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行，谢谢。

是吗？其实我并没睡好，不过谢谢。你看上去也挺好。

这是刚才那个小姑娘摆的吗？这儿，把巧克力埋在沙盘里了。她几岁？

比那时的我大一点。健壮多了。那些年里，我飞快地在懂得事情，我只知道贺叔叔是爸爸最好的朋友，常会同爸爸一同回家来。只知道他的妻子是个县长，在一个一夜火车之距的遥远陌生的城镇。只知道贺叔叔不露面的时候是去妻子那儿探亲了。我妈早已不拿贺叔叔当客人，一面同他打招呼一面把一只热水袋继续揣在衣襟下面的胸口。她的病因不明的发冷已深得原谅。他还是伸展双腿从栅栏上一迈而过，直接把我的脑袋搂进怀里，揉一阵。他身心中有那样的快乐。

我必须先告诉你贺叔叔这个人。

我讲过，他个子很大。他玩笑说那是乞来的百家饭催的。他腿上、脚踝都有狗咬的疤；他握着我的手指，去碰过它们。他巨大的一只手把我八岁的手攥住，只留我尖细的食指在外面，使劲而轻微地触碰那浮雕般的伤痕，然后看着我半是恐怖半是恶心的满足。他留一个清爽的发式，一个总存积三两日胡碴的下巴；哪里都显得坚定、快乐。

对了，在一本英文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一页是写他的：十八岁开始扫盲，二十岁成了小说家；他不识字时编的打油诗常常被刊在鲁豫解放区的油印小报上。后来打油诗又成了抗日代表作给印到小学课本里。我印象中的贺叔叔是个太阳。喝多酒他会讲乞丐的故事。他成了八路军的小兵还偷行军干粮给他仍在乞讨的母亲送去。他会忽然一口乡音，眼神温存哀婉。

贺叔叔一生中唯一亲手动笔写的小说《紫槐》就是他和母亲的关系。我是这么猜想。是个非常残忍非常非常罪恶和优美的故事，我会在某一天好好给你讲。

那个时候，我常常猛不丁地，朝正与爸爸低声谈话的贺叔叔瞥去目光，想看清他故事中的主人公在他哪一抹神情，哪一个举手投足，哪一束微笑和愁眉之中。

贺叔叔和爸爸经常那样低声交谈。有时爸爸在绝望辩解时，贺叔叔会从他方正的衣袋里抽出一叠纸，然后用手指戳点这处那处同爸爸说着。我以后知道了那是我爸爸的一篇杂文，叫作《儿不嫌母丑》。“儿”与“母”的关系，喻指公民和政党。“儿”可以接受丑陋的“母亲”，但绝不容忍她的堕落。我爸的眼珠子逐渐空白，焦距彻底散开，希望彻底破灭。

我一生对我爸的同情都源于此刻。

我十一岁那年，知道了爸爸和贺叔叔究竟是怎样一种朋友。

在贺叔叔同我爸熟识之前，他还在省委负责宣传。一个有权力有名望因而显得极其有力量的男人，也显得性感，以我现在已有了情场世故的眼光去看。权力之一是审查每个作家的政治态度、政治言论。政治言论恶劣的，叫作右派。爸爸那篇《儿不嫌母丑》，尽管语气温良诙谐，但底蕴一目了然，那样的敌意和杀伤力。危险的天赋，在我爸体内。加上爸爸的血统和背景，以及1948年问世于上海的嘲讽短剧。

你已经知道了，会有什么前景。

叫作“反右倾”运动，举国动员。

我爸的案情被送到省委。正是贺叔叔一手接过核审的。贺叔叔和爸爸正在接近，彼此生出一种奇异的兴趣。是有陈腐学究家谱的人与草莽秀才之间带一点点猎奇的尊敬。

贺叔叔把那份置我爸于死地的案卷暂搁下来。搁在他抽屉底层，许多天不去开那抽屉。忘却了，或疏忽了。或者想把一个政治徒刑缓期而使我们一家的正常生活稍稍残延。这残延是痛苦的。盼望侥幸也等待诛灭，爸爸一夜一夜不眠，在香烟的雾障中蹚来蹚去。一夜惊醒，见爸妈对坐在昏天黑地里，结伴等待贺叔叔红笔一挥，定个死活。再次醒来，见爸爸弓着腰，飞快抖动腕子在写字。妈妈看着他写，把早就冷掉的热水袋贴在苍黄的脸颊上。爸爸在给贺叔叔写信，写了几十张又忽然决定不写了，写讫的也叫妈妈放在痰盂拿到小院去烧。遥遥地传来早班车的声音，爸写下一行字，请贺一骑有空来吃晚饭。就这样回到我们那个开头，那个晚宴。

我在想贺叔叔的首次登场。大步流星，成熟的日色照在他铜像一样的前额上。那时我并不知道谁来赴晚宴。不知道这个有名望权力的三十岁男人正将他的影响渗进我们的日子，我们本来已有另一番注定的日子。我正写正楷，不知道贺叔叔正朝爸爸和我走来。走过办公楼门外黑黝黝的冬青甬道，走过电影宣传牌楼，上面是苏联电影演员邦达尔丘克，一行大红字：“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十五周年”。再走过一大堆烂芦席，那是一条街的大字报栏给台风刮倒，被堆放在这里，下起雨大字报沤化开，周围地面便聚起黑墨和红墨的大小水洼，再往里，是王琛白的巨型雕塑“革命知识分子”。巨大雕像矗立在凹字形办公楼所形成的院子里，使那院子好多年都没有阳光。有时看见娇小的王琛白满头石膏屑，趴在脚手架上开山凿石般朝雕像挥榔头。都知道它是将要矗立于博物馆门前的工、农、兵之中，因此从来没人认真注视它的进化。贺叔叔想必是站下来看了看它。直到王琛白吓一大跳地叫道：“贺书记！”他才笑笑离开。王琛白想必是追着贺叔叔的背影问：“你看怎么样？贺书记。”

贺叔叔这时已快走到诗人彭晓夫家门口晒的霉豆腐了。南侧，是条小巷，两边屋檐叠上了边缘，脚步声是有回音的。会在巷子里碰上张帆，有人这样告诉你。张帆是贺一骑书记的前任，在贺一骑上任之前去五里外的包公祠上吊了。大些的孩子们冬天的夜晚躲在巷口，用白丝巾裹住面孔，头上戴一顶蓝呢子帽，突然把过巷者拦住，再把一根裤带提住颈子说：“我是张帆。”

走出巷子有个天高地阔的大院，七十二家房客。当中有个井台，正南正北犹如祭坛。蹲着坐着的是主妇或“阿姨”们，剥豆，淘米，捶打衣服。井台是没有井的，在我落生于这儿之前井就填了，筑起水泥台子，中间有四个自来水龙头，于是就排起四条接水的队伍。晚饭前这个时间，贺叔叔在缭乱的一排排晾衣绳之间快要迷失了。水分蒸发去了的浅色印花被单给风招摇起来，同色或异色补丁透露给你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家境。这些补丁一半不是真的：太完整太簇新的东西在这个时空里会孤立。偶然见我妈妈拿一块新布在崭新的寝单上设计补丁。我爸非常害怕孤立。

过了井台，食堂那宝塔一样雄伟的烟囱就可以看到了，毛雨天里，两把烟凝成细小黑色的固体，落到院子的杨树叶和柳树叶上。细细的黑色飘降物也落积在大烟囱的自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字黑茸茸一层，那些字看上去像一百年多了。

贺叔叔就这样走来的，左手摆动的幅度比右手大，好像右手还按在曾经佩带过的左轮上。

我和贺叔叔在十来年后会了一次面。他讲起头次到我家的心情。我那时十八岁，远离父母，他也在类似流放的孤苦境遇中。倘若他一生只有一刻的真诚，就是那一刻了。

抱歉我一下子跳跃到另一时空里。

没关系吗？

最后一次？来美国之前。

七年前，他六十好几了。

他摔了一跤，爬起来，发现周围没人注意他。他心事重重地坐到了石台阶上。一个人路过，见这白发老爹抬头看着他说：“麻烦您送我去医院吧。”从此他再没了那把象征的左轮和那个步伐，右手抓起一根拐杖。我迎面走到他跟前，对他说我要走了。

怎么也不会忘记他那样看着我。

他“呃呃”了两声。白发老爹从他的青年和中年只提炼出这一部分，因此现在的他失去了一些质感。对舒茨，我也有类似感觉。

他和贺叔叔绝对不同，不只是种族、文化。

我对他说，贺叔叔，我要去美国了。

他眼睛还很明澈，却映不出那个小女孩来。他想看出小女孩结束在这女人的皱纹里还是眼神里。他对我与他之间的情感跨度恍惚了一下。

我说的是恍惚吗？我是指晕眩。

对一个永不会痊愈的老人，仅仅是“我要走了”就令他晕眩。终于还是挺过来了，他微笑，笑容从弱到强。两个酒窝是那笑容里多余的阴影和坎坷。

是专程的。我专程从北京回到那个盛产刁民悍妇的省会城市，专程出现在他天天散步的榆树小道上。

当然可以，请问吧。

是，我想过自杀。

不是非常冲动的。实际而平静，把后事安排妥当。遗嘱中有一段说给贺叔叔的话。英文的，我常常感到我在英文中的人格与个性是多么不同。它使我自我感觉是无辜的。如同一个孩子，他还没有完全理解他言语的后果，没意识到他与他语言间的相互责任。

自杀是基因。超自我和自我的不平衡是从基因中来的。弗洛伊德推断超自我代表死亡动能。理想成分越多的人（超自我比例越重的人）死亡动能便越大。是不是这样呢？

我同意。那么多年的红色理想教育。孔孟也是一种理想教育。超自我的绝对强势使众多自杀者勇敢地采取行动了。

自杀热线？谢谢。

一个人自杀前会向这热线报告？自杀应该是私下的，是超自我对自我的秘密处死。

不用，我乘地铁很方便。

保证，在下次就诊前我绝不自杀。我还没讲我的故事呢。

下星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