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军警当局特别执法队冲进监狱的那天夜里，战火烧到了清浦。日军两个师团东西共进，向清浦发动了猛烈进攻。驻守市区的国军大部队奉命北撤，市内的警备部队仅做了一些象征性抵抗，也匆忙撤走了。市府、市党部的达官显贵们走得更早，日机袭城期间就一个个不见了影子。警备司令部的刘司令在率部撤走前，给抗日救国团留下了最后一道命令：要救国团于清浦守不住时伺机进行游击战。游击战还真展开了。清浦沦陷第三天，抗日救国团就会同郊县红枪会武装和地方农民武装，在城外的钱家楼和日本人认真打了一仗，他和安忠良都参加了。

那一仗打得很惨，郜明亲眼看到红枪会的农民兄弟在日军机枪的扫射下一片片倒下。亲眼看到一颗颗炮弹在他身边的人群中落下，炸得许多人血肉横飞。那时候，他和安忠良都还没有军事斗争经验，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凭着热血和勇气支撑起来的人海战术，对武装精良的日军来说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可这惨败的一仗却是值得记住的，也是极有意义的。从攥着驳壳枪率部开进钱家楼起，郜明走进了武装斗争的行列，从而在其革命履历上写下了最有光彩的一页。

钱家楼之战失败后，救国团和红枪会残部被日军一路追赶退进了山里，以后又撤到了北溪河游击区。游击区当时共四个县十二个镇，日军占了一县八镇，建立了伪政权。国民党当局针锋相对，除维持各县原政府机构外，又增设了一个统管四县军政的联县政府，安忠良被委任为联县县长兼游击督导处最高长官。

撤到北溪河后，国共合作只保持了个名义，事实上大家都分道扬镳了，安忠良的联县县长兼游击司令的地位是很不稳的。当时，救国团和红枪会残部分化成了三股势力。一股以郜明和共产党员鲁文轩为首，在救国团三、四、七分团的基础上，扩充发展成了拥有千余号人的北溪河抗日游击队。一股以国民党宪兵营长刘克敏为首，在救国团一、二分团的底子上，加上一些地方武装和红枪会大部分成员，演变成了北溪河忠义救亡军，后被战区长官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游击常备第七旅。另一帮人到北溪河没多久就投奔了当地的土匪司令岳雨生，变成了岳雨生的抗日救国安乡保民军。三支武装力量从开始独立的那天起就摩擦不断。

先是安忠良要统一番号，以游击督导处的名义召集驻在地四个县的县长，三支武装力量的司令开会，要大家一律改编为“北溪河忠义救亡军”。结果，吵闹了三天，谁也没统成，安忠良属下的忠义救亡军倒先被别人统掉了：战区长官部一个电令，安忠良的队伍就被改编成了游击常备第七旅，气得安忠良大骂不止。

1940年秋，岳雨生在他的地盘上自说自话建立了特别区，自己给自己封了个区长，随即宣布，未经他的许可，任何人不得在他的地盘上派捐派饷。游击常备第七旅不买账，捐饷照派不误，不给就抢，胆大包天的岳雨生下令枪毙了常备第七旅的一个王姓军需副官。安忠良大为震惊，震惊之余，就产生了吃掉岳雨生的念头。可岳雨生的势力很大，常七旅真要对岳雨生的安乡保民军动手，是有相当风险的。安忠良想到了共产党，想联合郜明和鲁文轩的游击大队共同行动。

郜明和鲁文轩对岳雨生和其队伍也没有好感，这个土匪司令不但眼中没有国府国军，也没有共产党。岳雨生把常备七旅称为“官匪”，把游击大队称作“叫花子大队”。郜明曾代表共产党多次主动和他进行联络，效果也不大，共产党的队伍过境他都不允许。所以，郜明一开始真想和常备七旅联合行动，铲除这股土匪势力。安忠良请他到联县党部去谈，他也同意联合行动了。可回来一想，觉着不对：搞掉了岳雨生，下一步常备七旅就会向游击大队开刀了，唇亡齿寒嘛。

对安忠良和国民党的警惕性，使郜明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潜在的危险敌人除了日本人，便是常备七旅。而岳雨生现在逞凶一时，但从长远的观点看，是不会构成重大威胁的。于是，郜明平生第一次产生了运用谋略，保存发展自己，消灭、吞并别人的念头。从联县党部回来后，郜明面临着几种选择，其一，和常备七旅联合，吃掉岳雨生，而后和常七旅一争高低；其二，把消息透给岳雨生，让其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和常备七旅决一雌雄，自己坐山观虎斗；其三，帮助岳雨生，吃掉常备七旅，然后，说服岳雨生撤销特别区，加入抗日民主政权；其四，口头上继续履行对安忠良的承诺，一俟打响，却按兵不动，待毫无思想准备的岳雨生溃退进入抗日民主政权之辖区后，予以收编，或者予以阻击……

四种方案提出后，在游击大队上层领导中讨论了半天，最后决定采取第四种方案。大队长鲁文轩认为，第四个方案最圆满，对常备七旅有道义上的交待，让安忠良无话可说，实际上又能获得最大利益。为了切实保证获得最大利益，鲁文轩又提出，开战的消息还是应该透给岳雨生。鲁文轩认定，即便有准备，岳雨生也不是常备七旅的对手，安乡保民军的大刀，长矛，老套筒，对付不了常备七旅新配备的轻重机枪。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鲁文轩的判断。1940年10月7日，常备七旅全线进攻岳雨生主力驻扎的溪河镇。虽说岳雨生事先得知了消息，加强了防卫，一天一夜的激战过后，还是溃败了，被常备七旅的追兵赶着，逃到了抗日民主政权治下的新五区。岳雨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率八百残部接受了游击大队的改编。其后几天，被打散的下属队伍又陆陆续续地归顺了不少，游击大队的实力得到了扩充。这年年底，游击大队更名为游击纵队，鲁文轩任纵队司令，郜明任纵队政委，岳雨生当了两年纵队副司令，入了党，1942年带着一批游击战士进了大部队。

收编了岳雨生部武装，郜明和鲁文轩面对的除了日本人，就是安忠良的常七旅了。起初，双方还相安无事，后来就不行了，小摩擦总是不断。可就是在摩擦期间，游击纵队和常七旅都还是打鬼子的。郜明在晚年回忆起这段岁月时，曾郑重其事说过：“说安忠良的常七旅从没打过鬼子是不对的，这个人会闹摩擦，对北溪抗日民主政权捣了不少乱，但打鬼子是真打的，这一点我可以替他作证。”

不过，最终安忠良还是混不下去了——不是郜明的游击纵队不让他混下去，是他自己手下的副旅长刘克敏，参谋长丁大泉拆了他的台。这两个宝贝勾结日伪军，要曲线救国，胁迫安忠良参加，安忠良不干，失魂落魄地逃到了游击纵队司令部。其后，由郜明和鲁文轩派兵武装保护，平安地把他送到了省府所在的国统区。到国统区后，安忠良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军游击区方略之检讨》的文章。在文章中，安忠良坦承自己建立游击根据地种种努力的惨败，得出的结论却是：他在北溪河地区的惨败，是日伪军和共产党游击纵队两面夹击造成的，指责共产党武装游而不击……

看到安忠良的文章，郜明大怒，当即写了一篇题为《民众的选择和民众的胜利》的文章予以反驳。指出，共产党从未对常七旅进行过夹击，倒是安忠良和常七旅几次想借日伪军的手消灭游击纵队。常七旅最终走到附逆投敌的道路上，身兼常七旅旅长的安忠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共产党人自始至终对得起安忠良，就在他孤身一人落荒逃进根据地时，民主政权还承认其四县联县县长的法定地位，还再三恳请他留任。文章写得不卑不亢，入情入理，既有力地驳斥了安忠良的攻击，宣传了抗日民主政区的成就，又使国民党当局找不到发难的借口。

这篇文章在根据地的小报上全文发表。后来，又被延安的报纸删节选用，郜明一时间名声大振。据说，一位相当级别的中央首长看后曾在报上批过这样的话：“……这个郜明不简单，我党十分需要这种能文能武，懂得斗争策略的干部！”

这时候，郜明在政治上渐渐地成熟起来了。艰苦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真刀真枪的游击战争决定性地改变了昔日的那个他。直到这时，郜明才深深懂得，党终究是英明伟大的，做党的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是他人生最好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