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说来就来了，来得有声有色。1938年9月底，日本人的飞机三次飞临清浦上空，吓得英国人德国人的厂子每夜都用点燃的小火油桶拼出自己的国籍字母或国籍图案，防止日机轰炸。不过，那时日机还没轰炸，直到9月30日都没轰炸过一次。10月2号，轰炸才正式开始。那是个天刚蒙蒙亮的早晨，二十几架日本飞机一下子飞来了，把几百颗炸弹掀了下来，大兴纱厂和大飞道一带变成了火海。用点燃的油桶拼出“卐”字图案的德华公司也未能幸免，公司的铸造分厂也吃了一颗日本炸弹，厂房被炸塌小半边。东方机车厂是日本企业，清浦开战前，一些能拆走的机器，被作为敌产拆下装车、装船运走了，未及撤走的厂房、设备都没挨炸。大约日本军方对日商在清浦的工厂心里有数吧。

从10月2号开始，到10月14号结束，轰炸一共有七八次之多。其中有一次，一颗炸弹竟落到了玛丽路的领事馆区，差点没把英国领事一家人炸死。

万幸的是，一直到大轰炸结束，靠近商业区的霞虹路都没挨炸。郑少白一家人除了受到一次次虚惊外，一切安然无恙，房屋的玻璃都没震碎一块。15号中午，日军正式开进了清浦市区。清浦工商维持会的汉奸们让威廉大街两旁的商户挂出了太阳旗，汉奸们还在街心广场举行了一个欢迎日本人的仪式。

当天下午，日本人就贴出告示，要原东方机车厂工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回到厂里复工，告示上说，凡抗命不从者，一律以反满抗日论处。郑少白老实按规定时限去了，他倒不是怕落个反满抗日的罪名，而是怕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丢掉饭碗，这与他的怯懦没多大关系。几十年后回忆起来，郑少白还辩白说：“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不管哪朝哪代，人总得吃饭。我不回东方厂复工，老婆、孩子和小涌、小玲都得饿死。那时虽说郜明给我的一百块大洋还没用完，可我还是得留条后路！谁知道日本人在清浦要呆多久呢？！”

说起来日本人也真有效率，空荡荡的一座东方机车厂，转眼间热闹起来。一台台从沦陷区弄来的机器进厂了，一车车钢材、铁板用小火车运来了，工厂不但在三个月内恢复了正常生产，同时，还新建了一个军工分厂，专门为日军维修枪械，制造手榴弹、小钢炮啥的。军工分厂是用高墙、电网围起来的，是东方厂的厂中厂，门口日夜有双岗。除部分技工外，被围在里面工作的大都是从沦陷区抓来的所谓募集工和国民党战俘，清浦当地人不多。

郑少白没被弄进军工分厂，而是继续做他的台案钳工，开头一天工作十小时，甚至十二小时，厂里发七斤霉高粱。后来，市里的汉奸政府成立了，劳作时间才改为八小时，工薪也由每天发霉高粱改成发厂内代金券去买霉高粱或兑现钞。

日子更难过了，虽说一天工作十六小时，上两个班，能拿到两个班的代金券，但由于代金券制度给了厂方盘剥的机会，更由于市面物价飞涨，实际上郑少白这时上两个班挣来的工钱还不如以往干一个班挣的钱多。叶春兰的小摊也不敢摆了，摆摊不但不挣钱，还亏本，白抽白拿的流氓无赖太多，这些流氓无赖大都是汉奸，日本人倒很少见。

日本人的霉高粱吃了差不多两年，郜明代表党组织给郑少白的一百块大洋也贴上去用完了，郑少白终于想到了偷，这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当时有可能用革命的办法来解决肚皮问题，如果当时厂里的工友们敢于和他一起再闹一场总同盟大罢工的话，他一定会豁出性命参加的。遗憾的是当时既没有这种机会，也没有这种可能。1939年，日本人对东方厂实施的是军管，皮靴和刺刀不容许工人们有任何形式的反抗。铸塑工段的几个工友仅仅因为反对厂方往霉高粱里掺沙子，和发售站的工头吵了一架，日本人就把他们抓起来关了一个月。有组织地进行经济斗争是1940年以后的事，那次全厂性的怠工，促使日本人取消了代金券制。而和地下党取得联系，进行武装斗争，则是1942年以后的事了。那时，郑少白已经进了日本人的阎王殿，否则，他一定会参加怠工，也一定会参加工人游击队的。

在1939年，郑少白能想到的唯一反抗途径是偷盗。偷工厂的铜材，用来卖钱养活五个饥寒交迫的孩子，这其中有两个是烈士遗孤。准备偷盗之前，郑少白曾花了几个星期工夫，细心观察了厂门口日军门卫的检身情形。郑少白发现，夜里零点中班工人下班时，日本门卫检身很马虎，也不逐一检查，只是看到谁可疑，才拉过来摸一摸。郑少白便决定，利用中班下班的机会来偷盗作案。

偷盗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郑少白曾在一只破电筒里装上铜棒大大咧咧地往外带。曾把可以用来配钥匙的黄铜板垫在鞋子里一点点往家里拖。也曾把铜丝缠在布腰带里，不动声色地裹出来。最大胆的一次，郑少白竟把一块足有四五斤重的铜轴瓦埋在十几斤霉高粱里，公然地端了出来。那一次差点惹出了大麻烦：轴瓦是日本总技师急用的，第二天四处找不到了，汉奸监工张歪嘴吓青了脸，把当班的工友一通臭骂，却又不敢向厂部日本人报案，只得重新赶制。

偷出的各类铜材郑少白并不直接卖钱，他是个好钳工，任何铜材到他手里都能派上用场。他用偷出来的黄铜皮给人家配钥匙。把铜棒、铜瓦轴熔化了，铸出一个个小铜佛，让孩子们到街头巷尾四处去卖。有一次，王涌甚至卖给过路的日本兵一只。

那阵子真苦，白天在厂里上两个班干十六个小时，回到家还要关在小东屋里偷偷摸摸地从事个体生产，一天睡不了四小时。一次不留神，郑少白差点被熔化的铜水烫伤。干这一切的时候，王涌总是他最好的帮手。那时王涌也十二、三岁了，白天照例和妹妹王玲去拾破烂、卖铜佛，夜里就和他作伴，锉钥匙，灌铸一只只小铜佛，有时王玲也伸着头趴在一旁看。兄妹俩都懂事了，都知道这样偷盗很危险，都曾劝郑少白别这样干，他们怕郑少白哪一天上班后，再也回不来。

危险郑少白当然知道，可却没法不干。不说为自己的三个儿女，就是为王涌、王玲，他也得干。王三哥因为他的不义而死了，他不照顾好他的一双儿女是天地不容的。结果，一家人为之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有一天夜里，当他把一块巴掌大的铜皮塞在破毡帽帽顶的夹层里往外带时，被日本门卫发现了。

发现完全是偶然的。当时，等着出厂的下班工人很多，郑少白从两个日本卫兵面前走过时，照例按规定取下帽子给他们鞠躬——对鞠躬这事，郑少白一直不敢马虎，总怕马虎惹出麻烦，暴露偷窃的秘密。那天，郑少白也并不马虎，并没有因为帽子里藏有铜皮，就慌慌张张点头而过。郑少白是抓着帽顶的铜皮，把帽子恭顺地贴在胸前给日本门卫鞠躬的。不料，这时偏从后面挤过来一个莽撞的工友，撞着了他的胳膊肘，他胳膊一麻，手一软，帽子掉到了日本门卫脚下，铜皮一下子露了出来。日本门卫愣了，郑少白也愣了。郑少白没待门卫回过神来，转身想往厂里跑。不料，身子刚转过来，日本门卫的枪托子就砸到了他身上。

郑少白被捕了，连夜被押往阎王殿。阎王殿就是军工分厂，日本的特三科设在里面。厂里的工人只要和特三科打上了交道，不死也得脱层皮。当天夜里，郑少白就吃了苦头，特三科的几个汉奸把他双手捆着，用电葫芦吊到半空中，轮番握着皮鞭抽他，皮鞭上还沾了凉水，直抽得他死去活来两三次。他们要他招认：一共偷了多少次？郑少白咬死口说，只这一次，他只是想用这块铜皮配两把家里用的钥匙。特三科的人不信，第二天扑到他家里，想搜出足够的赃证。

幸运的是，郑少白出事的消息工友们连夜告诉了叶春兰。叶春兰也不糊涂，马上喊醒小涌、小玲，把东屋的破台钳、小熔锅全藏了起来。待得特三科的人进门翻箱倒柜时，罪证大都消失了。鬼子汉奸们搜了大半天，只搜出了一小截旧铜线，事情才没闹大。如果当时搜出了破台钳、小熔锅，估计郑少白这条小命就保不住了，日本军方没准会以破坏军工生产，反满抗日的罪名把他处决。

日本人认为这是一般的小偷小摸，关了郑少白一个月后，把他留在军工分厂继续干钳工。虽说还是钳工，自由却从此丧失了，他名义上没进监狱，实际上等于进了监狱。日本人不让郑少白回家，让他和那帮从沦陷区抓来的募集工、国民党军战俘吃住在一起。白天干活，晚上睡觉，都有大日本皇军给他们站岗。唯一区别于战俘、募集工的待遇是：厂里照发他一份工薪。隔上三两个月，还允许家里人来探望一下，送点东西。

日本人知道郑少白是个好钳工，很看中他的手艺。管理军工分厂的日本厂长曾对郑少白说过：只要他好好干，多替皇军效劳，将功赎罪，日后还是能回东方厂自由做工的。开初，郑少白还真信了，真就好好干了，可后来才发现，日本厂长是在骗他，进了这座阎王殿的，几乎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去。他要想从这里出去，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累死在这里，被日本人抬出去；再一种是，国军最终打败日本人，他作为被解放的奴隶走出去。对日本人的仇恨，因这残酷现实的压迫，日复一日地深刻起来。对安忠良先生和安先生为之效劳的那个国民政府的好感，则随之与日俱增。那时，郑少白做梦都梦见安先生和郜先生重新进入清浦。他知道安先生和郜先生都是抗日救亡团的，他们有游击队，游击队在打日本！

后来有一天夜里，是哪一天记不起了，不是1942年就是1943年，游击队的人还真的打进来了。枪声响了半夜，军工厂的围墙被炸塌了半截，七八十口子战俘、募集工趁乱逃了出去。郑少白当时正上夜班，身边有鬼子兵持枪看着，没逃成，心里却真诚地为摆脱魔掌的同胞们高兴。

叶春兰和家里人常来看他，叶春兰看一次哭一次。小玲也哭，恒仁、恒义也哭，倒是小涌大了，有点像个男子汉了，非但不哭，反而做出笑脸安慰他说：“叔，你自个儿保重就行了，别忧心我们，小鬼子的日子长不了的，我知道，刘二叔告诉我的！”后来郑少白才知道，那个刘二叔的弟弟是抗日游击队的，刘二叔曾经想把小涌送过华荧山，到游击区去干八路的。小涌犹豫了几天，最终没去，小涌自认为是个男子汉了，不能对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这么不负责任。

那年，小涌还不到十六岁，已在东方厂正式上名做了铸工。