿就在雪地上欢跑，被寒冷冻得紧绷绷的皮肤闪着缎子般的光泽。他一会儿昂头直冲，一会儿把头勾到胸前，斜着身子兜圈儿，一双粉嫩的小脚溅起一路银色的雪屑。

孩子们在雪地跳跃着，拍着手：“嗷——！嗷——！”

我本想抓住他，却莫名其妙地兴奋、躁动起来，混在那堆孩子中间，完全失掉一个大人应有的矜持，也手舞足蹈地喊叫起来，快活、激动地看着他在雪地上尽情地撒欢。

他向漫无尽头的雪野远方跑去。一支由孩子们和我组成的庞大队伍拉成一个巨大的半圆形，就尾随着他向远方推进。

宁静的原野一片欢声雷动。

雪如同一条柔软洁白的羊毛毯，覆盖着整个田野。他细嫩的皮肤冻得鲜红，像温暖的红光在雪地上划过，平滑的雪面上留下他一行小小的、深浅不一的脚印。

他忽然扑倒在雪地上，随即，像一只刚下水的毛茸茸的雏鸭，在雪地上“游动”起来，并把雪一把一把地往身上、脸上撒。后来，索性在雪地上无比快乐地滚动，并把头钻到雪里。

孩子们围成圈，活像一群小疯子，跳，叫。

他站起来——一个纯白的孩子。

他一阵抖动，又是一个粉红色的孩子。

一阵大风吹来，雪野顿时雾茫茫一片。亮子朦胧了，消失了。听见他欢叫了一声，随着风去，又渐渐显露在远处的雪地上。

他累了，站立在那儿。

我们跑过去，静静地望着他。

他头发上沾的雪已被热汗溶化，头发黑泽闪闪，在白雪映衬下，显得格外的黑。他的两个小屁股蛋儿冻得尤其红。那张湿润的小嘴在喘息，嘴边散发出淡蓝的热气。两腿间，那个小宝贝疙瘩冻得收缩起来，像一只刚出壳的小鸟儿，让人爱怜。他浑身冒着似有若无的淡蓝色热气。那双充满好奇和幻想的眼睛，心满意足地眨巴着。在这冰天雪地之间，他却没有一丝寒冷的感觉。

他的母亲赶来了，扑过来用条大被子把他捂走了。他在被窝里快乐地挣扎着，终于挣出黑黑的小脑袋，并挥舞着小手……

十多年过去了，而今，他已长成一个如此英俊的小伙子。

“是亮子！”我认出来了，赶紧说，“进屋里去坐。”

他站着不动：“我给你寄过信，收到了吗？”

“信？没有呀！你寄哪儿啦？”

“北京中文系。”

“你应该写北京大学中文系。”

“噢……”他知道自己写错了，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进屋吧。”

他依然不肯，从怀里掏出一沓香烟纸来：“轩哥，我知道，你现在是作家了。前天，我还看过你的小说……”他变得局促起来，说话结结巴巴，光用眼睛呆呆地盯着我，“轩哥……我……我也想做……做作家，早就想了。这……这是我写的小说，你能帮我看……看一看吗？”他把那沓香烟纸递给我。

我便接过来。

他显出很过意不去的窘样，搓着手，一个劲说：“水平不行，让轩哥发笑呢……”

这时，父亲走过来，在我身边轻微地说了一句：“他脑子有问题了。”

我的心猛一收缩，再看他那对眼睛，就觉得确实有点儿不太对头：眼珠儿发涩，很不灵活，老是定定地驻在那儿；目光呆滞，老是看一个地方。

“我还有部长篇，马上就要写完了，叫《崩溃》，三十万字……”他絮絮叨叨，声音很低，像是这些话根本没有从他的脑子里经过，只是嘴唇发出的一些他自己毫未觉察到的声响。

我随手翻一页他作的小说——

……我们为什么会生病呢？因为我们有很多机器，感冒机、高血压机、脑炎机、疟疾机、心肌梗塞机……

前不久，我的弟弟竟遭到了感冒机的迫害。

这些机器掌握在国家安全部后院一个首长的一个叫小蜜蜂的小孙女手里。小蜜蜂非常可爱……

我根本无法看懂这些令人费解的荒诞呓语。我想笑，但却笑不出来。望着两眼空大无光但长得绝对英俊的亮子，我说：“你轩哥一定好好地看。”

亮子用眼睛僵直地望着我，浑身颤抖起来，越颤越厉害。他张嘴想对我说些什么，但思路似乎被紧紧地堵塞了，欲说无言，最后，朝我鞠了一躬，走了……

他走后，我从父亲那里知道了关于亮子的一切——

亮子的病跟那座祠堂有关。

祠堂矗立在村前的河岸边。它是这地方上最高大的建筑。这地方的村民所居，基本上是泥墙草盖的屋子；阔绰一点儿的，也不过是檐口盖几片瓦，但墙依然是土坯垒就，屋顶的中央依然还是草。惟独这座祠堂，墙是用一色的青砖砌成，是现在的砖窑根本不烧的小砖，而且还是扁着砌成；上面盖的都是半圆形小瓦，少说也得上万片。进去看，大梁粗一围有余，椽子也是上等的木料破成的方木。这祠堂许多年前就矗立在这条大河的岸边了。

除了一年一度的清明祭祖，烧香进供外，祠堂还有其他若干用处，如：抓住私奔的男女，它便是关押并对之拷打的地方。听人说，对那些私奔者的惩罚，往往是不分男女，剥光了衣服，令其赤裸着身体跪在列祖列宗的牌位前。有许多人来围观，甚至有人还给以侮辱性的动作。再如：有人触犯了族长或家长，就会被缚到这里，同样令其下跪，让其忏悔，并由族长在一旁当着列祖列宗的牌位对其进行教化。

据讲，历史上这里曾死过不止一个人。

后来，祠堂被征来用作小学校的办公室了。

关于祠堂，这个地方有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传说。凡在里面睡过觉的老师差不多都说到这样一些情况：在祠堂里睡觉，夜里总会被魇住，喊，喊不出声，动，动弹不了，醒来时，直觉得自己冷汗淋淋，衬衣都被粘在了身上；将近五更天时，屋顶上就会有声响，如人掷石子于屋顶，石子就顺了瓦垄往下骨碌骨碌地滚动，你就会在床上等那石子往下落的那一声，但却总也等不到，这里你好不容易要睡着了，那屋顶上的石子声又再度响起，依然没有石子落地的声音。

有一年冬天，一个女教师在食堂吃完晚饭，惦记着一大堆作业未改，先端着罩子灯走向办公室，拐弯到了祠堂门口，只见门口站一位个头矮矮的白胡子老头，浑身穿一套雪白的衣服，便尖叫一声，灯落于地跌得粉碎。全体男老师闻声一齐冲出，问：“怎么啦？怎么啦？”女老师僵在那里不做声，半天，才说：“白胡子老头！门口站一个白胡子老头！”说完就抱着头往食堂跑。男老师们一边寻武器，一边心惊肉跳地大叫：“白胡子老头！”不一会儿，把村里的人都引来了，无数支手电筒划来划去，像前沿阵地的探照灯一般，然而，屋里屋外、上上下下一通寻找，连白胡子老头的一根胡须也未找着。

从此，“白胡子老头”就成为这里的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一伙人夜里走在路上，忽有一个促狭鬼一声喊：“白胡子老头来了！”大家就大呼小叫地跑起来，漆黑的夜空下就会响起一片混乱的“吃通吃通”的脚步声，有摔倒的，“哇”的一声惊叫，慌张地爬起来继续跑，还有跌到烂泥塘里的，就成了个泥人，泥人忘了自己是个泥人，拼命往前抢，弄了许多人也一身的泥。其中那些喊声最大的人，实际上并不完全害怕，他们虽然也感到有些恐怖，但同时也领略到了一种令心头颤栗的快感。

“白胡子老头”还常被大人们用来吓唬小孩子：“再闹，把你送给白胡子老头！”于是，那些孩子便立即安静下来，变得异常老实。

我的父亲是这所小学校的校长。我的家就在校园里，距祠堂很近。受“白胡子老头”困扰与折磨的机会也就比别人多。尽管父亲当着很多人的面，也在晚上点一盏罩子灯走向祠堂，然后告诉大家，那“白胡子老头”可能是灯光穿过屋前的一棵梧桐树的枝叶照在白墙上而形成的错觉，但没有人相信他的话，我自然也不相信。就是在白天看到那座黑灰色的祠堂，心里都有一种恐慌。天黑后，我就不太敢从它门口经过了。心里老想着那个白胡子老头，就觉得他真的站在祠堂门口，还笑嘻嘻的。若碰到去远处看电影，深夜才回来，我就一定会绕过一个池塘，不从它的门口走，即使这样，我满脑子还是祠堂与“白胡子老头”，为了壮胆，我就大声地唱“智取威虎山”中最昂扬的一段：打虎上山。

这个学校的一些老师对学生所采用的最严厉的惩治办法，就是罚他们独自一人站在祠堂里，并关上大门。

当然，这个办法一年里也用不了一两次，不到万不得已、怒不可遏时绝对不用。即使用，也一定是限制在白天。

亮子的班主任是黄老师。这地方上，除学生们称老师外，大人们还沿用旧时的叫法，称老师为先生。黄先生排行为三，于是就叫“三先生”。三先生在旧社会是教私塾的，对三字经、百家姓能倒背如流，绝不打一个磕巴。自然而然地过渡为“人民教师”后，但他每每仍露出旧时的痕迹。如读书，他不读，而喜欢唱，并且配以摇头晃脑。他的裤子至今还是一把刹的缅裆裤，裆很肥大，里头好像装了一只兔子。学生们不太尊重他，常在背后取笑他的裤子，而他却又是很讲尊严的，并要求学生们绝对听话。

亮子那孩子，天性活泼，并有无穷无尽的奇特念头，常常上课时提一些让三先生根本想不到也根本无法解答的问题。既然三先生老也答不出所以然来，亮子也就失望了，便常常偷空做他的小说。对此，三先生有很大的不满，极不喜欢他“这个东西”，常想收拾“这个胡思乱想的家伙”。这天，一个喜欢讨好的学生告诉他：“亮子又写小说了，并且写的就是祠堂。我看了。亮子还说，他要推倒这座祠堂呢！”

于是，三先生把亮子关进祠堂：“你也想写小说？还要推倒这座祠堂！能耐不小哇！推吧，你就推吧！”说完，关上大门，气哼哼地走了。这大概是这所学校有史以来第一次放晚学后还把学生关在祠堂里。三先生自顾吃晚饭去了。

天黑得很。

父亲从镇上开会回来，路过祠堂门口，听见里面有断断续续的呻吟声，心一惊，手电一照，见亮子的脑袋正卡在窗条中间，进退不能。亮子的双手扒着外面的窗台，像是身后的黑暗里有什么东西在紧追他，他在拼命往外挣扎。父亲赶紧跑过去，使劲撑弯了窗条，并打开门。

亮子不说话，却赖在走廊里不肯走。

“你看见什么啦？”父亲见他满额头的冷汗，问他。

他不说，只是哭。

父亲好不容易把他劝了回去。

第二天，当他再上学时，父亲发现他的眼神就有点儿不对头了……

“他们家里没找学校闹？”

“没有。等他家里觉察到亮子的脑子出了毛病，说话已半个月过去了。有人对他父亲说：‘你家新盖了一幢房子，当时也没叫阴阳先生来看看，会不会是房子盖得不是地方？’他父亲果真请来阴阳先生。那阴阳先生说房子确实盖错了方向。他家就立即拆了房子，可是，亮子依然没有好起来，还一天天地严重了。最后，只好不念书了。以后，他就成日带夜地写，也不知写些什么东西。怕他脑子更往坏处走，家里就收了他的纸，他就到处去捡烟盒。”

夜晚，我躺在床上翻阅着亮子的小说。尽管满纸荒唐言，并有无数的错别字，也没有标点符号，可我却像一只久饿不食的野兽忽然觅到猎物，穷凶极恶地咀嚼着那些奇怪而富有魔力的文字。我看得呼吸急促，粗浊地喘息起来。他的笔下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荒诞世界，像一架钢琴散了架，一个根本不懂音乐的人将它胡乱拼凑起来，音阶次序乱七八糟，发出杂乱无章的音响。但你又似乎不时被一种无形的、难忘的力量所猛击，心就像垂挂在风中的最后一颗柿子在抖索。一会儿，又起了一种妙不可言的情绪，觉得在这个物质世界以外，还有一个灵魂世界。他的小说使我惊讶地发现，原来在我身上还有不知多少未被唤醒的感觉。

我憋不住，把那些小说扔在床上，披着衣服在屋里来回走动。

这孩子的想像力大胆得让人的灵魂颤栗，他的奇特和敏锐的感觉简直不可思议。

我自愧不如，为自己的想像力感到害臊和悲哀。成为小说家的应该是他而不是我。然而，我现在毕竟是一个思维健全的人，而他却是一个“二百五”、“十三点”、神经病患者，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香烟盒上的文字毕竟是痴人说梦，绝非小说——他也许永远做不了小说。

我推开门，走到寒冷的夜空下，久久不肯入户……

年已过了，离开学也没几天了，我该回北京了。

黄昏，天下着雪，我拎着皮箱，走向轮船码头。远远地看见亮子站在河边上。他见了我，仍原地站着，呆呆地望着我。雪不大，但他的头发几乎已被雪所覆盖，肩上的落雪也足有两寸厚。可想而知，他已站在这里很久了。

“亮子！”

“轩哥。”

“你怎么站在这里？”

“等你。你说过今天走。”

我把皮箱放在雪地上，望着他。他眉毛上的雪已经冻结，脸冻得青紫，浑身在微微发颤。我替他拂去头发上和肩上的雪。他没有任何表示，仿佛他的灵魂也已冻僵。

“回家吧，亮子。”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用香烟盒装订成的本子，用双手捧着递给我：“轩哥，长篇，《崩溃》，写祠堂的，你带到北京，请人家帮我发表，好吗？”

这种东西，谁会发表呢？但见他那种痴痴地乞求而又期望的眼神，我稍微犹豫了一下，将它接了过来。

“回去吧，亮子。”

他望望大河尽头：“轮船还没来呢。”他固执地站着不肯走。

也许是因为这些日子他昼夜不分地抢写这部所谓的长篇小说，他消瘦了许多，身体十分虚弱；加之衣着又那么单薄，他越抖越厉害，后来牙齿干脆“格格格”地敲打起来。

我又不禁想起那年的情景：茫茫的雪野上，一个裸体小男孩，在雪地上风一般地撒欢……那个亮子呢？那个清明如水的亮子呢？

轮船到了。我把围巾解下，围在他的脖子上。他一动也不动，仿佛我的围巾不是围在他的脖子上，而是围在一根枯干了的树干上。我匆匆地上了船。我向他招手，他也没什么反应。船离开了码头。我朝他看，觉得他仍然很漂亮。

轮船一拐弯，亮子被一片树林遮住了。而这时，矗立在河边的祠堂却出现在我眼前。在黄昏的暮色笼罩下，祠堂显得越发高大和森严，它已不知经历了多少个年头的风吹雨打，居然还是显得那么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