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荧山下制造死亡的淡蓝色硝烟，随着安忠良被镇压而永远消失了。郑少白和被镇压者共同拥有的那个秘密，理所当然地不存在了，也像那阵淡蓝色的硝烟一样，永远消失了，消失得没了踪影。郑少白变得理直气壮了：他不是叛徒，从来不是，说他是叛徒的人是陷害同志，是居心不良，就这么回事！反正现在任何人也拿不出他叛变革命的证据了，能够证明他叛变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然而，恐惧虽不存在了，新的愧疚却又浮上了心头：安忠良实在了不起，就像当年的王三哥一样了不起，宁愿挨枪子也不低头，也没把他郑少白供出来，他该咋办？不能对不起安先生啊！于是，郑少白又像当年抚养王涌、王玲那样，一次又一次偷偷给遣送到安徽乡下的安忠良的遗孀唐娟寄钱，寄粮票。甚至在叛徒问题被揭发以后仍继续寄，一直寄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也正是因为有了郑少白的暗中资助，唐娟才没在三年自然灾害中被饿死，才奇迹似的活到了今天。

当时，郑少白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日后还会因其他原因暴露，真以为他的革命已彻底地成功了。他一边不断化名给唐娟寄钱，寄粮票，很讲义气地感谢着安忠良的保护之恩。一边踌躇满志地享受着革命的成果，做他的市总工会副主席，而且越做越有模有样了。有时回到家里，郑少白对自己老婆叶春兰说话，也会把四分革命道理加六分革命官腔带将出来，搞得叶春兰老提醒郑少白，叫他不要把自己家也当做总工会了。

幸福而美好的日子过了几年，到1955年3月彻底结束了。

结束得很突然。那个3月的上午，郑少白和市总工会的一帮干部正要下工厂检查全市劳动竞赛的进展情况，市委组织部干部处的一个处长突然来了，要郑少白到市委组织部谈话。郑少白根本就没想到是要核查他的历史问题，还以为又有提拔的希望了：市总工会副主席做了五年，也该进一步升主席了，郑少白就高高兴兴地跟那位处长去了。

进了市委组织部办公室，郑少白才觉着不对头，宽敞的办公室里不但坐着三个正副部长，还有一个主管组织的市委副书记，和另外两个从未见过的操维丰口音的同志。老部长脸上没有一丝笑容，郑少白进门时，老部长连招呼都没跟他打一声，只用下巴颏向一只空沙发点了点，示意他坐下。郑少白刚坐下，老部长就冷冰冰地开口了：“郑少白同志，今天要你来，是要核查一下你的历史问题，希望你能忠诚老实，实事求是地作出交代。我想，对我们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

郑少白下意识地连连点头：“那是！那是！”

“你1925年入党之后，有没有过叛党变节行为啊？”

郑少白强压住内心的慌乱，装模作样地想了想，——不是想自己的问题，而是想：安忠良先生已经死了，究竟还有谁会证实他做了叛徒？想来想去，还是认为没有任何人能证实他做叛徒的事，这事只有安忠良一人知道，连他老婆唐娟都不知道。就算他给唐娟寄钱的事被组织发现了，也不能证明他的叛变。他叛变只害了两个人：一个是王寿松王三哥，一个是拉洋车的老谭。王寿松早死了，老谭自己又当了叛徒，就是老谭现在活着，供了他，也只是个孤证，构不成有力的证据，因为老谭本身就是叛徒，维丰县委是老谭出卖的，并不是他郑少白出卖的。

郑少白想清楚了，就仰起脑袋，正视着老部长，装出一副很困惑的样子：“老部长，我没有叛过党，也没变过节，我……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管组织的那位市委副书记把茶杯往桌上一顿：“还不老实！”

郑少白硬着头皮顶撞道：“谁……谁不老实了！？我……我入党是当年郜书记亲自介绍的，你……你们不能因为和郜书记有……有工作矛盾，现在郜书记又……又调走了，你们就……就整我！”

那年3月，郜明刚刚调到省委书记处做了主管意识形态的第三书记，郜明和市委内部一些人的工作矛盾郑少白隐隐约约是知道的。

那位副书记冷冷一笑：“郜书记是不明真情，他若是知道真情，也不会放过你的！郑少白，我和你明说了吧，我们彻查敌档时，查到了当年安忠良写给维丰方面的重要信件，上面说得很清楚：是你供出了王寿松和谭明泉，后来，谭明泉也做了叛徒，王寿松却因你的出卖而壮烈牺牲了！是不是这样？你自己看看吧！这里是安忠良当年的信，这是谭明泉今年1月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写的揭发材料！”

郑少白一看材料，登时瘫了，语无伦次地道：“我……我坦白，坦白！我没叛……叛党，不……不……我叛党……叛党，是……上了安忠良的……的当！”

郑少白这才颠三倒四地把二十多年前发生在华荧山忠烈陵上的那一幕如实坦白了，边说边哭。说是自己没意识到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后果，根本没料到王寿松王三哥会因此送命。他是被安忠良骗了，他当时就后悔了。因其后悔，觉着对不起党组织，对不起死去的烈士，才收养了两个烈士遗孤……

郑少白坦白交代的时候，组织部的一个青年干事就在那儿记，最后，要他在记录上签字，郑少白哆嗦着手签了。

从那天开始，郑少白被隔离审查，开头只是组织部，后来检察机构、公安机关也参加了，还为此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在一次次审问他的同时，又进行了大量的内查外调，前后折腾了大半年，一直到秋天才把他从拘押所放回来。

当年年底，市委作出了审查结论，定性为叛徒，上报省委，建议开除郑少白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工会会籍，作为历史反革命，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到了次年三月，省委的批复传达下来了，省委同意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不同意作为历史反革命交司法机关处理，批示上写得很明确：“……定性为叛徒，但鉴于此人有长期抚养烈士遗孤之情节，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考虑保留其工会会籍，遣返原东方机车厂当工人，控制使用。”

当省委的批复和郑少白见面时，组织郜老部长问他：“郑少白，对这个处理，你有什么意见？”

郑少白心悦诚服地连连点头哈腰道：“没意见！没意见！党组织是实事求是的，处理也是宽大的，我……我感谢党组织！感谢党组织！”

郑少白说的是心里话，党没让他给王三哥抵命，没把他判刑关进监狱里，甚至连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都没给他戴，真是宽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了。他不能不真诚地表示感谢。

晚年郑少白曾私下和自己老婆叶春兰说过，他能侥幸留下一条命来，全靠了两个人。一个是重义气讲交情的原工团领袖安忠良。这个老国民党人是真心为他好，知道他不是搞政治斗争的料，让他及早出局了，临死也没拉他去垫背。再一个，就是他抚养长大的王玲了。处理结论一下来，他就知道了：王玲曾为他的事到省委组织部去过三次，写了一份催人泪下的材料，还找到了第三书记郜明，要求郜明和省委看在他努力抚养烈士遗孤的分上，妥善予以从宽处理。据说，郜明只讲原则，不讲昔日情义，想把他交司法审判。倒是省委第一书记看了王玲写的材料，受了感动，最后拍板决断，最终把他的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

王玲和她哥哥王涌不同。王涌知晓事情真相后，再也没进过他家的门，而且写出书面材料交给市委，宣布和他断绝一切关系，要求组织部门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办。那时候，王涌已经当上了清浦市东区区团委书记。王玲则不同意哥哥的做法，她忘不掉自己牺牲的父亲，也忘不掉为了抚养他们兄妹而不惜偷窃坐牢的养父。知道事情真相后，她默默哭了几场，后来，擦干泪水又到郑少白家去了。当时，郑少白还被关在公安局拘留所隔离审查，只有叶春兰和孩子们在家。王玲扑到叶春兰怀里，又是一场痛哭，三天后，啥都没说，也没给自己的亲哥哥王涌打个招呼，就独自一人去了省城，找到了省委组织部，为叛徒养父说情……

郑少白再次见到王玲，已经是受了处理，回厂当工人之后的事了。是在自己家里见到的。对这难堪的会面，郑少白思想上没有准备，按他的想法，他和王涌、王玲没必要再见面了，见面只能造成双方的痛苦和尴尬。尤其是对王玲，他更无颜相见，这孩子的有情有义，正好映衬出了他的无情无义。她认他这个养父倒不如像王涌一样不认他这个养父来得更好。双方互不相认，过去的变成了历史，大家就都可以更轻松地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了。

对新的生活，郑少白是满意的。他在十三岁的那个早晨，在王寿松王三哥的引荐下，从山东枣庄乡下走进清浦东方机车厂，走到台案前，干的就是钳工。今天，在纷乱的人世上兜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台案前，又摸起榔头、扁铲干起钳工，原本是很自然的。他不是个革命家，从来就不是，他只是个好钳工。对这一点，他在十三岁进厂的那个早晨就该清楚，可他偏不清楚，后来又碰上了郜先生、季先生和那场总同盟罢工，结果，就出了这天大的麻烦。

见到王玲的那天下午，郑少白的活干得挺不赖，配好了一副轴瓦，还剔了大半个键槽，不知不觉，时间就从身边滑过去了，下班的铃声就响了。郑少白在厂澡堂洗了个澡，披着厂里发的蓝粗布防寒大衣往家里走，脑子里根本没想到王玲，更没想到要和王玲见面。

处理结论下来后，叶春兰倒是要郑少白去向王玲道谢的，郑少白想了十几天，最终还是没去。叶春兰要把王玲请到家里来，郑少白也没同意。他以为这痛苦和尴尬是可以躲避的。

却没躲成。

那天，王玲到他家来了。

郑少白是在走到家门口时才发现的。他先是听到叶春兰在和什么人说话，郑少白以为是串门的邻居，也没注意，“咣”的一声，把院门推开了，推开院门才发现，王玲在堂屋火炉前坐着，郑少白一下子呆住了，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王玲站起来，盯着他喊：“叔！叔……”

郑少白“嗯嗯”地应着，木然地向王玲面前走，走着，走着，眼圈就红了，脚脖子就软了，刚跨进堂屋的门槛，就不由自主地跪倒在王玲面前，泣不成声地道：“玲儿，我……我对不起你！对……对不起你死去的爹！我……我欠了你们王家的血债到死都还不清啊！我……我不忠不义呀！我……我没良心啊……”

我家老爷子从此玩完，1925年参加革命，最后还是以八级钳工的工人身份退休了。

这期间，老爷子的心境是平和的，对组织上的处理是感激不尽的，干活死卖力，厂里上上下下没人能说出他的不是。玲姐也常来。那时我还小，记得只要玲姐一来，家里就像过节一样，啥好吃的都有。玲姐每次来也带东西，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年夏天，她买了一大块肉来，怕有十好几斤，我吃了肉喝冷水，拉了好几天肚子。涌哥没来过，现今他长的是个啥模样我都记不清了，可涌哥的儿子偷偷来过一次，是玲姐带来的。老爷子还给他扯了身灯芯绒的衣料，让母亲做，后来也不知他穿了没有？涌哥是认认真真地和老爷子划清界限了，他若是知道自己儿子的衣裳是老爷子给做的，必定不会让自己儿子穿……

老爷子退休是1966年，退休没两天，“轰轰烈烈”铺天盖地来了。老爷子不必说，又倒了霉，那些经他手发展的党员们也跟着倒了霉。造反派们声称挖出了一颗隐藏很深的巨型定时炸弹——清浦假党员集团。假党员集团中首当其冲的是涌哥，那时，涌哥已经当上清浦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另外还有两个人也进了市委领导班子，一个好像是副市长，一个好像是宣传部的副部长。涌哥他们自然不服，据理力争，说当年老爷子发展的党员，1950年就进行过甄别，1956年省委批复对老爷子的处理决定的同时，又进行过第二次审查甄别，因此，说他们是假党员集团，是毫无道理，也毫无根据的。

造反派们才不管这一套呢，他们的理论是，我家老爷子是叛徒，是坏蛋，他发展的党员还能有好东西么？那两次甄别审查说明不了任何正面问题，倒是从反面证明了省委和清浦市委执行了一条招降纳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因此，清浦市委应该彻底砸烂。

假党员集团案是造反派们炮轰清浦市委的重磅炮弹，老爷子是死老虎，又榨不出啥大油水，他们开始对老爷子倒还客气，还暗中保护他，怕他畏罪自杀，不利于他们造反。后来，他们要老爷子写诬陷材料，老爷子抵死不写，人家就不客气了，三天两头揍他，有一次硬打断了他的两根肋骨。

涌哥他们就更惨了，挨打挨斗不说，还逼着他们承认是假共产党员，真反革命分子。涌哥1955年和老爷子划清的那个界限等于没划，人家不承认。结果，涌哥真受不了了，一天傍晚挨完批斗后，从关押他的四楼阳台上跳下去自杀了。

涌哥的死，对老爷子是个沉重的打击。老爷子原来以为，他把涌哥、玲姐抚养大了，组织上又给了他应有的处理，他欠下的良心债算偿清了。涌哥的死讯传来，老爷子抱头痛哭，这才明白，那笔历史旧债是根本无法偿清的——非但无法偿清，而且越欠越多。

老爷子的精神崩溃了，被造反派弄到忠烈陵凿墓碑时，大概已准备用自己的性命来抵账了。不过，当时，我并没有看出这一点，也没想到他最终选择的生命归宿是陵旁的那棵刺槐树。今天回想起来，我还是觉着不合情理，进而也对老爷子生命运行的最后轨迹发生了怀疑。

你说他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地凿墓碑呢？难道他是想凿掉一段历史，凿掉自己的耻辱么？历史和历史给他造成的耻辱，能靠榔头和凿子来消除吗？历经了几十年的苦难之后，他还能像孩子那么幼稚吗？我不理解。

他又为什么偏要在忠烈陵那棵刺槐树上吊死呢？为什么不在被隔离的两年中的任何一天，在三个隔离地点的任何一处自杀呢？如果是因为愧疚，因为觉着对不起历史，他选择了忠烈陵，那么，他为啥还要认认真真地凿那块记载着历史的墓碑呢！他不是可以在来到陵前的第一天就往那棵刺槐树上挂绳子吗？我不理解。

那么，或许是他把这个世界看透了，万念俱灰，四大皆空，或许是他完全麻木了，怎么凿墓碑，怎么往刺槐树上挂绳子的，他自己都不知道。或许他是出自自己十三岁干钳工的职业本能，在临终前，也要把一桩活干完，干好，干漂亮。你不知道，他确实干得很漂亮，刻在墓碑上的每一个字都变成了方方正正，大小相同的凹坑，规范得近乎美好，简直他妈的不可思议。

老爷子临死前究竟想了些什么，我无法知道，越猜越糊涂，不过，有一点我敢肯定：在弥留之际，他一定会记起那个逃亡的雨夜，记起他在威廉大街路口先用大改锥捅，后用手掐死的那个盯梢者。老爷子倚着石碑的碑基给我讲述他一生的时候，就好几次提到那个盯梢者，他一辈子就杀了这么一个人，因而记得很清楚。他好几次讲到掐死那家伙时的感觉，说是喉骨断裂的声音就像猫嘴里在嚼鱼骨头，“格鲁、格鲁”的，这声音在勒断他的喉骨时也会发出的，因而我才敢断定，他会记起那个盯梢者。

老爷子就这么死了，死得糊里糊涂，就像他活得糊里糊涂一样。他太讲情义，结果，偏被情义骗了。说到底，他不应该去革命，他根本就不是革命的料！他不革命倒是桩功德无量的事，既不害己，又不害人，岂不皆大欢喜？！当年老爷子在日本人的厂里干得不算赖，据他自己吹，日本技师都夸他聪明，他要老老实实干活，没准也能混个技师当当，凭技术吃饭。到啥时候，技术总是少不了的，对不对？

当然，话又说回来，老爷子的命也不好，如果他的命好一些，如果在那个逃亡的早晨，他和郜明、季伯舜一起赶上了那班叫“大和丸”的日本轮船，顺利到了旅顺口，或许也不会当叛徒，他一生的历史肯定要重写。

据老爷子说，郜明和季伯舜后来都到了苏联，都进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混得都不错，他们的历史，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