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和党保持一致，后来有些历史就经不起咀嚼和回顾了。用现在党的观点来分析，在从1957年到1979年的长达二十二年的岁月里，他郜明算不得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了。在那段岁月里，他努力而痛苦地跟党保持一致，没犯过任何错误，却在历史事实证明党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的时候，铸成了自己的终身大错。一些老朋友、老同志指责他是政治滑头，在国家和人民最困难的时刻堵起了耳朵，闭上了眼睛，没有一点良心，虽说没有多少道理，却不能说没有根据。

这又要提到老战友鲁文轩1960年犯的右倾错误了——是的，1960年是鲁文轩在犯错误，不是他在犯错误，他当时是正确的。

郜明清楚地记得那年10月一个雨夜发生的事情。那夜，鲁文轩来找他，要他在一份上书中央的灾情报告上签名，他拒绝了。郜明知道，那份灾情报告在此之前曾提交给省委书记处讨论过，遭到了否决。鲁文轩这位三年前的反右英雄已被省委第一书记明确地斥为右倾。他不愿再找麻烦，也劝鲁文轩不要再找麻烦。

鲁文轩眼圈红了，几乎是带着哭腔说：“……老郜呵！我的老伙计！不是我要找麻烦，是我们的老百姓碰到了大麻烦！农村天天饿死人啊，有些地方人都死绝户了！和平年代饿死这么多人，我这个管农业的书记内心有愧呀！我不能不把真实情况报告中央，促请中央采取相应措施。咱们是老战友了，这些情况你也知道，这个名你说啥也得签！我鲁文轩代表咱省五千万庄户人求你老兄啦……”

当时的情况的确很严重，郜明虽不像抓农业的鲁文轩了解得那么清楚，但基本情况还是知道的。在省委搞调研工作的夫人凌凤常把调查研究掌握的信息向他透露，并私下向他说过，这样下去不得了，非要出大乱子不可！他听过后曾严肃告诫凌凤，要她和中央精神保持一致，不能散布这种悲观主义情绪。现在老战友鲁文轩不但要散布悲观主义情绪，还拖着他一起上书中央，这怎么能行呢？！

郜明恳切地对鲁文轩说：“老鲁，不是我泄你的气，我就是和你一起签名上书也是没有用的，庐山会议开过没多久嘛！彭德怀的右倾思想刚批判完嘛！”

鲁文轩腾地站了起来，情绪激动地说：“要我看，对彭老总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彭老总有良心，他有勇气对人民负责，才说出了别人不敢说出的真相！”

这话太出格了，公然替彭德怀翻案啊！郜明不能不对自己的老战友严肃指出：“老鲁哇，你这言论可是根本违反中央精神的呀！如果有人说你是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应声虫，你可解释不清哟！”

鲁文轩一怔，似乎掂出了郜明话语中的分量，长长叹了口气，重又在沙发上坐下了。“我……我不是要为彭德怀翻案，也……也不是右倾。我怎么会右倾呢？反右我比谁都积极。我……我只是想把下面的真实情况告诉中央！有些情况真是触目惊心呀！北溪河老根据地的堡垒户讨饭讨到我这个主管农业的共产党省委书记门上来了，我……我他妈的再装聋作哑还算个人么？还有做人的良心吗？”

郜明不无痛苦地道：“是的，这事我听说了，我和凌凤都很不好过，我们商量了一下，把积蓄的八百元钱存款全取出来，寄给了老根据地的人民。”

鲁文轩苦笑道：“得承认你郜政委不麻木。不过，老百姓期待的并不是你这种个人义举，而是希望能尽快地改变这种严重局面啊！所以，老伙计，我还是希望你能在这关键时候助我一臂之力……”

郜明摇摇头，尽量平静地道：“我愿助你一臂之力，甚至两臂之力，但是，我更要和党保持一致。”

鲁文轩尖锐地问道：“如果事实证明党错了呢？”

郜明再次严肃提醒道：“哎，老鲁，你可又出格了！”

鲁文轩脖子一拧：“没出格，历史事实证明，党正是在与外部敌人和内部错误的不断斗争中走到今天的！党的英明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能及时发现错误，并在以后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纠正自己的错误！”

这话不无道理，他是一个老党员了，对这一点了解得比鲁文轩更清楚。大革命时期，党就犯过右倾错误，其后又犯过“左”倾错误，他都深受其害。党错了，他只好跟着错，党正确，他也就随着正确。然而，那些毕竟是历史了，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党成熟了，哪会再犯这种成长时期的错误呢？

当时，郜明真诚地认为党没错，眼前的困难不是党的失误造成的，鲁文轩既不该以偏概全，也不该再搞什么上书，向中央施加压力。

沉默了半天，郜明才缓缓道：“老鲁呵，你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可我认为你看问题还是过于偏颇喽！你只看到了我们一个省，全国这么多省你都看到了么？都了解了么？即便都了解了，各省的情况都不好，我们这些做省委负责工作的同志也要替中央分忧嘛！”

鲁文轩冷冷一笑：“我的郜政委呀！你这些话都对，可我不能拿你这些漂亮大话去填农民的肚皮，救农民的命！我们空喊替农民分忧，各县市的头头们空喊替我们省委分忧，你又说要替中央分忧，那最后，谁替我们的农民分忧？谁？分忧要有粮食！粮食！”

郜明也克制不住了：“老鲁，你倒有理了？你管农业，倒冲着我要粮食，像话么！”

鲁文轩几乎要哭了：“我……我真没办法呀！”

郜明呼地站了起来：“没有办法也要想出办法来！否则，要你我这种省委书记干什么！”

鲁文轩显然受到了强烈震撼，呆呆愣了好长时间，才把报告揣到了怀里，起身告辞了，临出门时说：“老郜，你说得好！没有办法也要想出办法来！我老鲁有办法，只要中央同意我就干，回去以后，我就把这些具体办法补充到灾情报告里去！”

郜明冲动地捏住鲁文轩的手：“怎么，你……你还是要上书中央？”

鲁文轩庄重地点了点头：“是，我要替中央分忧，更要替人民分忧！”

“我劝你不要这样做！”

“我的良心要我这样做！”

鲁文轩的错误就这么犯下了，他当年10月底上书中央，次年初即因右倾问题被撤了职，调到邻省一个专区做挂名副专员了。

在批判鲁文轩右倾机会主义的党内会议上，郜明慷慨激昂地发了言，对鲁文轩的右倾思想和右倾错误进行了激烈批判。但是，鲁文轩在他面前讲过的那些过头话，他一句也没提，还在鲁文轩临走的时候，悄悄地请鲁文轩吃了一顿饭。

最后分别的时候，他紧紧握住鲁文轩的手，再三要鲁文轩保重。

鲁文轩借着几分酒意，握住郜明的手哭了。并哽咽着断言：因为我们的主观错误，更大的灾难已经无法挽回了。

鲁文轩的话不幸言中，次年大饥荒像瘟疫一样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了，成千上万种庄稼的人死于饥饿，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自己执政以来最悲凉的一页。郜明这个随着党的主机转动的齿轮，也在机械的运转中无可奈何地留下了他造出的那份悲凉。

郜老的回忆到此结束，以后的事他愿不再讲了，说是没啥大意思。可我却认为，不管有没有意思，都有必要在这里做个大略的交待。

据我所知，后来的政治浪头一个高过一个，许多鲁文轩都被毫不留情地卷走了。郜老在卷走鲁文轩们的政治浪头面前，尽职尽责地做党的齿轮和螺丝钉，人云亦云地跟着举手发言批判他们，通过对他们的处分决定。而每次斗争结束，郜老又总会像对待鲁文轩那样，请他们吃饭，给他们送行，要他们保重。

郜老既一贯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又恰当地处理了和这些老战友老同志的友谊，在当时和今天都赢得了不少人的眼泪。其实，每次嘱咐人家保重的时候，郜老大概都知道这是些无用的空话，可郜老每次又不得不这么说，他既要安慰别人，又要安慰自己。许多被送走的同志后来的情况都很不好，有的坐了牢，有的自杀了，鲁文轩竟在史无前例的年头被造反派中的坏人活活打死了。

郜老没碰到这种噩运，甚至在史无前例中都没被批倒斗臭，省革命委员会一成立，他就以老干部的身份第一个被结合进去做了副主任。“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郜老被人贴过几张大字报，可稳固的地位依然没被动摇。“四人帮”粉碎后，又从地方调到中央，做了某部部长，直到平安退下来，身盖党旗进入八宝山。

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像郜老这样光彩体面度过这一生的并不多。因而许多对郜老有成见的同志私下说郜老是个没有一点良心和人性的老滑头，口头上说是“要做党的齿轮和螺丝钉”，实际上是在千方百计保护住自己的既得利益。

这些话从表面看来，不能说没有根据，但联系郜老一生的历史细细分析，就会发现，说得还是有些过分了。通过长时间的工作接触，特别是通过那次清浦之行，和后来陪伴他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我认为郜老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不能怀疑。哪怕是愚忠，也得承认他是忠诚的。说郜老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了保住什么“既得利益”，既不客观，又不公道。郜老根本没有什么“既得利益”要保。老人临死的时候，把自己一生积蓄的五万三千元存款全捐给了清浦人民，把自己唯一的儿子郜振华送上了人民的法庭，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去了。

逮捕郜振华的过程我一清二楚。

大约就在我们从清浦回来的时候，公安部门就准备抓这小子了。可郜老一路上疲劳过度，没进家门先进了医院，郜振华一直守候在郜老身边，公安人员就没动手。两个月后，郜老出院回到家里，公安部门的同志又准备抓了，局里领导明确指示，只要郜振华一走出郜家宅院大门，立即执行逮捕。郜振华很聪明，一连十几天根本不出门，害得几个公安人员连续十几天没日没夜地替这个罪犯站岗。

这些情况郜老开头是不知道的，我虽然知道，也没敢告诉他，怕他受不了刺激。郜老和过世的夫人凌凤生了四个女儿，只这么一个儿子，临到生命垂危的晚年，又在自己的家里被抓去，这打击实在太大了。公安部门的负责同志大概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才指示执行人员在门外执行的吧？

然而，郜老没过多久还是知道了。平日在家里呆不住的儿子现在却整天呆在家里，本身就反常，加之公安人员的身影又不时地出现在院外大门口，郜老就不能不怀疑了。郜老先问我，我推说不知道。郜老又去问自己儿子，儿子一来瞒不过，二来想寻求老头子的保护，把一切都说了。

郜老勃然大怒，当时就失了态，举起拐杖打儿子，儿子身体一闪，躲过了，装饰柜上的两只清代花瓶都被打在地上摔碎了。我听到响动，就跑到了郜老的书房，发现郜老脸色苍白歪坐在椅子上，郜振华在畏畏缩缩往门外退。我让过郜振华，把郜老扶在沙发上躺下，劝郜老不要动怒，郜老长叹一声，老泪纵横。

当晚，郜老提出，和自己的儿子好好谈谈，郜振华同意了。吃过晚饭后，父子二人在书房里谈到深夜，不时地有哭声传出来，郜老哭了，郜振华好像也哭了。

第二天一早，郜老吃过早饭，就端坐在客厅的椅子上，命令我把门外的公安人员请进来执行任务。

我吞吞吐吐地问：“这……这合适么？”

郜老道：“合适！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住宅不能成为犯罪分子的庇护所，如果郜振华躲在家里就不抓，人民将用什么眼光来看咱们这些执政的共产党人呢？！”

我婉转地提出：“那郜老，我……我陪你出去走走吧！”

郜老挥了挥手：“不必了！问题是回避不了的，人家在这里守候了这么长时间，我也得向人家道个歉嘛，去吧，请他们进来吧！”

我遵命将门外的两个公安人员请了进来。

郜老对公安人员说：“情况我都知道了，我向你们道歉。我教子无方，又延误了你们的工作……”

两个公安人员慌忙说：“不，不，郜老，这与您没关系，局领导指示说……”

郜老挥手打断了他们的话：“你们局领导的指示是错误的！我郜明是老同志，可也不是什么特殊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

“那么，我们就……”

郜老痛苦地点了点头。

两个公安人员这才走进郜振华的房间，给郜振华戴上手铐押了出来。

郜振华一出自己房门，就冲着郜老喊：“爸，你想想你一辈子活得还像个人不？要亲戚没亲戚，要朋友没朋友，鬼都不上门，临了连一个儿子都保不住！”

郜老气坏了，拐杖一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我一生活得到底怎么样，自有党，自有人民，自……自有历史评说，轮不到你评……评头论足！”

两个公安人员看郜老气成那个样子，怕出意外，慌忙把郜振华往大门外拖。

郜老手中的拐杖又顿了一下：“站住！我……我要对这逆子把话讲完！”

两个公安人员只好挟持着郜振华停下了。

郜老把拐杖举起来，点着郜振华的额头：“逆子，我这个做父亲的不……不是保不下你，而是不……不能再保你了！我不是没给过你机会，可你不知珍惜！不错，我……我是你父亲，可……可更……更是一个1924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啊！我……我要你这个儿子，可……可更……更要维护我们党的名声啊！”

郜振华大约是想把老人气死，冷笑着说：“算了吧，爸！你太自私了，说到底，你还是为了你自己……”

郜老怔了一下，突然噙泪大笑起来：“为自己，为我自己？我……我自己在哪里？啊？在哪里？我自己就……就在我们党的事业中！在……在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到……到今天的全……全部伟大光荣正确的事……事业中……”

两个公安人员对郜老肃然起敬，不容郜振华再说什么，就把郜振华推出了门，而后，在门口转过身来，脚跟一碰，笔直立正，向郜老敬了一个庄严的举手礼。

当天，郜老再一次病倒了，傍晚就住进了医院，四十三天后，在医院病逝了，终年八十四岁。病逝前的这段时间，郜老显然是想回避面前难堪的现实和后半生的不愉快记忆。在神志清醒时，老人家总是和我谈清浦，谈1925年的总同盟罢工，说是眼睛一闭就能看到几万工友涌上威廉大街的情形。说是每看到病房窗上的晨曦，都会想到多少年前躲掉的那个早晨。好多次，老人抓着我的手，像个执拗的孩子似的望着我，要我好好写写那个早晨，写写总同盟罢工，不要写他——尤其不要写他全部的一生。郜老认为，他的一生不值得写，而第一次国共合作值得好好写。写好了，对促进台湾的回归，对第三次国共合作都有积极意义……

在郜老心情稍微好一些的时候，我也不无小心地问过他：他不愿正视自己的后半生，是不是极力要回避一些东西？——我可没敢把私下听到的关于他如何滑头，如何没良心的议论告诉他，仅仅问他是不是想“回避”？

郜老坦荡地承认了，他说他是想回避一些痛苦的记忆。他认为，这痛苦不是他一个人的痛苦，而是一个政党的痛苦。郜老激动地说，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的日子里，他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党的成就；他犯过的一切错误，也都是党的错误。在深入改革的今天，重提这些痛苦的错误没有多少积极意义……

那当儿，郜老并没意识到死亡即将来临，还兴致勃勃地说，待病好后，要我陪他再到清浦走一走，看看华荧山上的那座忠烈陵重修了没有？看看清浦史志编得怎么样了？自然，郜老也很怀念当年分属于国共两党的那些老朋友们。老人真诚地向我表示，如果安忠良、季伯舜、郑少白、贺恭诚这些人都还活着，他一定要把他们一个个都请到北京来喝酒叙旧。这回只叙友情，不谈斗争了。从1925年的那个早晨开始，他们已经翻来覆去斗了几十年了，实在是斗到头了……

郜老逝世后，我把郜老的骨灰盒送进八宝山，就一头扎到清浦，开始了对1925年那个遥远年代的追溯。我在清浦东方新村找到了郑少白的儿子，在清浦解放路42号找到了季伯舜的外甥，我们共同以后来者的身份回顾、推测、思索、求证，力图客观而公正地再现出我们各自心中的当事人的人生形象。我觉着，他们老一辈人业已走完的道路似乎还在我们脚下延展着，无穷无尽地延展……

最后说一点，告别清浦时，我独自一人又去了一趟忠烈陵。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忠烈陵依然在那座汽油库高墙里躺着，依然那么破败。而当初郑重其事答应重修忠烈陵的那位市委书记，已经退居二线了，我在市人大找到他时，他竟装作不认识我。后来，好容易想起来了，才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修啥呀？谁需要呢？”

我一下子呆住了：是呀，谁需要呢？

1988年10月1日于　南京　兰园

2010年12月20日修订于碧树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