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的那个冬天真冷，是一种阴湿的能渗到人骨头缝里的冷。虽然看不到飘飞的大雪和满地冰霜，但阴冷确凿地充斥了监狱高墙内的每一寸空间，它带来的战栗和不安总也挣脱不掉。因此，季伯舜牢牢记住了那个冬天。

在那个冬天里，季伯舜披着一条深灰色满是血污的破线毯，呆呆地坐在牢房门口的铺板上，如同一截连根拔起的枯树墩。身上很痛，脸孔肿胀了许多，右手的食指也骨折了，是原来同牢的刑事犯们在牢头的指使下干的。他们根据牢里不成文的规矩，问季伯舜要孝敬钱，季伯舜没有，季伯舜向他们宣讲革命道理，那些人就打他。后来，季伯舜不得不向监狱当局提出抗议，狱方才把他调到了这间狭小阴暗的三人牢房里。刚来时，牢房里关了两个人，一个是死囚，带着重镣，第二天就被押赴刑场枪毙了，死者叫什么名字，季伯舜一直都不知道。另一个是知道的，叫钱奋启，四十余岁，是上海的一个中学教师，共产党员，被判了十五年。钱奋启这人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有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面孔同狱为伴，季伯舜不用再担心挨打、受欺负了，才有了平安度过这段牢狱生涯的可能性。

然而，避开了大牢房刑事犯热辣辣的拳脚，寒冷便一阵阵袭来了。不知咋的，季伯舜总觉着这三人牢房比那间关了二十五人的大牢房要冷得多。那间大牢房门冲正南，尽管有走廊的阻隔，同样射不进一线阳光，却不像这间朝北的小牢房这么阴。晒不到太阳，能看到白灿灿的阳光也会生出温暖来，更何况人多也会增加些暖意。

寒冷带来了更多的忧愤。那天，季伯舜把披在身上的线毯紧紧裹着，愤愤地想：万没料到，底层民众会如此愚昧，不是挨了这许多拳脚，他真不敢相信这严酷的事实。说良心话，对大牢房里关押的那些窃贼、强盗、刑事犯们，他原是充满同情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季伯舜认为他们是不堪社会的压迫、剥削，才铤而走险的。他并不认为他们是犯人，就像他从不认为自己是犯人一样。而他们却打了他，打了一个为他们的利益而拼搏奋斗的忠诚的战士，这是叫人寒心的。

还没来由地想起了郑少白。季伯舜竟在布满血污的墙壁上影影绰绰地看到了郑少白那张狡黠的面孔，心中认定郑少白也属他们的同类，并进而推测：倘或他和郑少白并不相识，倘或他和郑少白今天也以刑事犯和政治犯的不同身份在这牢狱里谋面，那么，郑少白又会如何做呢？他没准也会像在清浦的那个夜晚对付盯梢者一样，用尖利的大改锥抵住他季伯舜的胸口，向他收孝敬钱吧？

可悲的中国无产阶级呀！

因为郑少白的缘故，想到了久违的清浦，想到了1925年10月17日那个湿漉漉的早晨。那个早晨的情景，不是在从季伯舜身边滑过时被季伯舜当场抓住的，而是在后来无数个孤独的日子里，艰难的岁月中，被季伯舜一点点记起的。

季伯舜记起了那个早晨。鼻翼中似乎又吸进了来自1925年那个早晨的湿雾。他嗅着，吸着那新鲜而醉人的湿雾，在热烈火爆的阳光下走，向日航码头走。记忆中已不存在那个拨动他心弦的姣好的面孔，更不存在那场卑劣的欺骗。他能够想到的，是那太阳，是那自由的空气，是玛丽路两旁饭铺飘逸出的一阵阵香气。

自由的空气，遥远的香气，常常飘进季伯舜的梦中。睡眠中的黑夜因此而在无形中变成了灿烂的白昼，严酷的白日却变得像噩梦不断的黑夜一样漫长。在最初的日子里，在季伯舜还不习惯牢狱生涯的时候，一个接一个的白日益发显得难挨难熬。

季伯舜开始主动和那位同狱的难友，又同样信仰共产主义的钱奋启聊天，谈苏联，谈托洛茨基，谈反对派中央，谈目前的中国现状和未来的中国革命。

遗憾的是，钱奋启不属于托派行列，钱奋启对他和他的托洛茨基主义都不感兴趣。他们开头还争、还吵，后来，日复一日，连争吵的兴趣也没有了。他们就各看各的书，各想各的心事，彼此戒备着、防范着，连看守都感到不可理解。

看守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来自苏北农村，看样子心地并不坏。季伯舜和钱奋启谈不拢，就和年轻看守谈。看守对异域苏联的情况很感兴趣，他就借谈苏联的机会，向看守小伙子介绍托洛茨基主义。可悲哀的是，那小伙子刚刚弄清托洛茨基是个什么人，看守主任便发现了，第二天就把小伙子调走，换了个大胡子的家伙来。那家伙是个凶恶的坏人，一来就给了季伯舜一个下马威，取消了季伯舜一个星期的放风，还在季伯舜提出抗议时打了季伯舜一记耳光。

然而，因为一场意外的变故，1933年的那场牢狱生涯为期却并不长，如果用上学来作比方的话，它只不过是学龄前的幼稚园阶段。

变故是在季伯舜入狱两年零九个月后发生的。那已是炎热的夏天了，在那个夏日的早晨，一个头发蓬乱操天津口音的犯人被押进了季伯舜所在的那间三人牢房。季伯舜万没想到，新来的犯人竟是1925年10月决定和他一起到旅顺，而后来又不见踪影的郜明！

季伯舜扑过去，紧紧地拥抱住郜明，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了：“老郜，是你，是你呀！你怎么也……”

郜明紧张地捂住了季伯舜的嘴，贴着他的耳朵说：“不要问了，以后我会告诉你，我现在叫程伯仁，记住，程伯仁！”

季伯舜明白了，点点头，改口叫道：“老程，真想不到清浦一别，竟会在这儿见到你！”

郜明问：“老季，你这几年都怎么过来的？”

季伯舜凄惨地一笑：“怎么过来的？还不就是过来了么？”

“只听说你到了苏联。”

“是的，那年10月从清浦撤走，不是你安排我们一起去旅顺的么？你想想，你，我，还有一个工人执委郑少白？哦，郑少白还记得么？”

“当然记得，这个工人好像胆子挺小的……”

季伯舜点点头：“不错，撤退那天他就跑了，我估计是躲回枣庄老家了。后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那天你也没来，我就独自一人上了船，在旅顺和党组织接上关系没多久，就被派到苏联中山大学去了。噢，对了，你那天到底上哪去了？”

郜明叹气道：“别提了，那天我差点被捕！你们走了不到一小时，我正和安忠良谈着事，赵督办的恶狗就扑来了。讲良心话，当时是安忠良、贺恭诚掩护了我，我才没进监狱，没送命……唉！过去的事不说了，还是听你谈谈苏联吧！”

季伯舜真想好好谈一谈，可话到嘴边又停住了。在那令人激动的时刻，季伯舜极聪明地保持了冷静的头脑，本能地惧怕托洛茨基主义在他和昔日的同志之间造成阻隔，而讲假话又不是他的禀性。

季伯舜没谈苏联，却反问：“哎，老……老程，你这几年都猫到哪里去了？”

郜明很机智，先瞥了坐在牢房另一角铺板上的钱奋启一眼，而后贴着他的耳朵说：“嘿！一言难尽！待以后有时间再说吧！”

“因为什么被捕的？判了几年？”

郜明道：“共产党嫌疑犯，我是路过上海，上海的人都不认识我，他们也没搞到什么了不得的证据，只判了我三年。”

季伯舜真诚地为郜明高兴：“好！太好了！”

郜明紧紧握住他的手：“能见到你这位老同学老同志，我真高兴！不过，见面的地方可不大好，是不是？”

季伯舜笑了，连连点头道：“不错！不错！地方小了点，没法儿施展拳脚，显显身手！”

郜明拍了拍季伯舜的肩头：“老兄，有你显身手的时候，甭急嘛！”

季伯舜趁机问：“哎，外面这两三年情况怎么样了？”

郜明想了想，说：“这两三年的变化大了，中央红军长途西征到了陕北，日本反动政府继续推行侵华政策，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愤怒，朱德、毛泽东代表红军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

“什么？又要和国民党停战议和了？”

“是的，这个通电被捕前我看到过的。”

“是不是斯大林的共产国际又发布了什么指示？”

“这个我不是太清楚，也许吧……”

季伯舜激动地抓住郜明囚衣的衣襟，把他拉了个脸对脸，急促地喘息着道：“老郜，不，老程，这是阶级投降啊！这种投降是不可为的呀！大革命时的教训难道我们还不该吸取么？我们的血还没流够么，想想吧，当初国共两党没有芥蒂时都无法进行真诚的合作，现在又有什么合作的基础？国共合作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感情上是无法接受的，知道么？”

郜明掰开了季伯舜的手，恳切地道：“老季，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灭亡中国的用心已很明显，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

“那就出卖无产阶级和广大被压迫民众的利益去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坦率地讲，大革命时的国共合作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当时不理睬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依照托洛茨基同志的正确主张独立去干，没准今天中国革命也会像俄国革命那样成功了！这一回，我们不能一错再错了……”

郜明很惊诧：“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什么正确主张？”

季伯舜把他所知道的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和策略都和郜明说了。

郜明严肃起来：“哎，老季，你是受了托派的影响，还是参加了托派？这几年你都干了些什么？”

季伯舜知道情况不妙了，面前这位老熟人老朋友显然不知道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伟大意义，而他想凭藉一次对话而使这位老熟人靠拢托洛茨基也是很不现实的。便坦然一笑道：“这几年，我干了些我认为该干的事！”

“什么该干的事？”郜明问。

“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该干的事。”

“你不愿说么？”

季伯舜换了个话题：“算了，还是先谈谈你吧！”

“我？”郜明自然也不愿谈，脸孔挂落下来，竟变得有几分凶恶，“我也干了我该干的，就是没去搞分裂，去当反革命的托派！”

季伯舜抗议道：“托派不是反革命，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郜明冷笑：“这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我们的苏区可全要枪毙的……”

第一次谈话就这么不欢而散了。

第二天放风时，季伯舜听见同室的那个钱奋启在厕所里告诉郜明，说他不但是顽固的托派分子，还是托派中央的中央委员。季伯舜当时的身份是公开的，季伯舜过去曾和钱奋启说过，钱奋启是知道的，钱奋启要郜明在他面前小心些。

果然，收风之后，郜明要钱奋启守着门口，自己严肃地走到他面前蹲下了：“老季，你真是托派的伪中央委员么？”

季伯舜知道决裂是不可避免的了：“不错！不过，需要更正的是，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中央，是真正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利益的党中央，并非什么伪中央，我们的总书记陈独秀，也是当年你们的总书记嘛！”

“你……你们这是严重破坏革命！”

“错了，我们左派反对派是在不断革命，同志，你知道不知道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论’啊？”这话已有点嘲弄的口吻了。

郜明火了：“知道，那是些完全不切实际的骗人的破烂，所以我们才肃托！”

季伯舜不火，很冷静地道：“老部，别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骂不倒杀不绝的，类似的话托洛茨基同志也说过的。对了，我多次聆听过他的教诲！”

郜明失望极了，一脸沮丧之色：“老季，我知道你，你可是我党的老同志了，怎么到了一趟苏联，回来后竟变成了这样子！你真让我失望！想想清浦吧，那会儿，咱们在一起合作得多好！”

季伯舜也动了感情：“是的，我也忘不了清浦，忘不了你，不是你在总同盟罢工失败后安排我去旅顺口，我就到不了苏联，就找不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真谛，今天也许还会像你一样陷在斯大林主义和中国党的机会主义泥坑里不能自拔。我真感谢你，真的，不是讥讽，是真心感谢！老郜，不，老……老程，你再听我细细地说一说托洛茨基吧，托洛茨基属于我，也属于你，属于全中国和全世界！”

郜明痛苦地摇了摇头：“不必了，我知道中国需要什么，这个话题我们应该永远结束了，未来的历史将会为我们今天在监狱中的争论作出答案的……”

季伯舜点点头：“我也相信历史的答案。有些答案已经作出了，比如说当年的大革命，如果当年我们不听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早点独立出来……”

郜明果断地截住了季伯舜的话头：“好了，不说了，人各有志，不可强迫，不过，作为当年在大革命时期共同战斗过的老朋友，我要求你做到一点——”

“做到什么？”

“不要利用敌人的手来解决我们之间的信仰分歧，好吗？”

“这……这话我不太明白！”

“老季，你别装，你应该明白！你们托派的马玉夫不就是因为你们内部的分歧向敌人告了密么？我因此很怀疑你们托派是不是有一种告密的传统……”

季伯舜一下子觉着受了极大的污辱，浑身不禁颤抖起来，抖了半天，扬起胳膊，狠狠打了郜明一个耳光：“放屁！你……你们中央出的叛徒还少么？！”

没想到，挨了耳光之后，郜明愣了一下，倒笑了：“好！你老季是条汉子！”

季伯舜痛苦地将脸扭到了一边。

这一个耳光结束了当年的一切友谊。季伯舜真没想到，友谊——在当年斗争的血火中结成的友谊，在后来各自选定的信仰面前竟这么脆弱，这么不堪一击！

后来，郜明真出了事。半个月后，郜明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还是暴露了。军警把郜明提出去重新审判，再次押回监狱时，已改判无期徒刑。郜明因此认定是反革命托派分子季伯舜出卖了他，暗中串联钱奋启和狱中的一些党员政治犯准备收拾季伯舜，只是因为改判后，郜明不再和季伯舜关在一起了，便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而季伯舜呢，对这场关乎性命的重大危机，事前竟然一点也不知道。

这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季伯舜上厕所的时候，郜明、钱奋启，还有其他号子的两个年轻人一拥而上，动手收拾他了。未待季伯舜提起裤子，甚至未待季伯舜喊出“救命”两个字，就一下按住了季伯舜，用脚镣勒住了他的脖子。季伯舜拼命挣扎的时候，钱奋启掀起粪坑的盖板，三人把他抬起来，扔进了一人多深的粪坑里。季伯舜落入粪坑时，才喊了起来，惊动了院中的看守，从死神手里挣出了一条命。

这事在狱中闹出了一场风波。同时被关押在这座监狱的其他几个号子里的七位托派同志为了声援季伯舜，绝食抗议。而季伯舜又因这场灾难大病了一场，几天昏迷不醒。反动当局在这种情况下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提前四年释放了他。

这提前释放的事实，在客观上进一步证实了告密的可能性和可靠性。狡诈的狱方为了便于控制和分化狱中的政治犯，也多次隐隐暗示，说季伯舜终于迷途知返，走上了悔过自新的道路。季伯舜接到狱中托派同志带出的谴责信后，几乎气昏过去，当天下午即主动投狱。

狱方拒不接收。

在那个阴沉沉的傍晚，季伯舜蹲在监狱门口呜呜哭得像个孩子……

十八年后，这件事才在清查敌档时弄清楚了：向监狱当局告密的不是他季伯舜，而是那个钱奋启。是钱奋启听了他和郜明的谈话后，利用放风的机会向看守主任告发的，告发的日期是1936年9月9日。记录的告发材料上书记员和钱奋启本人都签了名。这事弄清的时候，季伯舜并不知道，那时，他已进了共产党的监狱，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继续坐牢。1936年无端沾上的浑身粪便，依然在他心里散发着一阵阵连他自己都感到恶心的滔天臭气。等季伯舜自己弄清这件事时，已是被特赦释放之后了。为此，季伯舜专门写了一封信给已在北京做了大首长的郜明。可一直到死，季伯舜都没接到郜明的回信和任何形式的回音。

他们的友谊在1936年就彻底完结了。

然而，季伯舜在《忠于信仰的人》中说，他寄出那封信后，期待的并不是来自历史的友谊，而是来自北京的歉意。对政治贞洁和政治操守，他从来都是严肃认真的，就像1936年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主动投狱一样严肃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