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病在医学上怎么说，我至今不知道。民间习惯于称作痴呆症。婶娘死于这种病。她体面了一辈子，却死得那么脏。她的死法比死亡本身更叫人揪心。父亲说，婶娘死的时候胳膊腿没有一样放得齐，连死的样子都没有。

送进敬老院之前婶娘就有病兆了，记忆力越来越硬，粘不住东西。婶娘在敬老院共住了三百二十九天，这些日子她没有一天过得明晰，其实是她的弥留。她的病没有皮肉苦，婶娘没有一句抱怨，没有一声呻吟。但她的样子却叫所有活着的人心酸。她总是那样笑。她当了一辈子聋哑教师，对那些失聪失语的孩子微笑了一辈子，笑得总是那样和善慈爱。等她进了敬老院，她的笑容里已经没有什么内容了，只是一种皮肤组织或皱纹走向。看见她老人家笑，我就忍不住难受。过于善良的人其实不宜在世上活，对亲人来说，他们永远是灾难；温良慈祥的人活不出什么滋味来，一生只不过在为悲剧做铺垫。

婶娘没有子嗣，一个人在世上寡居。退休之前她有过一群聋哑孩子，退休后也一度有我的叔父，但不久叔父就下世了。那么多年来婶娘一直拿我当儿子，只是不好说出口。叔父咽气的那一天我赶到医院，婶娘正握了叔父的手，静静和叔父说话。我不敢惊动她，一个人站在氧气瓶旁边。后来婶娘看见我了，她抓住我的胳膊，对我说：“这世上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婶娘的手上全是叔父尸体的温度，还没有还过阳来。婶娘说话的时候脸上有一层青白颜色，类似于冰面上的那层白光。我说不出话，就那么怔怔地望婶娘。后来我们一起看叔父。叔父死于绝症，生前五大三粗。他的身躯让他的生命耗尽了，留下来的尸骨瘦得只剩下一把。

婶娘曾是一位好老师。那些可怜的家长都愿意把孩子交给她。这样的时候婶娘总是很欢喜。家长们都说得出婶娘的好。其实家长们不懂得婶娘，婶娘不是给孩子们当老师，是当妈妈。婶娘胖胖的，双眼皮双得很宽，笑起来她的好心肠总能钻到人的心里去。孩子们都懂，人前人后用大拇指头夸她。这种时候婶娘的表情格外复杂，粗一看是幸福，细一看却是忧伤。

婶娘进敬老院之前已经发现自己病了。就在那年的开春她把自己送到了敬老院。婶娘预料到往后的日子，不想麻烦我们，趁着脑子清爽，自己料理自己的后事了。

婶娘走进敬老院不久就出现异态了。脑子一天比一天坏，和人说话越来越喜欢用手语了。婶娘在她的教师生涯中说了一辈子手语，手语和她的呼吸与步行一样，成了皮肉，忘不掉。好多事她记不得怎么说，却能够脱手而出。她的手语在孤寂的日子里越说越流畅。手语越流畅，日子也就更孤寂。没有人听得懂她的话，人们都说，那个疯婆子又在装神弄鬼了。

婶娘在敬老院不讨人喜欢。人们不喜欢装神弄鬼的人。记忆力衰退后，婶娘再也不关心自己是谁了。时间在她身上倒过来流，她越过越小了，做母亲的欲望一天一天的抬头，最后把她缠紧了，裹住了。婶娘天生对人好，进了敬老院就争了给别人做好事，后来越闹越大，拿了自己当大伙的母亲了。她整天拿了小塑料盆、肥皂、小剪刀，逼着人家，要给人家洗手，剪指甲。她批评这个手脏，批评那个耳根不爽洁，闹得人人都不喜欢她了。后来她又管到人家的作息时间上去，一清早拿了一只砖头，挨户挨户地敲，叫大伙起来，活动活动。敬老院给她弄乱了，大家劝不住她，就把她关起来，反锁在一间小屋子里。婶娘一心想着关心别人，这不是她的记忆，是母性的天质。她得了痴呆症，再也不会掩饰了，一心一意往别人那里送母爱。但没有人领她的情，她的爱也就无处落实，她就是这么疯掉的。

那些日子婶娘惦记着我。我远在南京，一点也不知道她已经那样了。婶娘整天在屋子里，拿手语和自己一问一答。

她用手语问：你几个孩子？

婶娘说：“一个。”

她又用手语说：男的还是女的？

婶娘高兴地说：“男的。”

他在哪儿？

“南京。”

他怎么不来看你？

婶娘自己把自己问住了，她就追忆，想。想不起来，就不好意思，一个人笑。婶娘笑着对自己的手指说：“记不得了，记性坏，一点也记不得了。”

那些日子我远在南京，一闲下来我就会想起那个午后。那个午后婶娘去取叔父的骨灰，我陪她去了。叔父的身材高大，高出婶娘一个头。当他变成骨灰之后，婶娘能够抱动他了。那一天赶上天阴，没有一个人脸上有阳光，满街的人都像行尸和走肉。婶娘解开自己的上衣，把叔父裹在怀里。婶娘的下巴抵在骨灰盒上，样子像抱了一个婴孩。我怕她太伤心，说：“我来吧”。婶娘不肯，摇了摇头。婶娘说：“等我过世，你要这样接我回家。”婶娘的话叫我心堵，我把目光移向她的身后去，没有太阳，地上也就没有她的身影。婶娘在殡仪馆走了长长一段路，身后就是没有身影相随，婶娘走过的地方空空荡荡，不留任何痕迹。这很像婶娘她的一生。种豆不能得豆，种瓜不能得瓜，的确也是难免的事。我总觉得那一天不出太阳事出有因，其中隐含了某种征兆。

接回叔父的那些日子我住在婶娘家里。每个晚上婶娘都要对着叔父的骨灰发呆。我陪婶娘，婶娘陪叔父。婶娘的记忆力真的太好了，连续三四天她向我追记叔父和她的婚姻岁月。叔父的灵魂这时候会从盒子里爬出来，变成举手投足，和他生病以前一样逼真。偶尔说到高兴的事，婶娘就不语了，样子格外忧戚。但婶娘的这种状况也只持续了四五天。人的一生真的太短，三四个晚上就能把人的一生说光了。这样一来活下来的人越发难了。岁月之所以漫长，长就长在说剩下来的东西太缠人。那时我真的太年轻，过得粗，没有几天就回家去了。我对父亲说：“看来好些了。”父亲没有说什么，脸上有许多言外之意。现在看来，父亲的缄默是一种大觉悟。对长者的言外之意，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无能为力。

就在这年的腊月婶娘有了变化。年底我从南京赶回故里过春节，父亲说，婶娘大不如从前了。我去看她，她的眼神和手脚果真都慢。婶娘慢慢地认出我来，一认出来就怪我瘦。婶娘一个人寡居在家里，她把自己各个时期的相片都放大了，挂在墙上。全是黑白照。老老少少一屋子。我说：“婶娘，你挂这么多相片做什么？”婶娘笑着说：“陪我。”时光真是无情，婶娘在黑白相片里一张一张往前老。能变的全给时光变掉了，只是一脸的和善慈祥还是旧样子。人身上总有一些东西时光不愿意改变，时光对它们肃然起敬，想方设法绕着它们走。父亲说得不错，婶娘真的大不如从前了，但我以为父亲也是多虑。人总是越活越老，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大年初一我才知道事情严重了。中午父亲请婶娘过来吃饭，我的母亲为她做了鸡块烧板栗。但鸡块和板栗没有为我的婶娘带来“吉利”，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婶娘一生中最后的午餐。午饭后天气变坏了，婶娘不肯久坐，要回家。我起身送她，婶娘她不肯，婶娘她坚持自己回去。婶娘她从来不肯麻烦别人的。差不多在黄昏时分我出门租录像带，在路口我意外发现了我的婶娘。她站在电线杆底下。这时候下了小雪，婶娘的白发像雪花那样纷飞，能看见风的坏脾气。我走到婶娘面前，说：“婶娘，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婶娘看见我，只管笑，笑的时候有许多不好意思。我又问了一遍，婶娘说：“不认识了，我不认识回家的路了。”婶娘的这句话把满巷子的雪花弄得分外寒冷，婶娘的乱发在雪花中间无限苍茫。她的生命快到尽头了，过剩下来的日子只不过是她的弥留。我扶了婶娘送她回去，她走路的时候只有一只脚留在阳间，另一只脚已经踩到阴府里去了。

婶娘只有一只脚留在人间。她利用最后的回光返照料理了自己。她把自己送进了敬老院，而叔父的骨灰在这段日子里最终成了一个谜，谁也不知道被婶娘遗忘在什么地方了。这很像某种谶言，生和死，说到底就是记忆与遗忘——当记忆不能再记住记忆的时候，遗忘也只能遗忘一切遗忘。这很叫人伤心，甚至找不到伤心的由头与借口。叔父彻底湮灭了，生存与死亡里头都没有他。他的一生把他自己的一生全弄丢了。

婶娘在敬老院不久就被关起来了。在此之后婶娘的生命就成了一个梦，睡在她自己的身体里了。婶娘的身体只是她生命的一只茧子，身不由己，己也不由身了。我在夏季得到婶娘被锁的消息，我专程赶回老家，隔了铁窗我望着我的婶娘，她坐在床沿，正和自己的手指头说话。我找到院长，命令她打开。我说再不打开我把你眼珠子抠出来。

婶娘坐在床沿迎接了我。她脏得没形了，一举一动伴随了厕所的气味，夏季把这股气味放大了，使婶娘很不体面。婶娘微笑着拍拍床沿，让我坐，床框上有一块压扁的大便，干了，痂一样结在木头上。我用指甲抠掉一块，坐在婶娘身边。我说：“婶娘，”婶娘望着我文不对题地说：“学生的作业本你发下去没有？”我愣住了，望着我的婶娘，只好说：“发了。”这两个字说得我肝疼。婶娘说：“还有几天开学？”我不死心，我说：“婶娘，我是谁？”婶娘向左侧过头，又向右侧过头，婶娘她认不出我来了。婶娘她都认不出我来了。婶娘很歉意地说：“上了岁数了，都记不清了。”

“我是小三子，”我说。我的声音都变掉了，我自己听得出来。

婶娘没有恍然大悟，也没有大喜过望。婶娘只是尴尬而又不好意思地笑，说：“上岁数了，记不清了。”我一把拉住她的手，用力一拽，拽皱了她的一把皮。我的心里和她手上多余的皮一样，皱起来了，说不出的难受。我说：“你有儿子吧？”婶娘想了想，说，“有。”“——在哪儿？”婶娘说：“在南京。”我变得十分激动，大声说：“就是我，就是我！”

婶娘审视我，看了老大一会儿，又不好意思了，脸上浮上了一层大希望。婶娘讪笑着说：“你骗我。”婶娘笑了笑，很坚决地说：

“你不是你。”

婶娘把嘴就到我耳边，神神叨叨地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她打了一通手语，问我明不明白。我说我不明白。婶娘说，小声点，她的孩子在隔壁睡觉，刚断了奶的。

我的脑袋僵在那儿，答应了。我想我也快疯了。我想不出能为我的婶娘做点什么，婶娘在遗忘、幻觉之中重新开始了她的生命。而我太具体了，我不能成为婶娘的幻觉。这是一个错误，是上帝才犯得起、是上帝才犯得起来的错误，当事人无能为力，当事人只有掉过头去，把一切留给上帝。可是我太难受。晚上我对父亲说：“婶娘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父亲说：“她怎么能认识你，她连她自己都不认识了，保健员给她梳头，她对了镜子给自己打招呼，让自己进来坐坐，她那种样子，怎么能认得你。”

在那个夏日午后我花大价钱请了两个女保健员，她们帮我的婶娘冲洗了房间，并给婶娘洗了一个热水澡。婶娘洗完澡由女保健员搀扶了过来，新浴后的婶娘神清气爽，至少看上去是这样，像一个体面文雅的退休女教师了。许多孤寡老人围过来看，他们凝视我的眼睛既不转动又不眨巴，他们的目光除了“看”之外丧失了一切功能。他们走路的时候身体内部发出骨头的碰撞声。他们就那样围过来，他们一点意识不到自己的瞳孔里有目光。

我再也想不到婶娘会那样，婶娘让我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婶娘走到我的面前，抚摸我的头。她的目光里充盈了慈祥与母爱。婶娘的抚摸让我很窘。我不习惯这样，我都三十岁的男人了。我看了看四周，全是孤寡的眼睛，不转动也不眨巴。

婶娘突然说：“乖，喝妈妈一口奶。”

婶娘的手抬起来，要解她的前襟了。我慌忙摁住她的手，婶娘却无端地固执起来。“喝妈妈一口奶。”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的脑子里空了。我说：“婶娘。”

婶娘没有坚持。她望着我，没有表情，甚至没有忧戚与失望。我不知道我伤害了她没有，看不出来。这个院子里的人都这样，目光和内心世界没有一点关系。我疑心婶娘已经认出我来了，这让我惶恐，让我万分内疚。我倒是希望她就此把我忘了。老人的记忆似是而非，实在是下人的大不幸。我甚至不敢正视婶娘的眼睛了，一无所有有时恰恰就是无所不知。

我只能匆匆逃脱。我悄悄离开了敬老院，悄悄离开了老家，当天夜里我就赶往南京去了。一路上我很悲伤，生命之旅这样漫长，至少有一半用作了逃跑。这个比例相对于动物来说，人类已经是相当进化的了。

回到南京后我给婶娘的院长去了电话，我恳求她把我的婶娘放出来。院长说：“不行的，这几天她又多了一个毛病了，动不动就解开上衣，让自己的乳房喝另一只乳房的奶水，——这叫我怎么放？”我想了想，把话筒放下了。我从父亲那里得到了婶娘的死讯。婶娘的死讯又突兀又顺理成章。我得到消息时婶娘的丧事已经完结了。父亲说，他也没有见到婶娘的最后一面，就知道她死得又脏又乱。父亲说这话时样子很茫然，我们这个家族的人历来看重人的死法。死法比活法更重要，死不仅是活的总结，也是活的实质。可婶娘不知道怎么弄的，死法和活法出现了这样大的逆差，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

得到婶娘的死讯后我反而记不得婶娘生病的样子了。我就记得她怀抱叔父从火葬场回家时的模样。婶娘对我说：“等我下世，你要这样接我回家。”婶娘的容貌犹如昨日。我该把婶娘接回来了，我不能再欠婶娘了，这是我完全可以做到的。我选择了一个暖和的冬日赶回老家，没想到到了家天竟阴了。我叫了一辆马自达三轮车，穿了黑色呢大衣，一个人往火葬场去。我有些悲痛，但到底又有些轻松。我在内心安慰自己，似乎可以还去一笔大债了。我很方便地找到了婶娘的骨灰，把她捂在胸口，用呢大衣裹好。我沿着冬青路往回走，天竟下起小雨了。这时候我不免想起我的叔父，不知道他现在安息在哪里了。对逝者来说，无人知道的归宿到底算不算归宿，很让活着的人伤神。天上下着小雨，我抱了婶娘走上了大街，街上的人正用两条腿行走，一个个有血有肉。我突然想起来，我到底要把婶娘的骨灰安放到哪里去？这个最要害的问题居然让我忽略了。叔父的骨灰没有了，合葬是不可能的；放在我家显然也不合适；婶娘她自己的老家早就没有了；带回南京似乎更不妥当。我站在十字路口，有些慌，看了看脚下，地上没有我的身影，我突然就觉得自己行走在梦里，没有身影相随，我的每一步仿佛都离开了今生今世。我抬起头，无限茫然。道路四通八达，我的手却无端地沉重起来。我想起了父亲的话：“不幸的人从来就不会死去。”大街上纷乱如麻。只有冬雨下得格外认真，它们一丝不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