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郑少白是应该暴露的。他叛变革命的直接关系人、见证人和叛变的主使者安忠良已经被捕，其时，就关押在清浦监狱的死囚牢里。安忠良随时有可能向审讯人员供出他来。可奇怪的是，安忠良竟没供。

事后想想，郑少白还是感到后怕无比，1950年如果安忠良供出了他，那么他就不仅仅是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回厂当工人的问题了，只怕是要吃上一颗镇压的子弹。当年参加过共产党的叛徒刘成柱就被镇压了。永康厂一个姓郝的老党员也被镇压了——有人揭发他是叛徒，曾导致一名党员被捕牺牲，老郝硬着脖子不认账，不认账照样枪毙，枪毙的时候照样开几万人的大会。

安忠良先生偏没供出他来。这位1922年就坚定信奉三民主义的老国民党人自始至终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充满仇恨，被捕之后拒不和审讯者合作。结果是不消说的，反抗没给安先生带来任何好处，倒是加速了这位国民党人肉体的消亡。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时，安先生就被五花大绑押到华荧山下毙了。得到好处的是他郑少白。他叛变的真相推迟了五年才大白于天下。而五年之后，全国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活动已经结束，郑少白奇迹般地逃脱了实质上的惩罚。

安忠良被捕时，已参加了“反侵略大同盟”，并出任清浦反共救国委员会主任兼反共救国游击队副司令，闹不清是他自愿留下来，还是硬被留下来坚持所谓的“地下武装斗争”的。安忠良被捕是很偶然的，是救国委员会内部的一个核心委员向军管会自首造成的。当时谁也没想到安忠良还潜伏在清浦，连郜明都没想到。按郜明的推测，安忠良有充分的理由和充分的时间逃往香港或台湾，留在清浦简直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事偏就发生了，那位自首的委员把安忠良隐居的几个秘密据点都交代了。军管会下令连夜行动，当夜就在市东区一个杂货店的仓库里抓住了安忠良。抓捕时发生了一场枪战，安忠良和同时栖身于杂货店仓库的反共游击队的五个队员开枪拒捕，结果，其队员三死两伤，安忠良也受了伤。而奉命前来抓捕安忠良的解放军战士，有三人牺牲。

对安忠良的审讯，第二天就开始了。审讯地点先是在广仁医院病房，后来又挪到了清浦看押所和清浦监狱。据说，安忠良在全部审讯过程中一言未发，审讯记录上一直是空白。主持审讯的郜明事后曾对郑少白说：这种死硬的反革命分子是非常少见的，在同时被捕的几百名反革命分子中是仅有的一个。当时，置身于自由世界的郑少白并不知道这一审讯详情，内心深处恐惧到了极点，夜里常做噩梦。梦中最熟悉的场景是：他一手抚养大的王涌、王玲，在安忠良的引领下，闯到家里来抓他。在梦中，王涌、王玲是穿军装的，手里还攥着上了刺刀的长枪。

那当儿，王涌、王玲已经不住在家里了。王涌成了家，和东方厂的一个党员女工结了婚，住到了厂职工宿舍。王玲也谈上了恋爱，借口路远，住到了大兴纱厂新建的单身女工宿舍。他们兄妹只是在星期六或星期天，才成双成对地回家吃顿饭。每逢他们兄妹俩回家，郑少白都要尽他所能，热情款待一番，同时，也悄悄地在暗中察颜观色，想从他们兄妹脸上看出些灾难的征兆。有时，郑少白会故意做出感慨万分的样子，主动谈起他们的父亲王寿松，试探他们兄妹的反应。结果是令人欣慰的，兄妹二人对他只是感激，从没透出一丝一毫的怀疑或不信任。

当然，最大的心病还在安忠良安先生身上。安忠良被捕的第三天，郑少白就从报纸上知道了消息，对救国委员会一案的审讯情况十分关心。他几次想去找郜明，试图通过郜明的关系，以说服安忠良坦白认罪为名，到狱中和安忠良见上一面。他甚至连要对安忠良说的话都想好背熟了。他打算告诉安忠良：只要他讲交情，讲义气，不供出他来，他保证将像当年抚养王寿松王三哥遗孤那样，暗中接济，照料他的家眷遗属。

不料，没等到郑少白去找郜明，倒是郜明主动来找他了。市里准备成立总工会，刚刚脱下军装做了清浦市委书记的郜明亲自主持召开了市总工会筹委会的第一次会议，郜明要郑少白作为东方厂的代表和其他筹委会成员们一起去开会。

郑少白知道这是个难得的机会，那天一大早就去了，如愿见到了郜明。郜明没让他先开口问，就把安忠良的情况告诉他了。郜明说，咱们这位老朋友安忠良顽蛮反动得要命，被反铐了三个月，两只手都铐烂了，硬是死不开口，死不认罪。

郜明很感慨：“少白啊，1925年在威廉大街125号他家开会，国共两党一起搞总同盟罢工时，我可没想到今天会由我签字判他死刑啊！”

郑少白心中一阵窃喜，嘴上却道：“是呀，郜先生！可……可这也是他罪有应得，我看早就该把他杀了！大革命失败后，他杀了咱多少共产党员呀！”

后来——也就是宣布枪决安忠良等第一批一百三十八名反革命分子的前一个月，清浦市总工会成立，郑少白以老工人老党员的资格就任市总工会副主席。

枪决是在华荧山下进行的。市里召开了十万人的公审大会。大会主席台就设在距安葬着贺恭诚的忠烈陵不远处的山脚下。坐在主席台上能清楚地看到忠烈陵白乎乎的坟顶和坟前的石碑。

郑少白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不是他想到主席台上去坐，而是市里分派他去坐的。他是市总工会副主席，代表审判席上的工人阶级，不去坐不行。郑少白战战兢兢地上去坐了，很谦虚地往后躲，坐在后排中间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上。安忠良被武装人员押到台前时，他“不巧”把洋瓷茶杯盖碰到了地下，正弯腰勾头去捡茶杯盖，故而，没看到安忠良正面的面孔。自然，安忠良也不会看到他。他捡起茶杯盖，用茶杯盖滤着漂在水面上的茶叶喝茶时，才看到了安忠良弯驼的脊背，和脊背上的绳索、亡命牌。安忠良身边的反革命们全一个个跪下了，只安忠良不跪，看押者猛踢他的腿弯子，把他踢倒了，他就趴在地上不起来，用脚跺都不起。

这个老国民党人果然硬气。

参加大会的人民群众十分愤怒，前排坐着的人纷纷站起来往主席台前涌，口口声声要打死安忠良。会场秩序一时大乱，武装人员费了好大的劲才好歹把秩序维持住。接下来，大会正式开始了，主持大会的郜明作了权威性讲话。

郜明挥着手说：“……像安忠良这种死硬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能不杀么？我们不杀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他们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今天，我们必须要他们用血来偿还！革命对他们这种反动分子来说，决不意味着一丝一毫的仁慈，仁慈是给予人民的，不是给予他们的，革命给予他们的最好礼物就是毫不留情的镇压！”

镇压在大会一结束就开始了，一阵“劈劈啪啪”的枪声，把隶属于旧时代的一百三十八条性命送进了坟墓，用旧时代的叛逆者们同样流过的，同样殷红的鲜血，为清浦的一段动荡的历史打上了句号。

这一百三十八人中，还有一个人郑少白是熟悉的，他就是大兴纱厂黄色工会理事长刘成柱。这小子不像安忠良那么硬气，没被押到刑场就屙了一裤子。据说在押期间还写了一大堆检举材料。永康厂老郝的被定为叛徒枪毙，与刘成柱的检举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郑少白想想真觉着万幸：幸亏他当年参加的党伙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又幸亏知道他叛变的是安忠良，不是刘成柱，这真是他妈的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