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成为季伯舜精神之父的不是波鲁扬·扬·伊万诺维奇，而是托洛茨基。

季伯舜无数次梦见这么一个场面：在一个雨后的傍晚，在一片霞光映照的旷野上，他背着简单的行囊，腋下夹着雨伞，在泥泞的路上走。他走过的路途上站着一个塑像般伟岸的身躯，身躯上伸出的巨掌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像是无形中托着一轮太阳。

第一次咀嚼这个梦境的时候，季伯舜把那个伟岸的身躯指认为自己的父亲，以为那是1919年他离开豫西老家到开封求学时，父亲为他送行场面的再现。可后来，那场面出现在莫斯科街头上，出现在清浦的威廉大街上，那伟岸的身躯渐渐明晰起来，明晰得就像莫斯科街头托洛茨基的巨幅画像。他分明看到了——有时大白天独自一人在那儿凝神静思时也会看到，托洛茨基同志挥舞着手臂，在厉声痛斥斯大林及其共产国际正罪恶地葬送着中国革命。

在《忠于信仰的人》中，季伯舜写道：

“……中国革命被葬送了，托洛茨基英明的预见在1927年4月以后——变成了现实。历史并没有花费多长时间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正确主张。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然叛变革命。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正式打出反共旗号。中国共产党人被屠杀，被逮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刚从国内撤到莫斯科的一位清浦同志告诉我，我所钦佩的安忠良，也在清浦举起了屠刀，清浦党组织几乎被彻底毁灭。”

1927年季伯舜在莫斯科度过的那个秋天，无疑是个痛苦的秋天。在《忠于信仰的人》中，季伯舜又写道：

“……如果说在那个秋天之前，我拥护托洛茨基，是出于对托洛茨基个人身世的同情，是出于对社会主义党内民主的向往。那么，在那个秋天之后，我成为一名坚定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则是出于痛苦反思之后的成熟选择。痛定思痛，我为自己往昔的轻信和无知感到羞愧，真诚地认定托洛茨基同志不但属于苏联，也属于全世界、全人类。他的高度和远见确凿无疑地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1927年已不再像1917年那样属于托洛茨基。联共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公开载文连续对托洛茨基反对派展开激烈批判。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了立场强硬的讲话，并以铁腕手段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反对派被激怒了，纷纷走上了街头，举行了一系列示威游行，进行最后的反抗。

这年11月7日，左派反对派单独举行了自己的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游行活动，把党内斗争推向了高潮。

季伯舜参加了反对派举行的十月革命节的游行，同时参加游行的还有李维民、吴国平等一些中国托派留学生。李维民在游行集会上还发表了激昂慷慨的讲话。这一天，莫斯科一些高大建筑物上挂上了写有“世界革命领袖”字样的托洛茨基巨幅画像，游行队伍打出了“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维护列宁党的团结”、“实现列宁遗嘱”的大幅标语。“托洛茨基同志万岁”的口号声一阵阵响起。季伯舜举着拳头跟着喊，仿佛是置身于反动军阀统治下的清浦。他那时就朦朦胧胧意识到，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专制也决不比打着其他旗号的专制更美好，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决不能是现在苏联的这个样子。因此，季伯舜认为，他和托派同志走上街头决不是在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在坚持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

就在这次游行中，季伯舜第一次看到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投身到拥护他的反对派队伍中来了。季伯舜远远地看到，他的精神之父从一辆小汽车里钻出来，向大家微笑、招手。这位反对派领袖好像要发表讲话，可就在他举着那具有煽动力的大手，刚要开口说话的时候，队伍乱了起来。有个混在队伍中的斯大林分子突然高喊：“打倒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听到了那个声音，把扬起的手臂猛地劈了下去，说：“拥有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反对派是打不倒的，是不可战胜的！”

季伯舜听到了，听得十分真切，好像托洛茨基不是对着整个游行队伍，而是对他一个人讲的。是他在那片霞光映照的旷野上蹒跚前行时，那个伟岸的塑像般的身躯对着他耳畔讲的。那声音在天地间轰鸣着，喧叫着，把季伯舜的整个生命都浸渗其中。

季伯舜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眼睛模糊了，人头攒动的世界变得一片浑噩，托洛茨基的身影也从那炫目的高处消失了。

季伯舜再次看到托洛茨基时，已是十一天以后了。

十一天之后是1927年的11月16日，那天是联共党内的著名人物、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和孙中山一起发表过《共同宣言》的苏联外交部长阿·阿·越飞的葬礼。越飞在最后一次向托洛茨基表示了自己坚定的反对派立场之后开枪自杀了。托洛茨基在万分悲痛之中亲自参加了为越飞举行的隆重葬礼。

丧礼没有像反对派十月革命节游行示威那样预先通知和准备，而且没有选定在一个假日举行。但是季伯舜和李维民听说后，还是偷偷赶到了停放着越飞棺木的外交部所在的大路比扬卡大街，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耳聆听托洛茨基慷慨激昂的演讲。

悲痛和沉重的精神压力改变了托洛茨基的面容。他显得那么疲倦而苍老。当他在拉狄克的陪同下，从参加丧礼的拥挤人群中挤出来的时候，宽阔的额头上布满了虚怯的汗水，头发也有些凌乱。

送丧的队伍缓缓向新处女墓地教堂进发，途中参加丧礼的共青团员、青年学生们有节奏地呼唤着托洛茨基的名字，唱起了内战时期的红军歌曲。“红军领袖托洛茨基万岁”的重唱部分，被一遍又一遍、一声高过一声地热烈重复着，仿佛永无休止，永无尽头。

季伯舜不会唱那支歌，过去甚至从未听说过那首歌，他是在那次难忘的丧礼上学会那首歌的——而且仅仅是那一句。

那一句高昂的旋律就此在季伯舜胸中激荡了半个世纪。

在新处女墓地教堂，托洛茨基发表了最后一次沉重的演说，他面对着自己年轻的信仰者，面对着已经降临的死亡和还将降临的死亡，表现出了一个宽容大度和镇定自如，呼吁团结，号召恢复布尔什维克列宁党的统一……没有像过去那样具有强烈的煽惑精神，也没有像过去伟大的演说者所惯有的那种激情，但是，托洛茨基的演讲还是深深打动了季伯舜。季伯舜觉着他正是在新处女墓地教堂真正体察到了托洛茨基的那颗苦难而伟大的心，体察到了思想先行者们特有的孤独。后来，当这种先行的孤独长期地笼上他心头时，季伯舜才明白这孤独里渗透着多少难言的艰涩。

丧礼结束后，托洛茨基在众多狂热的拥戴者的保护下走出教堂，人们纷纷往托洛茨基走过的道路上挤。季伯舜知道机会来了，也拼命向前挤，终于在托洛茨基走到教堂门前时，侥幸挤到了托洛茨基面前。季伯舜本来是想去握托洛茨基的手的，但从季伯舜身后挤过来的人，又把季伯舜和托洛茨基隔开了。季伯舜只得哽咽着，嘶声大喊：“托洛茨基同志，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向您致敬！”

托洛茨基居然在嘈杂的喧闹声中捕捉到了季伯舜的声音。

托洛茨基停住了脚步，转过了身子，把一只温暖的手向季伯舜伸来了：“谢谢中国同志！向中国同志致敬！”

季伯舜紧握住托洛茨基的手说：“托洛茨基同志，事实和历史已经证明了您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伟大预见，事实和历史还将证明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的决定性影响，为此我请求您更多地关注中国发生的事情，为中国革命指明道路。”

托洛茨基说：“中国革命因为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严重错误，已经步入低潮，群众斗争情绪低落，已不宜再进行武装斗争。所以，我已经建议共产国际，提出国民议会的口号，深入动员群众，团结群众，逐渐形成革命高潮，一俟高潮形成，即打出苏维埃的旗帜，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

季伯舜说：“可……可中国目前正在四处组织暴动……”

托洛茨基手一挥：“这是共产国际错误的继续，也是你们中国党错误的继续，他们从右倾一下子转为了左倾，是冒险主义的，机会主义的，是没有前途的！”

这时，托洛茨基已经走到了墓地上，年轻的苏联共青团员们把季伯舜从托洛茨基身边挤开了。也是在这时，季伯舜看到了前方不远处站着一群红军士兵。季伯舜听到了一位年轻的乌克兰小伙子对着红军士兵们喊：“红军同志们，为我们红军的伟大缔造者托洛茨基高呼乌拉吧！”

沉寂了片刻，无数只年轻军人的手握着枪举过了头顶，“乌拉”之声如轰然爆发的雷鸣，瞬时间响了起来。

这是最后的吼声。

两个月之后，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流放到靠近中国新疆的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嗣后终于被斯大林派遣的杀手暗杀。五个月之后，伊万诺维奇教授和中山大学所有托派教授们在同一天被捕，此后相继被流放处决。在大逮捕同时被捕处决的还有党内外一大批并非托派的托洛茨基的同情者。而季伯舜和李维民等中国托派留学生则被隔离反省，开除党籍，后来全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