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考虑出头绪来。

旅行？旅行恐怕也不帮什么忙。再说旅行既需要钱又需要时间。我两样都没有。

是吗？我吃了安眠药，只睡了半小时。

还好。看着你这样永不吃惊的面孔，镇定了我。耶稣基督那双毫无惊讶的眼睛，什么被做过的事和将要做的，什么不堪入耳和不堪入目的，都不使他吃惊，都允许存在。你，也这样；勾引也罢性虐待也罢，不过就这么几桩事情了，都跳不出你的意料。你，我不时感到稍欠实体感。你不是完全具体的，犹如一切圣像。

知道。是你们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训练。

你认为还有必要再赤裸些吗？再除去些忸怩吗？

对我母亲？我不记得我彻底敞开过，精神，肉体，都没有彻底裸露过，从十一岁的暑假之后。我记得我向你讲过，她的连夜审问。

让我们来看看，已到了哪里。已经离了婚，已有了媒人。我母亲一向不难看，偶尔的，只要她愿意，还可以是好看的，她要我每星期至少回去吃三顿晚饭，另外三顿可以在我父亲那儿吃。她总是边烧菜边问我爸爸的事：胃没有出血吧？是照医生说的一日五餐吧？听没听她话向贺一骑罢工？她很少问爸爸新夫人的长短。但她在暗中同她竞赛：把爸爸最爱吃的几个菜，反复雕琢，越烧越妙。然后大着嗓门叫我“吃啊吃啊”。我知道她如此粗起嗓门粗起举动是另一种哭法。她眼底下心底下都是泪，却不再落了。她有时也明白一会儿，说：要是我不在贺一骑和他中间插一杠子，恐怕也不至于让他最后下决心离开我的。

我说：白骨精也不对，知道爸爸是有家有老婆的，天天往讲习班跑，妈你反正解放了，剩下的让白骨精去操心，收拾残局。

她大喊大叫地让我“吃呀”，我知道我得吃足我爸爸那份。得吃到我倒胃口。但这不顾死活的吃是对她那份未尽的情分的抚恤。我知道她最大安慰是听我不经意地谈我爸爸新夫人如何笨手笨脚地切生姜，切进去半片指甲。我对她讲，我爸爸和新夫人大吵一架，为了贺一骑办的黄山笔会。我妈妈听说我爸爸谢绝做第一贵宾去参加，而新夫人认为他不近情理，两人闷声闷气吵得不可开交，以至一个赤足离家出走，另一个赤足去追。我妈妈几乎是幸福地听着。我只要想要她幸福，就夸大我爸爸和新夫人的龃龉。她甚至会焕发出小姑娘的容光，低低叹道：再来一次“文革”就好了，他再给关起来，看谁把每月供给的五个鸡蛋腌起来，一个不舍得吃，一次次坐长途汽车牛车马车，把腌蛋给他送去，看谁能给他送四年腌蛋，连独轮车都坐过。

我这才知道我妈妈的“孟姜女”演了那些年，现在也未必停止了。

她说：等着瞧，看他再倒霉挨整谁也不理的时候，谁会真心等他。

似乎她还会有个开始：同我爸爸的恋爱、结婚、生女儿都还有待于开始。只要任何大祸降临到我爸爸头上。一旦社会或某种政治势力开始不公正，开始伤及我爸爸，她的浪漫史便又会有一次机会，她的青春韶华会再来一个全新的开始。她不是失去我爸爸了，只不过在等待一切再轮回来，一切都没开始而注定朝“开始”靠近。我这次真正看到我妈妈精神和肉体中永远存在的那个少女。那个初见我爸爸，在书中夹着“我要嫁给你”字条的少女。

以那个少女的痴痴口气，她讲起她最近一次偷偷见了我爸爸一面。不是那个“偷偷”，是不惊动他，偷偷从杂志摊的书报架后面，半猫着腰去瞅他。完全是少女自己娱乐自己的躲猫猫。她撅着已松坠因而大而失形的臀部，眼睛从杂志砌成的墙缝瞄准着我爸爸和新夫人。

她辛酸而甜蜜地说：他怎么一下子老那么多，才一年不见！她眸子亮晶晶的：他肯定还在为贺一骑卖命。冤家！唉。她叹口热恋者的气，说，分不开的，都是冤家。

我打着饱嗝，替我爸爸吃的那份哽到了胸口，令我昏头涨脑才同意她的“冤家”之说。告诉她：别瞎操心了，让你那几个媒人勤快些，多弄几张照片来我先帮你打个分你再去跟他见面。现在公园里晚上有老年人舞会了，没看那些飞蛾乱扑的路灯下老男老女跳“伦巴”跳得尘土飞扬。她腼腆地说：同一位教授去过一次，鞋吃不消，新高跟鞋进去就成旧的了。

我满意话题总算离开了我爸爸。

她却说，知道为什么我答应同他去跳舞吗？因为他读过你爸爸那本短篇小说，我问过很多人，没一个人知道你爸爸写过“自己的”书。你四岁那年出的，后来运动来了。反右倾来了。贺一骑来了。你爸爸，唉……

我赶紧岔开她，问教授是否秃头。我说不秃就好。却是再岔不开她的心思。不知从哪里打听的，她知道我爸爸和贺叔叔之间所有近况。基本真实。她逼我再讲一遍。我无滋味透了，乐呵呵说：书的确快出版了，去美国的作家访问团中，也可能有我爸爸的名字。然后我说还要和宋峻继续离婚长谈，非走不可。

一个人了。我可以漫漫无际地走、想。可以买串糖葫芦，啃，东张西望。五颗山楂果里三个有蛀虫。我想到贺叔叔刚进城的年代，女学生们用口琴吹苏联歌曲的年代。然后，手风琴奏阿尔巴尼亚的《万岁地拉那》和朝鲜的《万景台之歌》。都那样，你唱我的歌，我唱你的歌，朋友一场，真诚地相依为命一场。

我不知道自己散漫无聊的样子被人瞅了去，我走在碎砖块上，存心让无目的的散步添了些险峻。似乎城市到处有在拆或在盖的房子，大楼。大车小车都走得慢许多。到处有我这样乱走的人：知青们自作主张地从农村和边疆撤回城里。游魂一样的步履、老大不小的年纪，自己也嫌自己多余。只有等，等着任何事发生：车撞着一个人也好。

我不知望着我的那双眼睛从“丰田”卧车的茶色玻璃后面来。我不知贺叔叔那样感慨万千地看着啃糖葫芦的我。车到我跟前了我才发现是他。他在半开的窗后对我笑笑。我手里还剩一个完整的冰糖山楂果，鲜红剔透，不知心里是否有蛀虫，他叫司机停车，叫我上来。

我嬉皮笑脸把剩的那颗红果子往他嘴边一杵：吃不吃，贺叔叔？

你不知他看着我的眼睛。就是“此生是没办法了”的那种眼睛，那种笑意。皱纹、白发，那么好看，就是“但愿有来世”的那种笑容。我拿着最后一颗红果子，它在弹性的竹签子上颤颤悠悠。我让他看到这是最大最红却是最后的一颗。当然我们谈的是某某最新的一篇评论，说的是我在学校的、他在省人大常委交椅上的所见所闻。

车到我爸爸住的那幢楼前，停了。他为我开车门。我拈着戒尺一样的竹签子，上面是最后的红色果实。我搀扶他的右臂，半倚半偎地来到我爸爸门前。别忘了：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素来的辈分，依偎，搀扶，触碰。

我的继母把我们引进去。她鼻侧有条浅浅墨痕，显然在替我爸爸校对稿子。我爸爸倚在铺着狗皮的藤躺椅上，身上架块板，上面搁着纸墨。从他胃被切掉四分之三后，就改为这种写作姿态了。贺叔叔喘着叫他别动，躺他的。两人都在我眼前老下去。

继母端来了茶和一盘削好的苹果。苹果斑驳锈迹。他们的钱只够这水平的生活。贺叔叔说：李胖子说三个月以后保证出版。

李胖子是出版社社长。

我爸爸说：妈的他事最多！中央来个文件他就要我改这改那，掏两块钱买瓶麻油来，叫我把第九章全拿了！

贺叔叔叫我爸爸放心，第九章一根毫毛不用动，出了政治差错有他贺一骑。

一抹儿冷笑从我脸上“嗖”地过去。贺叔叔也给冷了一下，朝我看看。

贺叔叔说：你老兄想出国访问，直接跟我提嘛……我知道这是个待遇问题，跟分房子差不多。不过你去跟文化部写信请求……

我爸爸糊涂了，瞪大眼说：什么信？

贺叔叔从衣袋里慢慢抽出一张信笺。他说：他们寄回省里来了。

我爸爸看着那三行与他毕肖的严体小楷，脸红得像雄鸡冠子，眉毛头发全竖起来：我怎么可能写这种信？请求出国？我稀罕？！我父亲的三个妹妹都在美国，我稀罕？！

他又看一遍信，发现第一遍漏看的一行字“鉴于本人文学创作的资历（与贺一骑合著的长篇小说即将出版）”，他太阳穴上凸出一道霹雳形状的紫青血管。他从狗皮躺椅上弹起，说：我怎么可能去讨赏？！

贺叔叔说：你老兄激动个啥！知道你清高，不来求我，一辈子不肯求任何人。我了解你；还有比我贺一骑更了解你为人的吗？不了解你我能帮你？没我帮你你去年离婚能那么利索？我气你在哪里——有话你该先跟我说，写这种信！又让我措手不及！

就在我爸爸给贺一骑的第二个耳光在他身心内即将成形时，我及时中断了它。

我插到他俩之间。我说，是我写的。我面带那种表情：这世上原没有任何大事，起码在我们这代人眼里再也没有了。我说：有什么了不得，不就是作家集合起来去美国赶一回集？跟去淝西赶集有什么两样？！

我爸爸愣住了。贺叔叔想把它看成一次“胡闹”，再次笑笑，却没笑出来。他隐隐约约感到我从一开始就不那么局外。

我爸爸语不成句：你怎么可以……伪造我的……

我笑嘻嘻地说，你伪造了我啊。

我对贺叔叔说：我爸爸投奔苏北解放区的时候，口袋里有张去美国的船票。误了那班船。四年前他的小姑给他写信，说要送他一张机票。他说那张机票不能再作废，给我女儿吧。他不想去美国，我想他去。我想要他把这里的事都停了：写作也好，生病也好。

非常家常的语气，贺叔叔仍是听出了意思：该是还清的时候了。你也好，他也好。该是给他些公道待遇的时候了。该是安慰他，平等地跟他做朋友的时候了。接纳他入访美代表团，仅仅让他感觉他没有白白误掉三十多年前那班船；三十多年，不是一笔笔从日历上白白勾销了。他该得到一个起码的名分：一个中国作家，尽管默默无闻。

我想贺叔叔从我嘻嘻哈哈的抱歉中听出了我的真话。

你看，我们共和国的中国人经过三十多年，早已习惯去听那些没被嘴唇和舌头印制出的词句；那些真实言辞唇齿是无法亦无力铸造的，它们的锋利形状、精准意义全在你的听觉的接受力之外。

后来的事就全是“据说”了。

据说一天贺叔叔在他那副省长待遇的小楼里接到一个电话，问他推荐的一位访美作家代表是否在“文革”中有“打、砸、抢”行为。贺叔叔说，“文革”嘛，不打不砸叫什么“文革”，哈哈哈。电话追问：听说他在批判斗争大会上跳上台，当众打了一位著名作家；听说他和那个著名作家一直关系密切。贺叔叔说：有这事？电话说：听说被打的著名作家就是你。

贺叔叔沉默一阵，咽下很重一口气和唾沫，一字一句说：没有的事。

电话坚持追查：你“文革”中没挨过打？不是打断你一根手指。

贺叔叔说：打我的人不少。哪里记得清呢？

电话不依不饶：不是说你挨了你那朋友一耳光之后，差点儿自杀，就是裤带不够结实？

贺叔叔咬牙切齿，说：没有的事。

半年后我爸爸接到出国访问的通知。

兴奋了一阵，摸不着头脑了一阵。他新夫人开始拿着随信寄来的二百元“置装费”跑布料店，扯料子给我爸爸做出国行头。我爸爸有一天拽我一块去路灯下看老头们下棋。其实这已成了他唯一力所能及的体育活动。他对我似乎不经意地说：我不出国了。

我问为什么。

他看着一个老头“啪”的一声落下棋子，说：我有什么作品啊？一个人管自己叫作家总得有作品吧？

我说：谁比你写得多？

他自顾自离开那个棋摊子。装束同街上任何一个老头都差不多了。曾经那些标新立异、别出心裁全没了。那种飘洒和愤怒，都没了。头发也不卷了，因为没有多少头发可卷。处处可见他在我继母手下的服帖。在贺叔叔和世俗以及主流社会的主宰下，他渐渐有了一个渴望：他要做一个正常的人。他再不要惹是生非，背叛成性；他只要安安生生做个正常的人，其次，有个正当职业，叫作家。

他心平气和地对追上他的我说，老贺的心他领了，因此他更得帮他把这部小说写完。

我按捺住自己的勃然大怒。嗓音如今天在美国学生面前讲中国当代文学那样无关痛痒。我说：爸爸，你们还没完？

他听不见我，说他自己的：老贺他一直很讲义气。不过呢，我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作家？人家问起来，我写了几十年在写什么我拿什么去对答？我把老贺这本书修改完就好好写自己的作品。还有几年，还写得动。

他倒是对替人作嫁、一笔勾销的几十年潇洒慷慨。他鼓舞我地笑笑：等我写出一部好东西，再参加作家代表团。我在你出生前就有一部好作品要写，大作品！你不信？信？

我笑笑。大作品。他站下来，等他自己的呼吸跟上。他穿着不伦不类的白旅游鞋，无风格但很新的灰外套，两只脚还是歪着，忍受着过去和未来。忍受那一点儿没办法的无耻。

书？出版了。像百货店出来一批雨伞，粮店出来一批挂面，正常，谁也不大惊小怪。挂面很陈了，雨伞也过了时令。那类小说人们一看就说：又来了，不就是“文革”中挨斗坐牢妻离子散？

没有。他中风了。贺叔叔从哪点看都不像个突然倒下中风的人。只摔了一跤。

在书出版的两个月以后。

我很长很长时间没见他了。在忙着办出国的繁杂手续。告别故土是个非常冗长的过程。最难最沉重的部分是告别他。

还是去了。特意扮成个喜洋洋的模样，买了两罐时髦的浓缩橙粉。我知道女区委书记来尽了一星期为妻义务，刚刚离开。

不是医院的探视日。护士长叫两个护士撵我下楼。我说我从很远来的，她们说从美国来的也不行。病人都在午睡。我最后请她们把礼物代病人收下，踽踽下楼去。她们以为代收礼品意味我放弃纠缠了。我却很快回来，穿过午睡中充满深沉鼻鼾的昏暗走廊，找到贺叔叔的军人病房。床头一个输液架，淡黄管子里的液体走动着，连着他松松搭在床沿的手。那只手很大，没有黑斑和皱缩的皮肤。它若醒来仍能给我最温暖的抚摸。它还透着少壮。他尽管老了却还有种少壮的气质。

大约三分钟。

只看见他的气色、气质，那只手。火车那夜抚摸过十一岁女孩的手。

我跟他已圆满结束了。走出那走廊，这个始终暗暗在为我的童年和青春做伴的男性就真的过了时令。因为他那暗中陪伴，我从没真正陪伴过宋峻。

泪如烈酒一样在我眼中作烧。完了就好，我要做个正常的人。

却没完。在医院大门口我忽然碰见一个人。一身草绿，脸膛黑红。是个中年军人。那种来自边疆缺人烟地区的懵懂目光，那种横冲直撞和开朗眉目。我一下子认出他是谁。他是我童年见到的贺一骑。我心目中永不泯去的少壮的贺叔叔。

他被这个三十岁大几的女子叫住，回过身。宽肩，没有他父亲那样的高度，却比他父亲挺拔。他当然不知我是谁，正如许多人不知我爸爸是谁。他紧张地微笑，听这女子问：你是来看你父亲的吧？他不知这女人脸上的红晕是怎么回事，那深知内情的笑容是哪里来的。瞬间就有半个世纪的熟识。正如他父亲当年那样走近我父亲。我向他伸出手，说自己是谁谁谁。他装着知道，笑得越来越放心了。他伸出贺叔叔的手掌——年轻未残的，宽厚温热的，把我整个地握在里面。我告诉他现在护士们撵人如撵狗，还是等三点钟午觉时限过了再去吧。我说贺参谋长，我常听你父亲提起你。从你十八岁当兵，成养猪模范，到你进步兵学校，娶妻生子。

他呵呵地笑起来，还原了那个带我去上海的贺叔叔。他有点无法招架这个眼神复杂的女子。浅蓝的连衣裙是舶来品，紧贴胸腰，半点曲线都不瞒他。她是为冥冥中一场邂逅而穿扮的。她还算有看头吧？无论如何是他经验之外的女性。

那个握手持续了很久。

他说现在才一点半，还有一个半小时我上哪去消磨呢？下馆子也不能下一个半钟头哇。

我说：我带你去走走吧。

他给吓着了，一脸不合适。我笑着说：你父亲就跟我父亲一样，走吧！我手里已有了证据：那本书。汉砖一样。我一直背在包里，为一个仪式的完成似的在读它。书上有他父亲和我父亲并排的名字，A角与B角。我手指点着两个名字说：喏，他是你父亲，他是我父亲。

他“噢”了一声，险些惊飞一马路悠哉的人。又抓起我的手握一回。

十分钟后我和他在那个环城林带中。他已脱了军衣，白衬衫透出红色篮球背心。他不知道我和他父亲在一个夜晚踏过这里的草，触碰过这里的枝叶，撕裂过枝叶间的蜘蛛网。我同他父亲，臂膀贴臂膀走过这儿所有窃窃私语的树影深处的情侣。所有潜在暗地的情侣曾也视我们如情侣。像今天一样，所有枝叶最茂密的地方，都不空虚。

我侧转头来，看着贺叔叔最动人的年代。同瓜棚里那个成熟、黧黑的贺叔叔一模一样，体嗅也那样微带油腻。他的左侧脸颊上有粉刺留下的浅坑，脖子上也有一些。我的手似乎已出动，去触摸年轻的贺叔叔的这一侧脸颊。它的毛糙使贺叔叔回到雕琢和凝练之前。疤痕总是先于光整的肌肤感知任何触摸。它们先变了点色，难以察觉地蠕动着。他不得不向我转过脸，阻止我的目光再触摸下去。他母亲的眼睛和眉毛，他父亲的鼻梁和嘴唇。但贺叔叔的少壮形态完整地附在他身上。你甚至看不见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晚上：远处还有一两声冷枪，在击毙逃跑的俘虏或某个哨兵警觉得抽了风。仗打到一半的那个晚上，他的父母如何把相互的神形输注一处，蕴成了他的最初。看不见他强悍的母系来源在他身上怎样就让怯了，只剩了那榆叶儿形状的眼睛和略焦黄的眉毛。所有对他神态动作支配的，是他父亲。他用他父亲的眼神看看我，但假装看的并不是我，是我这一侧的风景。然后他以他父亲的笑容宽阔地笑了，说：我们往回走吧，快三点了。

什么都是贺叔叔的：转身、甩手、步伐。眉宇间的纯洁。在瓜棚里偶然出现的，却是滞固在他这儿。那在瓜棚时期回到贺叔叔身上的质朴，在他身上是定形和永驻的。似乎本末倒置，他是贺叔叔的原版。

怎么就走进树枝封死的地带？！他说：没事，跟我来。我头上沾了蜘蛛网，他替我撕了去。那种熟识真不可言喻。我抱歉带路带得那么糟。他又笑，跟我走吧。

他和我相识相知，什么过程都不需要。不需要介绍和手续。年轻时代，原版的贺叔叔明白这女子肯定有什么心病，有讲不出口的感情。她对他父亲的感情他在猜测，在猜透之前他已深深感动了。她几次在讲到他父亲时都是噙泪的。那份深厚和复杂使他感到一个很长很乱的故事。

他说：你和我爸爸相处的时间比我跟他长多了。比我妈跟他也长多了。我跟我妈，其实一点也不了解他。

我微笑着，可能吧。

他低一个声调说：他从来也不需要我们了解他。

我把他这话想了一会，说：在他住的那个瓜棚里，床头上摆着你和你妈的相片。其实我对此的记忆很不可靠。是有个蒙尘的镜框，里面是些影绰的人像。

他说：你去过那里？

我说去过的。因为偶然和顺路。

他意识到他父亲最孤独的年月中原是有一份短暂的陪伴和慰藉。他顿时意识到那故事更长更乱了。他带些感动和不可思议，再一次，他把我认识一回。他已不想知道故事了。他已知道它了；这女子头一眼看他时眼里就是那由来已久的亲近。

树林越走越迷乱。他以为他有军人识途的本能。他说对不起得往那个方向走走看。我毫无意见。地上有一只短丝袜，草丛里有块曾经被当成褥垫的报纸。这个女子体内突然出现一阵从未有过的紧迫。她给他看见这紧迫。他额上沁起一层汗。四十出头的男性形骸中的贺叔叔紧迫地对我笑一下。他红色篮球背心上的“6”字贴上来。我一下懂得那紧迫是我成熟的最后一个信号。

需要某种实现。

需要那同样的一扑——贺一骑在四十多年前那个枪声冷落的夜晚朝着他母亲的一扑。

需要从他头的侧畔去看树梢空隙中那一孔蓝天。随着他猛兽般的动率那孔蓝天忽大忽小。需要解除这股紧迫感。我头晕眼花，看着急促寻路的少壮的贺叔叔。

我说，你挺像你爸爸的。

他说，这儿可以走出去！他拽了我一把，我们“哗啦”一下就出了树林。

没有。但我经历了全过程。它可能比实际发生的更强烈。

也许是的。不过我不可能爱他。很难说，谁给我们一次机会呢？

只因为他是贺一骑的一个延伸，一个不同的延伸。让我看到贺一骑极有可能是个平实的质朴的人。一个更合情理更贴切的贺一骑。是他的原本。他很可能有另一种发展和成长，就是他的儿子，本分、善良，有人的弱点，不具备那些被人或被自己制造的神话成分。

是的，我爱的是神话中的贺叔叔。

和贺叔叔的儿子是在医院门口分手的。他用我给他的纸巾狠狠擦汗，刚历一场险。他明白他和我不近情理的亲昵是因为他父亲。他甚至察觉我和他父亲的真实关系。我们握手，知道从此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