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波·扬·伊万诺维奇教授是个挺有意思的人物，身高六英尺，体重不下二百五十磅，蓄着一部令中国学生们肃然起敬的大胡子。

季伯舜记得，这位教授给他们中国同学头一次上课，讲的头一句话是：“我是个庞然大物，坐在我面前，你们不感到渺小吗？”

同学们都笑了，教授却不笑，高扬着硕大的脑袋，翘着那部好胡子，用粗大的指节敲打着桌面，严肃地说：“我叫波鲁扬·扬·伊万诺维奇，这名字很难记，是不是？你们就叫我庞然大物伊万好了！庞然大物是你们中国成语，很好记，对么？在我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你们不要感到渺小。你们中国历史是伟大的，中国革命是伟大的，所以，你们是伟大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成功，要依赖中国革命的成功，世界革命的成功，所以，你们是伟大的……”

季伯舜一下子就对伊万诺维奇产生了非凡的好感，伊万诺维奇的话音一落，就和同学们极感动、极热烈地鼓起掌来。

令人感动的不仅仅是波鲁扬·扬·伊万诺维奇教授一人。在1926年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整座中山大学，整个莫斯科都令季伯舜和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大为感动。革命已经成功的社会主义苏联，对革命尚未成功的中国，对来自中国的一批批年轻的革命者们，敞开了自己热烈的胸怀。

季伯舜在《忠于信仰的人》中这样写道：

“……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都是感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里合法地、权威性地支配着革命的讲台，也支配着我们的留学生活。缔造了这个社会主义工人国家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和汇聚在共产国际的各国革命家们，经常来给我们上课，像亲兄弟一样和我们交谈。学校对我们生活上的安排更是无微不至，一切全包下来，每月还发十卢布的零用钱。住是住在一个沙皇时代贵族的府邸，豪华奢侈得像个宫殿。第一次躺在温暖的床垫上，盖着厚厚的毛毯，抚摸着那装饰着锦缎的墙壁，我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我们漫步在莫斯科街头，经常会遇到一些素不相识的苏联同志用俄语或用生硬简单的中国话向我们打招呼。我因此而觉着，我们不是在异国他乡，而是在家里，在一个充满温暖、充满革命情谊的大家庭里。我们拼命学俄语，校方还给我们起了俄文名字，我叫拉舍维奇。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反对派，也没读过托洛茨基的著作。我迷上托洛茨基，还是通过波鲁扬·扬·伊万诺维奇教授。他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早年到过中国，是个令人尊敬的老布尔什维克……”

伊万诺维奇常到学校上课，给季伯舜和中国学生剖析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伊万诺维奇说，中国商业资本的形态形成很早，可以上溯到秦汉时代。中国的历史很独特，没有经过奴隶社会，也没有农奴制，很早就实行了土地的自由买卖和以货币为支付手段的地租形式。历朝历代，大商贾都是无冕之王，皇朝有什么大事，都要与大商贾商量。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社会在殖民化的同时，也更加商业资本化了，而且逐步发展了工业。城市资本主义化了，农村也逐渐资本主义化了。所以中国是资本主义占主导的社会，目前的中国革命不但能够，而且完全可以演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伊万诺维奇的观点新鲜而精辟，是季伯舜在中国上大学、搞工运时闻所未闻的，季伯舜十分信服，把这些话全记在笔记本上，也刻在了大脑皮层上。

伊万诺维奇还说：“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观点，更是列·达·托洛茨基的观点，是托洛茨基同志在对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

托洛茨基这个名字，就这样通过伊万诺维奇和一个个教授的嘴，走进了季伯舜的心中，渐渐占据了他的身心，使得他此后的一生都和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了。

在1926年的莫斯科，季伯舜无法预测自己的一生，无法知道对托洛茨基的信仰对他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他只知道托洛茨基是个了不起的伟人，是十月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和卓越组织者，是苏联红军的缔造者，斯大林对他的贬斥和排挤是不公道的。那个时候，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全党大辩论已全面展开，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反对派联盟业已形成，著名的《十三人声明》已经问世。莫斯科的街头巷尾，中山大学校园内外，到处都在谈论着左派反对派和托洛茨基。中山大学的中国同学也无形中卷进了这一政治漩涡，很多中国同学在校长拉狄克和反对派教师的影响下，从对托洛茨基的同情，步入了托洛茨基的信仰者和支持者的行列。

这种政治氛围无疑深深地影响了二十二岁的季伯舜。尽管季伯舜当时对苏联联共党内大辩论的实质问题并不是十分明了，可托洛茨基辉煌的历史和显赫的声威，以及他对中国革命的高度关注，不能不引起季伯舜的钦敬，季伯舜懵懵懂懂地选择了托洛茨基这面旗帜。

对最初的懵懂，季伯舜并不回避，后来1931年在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统一大会前夕，在和那些自称为“天生的托派”的同志的论战中，季伯舜曾坦率地说：“……我不是天生的托派，我是在革命斗争的实际中逐步认识并进而信仰托洛茨基主义的。选择这个主义时，我在政治上是单纯幼稚的，不知道同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的党内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和残酷性。对当时联共党内斗争的大背景和许多问题的认识也很模糊，甚至很矛盾，但这决不妨碍我今天成为托洛茨基式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时，季伯舜确实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很模糊，很矛盾，一方面对托洛茨基的理论，尤其是关乎中国革命的理论十分信服。一方面，在把托洛茨基的理论用于检验中国革命的实际时，又不免生出许多困惑。

最典型的事例，是那年夏天他和他所尊敬的伊万诺维奇教授的一场争论。

那不是1926年的7月就是8月，好像是在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十三人声明》发表后不久的一天。天气并不太热，刚下过一场大雨，整个莫斯科都是湿淋淋的。傍晚，伊万诺维奇的助手托姆斯基来到了学校，先找到了季伯舜，又找到了另外两个托派学生：李维民和吴国平，说是伊万教授请他们吃晚餐。他们三人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匆忙换了衣服，又把校方照顾中国同学发给他们而他们又没舍得吃的两瓶鱼子酱带着，跟着托姆斯基一起，往伊万诺维奇的住处赶。伊万诺维奇的住处离学校很远，他们坐了两次车，又走了好长一段路，才在天朦胧发黑的时候赶到。

印象最深的是，那天伊万住宅附近停了电，空荡荡的客厅里点着几支大蜡烛。跃动的烛光映照着伊万诺维奇宽阔的脊背，把伊万诺维奇高大的身影挤压到了客厅门外。客厅的门是开着的，他们上了台阶，走到客厅门口时，伊万诺维奇便转过身子向他们迎来，先是热情地拥抱了季伯舜，季伯舜于热情之中嗅到了一股浓烈的洋葱味。而后，教授又张开两只臂膀，把李维民和吴国平一齐揽在怀里，嘴里还连连说着：“欢迎！欢迎！”

晚餐并不丰盛，伊万诺维奇请他们来吃晚餐显然意不在餐。

果然，往他们每个人酒杯里倒伏特加时，伊万诺维奇说话了：“今天请你们三位中国同志来，主要不是吃饭，而是想谈点工作上的事，我想听你们谈一谈中国革命的情况。在学校里，你们听我的，今天，我听你们的。为什么要请你们到这儿来呢？这里气氛好一些，大家可以谈得更随便一些。”

季伯舜感到奇怪，伊万请他们谈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问题不都装在伊万教授的大脑袋里了么？他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呢？

没容季伯舜想下去，伊万诺维奇又说：“我知道你们都是托洛茨基同志的拥护者，又都在中国国内从事过基层工运的实际工作，还都是共产党员吧？”

三人都点了头。

“这很好。我们这次谈话的内容，对校内的那些斯大林分子要保密，对你们的国民党系的中国同学也要保密，不要泄露出去，大家能做到么？”

李维民、吴国平有点受宠若惊，异口同声表示，一定保守秘密。

“拉舍维奇，你呢？”伊万诺维奇恳切地望着季伯舜。

季伯舜勉强点了点头，点头的时候就想：为什么要对国民党系的中国同学保密呢？两党不是正在合作么？共产党不是以个人身份全体参加国民党了么？对斯大林分子保密尚可说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的需要，对同属革命阵营的中国同志保密又是为了什么呢？但他却没敢把问题提出来。

倒是襟怀坦荡的伊万诺维奇把话挑明白了：“我主要想听听国共合作后中国国内的一些实际情况。托洛茨基同志对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右倾机会主义态度极不满意。国共合作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因此当革命高潮来临时，就应当毫不犹豫地建立苏维埃，反对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并且一旦有机会就应该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在斯大林的操纵下，对托洛茨基同志的一次次正确劝告置若罔闻，实际上已在中国问题上深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我不清楚你们听说没有，三个月前，新军阀蒋介石就策划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前不久又提出了一个整理党务案，限共反共的目的已十分明显。为此，你们的总书记陈独秀认识到了以往的错误，提出了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的意见。这和托洛茨基同志的一贯主张是不谋而合的，托洛茨基同志也再次通过拉狄克同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命令中共正式退出国民党。而共产国际却一意孤行，坚持其不负责任的错误立场，这引起了托洛茨基同志极大的忧虑……”

伊万诺维奇嘴上说听他们讲，可一开口还是先来了一大篇，而且把谈话的基调也定了下来，季伯舜听了总觉着什么地方不对劲。“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两件事他都是知道的。据共产国际同志传达：“……很难因此而判定这是国民党的政治阴谋……”而蒋介石本人也并不是什么新军阀，人家是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名誉委员，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极大忧虑季伯舜完全体会不到。

李维民却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第一个体会到了。他说，他过去对国共合作问题就有疑问，现在根据托洛茨基同志的指示精神一对照，心里就透亮了。李维民则列举了自己在“五卅”运动中的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的一些事情，说明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并没有真诚合作的基础。李维民说，他们国民党和共产党争地盘，争群众，而每逢斗争的关键时刻，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又往往动摇不定，甚至做出一些背叛工人群众利益的错误决定。

吴国平也说，中国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历史不长，从总体上来看，对斗争的实质还认识不清。国共合作一来束缚了工人阶级斗争的手脚，二来也在工人阶级队伍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一般的工人群众都把国民党、共产党看做一回事，都看做革命党，许多基层的工人就参加了国民党，而共产党的力量则很难发展壮大，而且也从根本上丧失了独立性。吴国平也举出了一些具体的例子。

伊万诺维奇和托姆斯基一边听，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很认真的样子。季伯舜当时就感到，这恐怕不是一般的谈工作，而是在为左派反对派抨击斯大林分子提供中国式的炮弹。季伯舜心里不由得一阵阵紧张。这倒不是惧怕校内的斯大林分子，而是对自己是否能根据伊万诺维奇的要求提供这些炮弹有疑问。伊万诺维奇很明确地讲了托洛茨基反对国共合作的态度，他既然拥护托洛茨基，就不能对目前的国共合作持肯定的态度。而他又很难昧着良心讲假话，别的地方他不知道，清浦的斗争情况他是知道的，在1925年的清浦，在他踏上“大和丸”甲板以前的许多日日夜夜里，清浦国共两党很好地进行了合作，这是不容置疑的。

犹豫了好一阵子，季伯舜还是决定讲真话。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应该有勇气讲真话的，看着别人脸色讲话的人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伊万诺维奇把期待的目光转向季伯舜时，季伯舜清了清嗓门说道：“对国共合作而生出的理论问题，我还没弄得很清楚，但在国共合作的实施过程中，我倒没发现什么问题，至少我工作过的清浦是这样。清浦共产党员是在1924年春根据上级指示，以个人身份集体参加国民党的。两党同志情同手足，携手并肩领导了一系列反抗反动军阀黑暗统治的群众运动。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就是1925年为支援五卅沪案而发起的总同盟罢工。”

李维民插话说：“拉舍维奇同志就是在这次大罢工失败后，奉命撤往旅顺口，而后转到中山大学学习的，他当时是国共合作的总同盟罢工委员会执行委员。”

季伯舜点点头：“是的，当时我是执委，对罢工的发起过程十分清楚，清浦共产党人在里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清浦的国民党人也全心全意投入了斗争，尤其在商界、学界的发动甚为得力……”

伊万诺维奇显然有些失望，用笔杆敲打着笔记本，插话道：“拉舍维奇同志，这是表面现象嘛！实质问题是，国民党在利用工人群众，他们当然也知道，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是离不开千千万万被压迫的工人群众的！”

“是的，这我不否认，可我认为他们全心全意参加斗争，总比半心半意参加斗争好，比不参加斗争更好。现在毕竟是国民革命……”

“你又怎么知道清浦的国民党全心全意地参加了斗争呢？他们背着你们共产党员搞了什么阴谋，也会向你们通报么？拉舍维奇同志！”

伊万诺维奇的诘问中带着讥讽的味道，季伯舜觉着很不友好了，毕竟亲身参加清浦总同盟罢工的是他，而不是伊万诺维奇，在具体问题上他比伊万诺维奇了解得更多，而不是伊万诺维奇比他了解得更多。

季伯舜想了想，很冷静地对伊万诺维奇说：“要相信事实！事实是，清浦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是精诚团结的，国民党人根本没有，也不会搞什么阴谋。在大罢工失败的危险关头，是两个国民党人留了下来，坚持善后斗争。他们一个叫安忠良，是国民党清浦党部负责人；一个叫贺恭诚，是国民党的工人党员。在关键时刻，他们体现了献身精神，我看到的是这种献身精神，不是什么阴谋。”

季伯舜原来还想把郑少白和自己在那关键时刻的表现也说一说的，可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时，他说：他当时虽然具有了追求真理，正视现实的起码勇气，但还没有严格剖析自己、进行自我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精神。

伊万诺维奇挺关心地问：“后来呢？”

“后来，贺恭诚被反动军阀枪杀了，那个国民党负责人安忠良也被捕入狱，至今生死不明。我是在离开旅顺前两天听说的，我听了以后心里很难过。”

伊万诺维奇点点头：“是的，拉舍维奇同志，也许你在这个具体问题上是对的，也许应该在评价国民党这个组织时，有分析地具体地评价其中的党员。不过，有一点必须清楚，革命的同路人，决不等于革命的同志，孟什维克也曾是革命的同路人，但随着革命性质的演变，同路人会变成敌人，甚至是很凶恶的敌人！”

季伯舜问：“那么你是不是认为国民党也会成为我们的凶恶敌人？”

伊万诺维奇道：“是的，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这是中国革命的性质决定的，共产国际的严重错误就在于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一味要求共产党服从国民党，托洛茨基同志指出：他们实际上正在葬送中国革命，葬送中国共产党！”

季伯舜心中一惊：“会这样么？从中国目前的现状来看，在现阶段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是合乎情理的。就我所知，在清浦总同盟罢工中，民族资产阶级的总商会就有积极表现，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伊万诺维奇手一挥：“积极是假象，反动才是实质！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的被压迫民众面前是无比软弱的，和他们结盟，决不能增强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

季伯舜还想再辩驳，偏在这时，客厅里的电话响了，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请伊万诺维奇去参加一个十分重要会议。晚餐在不太愉快的气氛中匆匆结束了。

临告别时，伊万诺维奇握着季伯舜的手，宽厚地说：“拉舍维奇同志，我们不争吵了，有些问题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争辩清楚的，但请您，也请你们两位中国同志记住我今天晚上说的话：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托洛茨基同志无疑是正确的，有远见的。他看问题的高度和深度，我们目前无法企及，甚至还不理解，但是，历史将证明托洛茨基同志的英明正确。托洛茨基同志的思想，远远走在了一个时代的前面，记住吧！记住我这个老布尔什维克今天讲的这些话吧！”

季伯舜带着困惑，也带着由衷的崇敬点了点头。

李维民、吴国平也点了点头。李维民在点头的时候就奉承说：“用不着等历史来证明了，历史能证明，却不能预演，今天我们既然相信托洛茨基同志的正确主张，就该身体力行，按托洛茨基同志的要求去做，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伊万诺维奇被李维民的话语打动了，重重地拍着李维民的肩头说：“好！说得好啊，同志们！我要把你们的话转告托洛茨基同志，我想他会为此，为有你们这样志同道合的中国同志而感到欣慰的！”

“请向托洛茨基同志转达我们中国同志的崇高敬意！”

“谢谢！谢谢你们，我也代表托洛茨基同志谢谢你们！有你们，中国革命即便遭受重大挫折，其前途也必将是无比光明的……”

电话铃再一次响了，他们一行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客厅。

这时，电灯突然亮了，季伯舜看到伊万诺维奇站在客厅门口的灯光下，频频点动着光斑跳跃的大脑袋，向他们挥手告别。那手势沉重而疲惫，透着某种悲凉的意味，使季伯舜没来由地把他和自己年迈而慈祥的父亲联系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